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企流／文：Jenny Yeh
曾經被譽為「澳洲森林之肺」的昆士蘭州，有將近 86％、約逾 28 萬公頃的土地，用來擴大牧場，推土機砍伐森林及灌木林，進而導致大量無尾熊、紅鷹等生物死亡；位於南美洲的阿根廷也因為農業開發、非法伐木等讓大型原始森林快速消失，自 1998 年到 2023 年間阿根廷已失去 700 萬公頃的原始森林；無獨有偶，西非的野生動物棲息地，正受到土地侵占和非法伐木的威脅，在 2001 年至 2024 年間失去約 217 萬的樹木覆蓋面積。
但生物的消逝與人類生存的關聯在哪？我們在從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於 2024 年底發布兩項重要的研究報告可以發現，生物多樣性危機與社會經濟系統關係緊密。
在第一份《Nexus Assessment》關鍵評估中指出，目前全球超過 50% GDP（約逾 50 兆美元）高度依賴且受惠於自然生態系統，且當前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自然與生物多樣性損害，更高達每年 10-25 兆美元的隱形成本，並未納入計算；第二份《Transformative Change Assessment》報告裡，則明確提及生物多樣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其實並非環境技術或環保策略的不足，而是根植 3 大因素：其一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疏離及對自然或他群的支配、剝削態度；其二，權力和財富分配不均，弱化生態與社會正義的展現；第三，則是過度追求斷其物質、利益與個人得失思維，輕忽了自然與未來世代的福祉。（同場加映：為什麼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我們的生活有多重要？）
除此之外，報告中也特別強調，若能立即採取行動保護生物多樣性，到 2030 年可創造 10 兆美元的商業機會和 3.95 億個工作機會；但延遲保護生態行動卻要付出極高代價，這個代價是，生態保育行動每延後 10 年，投入的資金、資源成本將翻倍；而延遲氣候行動，每年則預計額外支出增加至少 5 千億美元。
生物多樣性危機如何造成社會不平等
生態系的瓦解，不僅只是環境議題、生態悲歌，更是對社會不同群體造成極度不均衡的發展影響。以下，社企流根據國際趨勢、研究報告，整理出 3 大生物多樣性喪失下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全球趨勢情形：
糧食危機加劇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與全球社會經濟息息相關，首當其衝是更是直接依賴自然資源維繫生活的人群，這群人佔全球總人口數的 70%。對於這些 57.6 億人來說，健康的生態系統是生存與經濟活動的基礎。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削弱了糧食安全，除了野生食物，如獵物、野生水果等取得減少外，基因多樣性喪失讓作物更易受到病蟲害與極端氣候侵襲；對於最貧困的家庭而言，森林在食物短缺時期提供「緩衝食物」的能力，可一旦森林消失，將大幅增加糧食短缺的風險 。除此之外，當生態系統崩壞，過度捕撈致使魚種滅絕、加劇水域污染，森林退化等問題，將會使得數百萬人失去生計。
這一切正在快速侵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與貧困、飢餓、公平等相關指標的進度。據聯合國估計，生物多樣性的負面趨勢，將阻礙永續發展目標中約 80% 與貧窮、飢餓、健康、水資源、城市、氣候行動、海洋與陸地使用相關的評估指標達成率。
危機下的經濟災難
在世界銀行的預測模型下顯示，在少數生態系功能消失下，無法為人類提供服務及需求，如蝶蜂授粉作用、森林木材或是海洋漁業匱乏等，我們將面臨最嚴重的情況是，到了 2030 年，低收入國家每年實質 GDP 將減少 10％、整體全球經濟損失約 2.7 兆美元，相當於 GDP 喪失 2.3％。僅僅消失幾項自然功能，但對於貧窮國家的經濟打擊相當劇烈，也對全球經濟造成不小的影響。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與南亞的衝擊尤為明顯，年度 GDP 分別可能下跌 9.7% 和 6.5%，但這都還是在未觸及生態崩潰的臨界點下的預測。在在凸顯，即便是少數生態功能喪失，便可能影響整體國家經濟發展，這也使得這些最貧困的經濟體要擺脫貧困、實現增長的前景變得更加困難。
弱勢族群承受不成比例的侵害
生物多樣性喪失對於社會各群體的影響極不均衡。從美國在 2024 年研究發現，2020-2100 年間環境效益（註一）的損失，將不成比例地落在非白人、低收入和城市人口身上。而這些群體往往居住在環境品質較差的區域，缺乏應對環境變化的經濟資源，且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缺乏發言權。
加劇性別不平等
生物多樣性喪失更涉及性別議題，特別女性在既有的結構性劣勢下加劇不平等情形。在許多偏遠地區、資源相對匱乏的鄉村社區裡，女性往往擔起照顧家庭的重擔，例如需要負責取水、收集薪柴等工作，當環境退化導致這些資源更加稀缺時，這也意味著她們必須走更遠、花更多時間來獲取資源，直接增加無償勞動負擔，造成「時間貧困」，也剝奪她們接受教育或從事有償工作的機會時。
婦女在農業與漁業生產中也經常扮演關鍵角色，但受到資源與權利限制，她們的生計更容易在生物多樣性降低時遭受打擊；但在這些關鍵的環境政策與決策領域中，女性長期被邊緣化，阻礙婦女參與並領導環境保育等工作。而環境惡化導致的水質糟糕、空氣污染與毒物暴露，對婦幼健康的傷害尤其劇烈。
原住民族面臨的多重危機
各地的原住民族也面臨著許多複雜的環境正義難題。全約有 25％ 的陸地位處於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中，而這些地區同時也乘載了全球約 17％ 的森林碳儲存，且這些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裡的森林砍伐率也比其他地區低了 50％。但他們卻經常被排除在環境決策之外。土地議題更是核心的關鍵問題，往往國家、企業在進行工業發展、採礦和保護項目，經常未經原住民同意情況下侵占他們的傳統領域，使得他們被迫強制遷移、搬離，更讓根植於土地的傳統文化遭受侵蝕。此外，自然環境的喪失，也會對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遭受破壞，讓這些原住民語言與文化中的環境知識流失，但這些知識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調適生態系統卻是重要的關鍵。
氣候難民的處境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產生了新的全球人口流動。 在 2023 年全球因暴雨、洪水、野火等氣候災害造成 2640 萬人流離失所，在僅僅 10 年間，已有 2.2 億人境內流離失所；據估計到 2050 年，每年將有 2 億人因氣候變化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但其實這樣的人口流動現況，來自於因著農業生態系的崩解，迫使農村居民遷徙；海洋資源枯竭摧毀沿岸社區生計、乾旱則侵蝕著牧區傳統的放牧地等，但在國際法中卻並未有「氣候難民」的法源概念，也讓這群環境難民缺乏法律保護，在災難來臨時成為無助的受害者。
生態保育與社會正義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近年來，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已成為衡量環境行動是否兼顧公平的重要框架，意指：「確保社會上的所有群體，特別是弱勢族群，都能公平地獲得發展的收益，並減輕轉型過程中的負擔，避免環境負擔不成比例地落在特定群體身上」。早在COP27（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就已經設立公正轉型工作計畫（JTWP），COP28 進一步通過執行細則，確立 5 大原則：以人為本、利害關係人參與、技術政治整合、納入國家自主貢獻（NDCs）與資金動員，南非總統氣候聯盟的範例展現了多方共治下的煤炭社區成功轉型。
原住民族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視。《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正式納入「自由、事前知情同意」原則，以保障他們的參與權。加拿大則於 2023–2024 年支援 27 個第一民族社群，推動濕地恢復、野牛復育與文化火控等自然解決方案，增強生態保育與社區自主性。
除此之外，在 2024 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六屆締約方大會（COP 16）上通過設立「卡利基金（Cali Fund）」，要求商業利用生物遺傳序列資訊的業者，將利潤中一定比例納入基金，並將至少 50％ 資金回流至原住民族與地方社區，以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永續利用，並實現效益的公平分享。
從風險管控到價值創造，企業成為生物多樣性的關鍵推手
企業與生物多樣性息息相關，全球超過一半的 GDP（約 44 兆美元）依賴健康的生態系統，因此若忽略自然資本，供應鏈、中斷原料來源、品牌信譽與投資風險都將受到嚴重影響 。此外，保護與回復自然也不是毫無利益的慈善舉動，世界經濟論壇預估，到 2030 年，每年將有 10 兆美元商機和 3.9 億就業機會來自永續行動 。
這也讓企業界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關注度急劇上升，根據 KPMG 2024 年調查顯示，自 2022 年以來，生物多樣性報告顯著增加，儘管仍落後於氣候報告，但相關投資研究機構預期 2024 年生物多樣性項目投資將增長 20%。
企業可透過多元策略實踐這個轉型，包括套用 TNFD 框架進行自然風險盤點與揭露（LEAP 方法：定位、評估、分析、準備），並與氣候揭露架構保持一致，且透過水資源管理、永續農業與森林保護計畫，積極將生態保護納入供應鏈與核心業務當中。
此外，企業也能與社會創新組織合作。憑藉著社會創新組織對地方知識與創新商業模式，讓生物多樣性保護擁有獨特能量。例如如埃及 SEKEM 在沙漠地帶推動「綠化沙漠」、哥倫比亞的 Kardianuts 採用再生農林系統支持當地生計、巴西 MapBiomas 用 AI 分析衛星影像監控亞馬遜雨林，都是生態與地方共好的典範。（同場加映：百萬物種消失警鐘響起！社會創新組織為何能成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關鍵力量？）
面對時代的多重危機，迫切的解方整合與行動實現
生物多樣性危機遠不只是一項生態議題，它根深蒂固於既有的社會結構中。環境退化往往與貧困、不平等和社會邊緣化共生互動，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但在危機中也蘊含機遇都顯示了希望的曙光。世界經濟論壇與 IPBES 2024 年報告也提到，如果不同步解決社會不平等與生物多樣性問題，環境保護努力恐將失敗。關鍵在於行動的緊迫性和方法的整合性，未來 5 年是防止不可逆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崩潰的關鍵。在人類福祉與生態健康的不可分割的關係下，並將公平正義置於永續發展的核心時，我們才能真正應對這個時代的多重危機。
此次倡議，社企流將透過專題分別從全球趨勢出發，談企業的行動指引為何、如何開啟與社會創新組織的合作，並藉由分析全球地區經典案例供台灣借鏡，在生物多樣性喪失危機下，同時兼顧生態及人權發展，持續向永續邁進。
同時，社企流也將在 9/25 舉辦「環境永續新未來：生物多樣性方舟上的社會韌性」講座，邀請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董事長 陳瑞賓、直接跟農夫買創辦人 金欣儀，以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保育企劃組簡任技正 石芝菁，現場分享如何透過跨域合作，打造企業與社區共榮的永續模式，歡迎關注永續發展的你共襄盛舉。>> 免費報名
註一：環境效益（Environmental benefits），指得是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的各種好處與功能，例如水資源、土地資源、氣候調節、文化休閒等。
參考資料
- Biodiversity（World Bank Group）
-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ransformations to Sustainability（Taylor & Francis）
- COP 16 in Cali: progress towards making peace with nature（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核稿編輯：李沂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