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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85篇）山海間的料理人——生態廚師不只會做菜，還要用菜單翻轉糧食危機
倡議家／文：劉潔謙
台灣是一座地形多樣的島嶼，小小的土地承載著超過 2300 萬人的一日三餐。然而，攤開農業部最新的《糧食供需年報》，2024 年以熱量計算的糧食自給率僅 30.7％，意味著我們每天吃下肚的食物，近 7 成仰賴國外供應。
當農漁業在整體經濟結構中逐漸邊緣化，土地與餐桌的距離愈來愈遠，人們對食物來源的理解也日益薄弱，一個高度依賴外來供應的社會，究竟該如何「永續」？這樣的發展真的健康嗎？
誰是土地與消費者的關鍵橋梁？與廚師攜手串連產地與餐桌
吳秀娟與馬愛雲思考的，正是這個問題。2018 年，兩人發起一場公民行動，成立「台灣生態飲食設計中心」，培育「生態廚師」，試圖從飲食與農業重新連結人與土地。她們陪伴兒童、廚師與農民，在教育現場、產地與餐桌之間搭起橋梁，一點一滴重建人與土地的關係。
9 年來，台灣生態飲食設計中心已培育 222 位「生態廚師」，不過在眾多職業中，為什麼偏偏挑中廚師？答案意外地相當務實。
兩個人、四隻手，要推動一場永續革命並不容易，在她們希望有限的人力下，創造最大的改變。馬愛雲解釋，廚師每天接觸來自各行各業、8 歲到 80 歲的消費者，而一位廚師的改變，不只是改變一道料理，而是能帶動整間餐廳、影響消費者對食物的理解；另一方面，廚師每天做出的採購選擇，也直接牽動農林漁牧的生產方向。也因此在她們眼中，廚師成了串連土地、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鍵角色。
令人意外的是，生態廚師的培訓課程完全免費，只需填寫報名表通過篩選。吳秀娟笑說，早期不少人回傳的報名表上，對於為什麼要來參加生態廚師課程、上完課後希望有什麼貢獻，兩題幾乎都是空白，因為多數人根本還不清楚生態廚師在做些什麼，但團隊來者不拒，「連我要教什麼都不知道，就願意花 5 天來上課，我們其實很感謝。」
但到了即將開辦的第 15 期培訓，情況已完全不同，開放報名 24 小時內即額滿，報名表上也不再有欄位被空下，甚至有人附上完整計畫書，「還加頁、還延伸，像論文一樣。」吳秀娟笑說，寫報名表只是成為進入生態廚師最基本的一步。
生態廚師培訓不教廚藝，反而上山下海學習環境教育
但生態廚師究竟是什麼？對吳秀娟與馬愛雲而言，答案遠不只是使用在地食材、支持友善農業，還必須先通過一連串的完整的環境教育，理解整個農漁業與生態系統的運作。
因此培訓課程不教廚藝，而是帶著廚師們走進森林、平原、海洋，直接前往產地向農漁民學習，重新認識食材背後的生產系統。吳秀娟強調，課程主題之所以橫跨山海，是因為台灣的環境從森林、平原到海洋，所有生態與環境都相互連動，「根本切不開。」（同場加映：以料理走進山林、平原與海洋，用一頓飯重新認識台灣）
但隨著舊生持續進修，新舊學員之間的知識落差逐漸浮現，為了讓往後的行動能順利推進，吳秀娟透露，即將展開的第 15 期課程，將有別於過去聚焦單一環境的設計，整合高山、平原與海洋 3 大場域、長達 10 天的學習。她坦言，這是一個成本極高的決定，但若不改變，新生與舊生將難以共事。
而課程真正帶來的改變，是當廚師真正走進產地後，親自看見食材不只是食材，還承載了人與環境的重量。
例如彰化芳苑潮間帶周邊大量架設風機後，貝類與蚵的生長受到衝擊，漁民最大的競爭對手不再是其他漁船，而是綠能政策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南投賽德克族的一座農場裡，農場主人除了耕作，還肩負部落族人的生計與文化傳承。
馬愛雲觀察，許多廚師在產地聽見這些故事後開始反思，「他們會發覺我如此幸運，我只要好好把餐做好，我就是一個能夠協助農民的人。」這更進一步改變了農民與廚師過去單純的買賣關係，轉而成為有革命情感、互相支持的夥伴，即使農場產量有限，農民也願意想辦法滿足廚師的需求。
拒絕義煮的兒童公民教育，從幸福餐會走入日常生意
事實上，團隊並不要求生態廚師的餐廳一開始就全面使用友善耕作食材，馬愛雲說，「哪怕一開始只有 1%，我們都支持。」但更重要的是願意持續走進產地、走進校園學習與分享，因此每位接受培訓的生態廚師都有一本「學習護照」，記錄自己是第幾期學員、累積了多少產地學習與進入校園服務的時數。
廚師進到校園並不是來「義煮」而是共學，「如果廚師用『義煮』兩個字描述，那就表示他還沒有真正進入生態廚師的身分。」馬愛雲直言，「我們進入到校園其實不是做食農教育，要推動的是兒童公民教育，食農教育只是方法。」孩子透過廚師認識土地與食物，廚師則藉由一次次與孩子對話，練習說出土地的故事，也培養下一代與土地的關係。（同場加映：從食農教育到永續農業，那些用「吃」教會我們的事）
馬愛雲進一步解釋，「生態」除了指生態環境，另一層意義是「生命態度」，意味著如何重新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農漁民、消費者、工作夥伴，甚至是自己與家人，「真正的生態廚師，是透過食材在料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吳秀娟則強調，打從計畫開始，兒童、廚師與農民就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而是一起學習、一起成長，農民教廚師認識土地，廚師陪伴孩子理解食物，而孩子的回饋，又反過來影響了廚師，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被看見與尊重。
9 年間，這場公民運動已歷經 3 個不同階段發展。從第一階段把「食材變教材」透過產地學習建立基礎認知，擴大農民、廚師與學童的共同參與；第二階段則從 2022 年開始，讓「教材回到餐桌」，將課程內容轉化為餐會形式，誕生一年一度的「幸福島嶼餐會」，這場兩人口中的「國宴」，是一場國土永續宴席，而廚師與農漁民在其中共同練習調整生產與供應節奏。
如今，第三階段即將展開，準備讓「教案走向生意」，永續不再停留於期間限定餐會，而是進入常態菜單，成為日常的飲食選擇，吳秀娟不諱言，這是最困難的一步。為了降低轉型風險，團隊也讓廚師先從每日限量販售開始，逐步建立穩定供應與市場溝通能力。
讓整個台灣成為一間餐廳！終極藍圖：建立跨領域支持系網絡
對兩人而言，生態廚師的培訓，堪稱一場從餐桌出發的「國土守護計畫」。當每天吃進身體的食物，都來自土地的生產結果，那麼每一餐，其實都是一場與國土資源的競爭。
吳秀娟形容，一天之中，餐桌每 4 小時就重新開戰一次，而這場「戰場」，同時也是土地如何被使用的現場。在這樣的循環裡，餐飲業與農漁業共同決定了國土將被如何使用，因此生態廚師教育最終指向的，是對台灣的重新認識。
不過多年下來，馬愛雲也發現，選擇支持友善、有機食材的廚師比例逐年增加，這正是這場公民運動邁向成功的證明，「我們從來不是要把我們支持的農友的事業做大，而是希望這個農場的核心價值被更多人看見。」
台灣生態飲食設計中心的最終目標，是希望整個台灣成為一座農場、成為一間餐廳，但真正困難的，不是產業轉型，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農漁產品供需穩定時，市場各自競爭；但一旦某個環節出現變動，是否能形成跨領域的支持系統，才是永續能否成立的關鍵。
吳秀娟最後強調，「如果農業遇到困難，全台灣的生態廚師應該能被視為同一個系統，透過聯合採購與協作來支持產地；而當餐飲業推動永續料理時，農民也能成為後端的支撐力量。」
在她們的想像中，台灣的農業與餐飲業不只是供應與消費的關係，而是一張互相支撐的網絡。當餐桌不再只是消費的終點，而是連結土地的起點，我們才能一口一口，把人、生態、土地重新吃回來。
把玩水辦成一間學校！台東帆船學校，帶孩子從活水湖航向離島
倡議家／文：劉潔謙
台東森林公園旁、鄰近卑南溪出海口的活水湖，近年是不少在地人戲水消暑的去處，這座碧綠色人工湖的中央，一艘艘揚起風帆的小船隨風前行，孩子們在教練指導下學習掌舵、航行，而一旁岸邊正是西班牙籍教練小飛打造的「台東帆船學校」基地。
「帆船運動跟其他運動有一點不一樣，你面對的是大自然。當然可以跟其他人比賽，但實際上是你跟大自然的比賽。」8 年來，小飛在台東帶著一批又一批孩子走進活水湖、走向大海，從學習駕馭一艘船開始，重新認識風、水與海洋，也在每次航行中建立與海洋的連結。
小島四面環海卻沒有帆船基地，他落腳台東從零打造帆船學校
帆船運動多半集中在春、夏季進行，來台定居以前，小飛像是一隻候鳥，隨著季節變化在南北半球、不同國家之間遷徙，擔任帆船教練。2015 年，在朋友介紹下，他第一次來到台灣，沒想到跑遍港口都找不到理想中的帆船基地，「當時覺得好特別喔，一個四面環海的小島，卻沒有一個地方在經營帆船俱樂部。」
小飛在台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都蘭開設一間咖啡店，同時用借來的一艘舊帆船，帶民眾體驗。但比起讓客人「拍照打卡」的觀光行程，他更想教孩子們學習如何操作，從事紮實的帆船教學。於是，他向家鄉的朋友們募集了二手帆船與裝備，一批批運到台灣，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教學系統。
直到隨著學員口耳相傳，帆船課程逐漸累積口碑，小飛才決定把興趣認真經營成一間學校，「我也沒有想到會做到這個規模。」
跨越黑潮航向離島，帆船讓孩子學會責任感
3 年前，帆船學校的孩子們第一次揚帆航向蘭嶼，今年夏天，小飛與團隊教練則帶著孩子們兩度跨越黑潮，再次前往蘭嶼與綠島。從活水湖到外海，孩子們的航程愈走愈遠，而每一次出發，也都是一次成長練習。
小飛說，活水湖是封閉水域，沒有浪與潮汐，但一旦出海，團隊就是一個共同體，任何一名成員的狀況都可能牽動整趟航程。漫長的航行過程中，孩子們必須學習分配休息時間、輪班值守，也要在充滿變數的海上維持團隊士氣。
這些經驗真正訓練的，除了風向判讀或操帆技巧，更重要的是孩子面對變化時的穩定度與責任感。 「我要把孩子帶去海上，不只是他的技術要到位，他的個性、心情還要夠穩重，可以去克服海上遇到的變化，風大時要注意調整風帆，風很小的時候要有耐心，也要對自己的裝備負責任。」如果孩子不願意花心力維護自己的器材，就算技術再好，他寧可不帶對方出海。
而孩子們回到本島或家鄉後，往往會興奮地向同儕分享自己「搭帆船去離島」的經驗，讓人覺得原來這件事並沒有想像中那樣遙不可及。甚至曾有一名學生跟著隊伍抵達蘭嶼後，回家告訴媽媽「蘭嶼好棒」，一家人後來竟決定搬到蘭嶼生活。這讓帆船學校與蘭嶼之間有了更緊密的連結，每次航行往返，當地都有熟悉的學生與家長接應。
討論南島卻遠離海洋？水域活動的政策落差與保守管理成枷鎖
「我覺得海洋教育是每一天都在海上，除非有颱風，或是其他不好的狀況。」小飛也提到，台東近年積極推動南島文化，而南島文化與海洋之間有著深厚連結，「所以你不能討論南島，卻沒有討論海洋。」更重要的是，如果連一般民眾都不被允許親近水域，要如何發展海洋文化？
然而，這些年在推廣帆船運動的過程中，卻也一次次碰上水域管理的限制與矛盾。
每次出發到離島之前，帆船學校都必須向海巡署申報人數與航程，部分海巡人員基於安全考量，還會在孩子出海前於岸邊反覆提醒風險，原本就對第一次出海感到緊張的孩子，反而因此更加不安，「有時候也會讓我們有在犯罪的感覺」。
即使是在封閉水域的活水湖也要依規定申請使用，一般民眾只能在長 50 公尺、寬 25 公尺的安全戲水區內戲水，其餘水域必須事前透過公司或協會，向政府提出保險、人數或活動許可，經過一連串公文往返才能從事水上活動。
小飛直言，「不只是在活水湖，這在全台灣都是這樣子。」即使帆船學校依規定完成申請，現場管理人員仍時常提醒不能游泳、不要游得太遠，卻未能提出明確的規範依據。
在小飛看來，政府不同單位之間對於海洋活動的態度也存在落差，有些單位支持海洋教育與親水活動，卻沒有實際的管理權限，而真正握有水域管理權的單位，態度卻往往相對保守，也成為推動海洋教育的難題。
小飛曾走訪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尼、帛琉等地，在他觀察的經驗中，台灣的水域管理格外嚴格。以他的家鄉西班牙為例，民眾出海、開船到其他小島，並不需要向任何單位一一報備，安全與風險由個人承擔，「就像開車或爬山一樣」。
家長反對、長輩不諒解...帆船學校用經驗累積突破偏見
另一個挑戰，來自社會對水域根深蒂固的危險想像，小飛甚至認為，這比制度規範更難鬆動。他觀察，台灣社會普遍預設海洋是危險的，從家庭到學校都對孩子反覆強調水域風險，久而久之，玩水反而像是一種叛逆或反主流的選擇。
這樣的觀念，有時甚至延伸到從事海洋教育的工作者身上。小飛曾遇過團隊教練的家人反對他投入這份工作，也有家長不希望孩子參與帆船活動的照片被長輩看見，擔心照片引來責備。
不過，小飛也強調，還是有不少老師、校長願意一步步嘗試，從先帶孩子到活水湖一天開始，再逐漸延伸到海邊，累積孩子、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信任，當孩子回家分享經驗、家長看見孩子的改變，再由一個家庭傳到另一個家庭，讓參與過的人自己成為最有力的說服者，觀念才有機會慢慢鬆動，「政府管制就是要有人願意改就改，但是社會的這些習慣會通過一代、兩代的養成，不同的生活習慣，才會有真正的變化。」
從離島連結到跨國交流，打造營利與公益並行的永續模式
多年下來，這套海洋教育模式逐漸在地方累積一股正向循環能量。今年暑假，教練團隊中，就有 3 人是當年跟著小飛學帆船的學生，如今他們換上教練身份，重新回到活水湖與帆船學校，將經驗傳給下一代的孩子。小飛甚至期待，未來這樣的比例能持續增加，「甚至有一天全部都是由教過的學生來教這個學校。」
而為了讓更多不同家庭經濟背景的台東孩子，都有機會接觸帆船，小飛與夥伴也成立非營利的「台東縣體育會帆船委員會」，與在地學校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將帆船學校的部分獲利挹注其中，支持無法負擔課程費用的孩子。目前平均每 20 名學員，就會保留 1 至 2 個免費名額，「我一直到現在還是會保持這個熱情，你們要上課，我們就來想辦法。」
營利與非營利並行，對小飛而言，是讓帆船學校得以長久運作的模式，「如果我完全做營利，會變成一個俱樂部的概念，但感覺給很多台東、部落的孩子關上一扇門。」若完全依靠非營利模式，又勢必仰賴政府經費或外部捐款，「我覺得一直要靠人給我錢，才可以做事情，不是一條永續發展的路。」
而隨著孩子們逐漸長大，小飛希望提供的海洋連結也能繼續向外延伸，展開跨國交流。他透露，下一步計畫尋找贊助與經費，在今年 10 月帶著孩子前往帛琉，與當地帆船學校互動，也期待未來能邀請帛琉的孩子來到台東。
近年，帆船學校的夏令營活動也開始出現來自日本、泰國、香港、韓國等地的家庭，孩子們隨父母來台旅行，順道加入帆船課程。這些看似微小的交流，讓台東的孩子有機會透過帆船，打開認識世界的窗。
從一個人在活水湖邊借船教學，到如今串起台東的學校、家庭與離島社群，甚至延伸至跨國交流，小飛花了 8 年時間，一點一滴搭起一個以帆船為媒介的海洋教育網絡，也讓他心中「健康強壯的海洋文化」藍圖，逐漸長成具體的模樣。
當塵封黑膠遇上 AI，舒米恩率團隊打造原民文化新入口
倡議家／文：劉潔謙
台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聚落的廣場上方，銀白色流蘇隨風飄動，縫隙間透出藍天，像海浪在天空翻湧，也像是人們對台東的想像。
走進一旁 2026 台東博覽會「凹！你是有的」展區，霓虹燈管、鐵架與黑網交錯，搭配音樂與幽默語彙，將原住民族文化的當代樣貌呈現在觀眾眼前。由音樂人舒米恩領軍的米大創意，攜手台灣設計師連線團隊，試圖從日常生活出發，翻轉大眾對原住民族文化的既定想像。
霓虹燈與黑網、幽默與當代生活，打造原民文化新入口
台東，全台原住民人口比例最高、族群組成最多元的縣市，然而圖騰、傳統服飾與祭典文化等大眾熟悉的文化符號，並不足以涵蓋這片土地多元而持續變動的原住民族文化與生命力。「原民一定要穿原住民的傳統衣服嗎？」在舒米恩看來，當代原住民族文化不應只被框限在傳統服飾、祭典或圖騰之中，那些看似平凡、甚至帶著幽默感的生活經驗，同樣是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台東人的生活底蘊。
不過，看到展覽名稱「凹！你是有的」，仍讓人不禁好奇，到底「有什麼」？米大創意成員努儂・布海解釋，「凹！」是一個帶有驚嘆、肯定意味的語氣詞，「你是有的」則是將英文「You've got it」直譯成中文的詼諧說法。這種乍聽之下無厘頭、沒有邏輯的語句，其實源自他們面對社會壓力、心情鬱悶時，所使用的黑色幽默與自我調侃，「但我們不是要傳達原民天生幽默，而是一種當代的生活。」
傳統文化固然重要，是原住民族延續至今的根基，但族人並非天天都在舉辦祭典，更多時候，他們與所有人一樣，生活在當下，因此「當代性」也成為貫穿整檔展覽的核心。
「而且誰說原民的東西不能用鐵架、黑網、霓虹燈呈現？」努儂・布海笑說，當熟悉的生活語彙被放進展場，不少族人反而第一眼就產生連結，甚至笑說可以在這裡擺張桌子、喝點小酒。
「我想要把這個展當成一個入口，觀眾進來以後，會想去理解醫療、食物，或了解我們的文物、物質文化、傳說故事、音樂，我覺得這樣我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籌備過程中，舒米恩還曾反問團隊，如果要做一場資料完整、脈絡深厚的原民歷史展，「為什麼不直接去隔壁的史前文化博物館看就好了？」
塵封黑膠遇上 AI！「圍火」互動翻轉傳統老歌謠
舒米恩最擅長的「音樂」，最終成為串起整個展覽的核心語言。一方面，音樂呼應台東博覽會的主視覺，一顆造型如驚嘆號的熱氣球。舒米恩認為，驚嘆號本身就是「一個有聲音的東西」。
另一方面，臺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聚落內，收藏許多早期原住民音樂的珍貴黑膠母帶。對舒米恩而言，這些聲音被保存下來，不只是為了收藏，更重要的是能再次被聽見，延續它們存在的意義。於是，他開始思考如何透過科技創新，讓塵封在黑膠裡的聲音重新被喚醒，走進當代生活。
展場裡的大型 AI 音樂互動裝置應運而生，圓形的空間就像原住民族圍火聚會。團隊以 AI 重新編曲，加上 AI 人聲演唱早期黑膠歌曲，並將音樂拆解成不同聲部與樂器音效，民眾只要按壓圓柱形展桌不同象限位置，就能自由加入聲音元素，創造獨特的音樂組合，在熟悉又陌生的樂曲中，重新感受傳統原住民族音樂的魅力。
不過，從一張塵封的黑膠唱片，到一件能與觀眾互動的 AI 音樂裝置，過程並沒有想像容易。如何保存原始音樂的文化脈絡，又讓AI重新編曲後的聲音不只是「科技展示」，保留音樂本身的文化意義，同時讓觀眾玩得有趣，也成為團隊在製作過程中反覆摸索的技術與策展挑戰。
AI 會說族語嗎？團隊從「視覺」開始克服技術挑戰
相較於技術已相對成熟的影像互動，聲音互動仍是較少被深入開發的領域，製作難度也更高。
舒米恩坦言，開發初期，開發團隊曾把「聲音」與「音樂」的互動邏輯畫上等號，事實上兩者本質截然不同，「音樂的時間性是不能對調順序的。」一段旋律必須按照時間推進，從頭走尾過才能成立，不像單純的聲音，可以任意拆解、拼接。
這也意味著，互動裝置必須解決一個難題，也就是讓觀眾在任何時間點踏入展區，都能聽見流暢的音樂。團隊後來換個角度思考，「我們後來用視覺的概念去拆解音樂，視覺上有不同象限，用這個去對應音樂分軌。但是音樂的分軌是沒有方向性的，那就看什麼象限有什麼音樂。」舒米恩說。
團隊進一步將音樂拆分為現代音樂常見的節奏、低音、和弦、Solo 等不同聲部，讓觀眾從不同方位觸碰裝置，都能加入相應的音樂元素，感受聲音層次隨著互動逐步變化。「就像圍火的時候，你唱一句、他唱一句，雖然是同一首歌，但還是會有些變化。」原本抽象的音樂互動，也因此與原住民族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
另一個難題，來自 AI 對原住民族語言的辨識能力有限，羅馬拼音經常被誤判為印尼語或西班牙語，就連阿美族語中特有的喉音，也難以透過現有技術精準呈現。舒米恩說，「唱腔其實也是一種美學，不是只有旋律而已。」團隊只能反覆調整，讓AI的發音盡可能貼近原文。
身為專業音樂人，舒米恩對每個音樂細節自然有自己的堅持，而在這場橫跨文化、音樂與科技的製作過程中，台灣設計師連線的邱乾珉笑稱，自己在當中扮演「踩煞車」的角色。
「老實說，在它沒有到現場安裝之前，我們都不確定它到底是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個 Working 的狀態。」邱乾珉笑說。直到展前布置完成、實際試營運的那一刻，這場從老黑膠、原住民族音樂一路走向 AI 的實驗，才終於真正落地，也讓團隊懸著許久的心，終於放了下來，「我很常跟人家說展覽時間到就會發生了，不要擔心。」
7 大族群都不能少！直球回應文化轉譯難題
至於如何在有限的展場空間裡，梳理與轉譯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保存，以及與其他南島國家交流等龐雜內容，成為團隊必須面對的難題。且當展覽試圖以更自由、更生活化的方式呈現時，另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也隨之浮現，究竟要呈現哪個族群的當代？如何讓台東 7 個原住民族群都被看見？
展覽期間，曾有在地原民觀眾反映，展場中的內容與呈現方式「一看就知道很多都是阿美族的」。但這並非團隊刻意偏重單一族群，只是在既有的眾多黑膠歌曲中，目前僅有 10 首完成深度、完整的田野調查資料，且幾乎都是阿美族歌曲。
團隊最後選擇以另一種方式回應，他們在展場設置一面地圖牆，羅列出台東 187 個部落的名稱，讓每個群體都能在展場中留下一席位置。台灣設計師連線團隊另一位成員林孟頡說，「不管是文化轉譯或族群平衡，這是我們在策展設計上一個直接的做法，我不知道會不會太暴力，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最直接讓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做法。」
而文化轉譯的責任，也延伸至展覽文字的細節上，在一次文案討論中，努儂・布海提醒，國際原住民族研究脈絡裡，「Tribe」、「Village」、「Community」3 個英文詞彙各自帶有不同意涵，若對應台灣原住民族的發展脈絡，「Community」是相對精準的用詞。
細微的詞彙差異，背後牽涉了不同的歷史脈絡與觀看視角，也讓不熟悉原住民族研究的林孟頡當下捏了一把冷汗，「還好他有發現，因為我真的不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從 0 開始炒出一盤好菜，延伸文化推廣新可能
邱乾珉說，整個策展過程就像是在炒菜，所有團隊各自帶著不同的期待與需求進場，然後「炒出一盤最好吃的菜」。在這道菜裡，AI 互動裝置就像最後灑上的調味料，為整場展覽添上意料之外的驚喜。他也強調，這次展覽也不只是將縣府單位原有的業務成果重新整理、展示，「這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而觀眾對地圖牆、常見野菜與植物翻牌等互動設計的熱烈反應，也讓團隊開始思考展覽之外的其他可能。努儂・布海說，不少觀眾看完後詢問「你們是要做大富翁嗎？要做桌遊嗎？」他也將這些回饋帶回給原民處，作為未來執行文化推廣的參考。
林孟頡則分享，展覽籌備接近尾聲時，他曾前往長濱，與當地一名移居者聊起在地生活。對方坦言，自己雖然已在當地生活多年，卻刻意減少與部落族人的互動，其中牽涉了生活作息與文化差異等因素。這與林孟頡過去幾個月在策展過程中感受到的氛圍有些落差，也讓他重新思考，未來在試圖理解、轉譯特定族群的文化時，可以站在更客觀的角度，避免因身處特定位置，而忽略另一部分的視角。
雖然展覽無法取代真實生活裡的相處，更不可能涵蓋一個族群所有複雜、多元且持續變動的文化經驗。但「凹！你是有的」仍試圖提供一個入口，讓不同背景的人願意靠近彼此，重新看見他人的日常生活與文化。而這個入口又能在展覽之外延伸出哪些新的連結，也令人期待。
防災士集合！安全不能外包，社區如何成為災難下的第一道防線？
文：倡議家
2025 年 9 月 23 日下午，花蓮馬太鞍溪上游的巨型堰塞湖，在強颱「樺加沙」外圍環流帶來的豪雨中溢流潰壩，滾滾洪水挾帶大量泥沙傾瀉而下，瞬間吞沒光復鄉、鳳林鎮等下游聚落。
這場近年罕見的重大災害造成 19 人死亡、5 人失聯、157 人受傷，逾千戶民宅、農田與基礎設施被淤泥掩埋，馬太鞍部落更首當其衝。災後溪床抬升、河道改道，地貌劇變，重建之路顯得漫長而艱鉅。雖然「鏟子超人」從全台各地自發前往支援，扛著鏟子投入清淤行列，然而這股民間力量的湧現，卻也反映出地方災防體系在極端氣候衝擊下的應變不足。
零傷亡是奇蹟？從馬太鞍事件看防災士如何織起基層安全網
身兼內政部防災士基本講師的鄭琬宣於今年 1 月親自前往馬太鞍部落探訪。她形容，事發半年至今，現場仍是一望無際的泥沙，清淤工程持續進行卻進展有限，「那裡沒有 3、5 年絕對不可能復原。」
事實上，馬太鞍事件凸顯地方災防體系的許多盲點，以及在極端氣候日益頻繁的當下，台灣地方災防系統與社會韌性之間，仍存在明顯落差。鄭琬宣直言，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若完全仰賴政府往往來不及回應災區即時需求，真正關鍵的是個人與社區的自救能力。
她也觀察到，馬太鞍堰塞湖災害中零傷亡的大馬村，正因村長具有社區防災經驗，也具備防災士背景，足以迅速辨識風險、果斷啟動疏散與應變。
那麼，防災士的存在究竟有多重要？鄭琬宣指出，防災士的核心目標在於「災前準備、災中應變，以及協助災後復原」。其精神在於先自救、再互助，從個人擴及家庭與社區，由下而上補強地方防災計畫，織起一張緊密的安全網。其職能看似與民防有所重疊，但啟動與指揮體系不同，災防由內政部消防署主責，民防則屬警政體系。角色分工雖各有歸屬，但目的皆在提升社會整體韌性。
此外，防災士的角色十分明確，包含認知自身所處環境的風險，以及在風險情境下清楚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訓練內容涵蓋災害風險辨識、居家安全檢視、謠言辨識與取得正確災情資訊，以及 CPR、包紮等基本救護技能。鄭琬宣透露，消防署近年在防災士救護課程中更特別強調止血帶使用，可見訓練內容正因應實際需求調整。
高齡社區的脆弱與轉機，日本「福祉避難所」讓弱勢在避難中保有尊嚴
不過像馬太鞍這樣高齡化原住民社區的居民，在災防的起跑點上就相對弱勢。鄭琬宣分析，年長者身心機能退化、行動不便，有些慢性病患者更須長期服藥，加上退休後與社會脫節、孤獨感加劇，學習與資訊吸收能力也相對下降，「從風險評估的危害度、暴露度、脆弱度來看，年長者暴露在環境風險加劇的地方，加上本身的耐受力下降，脆弱度就提升了。」
因此鄭琬宣決定要在災後為當地居民舉辦免費防災士課程，「讓居民能夠有這方面的意識再次提升，不單單是他們這一區，還包含周遭的社區。我覺得做防災最重要是主動、自動自發，如果等著別人來救就太慢了。」
而高齡化也意味著需要輔具與協助的人口比例更高，一旦緊急撤離，往往顯得格外無助，相較之下，環境災害相近的日本，其避難收容制度就提供了良好借鏡。鄭琬宣解釋，日本在發布預防性警戒時，會提早讓避難弱勢優先撤離，由村里長主動通知，而非被動等待。
例如日本設有專為高齡者、孕婦、嬰幼兒、身心障礙人士所規劃的「福祉避難所」，提供滿足特殊需求的避難空間；另有介於初期緊急避難所與與福祉避難所之間的「1.5次避難所」，為不符合福利庇護所資格的避難者設立第二避難中心，並提供較完善的衛生或醫療設施。
鄭琬宣在馬太鞍也看到民間團體協助搭建的「全齡友善浴室」，裡頭加裝扶手與防滑安全措施，正是回應高齡需求的務實作法。但她坦言，台灣偏鄉資源有限，若無鄰里網絡互助，很難補齊資源缺口。（同場加映：愛的生存演練：為家中長輩設計的防災行動錦囊）
強化鄰里支援，地方「防災協作中心」將上路！
事實上，早在 2018 年，內政部消防署於「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中，便正式宣導「韌性社區」認證制度，強調社區須具備災害容受力，以及快速反應與回復能力。申請認證的社區必須達到一定防災士人數門檻。包含一星 10 位防災士、二星 20 位（含 5 位進階防災士）、三星 30 位（含 10 位進階防災士，並成立臺灣民間自主緊急應變隊 T-CERT），金門縣、連江縣及澎湖縣申請一星標章則需 6 名以上防災士。
制度設計本意在於提升社區自主防災能力，然而推行至今成效相當有限。全台 7752 個村里中，僅有 251 個通過韌性社區認證，其中一星 202 個、二星 48 個。
不僅如此，制度門檻與人口結構也有落差。鄭琬宣進一步指出，多數社區實際投入防災工作的居民，多為退休長者，然而規範要求 T-CERT 成員平均年齡須在 60 歲以下，對高齡社區極不友善，曾有居民反映，「我 65 歲退休，四肢健全、行動力很好，為什麼要把我排除在外？」
台灣一方面希望強化基層韌性，一方面卻在制度細節上排除了最願意投入的群體。如何在安全標準與人口現實之間取得平衡，讓高齡社區也能真正參與並受益，將是未來韌性政策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
鄭琬宣透露，為了整合人力資源、後勤物資分配、災情彙整與避難收容開設，政府規劃推動地方成立「防災協作中心」，讓鄰近沒有受災的地方協助災區。該中心由公所主任秘書擔任中心主任，納入防災士、NGO 組織、替代役等民間力量參與，功能上如同地方的小型指揮中心，一方面強化鄰里互助與跨社區支援，另一方面也讓民眾前往協助救災時，有明確報到與安全管控機制，避免資源重複或指揮混亂。
防災士人數突破 10 萬，但「心理韌性」仍有缺口
但令人欣慰的是，若以防災士人數來看，台灣的成長幅度相當顯著。至 2025 年底，全台防災士已突破 10 萬人；對比鄰近的日本約 1.24 億人口，擁有 35 萬名防災士，比例上並不遜色。鄭琬宣肯定地說，「民眾的自主性提高了。」而這股轉變，來自風險意識的提升。
鄭琬宣觀察，防災士學習模式已從過去的被動動員，轉為主動參與，環境風險升高、區域衝突加劇，迫使民眾開始思考如何自保，以及該事先做好哪些準備，就連課堂上的學員，也非常專注，實作時間討論熱烈，也不在乎課堂之間有沒有準時下課，「這些自發性而來的，學習力完全不一樣！」
她強調，防災教育最重要的並非單靠理論，而是實作與經驗累積，唯有親身演練、反覆操作，才能在真正臨災時不致慌亂，縮短反應時間。
她認為下一步關鍵缺口是強化心理韌性，災害發生當下的反應速度、是否能從驚嚇中迅速回神，以及災後如何調適創傷與壓力，都是韌性的一部分。這些內容目前尚未完整納入防災士正式課程，但她認為，隨著災害型態複雜化與社會壓力升高，心理準備與情境想定訓練，將會是下一階段防災教育的重要方向。
全社會韌性時代來臨，下一步要讓防災走入日常
除了制度改革與防災培訓，鄭琬宣更強調一個核心觀念，災防必須走入生活。與其讓避難包躺在櫃子裡積灰塵，不如讓防災用品成為日常的一部分，例如許多防災食品與登山食品的食用與保存方式相似，就能交互使用，平常散步時也能順便熟悉避難路線，避難包裡的小型急救包，也可以在日常處理小傷口時使用，而不是等到災難來臨才拆封。（同場加映：過年圍爐聊什麼？聊聊「現代化的安太歲」，把防災變成餐桌上的安心話題）
她觀察到，每逢重大天災後，避難包銷量與討論度都會大幅成長，但多數用品最終因未曾使用而過期失效。這種一次性準備無法真正提升韌性，唯有讓防災用品進入日常流通，讓技能變成生活習慣，才能避免落入形式化。
台灣正朝國防、消防、民防、災防的「四防合一」整體運作與全社會韌性發展。儘管目前仍採「災因管理」模式，也就是將不同類型災害由不同部會負責管理與指揮，但透過實地演練與跨部門協作強化整合能力。她對此保持樂觀，至少在公民參與程度與防災士人數比例上，已看見社會動能的提升。
在極端氣候日益頻繁的時代，馬太鞍事件是一場對全社會韌性的提醒。鄭琬宣最後強調，「安全要靠自己。」從個人風險意識出發，延伸至家庭互助、社區合作，再到制度整合，唯有層層串連，當下一次災害來臨時，才能應變得更快，也更從容地面對挑戰。
全球首款「木質滑鼠」問世！廢木漿變電路板，碳排直減一半
倡議家／編譯：王宏展
全球每年有超過 5 千萬公噸電子廢棄物，且數量年年持續攀升，其中難以回收的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更是造成環境隱憂。不過瑞士研究團隊成功以木材製作可生物降解電路板，效能不輸傳統材料，還進一步設計出可堆肥回收的滑鼠，為電子業永續發展帶來關鍵突破。
傳統電路板回收陷困境，每年釀 5 千萬噸電子廢棄物
現代生活中，無論是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或電動牙刷，幾乎所有電子產品都仰賴印刷電路板運作。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綠色薄板，負責串聯裝置內部所有電子零件，是科技產品不可或缺的核心元件。
然而，這項高科技產業的關鍵元件，卻隱藏龐大的環境代價。根據多項國際統計，全球每年產生超過 5 千萬公噸電子廢棄物，主要來源之一，即為難以回收的塑膠與複合材料。
目前市面上的印刷電路板原料通常為玻璃纖維強化環氧樹脂（fiber-reinforced epoxy resin），這種由玻璃纖維與石化原料製成的塑膠，組合而成的複合材質，材質堅固且耐熱，能滿足電子產品長時間運作的需求。
而當印刷電路板進入汰換階段，回收問題將變得相當棘手。不論是直接送進垃圾掩埋場，或是透過高溫焚燒以提取金屬，過程都對環境造成污染、衝擊勞工健康與安全，也讓銅、金等珍貴資源再過程中白白流失。（同場加映：「當電子垃圾扔進掩埋場時，污染就開始了」這個國家用立法和社會企業力量，從根本解決問題）
廢木漿變高科技！瑞士團隊開發木質電路板，效能不輸傳統 PCB
為了解決廢棄物問題，瑞士聯邦材料科學與技術實驗室（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pa）的研究團隊，日前開發出一種由木材製成的可生物降解 PCB 板，並將這項全新的電路板解方研究成果發表於《Scientific Reports》。
木材主要由纖維素與木質素構成，前者形成植物細胞壁的纖維結構，後者則像天然膠水，負責將纖維緊密結合。
瑞士 Empa 團隊與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合作，開發以木材廢漿中的木質纖維素奈米纖維製成可生物降解印刷電路板。研究員 Thomas Geiger 指出，團隊將含纖維素與木質素的廢料加水研磨成糊狀後高壓脫水，使纖維緊密結合成堅固薄板，其強度與導熱、導電表現接近傳統PCB板，且可噴墨印刷精密電路。
全球首款可堆肥滑鼠問世！木質電路板減少 5 成碳排
不過研究團隊也坦言，新材料在防水防潮性能上，仍略遜於傳統 PC B板。由於濕氣會影響電路穩定性，未來量產前仍需透過塗層或材料改良以改善性能，才能全面應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Thomas Geiger 強調，材料仍需保有一定吸水性，否則微生物無法生長，將失去生物降解特性。
為驗證木質電路板的可行性，團隊與奧地利的 PROFACTOR GmbH 合作，打造了一款使用木質電路板的電腦滑鼠，在生質電路板上印刷導電線路並組裝元件，成功製作滑鼠與 RFID 裝置，外殼則以木質顆粒與生物塑膠 3D 列印製成。
最令人驚豔的是，這款滑鼠的產品壽命結束後，可直接進行堆肥分解，Thomas Geiger 指出，許多電子產品僅使用數年即遭淘汰，未必需要可以存在數百年的材料。團隊未來將持續提升材料強度、維持可分解特性，推動產業應用與更多示範產品開發。
目前全球僅約 17% 的電子廢棄物進入正式回收系統，其餘的電子垃圾往往最終流入非正規回收點或垃圾掩埋場，其中的有毒金屬和塑膠會滲入土壤和水體。
Empa 指出，若木質電路板技術成熟並大規模導入，將可大幅降低電子產品的環境足跡，根據初步生命周期評估，生產過程產生的碳排放量，也可能比傳統 PCB 減少超過 50%。目前已有多家歐洲電子業者主動洽詢，若資金與產業鏈到位，小規模生產有望在未來數年內展開，為全球電子產業的永續轉型寫下新里程碑。
你想要怎麼樣的公園？不只塑膠溜滑梯，他們用十年打破遊戲場設計迷思
倡議家／文：劉潔謙、張世杰
還記得 10 年前，台灣公園那片千篇一律、只有「紅黃藍」三原色的塑膠遊具風景嗎？那是許多家長無奈的共同記憶，也是台灣童年被標準化、甚至貧乏化的縮影。
為了不想讓下一代，只能在橡膠地墊上度過童年，一場從公園出發、由下而上的「革命」，在全台遍地開花。10 年過去，雖然公園變美、遊具變高，但這群推動改變的媽媽與專業工作者，仍未停下腳步，因為她們發現，推倒實體的圍牆後，還有一道更無形、更艱難的高牆擋在孩子與遊戲之間。
「玩」不是小事！台灣公園革命成果讓外國遊客也驚艷
「我兒子當時三年級，下課沒有時間衝到學校遊戲場玩，即使到了也是關閉的，放學也沒有玩伴，他覺得人生很難，連玩都很麻煩。」為孩子解決「玩」這件看似微小、卻攸關成長的人生難題，成為特公盟理事長王秀娟當年一腳踏進倡議現場的關鍵。
特公盟公共遊戲場組組長鍾欣潔，因為住家附近缺乏特色公園，「那時我是全職媽媽，帶小孩只能特地跑到台北市，才找得到好玩的公園。」在 2015 年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磨石滑梯拆除事件時，帶著孩子走上街頭，與其他家庭一同喊出「拒絕公園遊具罐頭化」的訴求，後來住家附近的公園開始改造，她也從家長角色，進一步投入遊戲場的設計與討論。
一路走來，兩人親眼見證台灣的公園與校園遊戲場，從過去單調的組合式遊具，逐漸發展出融合地形、自然素材與在地特色的多元設計。
王秀娟指出，放眼國際，台灣公園免費開放、且多由政府支持建設，曾有印尼設計師驚訝地問她，「這些公園都是免費的嗎？是政府蓋給你們的嗎？」現在台灣的特色遊戲場已逐漸成為另類觀光資源，甚至吸引香港、日韓等地的外國遊客前來朝聖。
有種危險是阿公覺得危險！台灣遊戲場如何走出安全迷思？
回顧這 10 年變化，王秀娟和鍾欣潔笑著給出一個帶點保留的評價「有及格啦！」
隨著中央開始挹注經費，鼓勵各縣市提案改造公園，制式的塑膠遊具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更有設計感與挑戰性的遊戲場。然而，在這些進步背後，她們更清楚，台灣的遊戲場仍被一套熟悉的思維所困。
王秀娟指出，多數地方政府仍停留在「單點施作」的想像，也就是哪塊綠地爭取到經費，就在那邊蓋一座遊戲場，卻很少從孩子實際生活的動線、使用場景，思考整體公共空間的串連，「在商業世界，只要產品不聽使用者聲音就會被淘汰，但我們的公園卻可以活 10 幾年。」
不僅如此，公園中能讓孩子親近自然的元素，更是少之又少。像是沙坑、礫石、樹皮等鬆散素材，有助刺激孩子的感官發展，卻經常被公部門視為管理上的麻煩。舉凡石頭可能滾出去讓路人跌倒、沙坑變成流浪動物的廁所、樹皮會被偷走，高滑桿與攀爬架等設施，更常被貼上「危險」標籤，「有一種危險，叫做『阿公覺得這樣很危險』。」鍾欣潔無奈地說，往往只要一句投訴，就可能讓整組設計被迫退場。
從台灣社會的零風險迷思，到對孩子能力的信任
制度層面的限制，也同樣影響著遊戲場的樣貌。衛福部要求遊具須符合 14 項國家標準（CNS），原本立意在於保障安全，卻也無形中限縮設計的想像。王秀娟形容，「就像每次都只能出這 14 道菜，久了誰還想研發新菜色？」對公部門而言，不出事才是最安全的選擇，一旦有人受傷，究責的壓力往往讓創新的設計在萌芽前就被否決。
這樣的焦慮，其實來自社會對「安全」的高度期待。王秀娟直言，要求孩子在遊戲場「完全不能受傷」，本身就是件不合理的事。她以新加坡為例，當地的遊戲場大量融入藤蔓與自然遮蔭，入口處甚至明確標示，家長須自行承擔孩子可能受傷的風險，「那是一種對風險、也對孩子能力的信任。」
即便如此，特公盟仍選擇一條相對溫和、卻漫長的路。她們試著成為地方政府的「協助者」，把累積的經驗一點一滴帶進制度裡。而真正讓公部門鬆動的，往往不是專業報告，而是民眾最直接的回饋，「最容易說服他們的方式，就是有家長或阿公阿嬤跟他們說『謝謝你們放了這個沙坑或石頭，我的孩子、孫子超喜歡。』」王秀娟說，一句讚美，往往比什麼都有效。
「共融」成為一種限制？遊戲場設計的現實拉扯
納入自然元素與適度挑戰，是特公盟近年不斷強調的方向。王秀娟指出，許多國外的遊戲場大量運用石頭、樹枝等自然素材，相較之下，台灣的遊戲場仍習慣追求平整、可控，盡量排除所有可能被視為「風險」的元素。
但風險並非應該被完全消除，王秀娟解釋，其實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會不斷進行自我評估，「我能不能做到？我要注意什麼？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跟大人請求協助？」這些判斷能力，正是孩子成長中重要的一環，卻是台灣社會相對陌生、也較少被允許發生的學習經驗。
為孩子打造具有特色與共融性的遊戲場，一直是特公盟關注的核心，但在實務現場，發現「共融」二字往往被窄化為「無障礙」，甚至是「輪椅可達」。
鍾欣潔以無障礙溜滑梯為例，為了讓輪椅使用者也能安全進入，法規規定滑梯與無障礙坡道的比例為 1 比 12，這也意味著如果要做一座 2 公尺高的溜滑梯，光是無障礙坡道就需要 24 公尺長，「就會發現很小的公園做了無障礙坡道，可能沒空間做其他遊戲設施了。」
在腹地有限的小公園裡，為符合「共融」法規，設計師只能放棄具挑戰性的設施，結果原本希望能照顧所有人的美意，反而造成排擠效應。
近年，特公盟開始調整策略，不再主打共融，轉而倡議「分齡適能」。她們強調，真正的共融應該是「分眾」的，大公園可以旗艦化、全齡化，但鄰里小公園應該依據在地需求，提供不同難度的挑戰，讓不同年齡、不同能力的孩子，都能在城市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遊戲空間。
孩子為什麼到不了遊戲場？下個 10 年倡議「玩的時間」
事實上，即使遊戲場硬體逐步改善，但特公盟在執行兒童遊戲宣言的相關研究時，發現孩子去公園遊戲場的頻率，在升上小學後明顯下降，原因不是沒有公園，而是沒有時間，而這種「時間貧窮」現象，在進入國高中後更為惡化。
「之前一位孩子說，他上學的時間比爸爸媽媽上班時間還長，怎麼去遊戲場玩？」王秀娟轉述一位孩子的心聲，在一旁的鍾欣潔也接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傷心？」並坦言，她曾詢問高中生的女兒，青少年喜歡什麼樣的遊戲空間？結果女兒卻回說「媽媽你說這些都沒有用，不知道國高中生就是一定都要待在學校裡面？」
即便特公盟有意將倡議的觸角，延伸至青少年，為這群被遺忘的大孩子們，爭取社交與體能挑戰的空間，但現實是整個台灣社會氛圍，並不鼓勵青少年「玩」，像是在公園裡，盪鞦韆的國中生可能被視為幼稚、佔用資源，甚至遭到家長驅趕，「其實他們是想玩的，只是我們的空間有給他們嗎？」王秀娟反問道。
這也是特公盟下個 10 年最大的戰場，如果說前 10 年是為爭取「好玩的空間」，那未來的 10 年，他們要爭取的是「玩的時間」與「玩的權利」。
轉過頭來聽聽孩子的聲音，看見那些「隱形」的需求
在商場上，設計師必須精準捕捉使用者的潛在需求，有工業設計系背景的王秀娟，將「使用者研究」導入公園設計，因為在遊戲場上，孩子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隱藏著被大人誤讀的訊號。
她舉例，很常聽到大人說「滑梯不可以往上爬」，但應該反向思考，孩子為什麼想要往上爬？而孩子給出的理由是「溜滑梯比較溜，這樣往上爬代表我很厲害。」在大人眼裡的「違規使用」或「破壞公物」，但孩子逆向爬滑梯，或是從高處跳下，可能意味著現有空間，無法回應孩子對於挑戰與成就感的需求。
「這在我們使用者研究裡面，我們不視為是一個警訊，我們視為一個機會。」為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特公盟透過一場場「兒童參與式工作坊」，試圖逐步拆解孩子口中的「更高、更快、更刺激」，並轉譯成具體的遊具設計語彙。
王秀娟分享一個發生在台東案例，在一次工作坊中，有 2 位年紀較大的女孩，爬上一座水泥高台，那是現場唯一的制高點，她們不玩耍、只是靜靜地待在那裡聊天，「我問她們為什麼想在那裡待那麼久？她們說想待在小小孩不會來的地方、講悄悄話。」
這個觀察也打破大人對於「高」的單一想像，除了一般孩童都喜歡「高」，但之於青少年還有另一層意義，是社交上的隱私與界線感，這也成為公園遊戲場設計的線索之一，在一些遊戲場創造只有足夠體能的大孩子才能抵達的空間，讓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領土。
另一個發生在台北市的遊戲場改造工作坊上，一位身材高大的特殊生，在面對攀爬架時，並非像一般孩子那樣直線攻頂，而是緩慢地進行「水平移動」，原來是對高度的適應力較慢，需要透過左右移動來建立安全感，於是特公盟建議建築師將攀爬架做得更寬、更廣，而非只追求高度。
「那一場最特別的其實是，連一般學生也注意到特殊生有這樣的需要，然後把票投給這個點子。」王秀娟表示，從看到需求、到認同需求，這就是兒童參與的價值；透過這些細膩的觀察與轉譯，就像王秀娟希望的，能把討論從「什麼都不能做」，慢慢拉回到「怎麼評估風險」。
當公園遊戲場成為一種期待，從公園出發的革命未完待續
在長期推動公共遊戲場與兒童遊戲權的過程中，資源始終是一道現實門檻。王秀娟不諱言，捐款對特公盟而言，不只是經費來源，更是一種價值上的同行，「我們做的事情，很難用短期成果來證明對錯，但每一筆捐款，都代表有人相信孩子值得被聽見。」
她也分享一個捐款人故事，一位住在汐止的媽媽，每次返回屏東娘家都是一場漫長車程，孩子總是在後座因無聊而哭鬧，也因為推動特色公園後，這位媽媽的返鄉路也發生改變，「她說自從有這些好玩的公園之後，每次回娘家就是跟孩子討論路上要去玩哪幾個公園；孩子不會無聊，這趟路程也不會再這麼辛苦。」
「我們做的事情很難讓人家馬上理解；大眾捐款時候會先救急救窮，遊戲這件事優先順序沒有那麼高。」但王秀娟、鍾欣潔不約而同提到，或許募款艱難，但也堅信這份工作的價值。
在沙坑裡專注堆疊、在攀爬架上學會面對恐懼的童年，或許是任何補習班、才藝課都無法替代的生命禮物，這場從公園出發的溫柔革命，仍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