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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80篇）你想要怎麼樣的公園？不只塑膠溜滑梯，他們用十年打破遊戲場設計迷思
倡議家／文：劉潔謙、張世杰
還記得 10 年前，台灣公園那片千篇一律、只有「紅黃藍」三原色的塑膠遊具風景嗎？那是許多家長無奈的共同記憶，也是台灣童年被標準化、甚至貧乏化的縮影。
為了不想讓下一代，只能在橡膠地墊上度過童年，一場從公園出發、由下而上的「革命」，在全台遍地開花。10 年過去，雖然公園變美、遊具變高，但這群推動改變的媽媽與專業工作者，仍未停下腳步，因為她們發現，推倒實體的圍牆後，還有一道更無形、更艱難的高牆擋在孩子與遊戲之間。
「玩」不是小事！台灣公園革命成果讓外國遊客也驚艷
「我兒子當時三年級，下課沒有時間衝到學校遊戲場玩，即使到了也是關閉的，放學也沒有玩伴，他覺得人生很難，連玩都很麻煩。」為孩子解決「玩」這件看似微小、卻攸關成長的人生難題，成為特公盟理事長王秀娟當年一腳踏進倡議現場的關鍵。
特公盟公共遊戲場組組長鍾欣潔，因為住家附近缺乏特色公園，「那時我是全職媽媽，帶小孩只能特地跑到台北市，才找得到好玩的公園。」在 2015 年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磨石滑梯拆除事件時，帶著孩子走上街頭，與其他家庭一同喊出「拒絕公園遊具罐頭化」的訴求，後來住家附近的公園開始改造，她也從家長角色，進一步投入遊戲場的設計與討論。
一路走來，兩人親眼見證台灣的公園與校園遊戲場，從過去單調的組合式遊具，逐漸發展出融合地形、自然素材與在地特色的多元設計。
王秀娟指出，放眼國際，台灣公園免費開放、且多由政府支持建設，曾有印尼設計師驚訝地問她，「這些公園都是免費的嗎？是政府蓋給你們的嗎？」現在台灣的特色遊戲場已逐漸成為另類觀光資源，甚至吸引香港、日韓等地的外國遊客前來朝聖。
有種危險是阿公覺得危險！台灣遊戲場如何走出安全迷思？
回顧這 10 年變化，王秀娟和鍾欣潔笑著給出一個帶點保留的評價「有及格啦！」
隨著中央開始挹注經費，鼓勵各縣市提案改造公園，制式的塑膠遊具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更有設計感與挑戰性的遊戲場。然而，在這些進步背後，她們更清楚，台灣的遊戲場仍被一套熟悉的思維所困。
王秀娟指出，多數地方政府仍停留在「單點施作」的想像，也就是哪塊綠地爭取到經費，就在那邊蓋一座遊戲場，卻很少從孩子實際生活的動線、使用場景，思考整體公共空間的串連，「在商業世界，只要產品不聽使用者聲音就會被淘汰，但我們的公園卻可以活 10 幾年。」
不僅如此，公園中能讓孩子親近自然的元素，更是少之又少。像是沙坑、礫石、樹皮等鬆散素材，有助刺激孩子的感官發展，卻經常被公部門視為管理上的麻煩。舉凡石頭可能滾出去讓路人跌倒、沙坑變成流浪動物的廁所、樹皮會被偷走，高滑桿與攀爬架等設施，更常被貼上「危險」標籤，「有一種危險，叫做『阿公覺得這樣很危險』。」鍾欣潔無奈地說，往往只要一句投訴，就可能讓整組設計被迫退場。
從台灣社會的零風險迷思，到對孩子能力的信任
制度層面的限制，也同樣影響著遊戲場的樣貌。衛福部要求遊具須符合 14 項國家標準（CNS），原本立意在於保障安全，卻也無形中限縮設計的想像。王秀娟形容，「就像每次都只能出這 14 道菜，久了誰還想研發新菜色？」對公部門而言，不出事才是最安全的選擇，一旦有人受傷，究責的壓力往往讓創新的設計在萌芽前就被否決。
這樣的焦慮，其實來自社會對「安全」的高度期待。王秀娟直言，要求孩子在遊戲場「完全不能受傷」，本身就是件不合理的事。她以新加坡為例，當地的遊戲場大量融入藤蔓與自然遮蔭，入口處甚至明確標示，家長須自行承擔孩子可能受傷的風險，「那是一種對風險、也對孩子能力的信任。」
即便如此，特公盟仍選擇一條相對溫和、卻漫長的路。她們試著成為地方政府的「協助者」，把累積的經驗一點一滴帶進制度裡。而真正讓公部門鬆動的，往往不是專業報告，而是民眾最直接的回饋，「最容易說服他們的方式，就是有家長或阿公阿嬤跟他們說『謝謝你們放了這個沙坑或石頭，我的孩子、孫子超喜歡。』」王秀娟說，一句讚美，往往比什麼都有效。
「共融」成為一種限制？遊戲場設計的現實拉扯
納入自然元素與適度挑戰，是特公盟近年不斷強調的方向。王秀娟指出，許多國外的遊戲場大量運用石頭、樹枝等自然素材，相較之下，台灣的遊戲場仍習慣追求平整、可控，盡量排除所有可能被視為「風險」的元素。
但風險並非應該被完全消除，王秀娟解釋，其實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會不斷進行自我評估，「我能不能做到？我要注意什麼？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跟大人請求協助？」這些判斷能力，正是孩子成長中重要的一環，卻是台灣社會相對陌生、也較少被允許發生的學習經驗。
為孩子打造具有特色與共融性的遊戲場，一直是特公盟關注的核心，但在實務現場，發現「共融」二字往往被窄化為「無障礙」，甚至是「輪椅可達」。
鍾欣潔以無障礙溜滑梯為例，為了讓輪椅使用者也能安全進入，法規規定滑梯與無障礙坡道的比例為 1 比 12，這也意味著如果要做一座 2 公尺高的溜滑梯，光是無障礙坡道就需要 24 公尺長，「就會發現很小的公園做了無障礙坡道，可能沒空間做其他遊戲設施了。」
在腹地有限的小公園裡，為符合「共融」法規，設計師只能放棄具挑戰性的設施，結果原本希望能照顧所有人的美意，反而造成排擠效應。
近年，特公盟開始調整策略，不再主打共融，轉而倡議「分齡適能」。她們強調，真正的共融應該是「分眾」的，大公園可以旗艦化、全齡化，但鄰里小公園應該依據在地需求，提供不同難度的挑戰，讓不同年齡、不同能力的孩子，都能在城市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遊戲空間。
孩子為什麼到不了遊戲場？下個 10 年倡議「玩的時間」
事實上，即使遊戲場硬體逐步改善，但特公盟在執行兒童遊戲宣言的相關研究時，發現孩子去公園遊戲場的頻率，在升上小學後明顯下降，原因不是沒有公園，而是沒有時間，而這種「時間貧窮」現象，在進入國高中後更為惡化。
「之前一位孩子說，他上學的時間比爸爸媽媽上班時間還長，怎麼去遊戲場玩？」王秀娟轉述一位孩子的心聲，在一旁的鍾欣潔也接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傷心？」並坦言，她曾詢問高中生的女兒，青少年喜歡什麼樣的遊戲空間？結果女兒卻回說「媽媽你說這些都沒有用，不知道國高中生就是一定都要待在學校裡面？」
即便特公盟有意將倡議的觸角，延伸至青少年，為這群被遺忘的大孩子們，爭取社交與體能挑戰的空間，但現實是整個台灣社會氛圍，並不鼓勵青少年「玩」，像是在公園裡，盪鞦韆的國中生可能被視為幼稚、佔用資源，甚至遭到家長驅趕，「其實他們是想玩的，只是我們的空間有給他們嗎？」王秀娟反問道。
這也是特公盟下個 10 年最大的戰場，如果說前 10 年是為爭取「好玩的空間」，那未來的 10 年，他們要爭取的是「玩的時間」與「玩的權利」。
轉過頭來聽聽孩子的聲音，看見那些「隱形」的需求
在商場上，設計師必須精準捕捉使用者的潛在需求，有工業設計系背景的王秀娟，將「使用者研究」導入公園設計，因為在遊戲場上，孩子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隱藏著被大人誤讀的訊號。
她舉例，很常聽到大人說「滑梯不可以往上爬」，但應該反向思考，孩子為什麼想要往上爬？而孩子給出的理由是「溜滑梯比較溜，這樣往上爬代表我很厲害。」在大人眼裡的「違規使用」或「破壞公物」，但孩子逆向爬滑梯，或是從高處跳下，可能意味著現有空間，無法回應孩子對於挑戰與成就感的需求。
「這在我們使用者研究裡面，我們不視為是一個警訊，我們視為一個機會。」為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特公盟透過一場場「兒童參與式工作坊」，試圖逐步拆解孩子口中的「更高、更快、更刺激」，並轉譯成具體的遊具設計語彙。
王秀娟分享一個發生在台東案例，在一次工作坊中，有 2 位年紀較大的女孩，爬上一座水泥高台，那是現場唯一的制高點，她們不玩耍、只是靜靜地待在那裡聊天，「我問她們為什麼想在那裡待那麼久？她們說想待在小小孩不會來的地方、講悄悄話。」
這個觀察也打破大人對於「高」的單一想像，除了一般孩童都喜歡「高」，但之於青少年還有另一層意義，是社交上的隱私與界線感，這也成為公園遊戲場設計的線索之一，在一些遊戲場創造只有足夠體能的大孩子才能抵達的空間，讓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領土。
另一個發生在台北市的遊戲場改造工作坊上，一位身材高大的特殊生，在面對攀爬架時，並非像一般孩子那樣直線攻頂，而是緩慢地進行「水平移動」，原來是對高度的適應力較慢，需要透過左右移動來建立安全感，於是特公盟建議建築師將攀爬架做得更寬、更廣，而非只追求高度。
「那一場最特別的其實是，連一般學生也注意到特殊生有這樣的需要，然後把票投給這個點子。」王秀娟表示，從看到需求、到認同需求，這就是兒童參與的價值；透過這些細膩的觀察與轉譯，就像王秀娟希望的，能把討論從「什麼都不能做」，慢慢拉回到「怎麼評估風險」。
當公園遊戲場成為一種期待，從公園出發的革命未完待續
在長期推動公共遊戲場與兒童遊戲權的過程中，資源始終是一道現實門檻。王秀娟不諱言，捐款對特公盟而言，不只是經費來源，更是一種價值上的同行，「我們做的事情，很難用短期成果來證明對錯，但每一筆捐款，都代表有人相信孩子值得被聽見。」
她也分享一個捐款人故事，一位住在汐止的媽媽，每次返回屏東娘家都是一場漫長車程，孩子總是在後座因無聊而哭鬧，也因為推動特色公園後，這位媽媽的返鄉路也發生改變，「她說自從有這些好玩的公園之後，每次回娘家就是跟孩子討論路上要去玩哪幾個公園；孩子不會無聊，這趟路程也不會再這麼辛苦。」
「我們做的事情很難讓人家馬上理解；大眾捐款時候會先救急救窮，遊戲這件事優先順序沒有那麼高。」但王秀娟、鍾欣潔不約而同提到，或許募款艱難，但也堅信這份工作的價值。
在沙坑裡專注堆疊、在攀爬架上學會面對恐懼的童年，或許是任何補習班、才藝課都無法替代的生命禮物，這場從公園出發的溫柔革命，仍未完待續。
紅樹林不只有藍碳價值還能做蜂蜜！開發「水筆仔蜜」，如何共創地方與企業多贏？
倡議家／文：劉潔謙
紅樹林在全球被視為一項藍碳新解方，台灣也在 2025 年 7 月通過紅樹林植林的藍碳方法學，看好碳匯效益，但除了增加除碳量，紅樹林被寄與厚望、創造更多元價值。
為平衡保育與經濟，林保署推出「河岸紅林蜜徑共生－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水筆仔蜜生產研發計畫」，盼透過企業與社區合作，開發水筆仔蜜，作為永續與生物多樣性的典範，然而計畫自提出至今仍持續審核中，要將藍碳變成綠金，又有哪些挑戰要克服？
水筆仔蜜計劃持續醞釀中⋯⋯政府、企業、社區能創三贏嗎？
根據林保署的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台，「水筆仔蜜生產研發計畫」中提及，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棲地消失對蜜蜂的威脅，將透過企業與在地社區合作，設置 15 個蜂箱進行養蜂與環境教育，提升企業 ESG 參與，並發展具在地特色的水筆仔蜜，促進地方創生與綠色供應鏈。
計畫預定自 2025 年 9 月啟動，執行為期一年，基地涵蓋新北八里與淡水，強調野生物種永續利用與人地共存模式。然而，截至 2025 年 10 月，計畫仍處於醞釀階段，尚未正式運作。
從事養蜂業 10 年、專門生產特色蜜的晴山蜂園創辦人劉錕，已在社子島一帶投入水筆仔蜜生產約 7 年，在成為職業蜂農前，他曾在私人企業的永續相關部門服務。
他分享到，企業投入 ESG 項目時，最優先考量的是可衡量的成效與風險控管，但蜂蜜產量受天候、花期與生態影響，波動極大，對企業而言風險成本高，若無法帶來足夠媒體曝光或 ESG 效益，企業意願自然有限。
更棘手的是，在地社區缺乏專業養蜂人才，必須外聘蜂農進駐教學。劉錕直言，養蜂是高度專業的工作，「不是放幾箱蜂在那邊就可以，需要有人每周照顧。」此外，養蜂具有明顯季節性，只有特定月份能採蜜，若僅以少量方式示範養殖，其餘時間沒有產出，反讓單位成本提高，不利市場銷售。
這也反映出許多社區再造計畫的共同困境，也就是外部資金投入後，缺乏長期管理與營運人才，產業難以落地生根。對此，劉錕建議，可引入職業蜂農，或由社區與在地蜂農合作，再由政府媒合企業提供支持，結合教育與生產，以避免重複投資與形式化計畫的風險。
城市邊緣養蜂可行嗎？社子島紅樹林成蜂農夏天「追花」好去處！
水筆仔的花期落在每年 6 月中至 7 月底，比一般植物晚，而此時正逢蜜源植物稀少的季節。悶熱的天氣也讓蜜蜂需要花更多力氣採水、搧風散熱。
具昆蟲系背景的劉錕，是台灣少數擁有昆蟲專業的蜂農，他解釋，「夏天通常是蜜蜂最難養的時候，把蜜蜂移到有花的地方，即使不是為了採蜜，牠們也會生長得比較好。」且隨著花期移動蜂箱去「追花」，還能節省餵食糖水的飼料成本，成為他投入水筆仔蜜生產的原因之一。
此外，社子島紅樹林的分布形態與關渡、竹圍的大面積林相不同，而是沿著基隆河下游零散環繞社區生長，在蜜蜂飛行半徑 3 公里內的植物種類單純、其他蜜源植物較少，使得水筆仔蜜的純度更高，也因為當地水筆仔樹相對不多，少有蜂農前往採蜜，可減少與其他蜂農競爭蜜源。
不過夏天的社子島環境悶熱，蜜蜂時常一整群掛在蜂箱外散熱，不願回到蜂箱內，劉錕笑稱，「去搬蜜蜂的時候常常會被叮，也是很多痛苦的回憶。」他也透露，近年政府為防洪而進行紅樹林疏伐作業，部分樹木剷除後，連帶影響了水筆仔的蜜源供給。
在鄰近住宅、工廠林立的地方養蜂，不擔心環境汙染嗎？劉錕坦言，河道下游的汙染往往更嚴重，起初也曾擔心水源品質，但目前觀察，並未出現明顯影響，且蜜蜂會自行尋找潔淨水源，例如到蜂場附近花園的水龍頭或睡蓮盆中喝水，若環境中缺水，蜂農也可以主動提供給蜂群；另一項顧慮則是農藥風險，不過實際發現，蜂箱附近的私人菜園缺乏花源，蜜蜂通常不會飛到那裡，自然降低了接觸到農藥的危險。
水筆仔花期長卻難掌握產量，除了風味更要訴說環境故事
談起這幾年的水筆仔蜜生產成果，劉錕表示，真正收成較好的只有其中 2 年，其餘時間大多歉收。他無奈笑說，養蜂就像在登山一樣，過程很辛苦、容易受天氣因素影響，而收成不如預期的時候，就彷彿好不容易終於登頂，卻什麼景色都看不見。
雖然水筆仔花期長達 5 至 6 週，幾乎是一般植物的 2 倍，但他發現，6 月幾乎都沒有蜜，往往要等到 7 月 10 日前後才會陸續產出，因此他帶蜂進場的時間也越來越晚。由於水筆仔的蜜量少，難以掌握採不到蜜的原因，他只能將水筆仔蜜視為輔助蜜源，而非主要採收主力。
至於水筆仔蜜究竟是什麼味道？恐怕沒有單一答案。劉錕說到，多數消費者對荔枝蜜、龍眼蜜等風味熟悉度較高，而特色蜜市場相對小眾。因此，他在銷售水筆仔蜜時，會特別強調風味特性、生產過程與環境故事，讓消費者理解其特殊性與價值。
劉錕推測，水筆仔蜜風味差異，可能與其本身香氣較淡，或是在採蜜過程中混入其他花蜜有關。蜜蜂為了營養均衡，不會只停留在單一蜜源，而是採集多種花蜜，也可能飛出紅樹林範圍採蜜，不同來源的蜜混合後才形成最終風味，若其中某種蜜的風味較強烈，就會蓋過其他花蜜，也因此不同蜂農生產的水筆仔蜜，味道基調都不大相同，呈現地域差異。
沒人了解水筆仔蜜的 DNA⋯⋯台灣特色蜜缺乏系統性「風味資料庫」！
水筆仔蜜風味難以一致的問題，也讓劉錕困擾許久。他解釋，蜂蜜若要使用單一植物命名，蜜源就必須主要採自該植物，並具備該蜜源的感官、理化與微觀等特性，也就是人的五感、可測量的數據，以及透過顯微鏡觀察的特徵，這些都是判定蜂蜜來源的重要依據。（同場加映：新鮮蜂蜜怎麼來？B 型企業還給蜜蜂健康生長的環境，同時又能永續獲利）
然而，目前國內在品質檢驗上缺乏完善法規與研究基礎，多半仍以感官判定為主。劉錕直言，包括水筆仔蜜在內的許多特色蜜，都沒有系統性的研究，缺少科學分析進一步界定風味，「養蜂到現在，我發現產業內很多地方都是空白的。」儘管國內已有 CNS 1305 國家標準，但分類僅有「蜂蜜」與「龍眼蜂蜜」兩項，對蜜種的辨識與價值呈現仍相當侷限。
他認為，政府應投入資源，協助進行花粉 DNA 鑑定與化學成分分析，建立蜂蜜風味與來源的科學資料庫，才能進一步提升產業可信度與市場認同。
從水筆仔蜜的例子可見，紅樹林不僅承載藍碳價值，也蘊含生態與產業潛能，但要讓這份潛能落地，仍需要政府、企業與蜂農共同投入，讓制度、研究與實務同步跟上，土地的價值才有機會真正被看見。
花 500 年分解的尿布，真菌只要 9 個月？看美國新創如何翻轉污染危機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美國的新創公司 Hiro Technologies，宣稱開發出革命性的尿布分解技術，利用真菌微生物，在 9 個月內將尿布完全降解，相較於傳統尿布需要 300 至 500 年才能在垃圾掩埋場分解，這項突破性技術可望大幅改善育兒與長照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同場加映：改善一次性尿布造成的污染！美公司推出尿布訂閱制，歡迎使用者用畢「寄回」做堆肥）
每分鐘 30 萬片⋯⋯海量尿布將淹沒地球？
根據統計，平均每個嬰兒在完成如廁訓練前會使用約 4 千至 6 千片尿布，即使少子化成為全球趨勢，但伴隨人口結構高齡化，成人尿布市場也在持續成長。
聯合國的報導指出，全球每分鐘約有超過 30 萬片尿布被焚燒、送往垃圾掩埋場或流入自然環境中。而尿布在垃圾掩埋場中需要長達 3 百年至 5 百年的時間才能完全分解，原因是尿布的成分相當複雜，包括多種塑膠、木漿、黏膠、彈性纖維、棉花和吸水凝膠。
此外，尿布被丟棄時，裡面包裹著人類糞便。如果在處理前不將糞便從尿布中取出，糞便可能滲入地下水中，間接污染當地水源和生態系統。
從垃圾變堆肥！尿布在 9 個月內轉化為土壤？
不過，美國德州的新創公司 Hiro Technologies 想到了一個解方。他們推出「真菌消化尿布（MycoDigestible Diapers）」，每片尿布都另附一個小包裝，內有大自然的分解者——真菌。
這款尿布使用的特殊真菌，會釋放一種可分解塑膠中「碳鍵」的酶，有效地降解塑膠後，尿布將完全轉化為無害的有機物質，重新融入環境中。
家長只需在丟棄髒尿布前，將真菌包放入尿布中，尿液和糞便中的水分會激活真菌，並在 1 至 2 週後開始進行生物降解，原本需要數百年才能分解的垃圾，在短短 9 個月內就轉化為類似土壤的堆肥物質，與傳統尿布相比，分解時間減少了 97%。
創新技術能克服價格與安全問題嗎？
不過伴隨而來的是較高的價錢，Hiro 目前在網路上販售的尿布組合為訂閱制，每週售價 35 美元（約新台幣 1082 元），相較於傳統尿布每週花費 15 至 25 美元的價格，明顯貴出許多。
尿布又是新生兒家庭最大的常態性支出之一，在孩子使用尿布的期間，總花費通常高達 2 千至 3 千美元。
除價錢外，Hiro 也尚未發布任何有關真菌包的安全數據，像是皮膚敏感的接觸風險、使用的真菌種類，以及防止意外攝入的處理規範。
儘管科學家早在 2011 年就已發現能分解塑膠的真菌，但這項技術一直侷限於實驗室中，MycoDigestibleb 是第一個率先開發出商業化，且可常溫儲存的真菌，為當前龐大的垃圾處理提供一條新的仿生解決方案。
參考資料：
COP30 引發爭議？巴西推可再生燃料增 4 倍，專家評：恐成高碳排陷阱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今年的氣候峰會、COP30 於 11 月 10 日至 21 日在巴西舉行，而根據主辦國巴西宣布的「可再生燃料倡議」（也被稱作「貝倫 4x」），提議各國在未來 10 年內，將可再生燃料的使用量提升至 2024 年的 4 倍，但此提案卻引發環保專家嚴重質疑。
COP30 其一倡議：可再生燃料增加 4 倍？
可再生燃料的類型多元，其中包含生質燃料，而根據《衛報》報導，巴西作為全球第 2 大的乙醇生產國，在報告中主張由農作物、有機廢棄物製成的生質燃料能夠取代化石燃料，且對氣候與環境具有正面效益。
不過巴西外交部發言人澄清，「巴西並非提議各國將生質燃料增加 4 倍。而是呼籲各國將可再生燃料的生產與使用量增加 4 倍——包括碳中和燃料、沼氣、生質燃料、氫氣及其衍生物。」
發言人進一步解釋，提議的 4 倍增長是全球目標，並非期望各國個別達成 4 倍增長，此目標是基於國際能源總署（IEA）發布的報告制定。
巴西官方表示，可再生燃料要符合永續標準，除了必須在整個生命週期內維持低碳排，同時也需符合生物多樣性、水資源管理及社會保障等標準，而這都已經整合至相關倡議文件中。
再生≠永續？生質燃料碳排竟高於化石燃料
然而，環保專家與倡議者對此卻提出強烈質疑。根據歐洲潔淨能源 NGO「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簡稱 T&E）」10 月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由於大規模種植生質燃料的原料，導致許多地區的森林砍伐量增加，原本多樣化的物種生態被單一栽培取代，可用於糧食生產的土地也跟著減少，在多重因素影響下，生質燃料的碳排量比化石燃料高出 16%。（同場加映：能源轉型的全球困境：每分鐘仍有上千萬美元補貼化石燃料？）
該報告也發現：
- 到 2030 年，耕作生質燃料作物將需要佔用 5200 萬公頃的土地（約是台灣面積的 15 倍）
- 全球 1/5 的植物油被用於汽車燃料而非食用
- 汽車使用生質燃料，每行駛 100 公里就需要消耗 3 千公升的水資源
- 太陽能板僅需使用生質燃料 3% 的土地面積，就能產生相同的能量
這些數據凸顯生質燃料在資源運用效率上嚴重不足，也讓外界質疑 COP30 主辦方巴西的提案可行性與永續性。
環保組織批評計畫本末倒置，恐危及糧食安全
環保組織 350.org 的政策與倡議副主任 Andreas Sieber 表示，「儘管巴西對生質燃料的支持可能部分出於善意，但將『可再生燃料』與再生能源等同視之是錯誤的。」
Sieber 進一步指出，可再生燃料往往被誇大其氣候效益，反而加劇糧食不安全問題，且種植玉米、大豆與甘蔗等單一作物，更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他特別警告，義大利、日本、印度等國已經響應巴西生質燃料的倡議，如果是為了工業發展或政治因素而採納這種論述，「這不是氣候領導力，而是轉移注意力」。（同場加映：廢棄物太多怎麼辦？隆順綠科技利用大數據，把廢棄物變成低碳再生燃料）
T&E 的生質燃料倡議者 Cian Delaney 也表達擔憂，「如果在不清除更多土地的前提下，各國承諾達成目標，這將對氣候、生態系統和糧食安全造成毀滅性影響。」
參考資料
百年難題有解！塑膠、保麗龍分解，靠這種小蟲就搞定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一項最新的研究顯示，經過長期適應訓練的「黃粉蟲（mealworms）」，其腸道細菌竟能將塑膠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特別是廣泛用於包裝和食品容器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且不會有塑膠微粒殘留的問題，為日益增加的塑膠廢棄物提供新的突破契機。
環境的挑戰⋯⋯保麗龍難回收還容易微粒化
聚苯乙烯是全球產量第 5 大的塑膠物，因其優異的延展性、耐用性和低成本而被廣泛使用，常被用來製作泡沫塑膠製品，發泡的聚苯乙烯即是我們俗稱的「保麗龍」。
由於其密度低、容易碎成小塊，幾乎無法被回收再利用，也無法被降解，而是分解成塑膠微粒，在生態系中持續存在幾個世紀。
不過，對我們來說是有害的廢棄物，對黃粉蟲來說卻是美味的食物。一個裝有數百萬隻黃粉蟲的容器，每年可分解 1 噸的聚苯乙烯泡沫塑膠，在自然界中，則需要分解超過 500 年。
蟲蟲吃保麗龍？黃粉蟲另類的食物來源
「黃粉蟲（mealworms）」是一種黑甲蟲（Tenebrio molitor）的幼蟲。在幼蟲階段，黃粉蟲以穀物、植物和各種有機物為食。
塞爾維亞的貝爾格勒生物研究所（Belgrade's Institute for Biology）首席研究員 Larisa Ilijin 在接受《德國之聲》受訪時説，「就像人體內有細菌幫助我們消化食物一樣，黃粉蟲身上也有同樣的系統。」
儘管這些幼蟲天生能吃各種有機物質，但仍需要經過特殊訓練才能有效消化塑膠製品。Ilijin 花了 3 年的時間，才培養出存在於黃粉蟲幼蟲體內、具有較強分解能力的共生菌，所以一般市面上買得到的黃粉蟲，並不具相同效果。
「經過長期適應的幼蟲已能夠生物降解塑膠，並展現出極高的效率。」她指出，這個棲息在黃粉蟲腸道內的共生菌能將塑膠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且研究未發現任何微塑膠殘留在幼蟲體內或糞便中。
蟲蟲新商機！黃粉蟲充滿商業化前景
黃粉蟲本身擁有豐富的蛋白質與營養價值，像是 Omega 3、Omega 6，在食用昆蟲市場也充滿潛力。「這等於有一個非常封閉的系統，可以將廢物當作食物，這可以被視為零浪費。」Ilijin 補充說明。
而貝爾格勒生物研究所已將培養成功的黃粉蟲提供給塞爾維亞的貝琳達動物公司（Belinda Animals）進行大量繁殖。
公司負責人 Boris Vasiljev 表示，「分解 1 公斤聚苯乙烯泡沫塑膠時，黃粉蟲僅排放 1 至 2 克二氧化碳，但如果是焚燒，則會產生 3.96 公斤碳排放，汙染幾乎是 4 千倍。」這個數據清楚展現了生物降解技術的巨大優勢。
入歐的解方？黃粉蟲有可能幫助塞爾維亞達成願望
事實上，塞爾維亞作為積極爭取加入歐盟的候選國，廢棄物管理卻遲遲未達標。
由於缺乏適當管制，塞爾維亞有超過 84% 的廢棄物最終都進入垃圾掩埋場，掩埋場充斥著塑膠、紙板、紙張和有機廢物。該國目前的市政垃圾回收率僅 15%，家庭垃圾的回收率更是不足 2%，都遠低於歐盟設定的 55% 標準。
對塞爾維亞而言，尋求符合歐盟廢棄物處理標準的解決方案，以滿足入歐的環保要求是當務之急。
但 Ilijin 也指出，黃粉蟲的使用仍處於起步階段，塞爾維亞還需要制定相關法規，允許昆蟲產品在動物飼料市場使用與販售，因此完善法規將是推動這項技術商業化的關鍵要素。
參考資料：
不靠太陽、不等風，那該靠什麼發電？全球第二座滲透壓發電廠在日本啟用！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日本福岡縣在今年 8 月初正式啟用全國首座海水滲透壓發電廠，同時也是世界上第 2 座，滲透壓是指利用海水與淡水之間的鹽度差異來產生電力，預計每年可產生約 88 萬度的電力，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 Ali Altaee 博士表示，這相當於可以供應約 220 個日本家庭 1 年的用電。
不受天候影響！滲透壓的發電原理是什麼？
與其他再生能源相比，滲透壓發電技術具有獨特優勢，能夠不分晝夜持續運作，不受風力、天候或其他外在條件影響，僅需透過海水和淡水之間的化學電位差能，就能提供穩定的電力來源。（同場加映：聯合國最新報告：全球再生能源轉型已跨入「正向臨界點」）
滲透壓發電，也被稱為鹽度差發電，當水穿過半透膜時，會從濃度較低的溶液流向濃度較高的溶液，試圖平衡兩側的濃度差異。想像一個被薄膜垂直分隔的杯子，一側裝載鹽水，另一側裝載純淨水，由於鹽分本身無法穿過薄膜，水分會自然流向鹹水一側進行稀釋。
滲透壓發電廠正是運用這個原理，在特殊薄膜的兩側分別放置淡水與海水，並對海水施加輕微壓力。當水分流向鹹水一側時，會增加加壓溶液的體積，進而利用此壓力變化產生能量。
在福岡發電廠，淡水（或處理過的廢水）與海水被放置在薄膜的兩側，當海水那一側的壓力增加且鹽度降低時，部分水流會被導引通過連接發電機的渦輪機，並產生電力。
清潔電力、資源循環利用的理念也是福岡發電廠最大的獨創之處。該發電廠使用 2 種「廢水」進行發電，包含海水淡化廠去除淡水後所剩餘的廢棄滷水，以及水資源處理廠排放的廢水。
技術有瓶頸？滲透壓發電存在能耗問題
全球第 1 座滲透壓發電廠建於 2023 年，在丹麥北方的城鎮 Mariager。儘管滲透壓發電的概念簡單，要擴大規模卻有重重挑戰。
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 Sandra Kentish 教授指出，「雖然鹽水與淡水混合時會釋放能量，但在將兩種水流泵入發電廠以及薄膜摩擦損耗的過程中，會損耗大量能量，這意味著可獲得的淨能量相當有限。」
她認為，儘管充滿挑戰，福岡的發電廠仍有所突破，與丹麥相比，兩者運轉容量幾乎相同，但福岡的規模卻比丹麥的更大。
再生能源新星！滲透壓發電有望成為全球新選擇
隨著薄膜與泵浦技術的進步，Kentish 教授認為這些問題正逐漸獲得改善。她特別指出，福岡發電廠使用的原料，是鹽分濃度 8% 的濃縮海水，比普通海水（3.5%）的鹽分濃度多 2 倍以上，由於鹽濃度差異較大，因此能夠產生更多可利用的能源。
福岡地方水道局提到，未來目標是利用普通海水（濃度約 3.5%）發電，因為地球上約 97.5% 的水是海水，如果能將普通海水發電投入實際應用，預計將成為一項全新且普及的脫碳技術。根據山梨大學於 2025 年發表的研究指出，如果能將全球的海水滲透壓全部轉化為電能，將產生超過 1 太瓦的電力，相當於全球電力需求的 20%。
Kentish 教授與 Altaee 博士也認為，福岡發電廠進一步證明了滲透壓技術，有潛力用於大規模能源生產，為未來在更多地區推廣滲透壓發電技術奠定良好的基礎，並有望成為全球再生能源發展的新選擇。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