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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社會責任，不是企業的事，也非政府之責。人人「+1」行動一點點，從《倡議家》到「倡議家們」，就能快轉台灣，讓社會變好多一點！
專欄文章
（77篇）COP30 引發爭議？巴西推可再生燃料增 4 倍，專家評：恐成高碳排陷阱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今年的氣候峰會、COP30 於 11 月 10 日至 21 日在巴西舉行，而根據主辦國巴西宣布的「可再生燃料倡議」（也被稱作「貝倫 4x」），提議各國在未來 10 年內，將可再生燃料的使用量提升至 2024 年的 4 倍，但此提案卻引發環保專家嚴重質疑。
COP30 其一倡議：可再生燃料增加 4 倍？
可再生燃料的類型多元，其中包含生質燃料，而根據《衛報》報導，巴西作為全球第 2 大的乙醇生產國，在報告中主張由農作物、有機廢棄物製成的生質燃料能夠取代化石燃料，且對氣候與環境具有正面效益。
不過巴西外交部發言人澄清，「巴西並非提議各國將生質燃料增加 4 倍。而是呼籲各國將可再生燃料的生產與使用量增加 4 倍——包括碳中和燃料、沼氣、生質燃料、氫氣及其衍生物。」
發言人進一步解釋，提議的 4 倍增長是全球目標，並非期望各國個別達成 4 倍增長，此目標是基於國際能源總署（IEA）發布的報告制定。
巴西官方表示，可再生燃料要符合永續標準，除了必須在整個生命週期內維持低碳排，同時也需符合生物多樣性、水資源管理及社會保障等標準，而這都已經整合至相關倡議文件中。
再生≠永續？生質燃料碳排竟高於化石燃料
然而，環保專家與倡議者對此卻提出強烈質疑。根據歐洲潔淨能源 NGO「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簡稱 T&E）」10 月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由於大規模種植生質燃料的原料，導致許多地區的森林砍伐量增加，原本多樣化的物種生態被單一栽培取代，可用於糧食生產的土地也跟著減少，在多重因素影響下，生質燃料的碳排量比化石燃料高出 16%。（同場加映：能源轉型的全球困境：每分鐘仍有上千萬美元補貼化石燃料？）
該報告也發現：
- 到 2030 年，耕作生質燃料作物將需要佔用 5200 萬公頃的土地（約是台灣面積的 15 倍）
- 全球 1/5 的植物油被用於汽車燃料而非食用
- 汽車使用生質燃料，每行駛 100 公里就需要消耗 3 千公升的水資源
- 太陽能板僅需使用生質燃料 3% 的土地面積，就能產生相同的能量
這些數據凸顯生質燃料在資源運用效率上嚴重不足，也讓外界質疑 COP30 主辦方巴西的提案可行性與永續性。
環保組織批評計畫本末倒置，恐危及糧食安全
環保組織 350.org 的政策與倡議副主任 Andreas Sieber 表示，「儘管巴西對生質燃料的支持可能部分出於善意，但將『可再生燃料』與再生能源等同視之是錯誤的。」
Sieber 進一步指出，可再生燃料往往被誇大其氣候效益，反而加劇糧食不安全問題，且種植玉米、大豆與甘蔗等單一作物，更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他特別警告，義大利、日本、印度等國已經響應巴西生質燃料的倡議，如果是為了工業發展或政治因素而採納這種論述，「這不是氣候領導力，而是轉移注意力」。（同場加映：廢棄物太多怎麼辦？隆順綠科技利用大數據，把廢棄物變成低碳再生燃料）
T&E 的生質燃料倡議者 Cian Delaney 也表達擔憂，「如果在不清除更多土地的前提下，各國承諾達成目標，這將對氣候、生態系統和糧食安全造成毀滅性影響。」
參考資料
百年難題有解！塑膠、保麗龍分解，靠這種小蟲就搞定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一項最新的研究顯示，經過長期適應訓練的「黃粉蟲（mealworms）」，其腸道細菌竟能將塑膠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特別是廣泛用於包裝和食品容器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且不會有塑膠微粒殘留的問題，為日益增加的塑膠廢棄物提供新的突破契機。
環境的挑戰⋯⋯保麗龍難回收還容易微粒化
聚苯乙烯是全球產量第 5 大的塑膠物，因其優異的延展性、耐用性和低成本而被廣泛使用，常被用來製作泡沫塑膠製品，發泡的聚苯乙烯即是我們俗稱的「保麗龍」。
由於其密度低、容易碎成小塊，幾乎無法被回收再利用，也無法被降解，而是分解成塑膠微粒，在生態系中持續存在幾個世紀。
不過，對我們來說是有害的廢棄物，對黃粉蟲來說卻是美味的食物。一個裝有數百萬隻黃粉蟲的容器，每年可分解 1 噸的聚苯乙烯泡沫塑膠，在自然界中，則需要分解超過 500 年。
蟲蟲吃保麗龍？黃粉蟲另類的食物來源
「黃粉蟲（mealworms）」是一種黑甲蟲（Tenebrio molitor）的幼蟲。在幼蟲階段，黃粉蟲以穀物、植物和各種有機物為食。
塞爾維亞的貝爾格勒生物研究所（Belgrade's Institute for Biology）首席研究員 Larisa Ilijin 在接受《德國之聲》受訪時説，「就像人體內有細菌幫助我們消化食物一樣，黃粉蟲身上也有同樣的系統。」
儘管這些幼蟲天生能吃各種有機物質，但仍需要經過特殊訓練才能有效消化塑膠製品。Ilijin 花了 3 年的時間，才培養出存在於黃粉蟲幼蟲體內、具有較強分解能力的共生菌，所以一般市面上買得到的黃粉蟲，並不具相同效果。
「經過長期適應的幼蟲已能夠生物降解塑膠，並展現出極高的效率。」她指出，這個棲息在黃粉蟲腸道內的共生菌能將塑膠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且研究未發現任何微塑膠殘留在幼蟲體內或糞便中。
蟲蟲新商機！黃粉蟲充滿商業化前景
黃粉蟲本身擁有豐富的蛋白質與營養價值，像是 Omega 3、Omega 6，在食用昆蟲市場也充滿潛力。「這等於有一個非常封閉的系統，可以將廢物當作食物，這可以被視為零浪費。」Ilijin 補充說明。
而貝爾格勒生物研究所已將培養成功的黃粉蟲提供給塞爾維亞的貝琳達動物公司（Belinda Animals）進行大量繁殖。
公司負責人 Boris Vasiljev 表示，「分解 1 公斤聚苯乙烯泡沫塑膠時，黃粉蟲僅排放 1 至 2 克二氧化碳，但如果是焚燒，則會產生 3.96 公斤碳排放，汙染幾乎是 4 千倍。」這個數據清楚展現了生物降解技術的巨大優勢。
入歐的解方？黃粉蟲有可能幫助塞爾維亞達成願望
事實上，塞爾維亞作為積極爭取加入歐盟的候選國，廢棄物管理卻遲遲未達標。
由於缺乏適當管制，塞爾維亞有超過 84% 的廢棄物最終都進入垃圾掩埋場，掩埋場充斥著塑膠、紙板、紙張和有機廢物。該國目前的市政垃圾回收率僅 15%，家庭垃圾的回收率更是不足 2%，都遠低於歐盟設定的 55% 標準。
對塞爾維亞而言，尋求符合歐盟廢棄物處理標準的解決方案，以滿足入歐的環保要求是當務之急。
但 Ilijin 也指出，黃粉蟲的使用仍處於起步階段，塞爾維亞還需要制定相關法規，允許昆蟲產品在動物飼料市場使用與販售，因此完善法規將是推動這項技術商業化的關鍵要素。
參考資料：
不靠太陽、不等風，那該靠什麼發電？全球第二座滲透壓發電廠在日本啟用！
倡議家／編譯：白璨瑀
日本福岡縣在今年 8 月初正式啟用全國首座海水滲透壓發電廠，同時也是世界上第 2 座，滲透壓是指利用海水與淡水之間的鹽度差異來產生電力，預計每年可產生約 88 萬度的電力，雪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 Ali Altaee 博士表示，這相當於可以供應約 220 個日本家庭 1 年的用電。
不受天候影響！滲透壓的發電原理是什麼？
與其他再生能源相比，滲透壓發電技術具有獨特優勢，能夠不分晝夜持續運作，不受風力、天候或其他外在條件影響，僅需透過海水和淡水之間的化學電位差能，就能提供穩定的電力來源。（同場加映：聯合國最新報告：全球再生能源轉型已跨入「正向臨界點」）
滲透壓發電，也被稱為鹽度差發電，當水穿過半透膜時，會從濃度較低的溶液流向濃度較高的溶液，試圖平衡兩側的濃度差異。想像一個被薄膜垂直分隔的杯子，一側裝載鹽水，另一側裝載純淨水，由於鹽分本身無法穿過薄膜，水分會自然流向鹹水一側進行稀釋。
滲透壓發電廠正是運用這個原理，在特殊薄膜的兩側分別放置淡水與海水，並對海水施加輕微壓力。當水分流向鹹水一側時，會增加加壓溶液的體積，進而利用此壓力變化產生能量。
在福岡發電廠，淡水（或處理過的廢水）與海水被放置在薄膜的兩側，當海水那一側的壓力增加且鹽度降低時，部分水流會被導引通過連接發電機的渦輪機，並產生電力。
清潔電力、資源循環利用的理念也是福岡發電廠最大的獨創之處。該發電廠使用 2 種「廢水」進行發電，包含海水淡化廠去除淡水後所剩餘的廢棄滷水，以及水資源處理廠排放的廢水。
技術有瓶頸？滲透壓發電存在能耗問題
全球第 1 座滲透壓發電廠建於 2023 年，在丹麥北方的城鎮 Mariager。儘管滲透壓發電的概念簡單，要擴大規模卻有重重挑戰。
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 Sandra Kentish 教授指出，「雖然鹽水與淡水混合時會釋放能量，但在將兩種水流泵入發電廠以及薄膜摩擦損耗的過程中，會損耗大量能量，這意味著可獲得的淨能量相當有限。」
她認為，儘管充滿挑戰，福岡的發電廠仍有所突破，與丹麥相比，兩者運轉容量幾乎相同，但福岡的規模卻比丹麥的更大。
再生能源新星！滲透壓發電有望成為全球新選擇
隨著薄膜與泵浦技術的進步，Kentish 教授認為這些問題正逐漸獲得改善。她特別指出，福岡發電廠使用的原料，是鹽分濃度 8% 的濃縮海水，比普通海水（3.5%）的鹽分濃度多 2 倍以上，由於鹽濃度差異較大，因此能夠產生更多可利用的能源。
福岡地方水道局提到，未來目標是利用普通海水（濃度約 3.5%）發電，因為地球上約 97.5% 的水是海水，如果能將普通海水發電投入實際應用，預計將成為一項全新且普及的脫碳技術。根據山梨大學於 2025 年發表的研究指出，如果能將全球的海水滲透壓全部轉化為電能，將產生超過 1 太瓦的電力，相當於全球電力需求的 20%。
Kentish 教授與 Altaee 博士也認為，福岡發電廠進一步證明了滲透壓技術，有潛力用於大規模能源生產，為未來在更多地區推廣滲透壓發電技術奠定良好的基礎，並有望成為全球再生能源發展的新選擇。
參考資料：
無障礙旅遊比飛東京還貴！障礙者外出的隱形成本到底有多高？
倡議家／文：劉潔謙
在台灣，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已施行多年，但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與社會共融的道路，仍充滿挑戰，走出家門、融入社會來滿足休閒需求，對障礙者來說只能是奢侈的夢嗎？
長年關心障礙者議題的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障權會）副秘書長劉于濟，自身就是肌肉萎縮症患者，在他的生命經驗裡，外出對障礙者而言是實踐自立生活的重要一步，但現況卻往往伴隨風險與高成本。
50 歲飆速、20 歲找攻略！一窺三代障礙者對「外出」的想像與困境
劉于濟觀察，在台灣，不同世代的障礙者對外出有各自的想像，例如 50、60 歲的障礙者，經常透過網路社群串連其他障礙者，一起揪團出遊。有些人還會乘坐改裝電動輪椅飆速前進，雖然危險，但也凸顯他們沒有更好的交通選擇。
至於像劉于濟這樣的中生代，習慣上網搜尋其他障礙者的遊記資訊，再自己照著攻略嘗試出走；而更年輕一代的障礙者，成長於無障礙設施與個人助理制度逐步發展的時期，外出的機會又比前兩個世代的人多更多。
但無論是哪個世代，當中都受到家庭支持、交通、住宿、經濟成本與制度限制，形成一道道隱形障礙，即便有了個人助理協助實踐自立生活，仍充滿挑戰。（同場加映：食力，也是實力：瑪納小站用一個便當陪伴身心障礙者走向獨立與自信）
復康巴士像是「南瓜馬車」？出門社交卻總被交通工具綁架
對於障礙者而言，交通是外出的第一道關卡。劉于濟回憶，過往想出門，若非仰賴低地板公車，就要提前 7 天預約復康巴士，導致社交活動缺乏彈性，如果跟聊天對象話不投機時無法及時離席，相談甚歡時卻可能接到司機來電催促上車返家，他形容復康巴士宛如一輛南瓜馬車。
縱使現在交通工具選擇更多元，多了無障礙計程車，看似提高機動性，卻也伴隨高昂費用，一旦遇上司機坐地起價，車資將直逼一張台北往高雄的高鐵車票。即便搭上收費合理的無障礙計程車，但時間與行程仍受到限制，劉于濟說，「如果我跟司機談好包車出遊 5 小時，萬一玩得意猶未盡，到底要不要離開？」
此外，若是長途旅行，障礙者的身體狀況往往無法負荷長途客運或火車，在只能選擇搭乘高鐵的情況下，進一步推高交通成本，一旦發生大眾運輸臨時停駛，也難以馬上安排無障礙旅宿，或找到回家的替代方案。
勇於嘗試各種挑戰的劉于濟，更以自己體驗飛行傘的經驗為例，一般人玩飛行傘，成本可能只有交通的油耗與活動費用，但障礙者卻必須額外支付無障礙計程車的來回車資，總成本是一般人的數倍。
無障礙旅遊比出國還貴⋯⋯障礙者外出被迫支付更高成本
不僅如此，在台灣要找到輪椅方便進出的旅宿，難度極高，有時障礙者僅需要一間雙人房，但飯店的無障礙房型卻只有四人房，只能被迫支付更高費用。
更常見的是，業者想像中的無障礙房間，與障礙者的需求完全不符，舉凡房間設計輪椅動線受阻、浴室空間過小，甚至將浴室設置在房間外，或設計並未考量輔具需求。
2023 年，劉于濟乘著電動輪椅，與孩子一起環島 35 天，為了應付外宿挑戰，他自備可折疊的移位機和便盆椅等輔具，但實際上路後才發現，許多旅宿的箱型床架底部並非鏤空設計，難以將移位機的腳座放置於床底下正常使用。
「障礙者本來就很容易被歸類在經濟弱勢，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出門還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成本。」劉于濟語帶無奈地說，一趟國內旅行的交通與住宿費用加起來，「我已經可以從台北飛東京了。」
不能潛水、一天只服務 2 小時⋯⋯個人助理是自立生活的助力或阻力？
這些困境不僅影響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更阻礙了他們的社會參與。面對重重障礙，「個人助理」的出現，似乎讓障礙者有機會實現過去難以想像的體驗，進而展開新視野。
有別於傳統看護，個人助理的核心在於以障礙者為主體，強調「主動詢問、被動協助」，不主動替障礙者完成任務，而是依障礙者的意願提供必要支持，無論是協助外出、處理日常事務或參與社交活動，決策權始終握在障礙者手中。劉于濟強調，個人助理就像障礙者的「手腳延伸」，甚至有助障礙者強化社會角色，例如自己就在個人助理協助下，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
然而，個人助理的服務時數不足是一大隱憂，使障礙者難以真正實現自立生活。他坦言，政府提供的個助補助時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通常只有 60 小時，若是每天都要使用個助的的人，平均一天只能使用 2 小時。
拉長個助服務時數，不只讓雙方有更多機會熟悉彼此的生活方式、互相磨合，幫助障礙者達成自立生活，劉于濟認為，這同時也保障了個人助理的勞動權益，讓個助不再需要為了維持收入，而同時服務多個個案。
不僅如此，政府近年將個人助理納入勞健保後，政府以風險保障為由，對個人助理的工作內容進行限制。劉于濟提到，像是協助障礙者從事潛水、飛行傘等都被嚴格規範，「政府覺得你出去 5 個小時就好，沒有期待你過夜，也沒有期待你再去做更刺激的行為。」
他無奈表示，有些障礙者只能私下跟個人助理協商，「我們有時候也會覺得這樣的過程不是很舒服，我明明就是在進行社會參與，不是去做什麼違法的事，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地做？」
當「社會參與」與「生活協助」嚴重斷裂 誰來幫障礙者洗澡？
此外，政府將社會參與與生活協助硬性切割，例如規定個人助理不得幫障礙者洗澡。劉于濟不禁質疑，「社會局認定洗澡是居服員的專業，那我去玩三天兩夜，誰來幫我洗澡？」這種斷裂的制度設計完全不符合生活需求。
即使政府鼓勵障礙者與個人助理多多走出家門、融入社會，且法規認定個人助理是協助障礙者進行「社會參與」和「生活協助」的重要角色，但實際執行上，卻只著重社會參與，認為家中的生活協助交由居服員處理即可。
種種限制限縮了障礙者能從事的活動類型與時長，導致許多障礙者無法使用核定時數申請服務。「總不可能個人助理把我推回家門口說拜拜，其餘就不關他的事，這不是一個連貫的生活模式，但政府卻想要將兩者切割。」他直言，許多人未能區分「照顧」和「協助」的差異，沒有將障礙者視為真正的主體。
當障礙者失去「說話」能力 自立生活難以落地
除了時數不足、服務斷裂，對不少障礙者而言，與個人助理之間的溝通協調也是一大挑戰。
雖然法規規定滿 18 歲即可申請個人助理，但並非每個障礙者都能立即適應有個人助理的生活。劉于濟解釋，許多障礙者在 18 歲前，缺乏與同儕互動、與他人溝通的機會，導致不知如何與個人助理討論自立生活計劃，「以前沒有培養這些能力，到了 18 歲政府突然跟他們說『哈囉這個禮物送你喔』，他們也不會使用」，更遑論當家人與個人助理之間出現認知衝突時，往往也無法居中協調。
「如果大家還是以家屬的意志為主，障礙者的意志就有點難被表達出來。」劉于濟認為，家屬應該從主導者轉為輔助的角色，學習放手，才能真正支持障礙者的自立生活。
從劉于濟的觀察中，不難看出障礙者的「外出」從來不只是移動，或能不能走出家門，更是生活自主的象徵，當制度到文化都承認他們有選擇的權利，障礙者不再需要以「勇氣」作為出門的必要條件，而是把外出當作日常選項時，台灣社會才能走向真正的共融。
用「社會學」務農？中山大教授放棄教職， 把高雄荒地變生態樂園！
倡議家／文：劉潔謙
務農是又老又窮的代名詞嗎？在高雄梓官務農 12 年的李法憲，放棄社會學研究轉身投入高雄梓官的農業，將荒地打造成生機盎然的生態有機農園。他堅持「生態營造支持農業生產」的理念耕耘田地，甚至舉辦「梓感農村文化節」，凝聚在地共識，推廣梓官特色，打造非典型農業與地方創生路徑，為梓官帶來新活力與希望。
土地，是一切生活的載體，無論日曬風吹雨淋，或我們闖的禍及汙染，它總是無聲的承擔。從 2024 年 10 月起，《倡議家》展開以「為土地續命」為主題的深度系列追蹤報導，探究台灣的土地百態，別再讓它遭受忽視。
在高雄梓官的玉米田間，48 歲的李法憲站在綠意盎然的農園中，侃侃而談他的「非典型農業夢」。
從社會學研究者到全職農夫，他用 12 年的時間，將一片荒蕪土地化為生態有機農園，並透過「梓感農村文化節」凝聚在地共識，吸引青年返鄉，為南台灣重要的蔬菜產區注入新活力，也試圖翻轉人們對農業的刻板印象。
農地保留不是萬靈丹？社會總是在意產值、忽略價值
在梓官，鄰近科學園區的地理優勢，讓農地淪為炒作標的，農夫退休後，土地甚至被賣出蓋房，農業發展逐漸萎縮。當各界為了《國土計畫法》究竟該如何維持「農地農用」吵成一片，李法憲卻逆向思考，一針見血地指出，「保留那麼多農地下來，沒有人去耕種也沒有用。」
他認為，問題關鍵不在於是否保留農地，而是「整個農業的未來發展能不能被珍惜」，找到農業永續發展的路徑，農地的留存與否自然迎刃而解，然而這需要社會重新找回對農業價值的認同。
「我覺得大家都太看重農業的產值，可是撇開這些事情以外，它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價值。」李法憲觀察到，社會對農業的刻板印象，諸如工作辛苦、收入不穩，都讓年輕人望之卻步。
因此這些年，李法憲除了耕種，更堅持真實呈現農業的價值，要讓更多人願意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農業，但他要如何做到？
把田間雜草當成寶！社會學者從 0 開始打造生態農園
12 年前，李法憲因食安風暴，決心辭去教職，投入農業，種出讓家人安心的蔬菜。家中既沒有務農背景，也沒有農地，他坦言，「我要證明自己能在完全沒有相關背景的情況下，依靠農業活得下去，還要說服父母相信我可以做到。」
主修社會學的李法憲，大膽將學術思維融入農業，「我們社會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功能跟角色』。」例如田間雜草對許多農民而言是大麻煩，但對李法憲來說，卻是平衡生態的關鍵存在。
「以生態營造支持農業生產」是李法憲經營農園的核心理念，也是他直面挑戰傳統慣行農業的做法，「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一座生態農場該怎麼做，我只是單純的去學習尊重這個環境裡所有的生物。我也沒有追求什麼農法，我真正關心的是，去正確理解這個環境裡每一種作物、每一種生物，他們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
在他的農園內，除了有數十種有機作物，還有喬木、灌木、果樹與生態池，組成完整的陸域、水域環境。透過多樣化、輪作的耕種方式，減低病蟲害，良好的生態環境，也為害蟲的天敵提供舒適棲地，實現自然防治，「病蟲害在這裡不是沒有，而是從來都不嚴重，因為會被環境中其他天敵生物抑制住。」
用 5 年改造荒地⋯⋯一場風災後展現驚人氣候韌性
看著眼前生機盎然的農園，很難想像 5 年多前，這裡是一塊休耕了數十年的荒地。
李法憲指著腳下的土地說，「我覺得它不是不好，只是土壤睡著了。」他嘗試用友善環境的耕種方式，來喚醒這塊地，「給環境和土壤一點時間，我們也在這時間裡面去觀察，跟著它一起學習、成長跟改變。」
5 年後，農作物生長狀態越來越好，但其實李法憲並沒有多做什麼，只是維持同樣的耕種觀念。他跳脫傳統農法的思維，還曾讓農學教授驚艷，直呼「要把過去所學的東西通通丟掉」。
但這樣友善環境的堅持，直到 2024 年凱米颱風帶來重大風災後，才讓李法憲內心更加踏實。他回憶，當時農場水淹至一個人高，隔天一早他回到農場，水竟然全部退去，地面像只是剛下過一場普通的雨一樣。
李法憲笑說，「那時候我心裡一點沮喪都沒有，反而還有點高興，因為我終於可以跟大家講生態農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不僅驗證生態農業的氣候韌性，也凸顯農地在調適環境變遷中的關鍵角色，「如果大家看到沒人耕種的土地就拿來蓋房子，遇到氣候變遷時，彈性與韌性就會變得非常弱。」（同場加映：自然共生的永續農業：串連北投在地小農，打造別具一格的地方饗宴）
慣行蔬菜沒有比較便宜？他「從餐桌到產地」展開食農教育逆向工程
穩定生產後，李法憲也開始思考，如何讓民眾更認識有機農業。
相較有機蔬菜，慣行農法生產的蔬菜價格低廉，是吸引消費者購買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李法憲指出，低價的背後，隱藏著環境污染與健康危害等未計算的外部成本。「當有人問我為什麼有機蔬菜比較貴，我會反問，為什麼慣行蔬菜這麼便宜？若把農藥跟化肥對環境、健康造成的傷害，計算到價格裡，慣行不比有機便宜。」
他進一步解釋，農藥不僅去除害蟲，也傷害天敵，破壞食物鏈，導致害蟲反撲更嚴重；化肥雖加速作物生長，長期卻會導致土壤酸化，且抑制微生物生長。當環境惡化了，就會誤以為不噴農藥、不施化肥，就無法種出好作物，進而陷入惡性循環。「微生物在土壤裡是跟植物共生的，這也是社會學的概念。」李法憲用多年經驗驗證，不使用農藥與化肥，環境會逐漸恢復自然運作機制，無需人工干預。
他也邀請民眾實際走進農園，有別以往食農教育強調「從產地到餐桌」，李法憲反其道而行，打造「從餐桌到產地」的體驗。
「先讓他們對好吃的東西產生好奇，再帶他們了解好吃的東西是怎麼來的，打破對農業辛苦的刻板印象。」學生在田間自由探索，與環境互動，認識農業除了糧食功能以外的多元價值，重新在日常生活中與農業產生連結。
而農園內親手砌的窯與灶，則承載「好好吃飯」的理念，李法憲形容，「就像農業社會中，一家人圍坐在餐桌上吃飯、交流情感。」希望透過飲食找回人際互動的溫暖，在李法憲眼中，這是農業無法被取代的珍貴價值。
缺乏特色的蔬菜重鎮也能發光！「梓感農村文化節」喚起在地共識
梓官作為南台灣重要蔬菜產區，卻因缺乏特色農作物而默默無聞。當地農民缺乏成就感，人口外移嚴重，在年輕人眼中，農業是一個正在走下坡的產業。「如果再不把梓官的農業特色讓更多人了解，農業可能逐漸萎縮到結束。」
李法憲笑稱，「梓官唯一特色就是蔬菜，但蔬菜一點特色都沒有，因此很難行銷梓官的農業。」於是在 2022 年，他發起「梓感農村文化節」，透過農業文化凝聚在地共識，並對外推廣梓官特色。
李法憲透露，籌備第一屆活動時，公部門與農會支持有限，全靠團隊自發募款。儘管當時前景不樂觀，他也不願放棄，「我當時覺得，如果現在不做，以後也不會做了。」
他帶領 6 人小隊，從爬梳梓官歷史開始，挖掘水稻、地瓜、皇帝豆等在地特色作物的發展脈絡，居民也熱情出借珍藏的早期農具展示，推廣梓官農業之餘，更讓在地人有了重新認識家鄉的機會。
農業沒有標準答案 「非典型地方創生」為梓官帶來新希望
文化節至今已舉辦 3 屆，吸引越來越多人共襄盛舉，甚至有數千人湧入李法憲的農園。他坦言，「我不敢期待這會對在地農民帶來多大影響，因為改變傳統農民思維非常困難，但我們能做的，是先改變消費者。」
李法憲深知，翻轉農業不是立竿見影的事，需要有策略地鋪陳，先影響消費者、為地方產業創造需求，再引導農民轉型投入創生行列，是他的非典型地方創生路徑。他相信，既然有許多人願意不辭辛勞來到偏僻的梓官，代表真的有人在乎，也許文化節能讓在地人再次看見農業的潛力，進而凝聚繼續發展農業的共識。
透過文化節與食農教育，不僅改變消費者，也確實啟發年輕世代重新認同農業。李法憲發現，在農園工作的年輕員工，不再只是把務農視為埋頭苦幹的勞力活，而是在工作中學習，並將所學分享給消費者與學生，找到工作價值。甚至在第一屆文化節結束後，有青年深受感動，決定辭去公所的鐵飯碗，返鄉接手家中農地，並加入文化節的籌備團隊。
李法憲用行動證明，只要找對方法，就能留住農地上的人與作物，生態農園得以穩定生產，返鄉青年為梓官注入新活力，在地居民也願意再次相信農業價值，農業不會只是一灘死水，「為什麼農業到現在還是這麼有趣？因為它太多有趣的事情值得探索，而不只是追求一套標準答案。」
不用核能可以嗎？從屋頂看台灣能源永續可能性
倡議家／文：劉潔謙
核三廠延役公投在即，在各方論述應停機或延役時，有一群人早已把屋頂化身為小型發電廠。台灣第一家綠能合作社「綠主張綠電合作社」為台灣示範「屋頂也能發電」！
中央推動綠電多年，盼加速跟上國際淨零減碳的趨勢，但時至今日，大型綠能建設蓋或不蓋卻經常引起爭辯，民眾對相關設施的質疑日益湧現，面對能源轉型，台灣還有哪些選擇？
綠主張綠電合作社是全台第一家能源合作社，《倡議家》2 月客座總編也邀請合作社理事主席許秀嬌，分享屋頂型太陽能的優勢，以及綠電合作社如何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在屋頂設置太陽能板生產綠電，解決台灣能源自給不足的問題，同時，他們在發展案場的過程中，又遇上哪些難題。
在全球能源轉型的浪潮下，台灣也積極探索再生能源的未來，過去蔡英文執政期間更提出「2025 非核家園」目標，為國內綠電發展帶起一波新的浪潮。然而，在綠電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矛盾逐漸浮現，尤其是大型地面光電案場的土地使用引發鄰避效應，在全台各地爆發綠色衝突。
再生能源發展難道無法與社區和平共處嗎？在寸土寸金、可利用土地有限的台灣，綠主張綠電合作社（簡稱綠電合作社）看見了屋頂型光電的機會，試圖為這座海島的能源轉型提供一條更具社會價值的道路。
從福島核災到綠電合作社 主婦聯盟致力推廣能源自給
綠電合作社的發起者大多來自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長期參與者，而合作社的成立，可追溯至 2011 年的日本福島核災，社會各界在災後重新思考核能的風險、能源自給率與永續性。
許秀嬌說，受到日本經濟學家內橋克人提出的「FEC 生活自給活圈」啟發，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注意到台灣在食物（Food）、能源（Energy）與照顧（Care）三方面的自給率極低，長期仰賴進口，特別是在能源面，缺乏穩定、永續的替代方案。
理事主席許秀嬌直言，「反核不是反對用電，而是希望找到更永續的替代能源。台灣地狹人稠，一旦發生核災，我們根本無處可逃。」
儘管當時民間對再生能源的了解有限，主婦聯盟仍決議成立一個致力於透過公民參與來推動能源轉型的合作社，最終以不到 200 萬元的募款金額，以及 76 名社員的支持下，綠電合作社於 2016 年正式啟動，成為全台第一間能源合作社，也是目前唯一的全國性合作社。
綠電合作社擁有 12 個太陽能光電案場，每個案場的發電量從 10 瓩（kW）至 392 瓩（kW）不等，並選用台灣生產的太陽能板，雖然成本較高，但合作社堅守支持在地的使命。許秀嬌坦言，儘管合作社目前仍處於虧損狀態，不過財報虧損幅度逐年縮小，2024 年更首次達成損益平衡，略有結餘。（同場加映：放太陽能板的地方只能用來發電？一探生態光電的顛覆性實驗）
屋頂型光電創造潛力無限 回本周期卻長達 10 年
相較於地面型光電，屋頂型光電有許多優勢。許秀嬌指出，除了實現能源自給，對於架設光電的屋主而言，同時能達到建築降溫、省電、延緩屋頂老化，以及獲得售電收益。
許秀嬌以花蓮門諾醫院為例，「光電板還沒蓋以前，它的頂樓溫度高達 60 度，建置後下降至 38 度，大幅減少冷氣需求，節省電費。」對於像醫院這樣全年使用空調的建築物來說，屋頂型光電的潛在效益遠超過向合作社收取屋頂租金的收入。
儘管屋頂型光電有許多好處，綠電合作社的推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許秀嬌透露，屋頂型光電案場建置後，需要長達 10 年時間才得以回本，建置初期的資金籌措更是困難重重。
2017 年，綠電合作社第一個案場正式併聯發電，許秀嬌回憶，當時建置費用每 1 瓩（kW）約需 6 萬元，然而銀行卻對這類新興產業興趣缺缺，難以申請貸款，因此仰賴社員借款或捐款支持，直到近年綠色金融興起，借貸條件才稍有改善。
銀行貸款困難、政府補助有盲點 公民電廠資金籌措陷挑戰
不過，即使銀行願意提供貸款，仍附帶嚴苛條件，像是要求理事主席擔任保證人、抵押名下不動產，對於講求民主運作、3 年改選一次理事主席的合作社來說，儼然限制了營運彈性，對穩定經營帶來壓力。
此外，即便獲得貸款，銀行通常僅放貸 7 成，剩餘 3 成資金仍需自籌，若建置一個案場的成本約兩千萬元，3 成自籌款相當於 700 萬元，對合作社是筆不小負擔。許秀嬌指出，綠電合作社在 2023 年就曾碰上類似情況，最終只能透過向社員協調專案增資，解決財務窘境。
而為了鼓勵民間加入能源轉型行列，經濟部提出「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提供公民電廠申請獎勵經費，作為案場設置的補助金，但許秀嬌認為，這項政策雖立意良善，辦法制定過程卻缺乏對合作社模式的深入了解。
該辦法開放社區內的再生能源公民電廠申請獎勵金，且每一申請案限以單一社區為單位。許秀嬌指出，這種做法將電廠收益歸屬於社區內特定居民，與合作社將結餘與全體社員共享、且可前往不同地區設置案場的情況大相徑庭。她建議，社區可採取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的方式，讓居民以合夥人的概念共同投資經營電場，達到利益共享，同時也有組織管理電廠後續維運。
從育幼院到社區大樓 綠電合作社的社會價值超越經濟效益
許秀嬌也提到，歐洲國家的能源合作社發展蓬勃，但台灣的能源市場結構對合作社發展造成限制，「歐洲地區有近 5 千家能源合作社，有些合作社甚至有自己的電網，家戶可將發電自用剩餘的電賣給合作社，但台灣電網由台電掌控，綠電合作社不能賣電給社員，且國內電價便宜，躉售費率能為合作社帶來更多結餘。」
相比之下，國內能源合作社的經濟效益有限，綠主張如何吸引更多人參與，成為長期經營的關鍵。許秀嬌提到，綠電合作社只需 1 萬元即可入社，不過合作社不只著眼於經濟收益，更在意其所創造的社會價值。
她舉例，在新北市樹林的基督教芥菜種會愛心育幼院屋頂，就設有綠電合作社的「天空 9 號」案場，不僅為育幼院帶來收入補貼，還能藉此向孩子們傳遞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知識；此外，綠電合作社也積極與出租屋頂的屋主建立共識，透過透明的收益報告與半年一付的租金制度，減少屋主的顧慮，讓更多人願意提供屋頂作為太陽能光電的案場，或是成為合作社一份子。
小而美屋頂型光電 讓能源教育走進大眾視野
而屋頂光電的案場選擇也是一門學問，許秀嬌觀察，城市中不少集合式住宅大樓的「屋突」過高產生遮蔭，或是遮蔽到周圍透天房屋的屋頂，都成為架設光電板的一大阻礙，「太陽能板模組中，只要有一片光電板被遮蔭擋到，就會大幅影響整體發電效果，若排除不同季節的遮蔭位置進行設置，光電板的建設規模又會縮減太多，失去開發價值。」
這 8 年走遍各縣市後，綠電合作社發現，社區活動中心、消防局等公共建築最適合建設屋頂型光電，但要在公部門建置光電板需要透過標案，對綠電合作社這類資金有限的公民電廠而言，成本過高，難以執行。
綠電合作社目前唯一的公部門案場，位於環境部大樓屋頂的「天空 11 號」。許秀嬌表示，當時該棟建物的屋頂面積太小，被排除在其他公部門的屋頂光電標案之外，綠主張才有機會接手合作。
也正因為小型案場商業利潤低，一般商業能源企業投資意願不高，反而讓綠電合作社有了創造社會價值的機會。小案場的發展不僅為地方帶來外溢效益，還有助推廣能源教育，透過能源教育活動與社區互動，帶領社員與居民參觀案場，讓民眾親身了解光電發電的運作模式，增強對再生能源的認同。
綠電合作社運用公民力量實踐能源轉型，為社會提供另一個永續能源選項。許秀嬌表示，綠電合作社也在探索更多合作模式，雖然目前的發電都賣給台電，但未來也不排斥與對綠電有興趣的企業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