社企流／文：Jenny Yeh
〈左右社會公平的生態密碼〉及 〈企業如何以「自然正向」思維共創環境與社會雙贏？〉文中，我們提到當生態赤字不斷累積，企業、社會及個人會承受哪些危機與挑戰。從直接的成本增加，到社會不平等加劇進而危害人類生存，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企業、社會創新組織該如何成為共創夥伴關係？台灣在這場生物多樣性危機中又有哪些機會與挑戰？社企流邀請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董事長陳瑞賓、直接跟農夫買創辦人金欣儀，以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保育企劃組簡任技正石芝菁，一起談談，如何將從到第一線的保育實踐與政策藍圖的擘劃，擘劃出一條從「避損」走向「共榮」的永續之路。
企業的永續責任轉型，回應自然的真實成本
「過去，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污染，往往是由整個社會共同承擔，而今企業應該更加負責任地承擔這些環境成本，把原本外部化成本轉為內部化，讓污染成本成為企業經營中必要的一部分。」有著近 30 年保育經驗的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董事長陳瑞賓認為，環境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長期忽略自然的真實成本。若要真正落實永續，企業必須重新計算生產、開發與消費的「全部成本」，把資源消耗與生態破壞的代價納入決策體系，從源頭改變經營思維。
「從 1971 年約 40 億人口到 2025 年增加到 80 億人口，短短半世紀間翻倍成長。」這麼多人需要居住、飲食與產業活動，勢必消耗大量自然資源，他指出，「從地球超載日的數據顯示，每年的地球超載日不斷提前，地球所能再生的自然資源，已不足以支撐我們的消耗，我們正在透支地球的自然資源。」若不在關鍵的 5 年內扭轉局勢，當生物多樣性與氣候危機將同步惡化，「屆時不只是物種消失，而是會改變水資源與糧食穩定性、增加天災與疾病風險，且最先受害的往往是原住民族、農漁民、偏鄉與弱勢族群。」
此外，面對台灣環境的脆弱性，陳瑞賓直言，台灣也無法逃避極端氣候事件帶來的威脅，從颱風強度超過百年洪範的設計標準，到暴雨、乾旱交替發生，這些災害已經超出了人類可以掌控的範圍，使得農產品減產、供應鏈斷鏈、原物料成本上漲，都是企業無法忽視的現實威脅。對此，他認為，風險評估不再是企業的附屬工作，永續轉型的本質，不是「環保加分題」，而是企業生存的基礎題，而這也正是「TNFD（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框架）」的出發點。
企業該如何提升行動的層次？在 TNFD 中可將企業行動的層次分為 3 個階段：從「避損」開始，在開發前就揭露資訊、避開生態敏感區；其次是「減損」，藉由碳足跡管理與生態補償減少負面影響；最終透過「共創價值」如支持生態農業、協力維護濕地等方式，讓企業、社區與自然共生。（同場加映：從避損到共榮，企業如何以「自然正向」思維共創環境與社會雙贏？ | 社企流| 華文界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創新主題平台 ）
從土地出發的企業永續新思維
在面對氣候變遷時，陳瑞賓坦言，另一個現實是「全球治理的失能」，面對當前全球多數政府在應對氣候與自然危機上並不積極，單靠法規合格並不能阻止污染增加；唯有重新設計生產與消費邏輯，減少整體壓力，才能真正讓自然恢復韌性。他認為，要解決問題的最根本是需要回到「土地」本身，「保護土地」是最簡單也是最根本的第一步。「土地和海洋是所有生命的根基。唯有土地能承載生態系，動植物才能存活，自然資源的復原力才會出現。」因此，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以下稱為「自然環資」），長期倡議「一坪護一坪」或「一坪換一坪」的行動：企業使用多少土地，就應相對地保護同等面積的土地。雖然看似極度簡化、卻也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也代表著企業對自然環境負責的一種態度。
從《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方向來看，前 3 項行動目標其實都與土地有關：保護優良土地、修復退化土地，讓生態系得以恢復。唯有如此，動植物才能生存，生態系才能提供自然資源與復原力，也才能進一步孕育出家庭生活、文化與產業的延續。他進一步指出，台灣的土地具有高度的自然復原力，只要給予時間與空間，許多被開墾的區域仍能自行恢復生機，陳瑞賓也呼籲，不要只守護那些被標記為「熱點」的區域，「許多看似平凡的土地，也有野生動物在居住，它們同樣值得被保護。」自然環資目前設定的目標，是守護台灣 30% 的棲地，相當於 4 個台北市的面積；也希望能引起全台 1/4 的人口共同關心環境與行動，讓保育成為全民參與的工程。
「真正的永續行動，必須從企業的本業出發。」陳瑞賓認為，企業可以從核心業務出發，將盈餘或是企業資源結合永續行動，透過創新服務、與社會創新組織合作等，來實現企業社會責任，讓影響力更擴大。例如，金融業可以透過利息減碼支持有助於生態的項目；高科技產業則應檢視原物料開採地區的環境影響，「回應本業，才是企業行動的第一環節。」
以自然為本，重新找回人與土地的連結
直接跟農夫買創辦人金欣儀則從農村現場的角度，分析生物多樣性危機與社區發展的關聯。根據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2024 年發布的台灣紅皮書，目前台灣有 193 種生物是列入滅絕到危急等級，有 1479 種維管束的植物都列入危急等級。呼應 2019 年聯合國數據，因為人類的關係，有 100 萬種的動植物可能瀕臨滅絕。面對如此嚴峻的數據，她直指出問題核心：「我認為以現在的危急程度，整體社會還可以做得更多，只有當每一個人開始改變行動，環境才有辦法改變。」
台灣正面臨生態與農村人口的雙重衰退，「台灣的農藥使用量遠遠超出安全水準，每公頃農地的施用量在 2018 年至 2024 年間波動在 13 至 17 公斤，年均農藥用量約 9 千多公噸，超過世界平均水準的 4 倍以上。」金欣儀提到，儘管台灣政府推行「農藥減半」計畫，但隨著極端氣候加劇，農民面臨的病害與蟲害越來越多，減藥工作困難重重。另一項更令人擔憂的是「農村人口的結構性危機」，台灣農夫的平均年齡是 64.4 歲，接近退休年齡 65 歲；此外，目前已有 179 個村落無新生兒出生，陷入世代斷裂；更有 1/3 的鄉鎮面臨嚴重的人口外移問題。「目前正在面臨的糧食危機是，沒有人願意生產糧食。」她坦言，農業永續、生物多樣性保護、農村振興已不是單一課題，而是環環相扣的系統性危機，只有透過政府政策支持、企業實踐責任，以及每個消費者改變行動，才能扭轉局面。
共好為核心，產地出發的永續實踐
面對這些挑戰，金欣儀從避免淨損失，到創造淨正向，分享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 4 種路徑，包括：避免自身開發影響生態、在組織邊境內復育生態、利用本業促進生態共榮，以及跨域合作促進生態復興等方式。
「讓生物找到回家的路，也讓青年找到回家的路。」金欣儀強調，真正的永續不只是環保口號，而是讓人與土地重新建立連結，讓經濟活動回到生態共存的軌道上。在直接跟農夫買的實踐經驗中，從 2010 年投入農村，透過電子商務平台與企業，透過推出永續禮盒、企業員工參與等 ESG 專案，目前已與全台超過 300 位農友合作，並獲得台積電、Amazon、星展銀行等200 多家企業支持，共同帶動十幾萬消費者參與。
為了解決農村生態環境，直接跟農夫買聚焦於減少農藥，金欣儀提到，「我們所有的生產夥伴裡面有 63% 的生產者已經不使用農藥，我們的農有夥伴已全面不使用除草劑。」由於除草劑會破壞土壤微生物菌相，影響整個生態循環，「土壤健康，植物才會健康，生物系才會健康。」除此之外，她也鼓勵農友進行生態監測，「當你先去看那些生物、喜歡它，才會想要保護它。」目前已有 4 成以上的農友參與田間生物觀察，讓農業不僅是生產糧食的行為，更是維繫生命多樣性的工作。「位於自然與都市之間，農田是很棒的綠廊帶，」她說，「每個人出一點力，生物就多一點機會回來。」
守護生態的同時也需要為農民創造穩定的生計來源，因此直接跟農夫買以合理的採購價， 與農友合作。「約 68–69% 的農民因與直接跟農夫買因合作，收入提升 1.2 倍；另有 85.3% 農友表示對於友善栽培、友善養殖、減藥栽培，與我們合作後更有信心能堅持下去。」在農村人口結構老化危機中，也看見世代轉變的機會，「在直接跟農夫買的農友群裡面現在有 70% 大概是 25 到 55 歲，30% 是二代開始逐步接班。」金欣儀認為，當土地與生態恢復活力，農業就能重新被看見，而支持農友的每一次購買，也是在讓永續從土壤長出希望。
「當社會只在意經濟成長、速度與便利，我們可能會喪失很多『人』與『生物性』。自然為本的產業可以為台灣創造不同思維，讓大家有安居樂業的機會。」藉由以自然為本的產業發展，不僅能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更能平衡台灣產業結構，實現人與自然的永續共生。
公私協力，邁向台灣的「自然正向」未來
「生物多樣性不只是環保議題，而是永續發展的根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簡任技正石芝菁道破當代永續治理的核心，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同心圓結構切入說明，強調生物圈是最基礎的層面，唯有維護穩健的生態系統，氣候才能穩定，社會與經濟的發展才得以維繫。將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政策協同推進，已是解決全球雙重危機的國際共識。
在台灣實踐自然正向的路徑上，「國土生態綠網」是關鍵的政策工具。石芝菁指出，台灣的保護區多集中於中央山脈，但人口與開發壓力卻高度集中在淺山及平原地區，導致棲地破碎化。「中央山脈像主動脈，但淺山與平原是微血管，若微血管不暢通，整個系統仍會衰弱。」她進一步說明，國土綠網的設計，正是為了修復這些劣化的生態廊道，目前全台已規劃 44 處綠網關注區與 45 條保育軸帶，「許多重要物種並非生活在高山森林，而是在與人共存的農田生態系中。」石芝菁提醒，重點不僅是劃設保護區，更在於兼顧地方的社會經濟需求。
從公開圖資到精準媒合，30x30 目標下的多元參與路徑
為了引導私部門投入，政府將國土綠網的空間圖資全面公開，以及建立「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臺」，將企業的資源直接導引至第一線的在地社區、原住民部落與農民，讓資源真正落地，並透過嚴謹的查核與成果證明機制，確保合作的品質與透明度。石芝菁指出，中小企業可善用公開圖資，作為實踐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的第一步——「定位」（Locate），精準辨識營運據點與周邊生態的關聯，進而評估風險與依賴性；大型企業則能結合核心優勢推動創新，並透過「專案媒合平臺」與在地社群結合，例如電信業可利用全國布點的基地台進行環境監測，結合 AI 或通訊技術協助生物辨識；金融業則能開發友善貸款或融資方案，引導資金流向對生物多樣性有益的產業。石芝菁舉例，光林智能公司用光學專業，設計出不影響馬祖雌光螢繁殖的燈具，成功將產業技術轉化為保育解方。
除此之外，針對《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 30X30 目標中，政府透過既有的保護區，也積極推動非傳統保護區的「保育共生地」（OECM），透過有效的經營管理能達成長期保育成果，像是都市藍綠帶、友善農田及里山社區等，都是實現人與自然共榮的最佳場域。石芝菁也鼓勵，企業從 5 個層面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包含從營運基地推動 OECM、以專業技術協助棲地改善或物種保育、開發友善金融商品或產品、支持棲地復育與友善產業，以及推動綠色消費與環境教育。這些行動不僅符合國際趨勢，也能具體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生物多樣性不是高遠的理想，而是生活的基礎。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就都應該是保育的一部分。」石芝菁期盼透過公私合作，讓台灣邁向自然正向的未來。
生態危機下的轉機，成為自然的好夥伴
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危機帶來的風險，企業應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深刻反思，到產地第一線串連人與土地的共好實踐，再到政府擘劃空間藍圖以引導公私協力，讓企業從「避損」走向「共榮」。除了迫在眉睫的監管壓力，對企業而言更是充滿開創新市場的機會。
而企業行動的起點，其實遠比想像中更加平易近人。在直接跟農夫買的經驗裡，永續不必是百萬預算的大製作；透過幾百元的員工環境教育或綠色採購，就能啟動真實而有感的改變。而這也與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一路走來秉持著，回歸自身，從理解企業與土地的關係，讓永續步伐踏得更堅定。
真正的永續，必須從企業的「本業」出發，藉以社會創新組織深耕於社群的機會重新與生態的連結，更具價值的行動在於反思：「當大家都在種樹、淨灘時，我能做什麼不一樣的事？」 無論是電信業利用基地台進行生態監測，或是金融業透過投融資引導產業轉型，將核心技術與商業模式與自然共好結合，才是創造差異化、避免漂綠的關鍵。
生物多樣性的未來，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是否願意從根本上改變。當企業的永續思維從土地出發，當消費者的每一次選擇都在為生態投票，當政府、企業與在地社群成為緊密的共創夥伴，我們才能真正扭轉生態赤字的頹勢，為台灣打造一個人與自然皆能安居樂業的「自然正向」未來。
核稿編輯：李沂霖
>> 閱讀完整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