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創案例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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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488篇）「看不見」的商機！打破「點字迷思」，無障礙設計也能解決生活痛點
社企流／編譯：李翌甄
你有沒有在通勤擠捷運時，戴上耳機用聽的來代替閱讀？或是在煙霧繚繞的浴室裡，依靠觸覺分辨哪瓶是洗髮精？這些有聲書與觸覺辨識等無障礙設計，初衷雖是為了視障者，卻解決了所有人在特定情境下的不便，而有前瞻想法的企業看見這股「通用設計」的潛力，才能跟上這個股潛在商機。
根據衛福部與 WHO 統計，台灣現有逾 5.4 萬名視障者，放眼全球更有高達 22 億人口視力受損，龐大的基數顯示，從重度視障到隨高齡化而來的視力退化，對非視覺閱讀的需求正急遽攀升。
這不僅是需求，更是驚人的消費力。《2024 全球無障礙經濟報告》指出，若將身障者及其親友的影響力納入考量，無障礙經濟規模高達 18.3 兆美元（約新台幣 580 兆元）。企業若能滿足無障礙標準，讓產品字體放大解決長者視力退化，或能以聽覺體驗取代通勤時因車廂搖晃而受限的視覺閱讀體驗，不僅能服務視障者，更有機會搶佔龐大的通用商機。
視障者不一定會點字？破除「點字＝友善」的迷思
隨著科技進步，語音辨識等工具已能協助視障者，但在實體消費場景中，點字這類能「即時辨識」的輔助工具依然不可或缺。例如食品品牌 Purdy’s Chocolatier 推出有點字圖例的巧克力包裝，讓視障者能透過指尖找回選擇口味的樂趣；歐舒丹（L'OCCITANE）與理膚寶水則將點字整合於包裝，確保消費者在浴室中能輕鬆分辨產品，維護生活自理的尊嚴。（同場加映：不是有點字就好！可辨識食品狀態、營養成分的觸覺標籤及語音服務問世，助視障者購物更安心）
然而，企業在導入點字時常陷入迷思，以為有了點字就是對視障者友善。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提醒，點字是一套獨立的符號系統（如國語點字是注音符號的拼音組合），對先天全盲者是必學工具，但對絕大多數因病或意外「中途失明」的人來說，學習門檻極高。對這群已具備文字概念的使用者而言，電腦或手機的語音報讀功能往往比重新學習點字更有效率。因此，產品友善設計不能只停留在點字，更需開發多元感官體驗。
用耳朵也能讓書「翻頁」？
在數位閱讀領域，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致力於推廣 DAISY（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有聲書，DAISY 不僅是音檔，更賦予聲音結構，讓視障者能像一般人翻書一樣，自由在章節、段落間跳轉，甚至實現文字與聲音同步對照，透過提供無障礙的視障資訊教育，讓視障者能積極參與社會。
目前，DAISY 已成為開發視障產品的主流標準。以瑞典為首的各國有聲書圖書館，共同創立 DAISY 聯盟，將 DAISY 技術與經驗成功整合進 EPUB 3 的格式中。如今，EPUB 已內建無障礙功能，讓螢幕報讀軟體能順利解析內容。
加拿大國家盲人協會（CNIB）同樣是關鍵推手，旗下的 CNIB Beyond Print 部門，是將點字與音訊服務商業化的先驅。他們不僅提供傳統的點字轉譯，更致力於生產多種替代格式的內容，包含高結構化的數位有聲書。CNIB 透過與企業合作，將原本視障者無法查看的商業文件、手冊轉化為可獨立閱讀的數位或音訊格式，解決在職場與消費中資訊不對等的痛點，強化視障者們的生產力與消費力。
從「為他們設計」到「讓他們設計」
過去企業常誤以為身心障礙者的消費僅限於醫療服務，或認為其缺乏經濟影響力，然而面對 18.3 兆美元的市場，企業核心策略應轉向「Design From Disability 從障礙中設計」，不只是「為」他們設計，更應「聘用」他們參與設計。跨國公司 Accenture 與其他相關組織合作研究指出，關注無障礙包容議題的企業，淨利是同業的 2.6 倍。因為視障員工在使用產品過程中，往往能對使用者體驗提出一般人忽略的敏銳洞察。
此外，在相關法規越來越嚴格，美國部分州政府已將未設置多元包容設計的網站視為違法，如加州將無法存取的網站視為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科羅拉多州也對公部門供應商設置嚴格要求，這些規範成為企業設置包容設計的底線。台灣法規雖然尚未達到如此階段，但在 ESG 浪潮與超高齡社會的壓力下，數位無障礙正逐漸轉變為企業的競爭力指標。
對於 Z 世代與千禧世代而言，在職場中的無障礙設施與流程不是加分項、而是基本資源。光是在 2023 年，適齡工作的身心障礙者就高達 1700 萬人。然而，這群人的就業率僅有 37%，遠低於非身障者的 76%。若企業缺乏無障礙的招募系統或內部工具，將導致人才流失，讓企業誤以為人才短缺，實則是缺乏對無障礙的包容性。此外，美國創意代理商 Misfit Media 研究指出，84% 的消費者更信任那些展現身心障礙包容性的品牌，甚至有 73% 的消費者即使價格更高，仍願意改用更具包容性的競爭對手。在在顯示，在 AI 生成內容與假訊息氾濫的時代，真誠的包容性設計成為建立品牌信任最強的方法之一，在聽覺與觸覺並重的體驗經濟時代，誰能率先消除障礙，誰就能贏得這群最忠誠的客戶，以及其背後龐大的商機。
參考資料
- Revolutionize Retail with Braille Labels（CNIB Beyond Print）
- Why Disability Inclusion Is Great for Business（Walden University）
- Disability Inclusion Means Business（Lifeworks）
- 換個角度看無障礙（Dayle Chiu）
- The Global Economics of Disability Report: 2024（The Return on Disability Group）
- It’s Time to Use the Modern Digital Publishing Format for Your Organization’s Documents（The DAISY Consortium）
核稿編輯：葉于甄
AI 的燃料是人類？揭穿演算法背後的「數位血汗工廠」
社企流／編譯：李翌甄
在 ChatGPT 上輸入指令，幾秒鐘內能得到一段工整的程式碼；特斯拉的自動駕駛車能在路上精準閃避行人，這些看似全自動化的奇蹟，讓大眾難以想像螢幕背後的真實人力。然而，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 Mark Graham 直言，AI 企業正是龐大「數位血汗工廠」的共犯。
「AI 像是一台萃取機器，」Graham 指出，這台機器不斷處理越來越龐大的資料集，並靠人類的勞動與智慧作為燃料來驅動演算法。我們買咖啡時會關注產地與公平貿易；買衣服時會避免其來自會剝削勞工的工廠；但當我們使用 AI 時，卻很少意識到螢幕的另一端，有一群隱形勞工受到低薪待遇，甚至有些人還必須長時間接觸令人不適甚至創傷性的內容、承受心理壓力，支撐產業運轉。
用完就丟的幽靈工人？人工智慧背後的人類
為了訓練 AI 的辨識能力，人工智慧背後需要有人類主動參與機器學習模型的訓練，透過人類和機器合作，提升機器學習系統的準確率、可靠性和調整能力，這個過程稱為「人機迴圈」（Humans-in-the-Loop，HITL）。舉例來說，AI 不是一開始就能精準辨識貓和狗，需要透過人類輔助學習，標註圖片中的內容，讓機器試著辨識相似圖案和形狀，最後檢查模型是否辨識正確，負責這樣工作的人也叫做「數據標註員」（data labelers）。
這樣的職業，被人類學家 Mary L. Gray 與電腦科學家 Siddharth Suri 稱之「 幽靈工作 ghost work」，那些隱藏在自動化服務和人工智慧背後，由真人悄悄完成的零散任務。這些數據標註員們大多分佈於開發中國家，如肯亞、菲律賓、印度或委內瑞拉等「全球南方（註一）」國家。這群勞動力通常受過良好教育，許多人擁有大學學歷，甚至具備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STEM）背景，但受限於當地的經濟衰退或青年高失業率，他們被迫成為沒有保障的線上零工。
由於這類工作多半沒有勞動法規規範，缺乏工時與薪資保障，往往產生過勞與低薪問題。此外，系統平台商會監控員工的工作速度與準確性，要求勞動者不間斷且快速的工作，即使被要求提前完成，也沒有獎金。對此，Graham 坦言，全球正逐漸形成「行星級的勞動力市場」（Planetary-scale Labour Market），意指矽谷的科技公司可以像在隔壁辦公室一樣，輕易地聘用地球另一端的勞工，進行跨國勞動套利。同樣是標記圖片的工作，在美國可能需要支付時薪 15 美元（約新台幣 470 元），但在肯亞只需支付 1.3 至 2 美元（約新台幣 40 至 60 元）。
Mark Graham 指出，這種結構導致了全球勞動條件的惡性循環，由於行星級的勞動市場允許企業隨時將工作合約移轉至任何一個國家，所以一旦肯亞的勞工開始組織工會、要求漲薪、改善工作條件等，外包商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合約轉移到勞動法規更鬆散的菲律賓或印度。這使各國政府陷入兩難：如果立法保護勞工，工作機會就可能會流失；但如果不立法，國民就會面臨被剝削風險，陷入「逐底競爭」窘境，看誰能接受更低的底線。
剝削不僅發生在跨國供應鏈，計件的工作性質吸引多元的勞工，包含忙碌的年輕母親、被迫提前退休的專業人士、無法在傳統職場維生的應屆畢業生，以及被排除在理想工作之外的少數族群等。美國民調機構兼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 年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從事不穩定的線上零工的人口中，西班牙裔約 30%、黑人約 20%，比例顯著高於僅 12% 的白人。
AI 訓練平台 Figure Eight 的創辦人 Lukas Biewald 甚至曾在鏡頭前直言不諱：「科技讓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者，只需要付極少薪水，然後在不需要時把他們『丟掉』。」AI 產業勞工被視為可替換的零件，沒有合約、沒有保險，只有在全球貧富差距中被剝削的命運。
數據標註員的心理創傷，科技大廠鑽漏洞卸責
《AI 世代的現代奴隸》紀錄片揭露數據標註員的生活，記者臥底應徵進入位於葡萄牙的承包商辦公室，透過隱藏式攝影機發現那裡宛如特務機構，手機被禁止攜帶，員工必須簽署嚴格的保密協定。此外，為了保障使用者安全、讓 AI 模型能排除敏感內容，數據標註員還必須每天觀看數百段涉及恐怖行為、色情、暴力的影片，審查並標註敏感資訊。經記者調查發現，這種高強度的精神污染，導致許多員工罹患了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長期處於這種環境下，員工變得麻木、焦慮，甚至出現幻覺。儘管如此，仍然有員工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在幫助他人免於觀看敏感內容，而選擇繼續為其效勞。但其實這樣的理由，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合理的勞動保障。
科技巨頭以外包輕易卸責，Google、Meta（Facebook）等大廠通常透過 Accenture、Teleperformance 等商業流程外包（BPO）公司來聘請數據標註員，目的是鑽法律漏洞，當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時，許多勞工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訓練的是哪一家的 AI 模型，科技巨頭還可以宣稱「他們不是我們的員工」，從而在法律與道德上撇清責任。（同場加映：勞資關係變革！企業如何因應新世代人力風險）
奪回勞動尊嚴！AI 勞工的覺醒與反擊
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 Mark Graham 的 Fairwork 計畫正在為全球平台打分數，迫使企業改善勞動條件，揭露黑心企業，讓平台會為了品牌聲譽進而改善條件。Fairwork 計畫已在 2023 年調查了超過 700 名數位平台工作者，結果顯示評估的 15 個平台中，在公平薪資、工作條件、合約、管理及代表性方面的得分連最低標準都不到。
以數據標註產業龍頭 Scale AI 為例，其部分運作極度依賴外包平台 Remotasks，但許多在 Remotasks 上工作的勞工，根本不知道自己處理的數據來自何處。因此，在 Fairwork 評分機制下 Remotasks 在勞動標準上僅獲得 1 分（滿分 10 分），在在凸顯科技大廠背後，供應鏈上違反勞動人權的事實。
除了學界努力翻轉困境外，數據標註員也正努力對抗科技大廠的剝削，肯亞勞工組成數據標註員協會（Data Labelers Association），爭取合理的薪資與心理健康保障；但在土耳其，數據標註員卻因為試圖組織工會被解雇。儘管這條路充滿荊棘，但改革的火種並未熄滅，許多倡議團體正呼籲提高對勞權的關注，如跨國組織分散型 AI 研究機構（DAIR Institute）發起計畫將數據標註員訓練成為社群研究員，讓他們能主動定義自己的處境，並選擇用自己的語言來說故事，將原本隱蔽、破碎的勞動經驗，化為大眾可以看見的知識與藝術。
另外，較小的數據標註平台 Karya 則提供人道的數據標註工作，他們支付給印度勞工遠高於市場行情的薪資，並確保數據的所有權與利潤能回饋給農村社區，證明 AI 產業不一定要建立在剝削之上。
別讓人類成為機器的燃料，歐盟新法規帶來希望？
如果不使用人工審查，那換 AI 自行審查可以嗎？現在有許多科技公司聲稱將用 AI 自動審查來降低人類必須觀看有害內容數量，以解決心理創傷問題，但完全依賴自動化的結果，可能導致「全球北方化 Global North-ification」（註二）現象發生，使 AI 缺乏對全球南方語言與文化的理解，如看不懂肯亞官方語言史瓦希利語的變體俚語（又稱申語，Sheng），也無法讀懂特定文化下的反諷，將導致嚴重的文化誤判、在地聲音被抹殺。因此，未來的方向應是重視勞工的文化智慧，讓他們從數據標註員轉型為協助 AI 理解世界脈絡的專家。
重新理解、定義人類在 AI 運行裡的角色外，法規或許能打破 AI 勞權問題的惡性循環，歐盟即將上路的《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註三）強制要求企業對「整個活動鏈」的人權負責，包含範疇介於傳統供應鏈及價值鏈之間，涵蓋上游所有生產製造，及部分下游的產品配銷、運輸與儲存，但不包含消費後廢棄與回收處理等商品生命週期末端環節，透過此設計，盼讓科技巨頭不再用外包來當作忽視勞工權益的藉口。
「如果不強迫這些公司改變，人類將繼續只是機器的燃料。」Graham 認為，我們已經學會了拒絕血汗衣服與不公平貿易的咖啡，現在是時候學會拒絕「血汗 AI」了。AI 的進步不應建立在隱形勞工的痛苦之上，當我們享受科技便利時，也必須意識到，螢幕的背後始終有一個真實的人。
註一：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為地緣政治與經濟術語，劃分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全球南方泛指東南亞、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等開發中國家，多曾為殖民地，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往往處於邊緣地位，加上多位於南方，故以「全球南方」、「南方國家」稱之，但這兩個群體並不完全對應南、北半球，因為許多全球南方國家位於北半球，反之亦然。
註二：全球北方化（Global North-ification），跨國組織民主與科技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CDT）用以形容科技大廠趨勢，將原本外包給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資源撤回，轉而依賴內部開發的自動化工具或位於全球北方的供應商。CDT 的高級政策分析師批評全球北方化使權力重新集中，讓當地審查員失去話語權，變成單純的數據標註工具，而非能夠運用文化智慧的審查者。
註三：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是歐盟 2024 年 7 月通過的一項重要法規。要求大型企業從 2027 年開始，須針對自身及商業夥伴的人權與環境風險（ESG）履行盡職調查義務，不能只管自己的營運，還必須對有合作關係的夥伴進行盡職調查，檢查是否發生破壞環境或是侵害人權的事情，如果不合格必須想辦法預防、減輕或是賠償這些負面影響，對與歐盟有業務往來的全球企業都產生重大影響。
參考資料
- The "Modern Day Slaves" Of The AI Tech World（Real Stories）
- The hidden cost of AI: In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Mark Graham（Oxford University）
- Interrogating Content Moderation Systems in Indigenous & Low-resource Languages of the Global South（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核稿編輯：葉于甄
睡眠也會不平等？沉睡的公衛議題，社創組織為睡眠沙漠找到綠洲
社企流／編譯：李翌甄
你或許完成了一天工作準備入睡，卻翻來覆去一整晚，隔天醒來看著智慧型手錶的分析，為自己昨晚的睡眠狀態感到焦慮。許多人會在網路上找方法，像是聆聽睡前故事 podcast、ASMR（自發性知覺神經反應）（註一） 等，也從社群媒體中尋求歸屬感，交流睡眠小技巧，還有實況主「直播睡覺」給你看，藉此減輕失眠的孤獨感。
另外，現代許多幫助睡眠的裝置和 App，使越來越多人開始在睡覺時戴著智慧型手錶，以便監測睡眠狀態與品質，還有一些人會購買「助眠機」，製造白噪音環境以便更好入睡。將睡眠量化的助眠科技百百種，但這些科技產品反而可能讓人陷入睡眠品質的惡性循環，背後也隱含更嚴重的社會結構問題。（同場加映：台灣人年吞 11 億顆安眠藥！失眠問題 AI 也能解？）
為什麼我們要睡覺？數位化睡眠的惡性循環
自古以來許多研究探討睡眠與人體機能之間的關係，證明了睡眠的重要性。1983 年美國睡眠研究先驅 Allan Rechschtaffen 在剝奪老鼠睡眠的經典實驗，證實如果缺乏睡眠，可能導致能量系統失衡，甚至死亡。
近年來，大眾逐漸重視睡眠對於身心健康的影響，加上現代科技的輔助如智慧手環、睡眠 App 等讓監測變得容易，試圖透過量化的數據來優化自己的睡眠品質與生活。當睡眠成為一門生意，根據全球市場調查預測，到了 2030 年，全球失眠治療市場規模將達到 6.3 億美元（約新台幣 196.5 億元）。然而，對於監測數據的過度追求反而造成心理負擔。
原因在於，即便評價最佳的睡眠 App 或是穿戴型裝置仍無法保證測量數值完全準確，雖然偵測技術越來越精確，但受限於睡眠階段分類不一致，使數據沒有那麼可靠。衛報指出，過去幾年人們開始關注睡眠數據，但太過執著於那些數字，可能會導致「完美睡眠主義症」（Orthosomnia）。完美睡眠主義症並非醫學疾病，準確來說是一種焦慮現象，「患者」可能會做出無助於睡眠的行為，例如為了改善睡眠 App 數據，花更長時間躺在床上，反而惡化睡眠品質。
英國研究透過「虛假的睡眠分數」進行實驗，結果發現被告知睡眠不足的受試者，出現情緒低落及認知下降反應；而被告知睡眠品質優異者的行為表現良好，這顯示睡眠數據可能對人已構成一種心理制約。避免睡眠數據造成反效果，關鍵是將數據作為參考依據，不對數據有過度執著、或設定不切實際的睡眠目標。但其實我們不需要艱澀的學術研究也能懂，因為身體比任何數據都誠實，所有人都知道沒睡飽會感到焦躁、渾身不對勁，而通常只要能好好睡一覺，世界彷彿就恢復原狀。
揭開「睡眠沙漠」真相：是環境偷走了睡眠
另一派批評者則認為，糾結於數據準不準確根本畫錯了重點，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些科技根本對於他們的睡眠問題毫無意義，因為無論多努力、或購買多昂貴的設備，都不可能睡個好覺。研究指出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與睡眠品質低落高度相關，像是生活在貧窮地區或吵雜環境中的孩子，可能連一張最基本的床都沒有，只能睡在衣服堆或冰冷的地板上，根本沒有選擇良好睡眠的條件。另外，像是性別或族群也可能產生交叉影響，使睡眠品質更差。從社會層面來看，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等常處於高壓的生存處境；從生理層面來看，女性易受生理期與更年期的荷爾蒙波動干擾，而男性則更容易隨著老化流失深層睡眠。
這種睡眠品質的困境，類似於居民無法購買或負擔不起生鮮食物的「食物沙漠」（註二），居住環境惡劣、導致人們無法安寢的地區，稱作「睡眠沙漠」。在睡眠沙漠裡，居民面對噪音污染、光害、過度擁擠的居住空間，以及治安敗壞帶來的深層心理恐懼，導致無法擁有健康睡眠。美國在一項長達 5 年的追蹤研究中發現，若當政府投入資源改善，如增加綠地、噪音管制、改善治安等社區基礎設施時，能有效減緩居民睡眠品質的惡化，衰退幅度會顯著減緩，在在證明睡眠不僅是個人問題，更受到社區環境、社會經濟等因素影響。
由於多數的睡眠研究是以高收入國家為主，忽略了中、低收入國家的睡眠狀況，掩蓋人們睡眠不足時，會為社會結構帶來多重影響。加拿大針對非洲族群的研究，探討社經地位與睡眠健康之間的關係，意外發現低社經地位有時睡眠時間反而比較長，但這並非代表他們睡得好，而是反映失業或不穩定的工作狀態帶來的作息混亂。研究進一步指出，低社經地位族群面臨吵雜的睡眠環境、頻繁的輪班工作以及沈重的經濟壓力，就算睡眠時間長，依然存在睡眠不平等。
除了社會弱勢群體外，無家者的處境可能更加艱難，街頭環境讓他們長期處於警戒的淺眠狀態，使大腦無法進入深層修復期，久而久之影響他們的認知功能，削弱他們試圖脫離困境時的清晰判斷力。
鏡頭拉回台灣，台灣社會能 24 小時運轉，主要仰賴包含醫護、警消、交通、製造業、服務業等各行各業的輪班工作者，這些輪班工作者同樣面臨睡眠不足、失眠等問題。根據勞動部 2024 年調查台灣勞工工作型態，需於夜間工作的勞工，如晚間 10 點過後還在工作的便利商店店員、貨運司機等，約占整體勞工比例 1 成，他們的工作是維持社會基本運作機能和生活便利，但這種不規律作息型態對身心健康帶來影響。台灣睡眠醫學會 2019 年的調查指出，台灣輪班者的慢性失眠症盛行率為 23.3%，為固定白班逾 2 倍。此外，睡眠品質低落也導致交通意外風險、生理與心理疾病比例增加。舉例來說，像是一名大夜班司機因為長期睡眠品質不佳、導致精神不濟而發生車禍，或是過勞的醫護人員因睡眠剝奪而影響專業判斷等等，這些風險外溢，威脅每一個人的安全，因此需要社會的重視與制度支持來保障健康與權益。
修補睡眠破網的社會創新組織
從許多研究中看見，睡眠問題產生的睡眠不平等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對此，世界各地的社會創新組織看見了睡不好背後的社會缺口，試圖用行動為人們搬運一片「睡眠綠洲」。
1. Sleep in Heavenly Peace：讓孩子擁有一張床的尊嚴
在美國，有成千上萬的兒童正面臨「床鋪貧窮」。因為家庭經濟困頓，這些孩子只能睡在地板、成堆的衣服上，或是與父母兄弟擠在沙發上，直接導致脊椎發育不良、免疫力低下與無法專注學習。
非營利組織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的創辦人認為：「我們的城鎮不允許有孩子需要睡在地板上。」他們不只是募款，更號召社區志工親手裁切木材、組裝床架，並免費將床鋪連同嶄新的床墊、棉被送進這些家庭。對受助的孩子來說，是身心健康的起點；對家長來說，社會沒有遺忘他們、接住了他們搖搖欲墜的尊嚴。
2. Beddown：成為無家者安全的避風港
對於無家者而言，睡眠往往伴隨著危險，在街頭，對遭受攻擊或被驅趕的擔憂及心理壓力，讓他們長期處於淺眠與高度警戒狀態，身心健康造成長期而嚴重的影響。來自澳洲的社會創新組織 Beddown 發現城市鬧區的室內停車場，在夜晚往往是閒置空蕩的，於是與停車場營運商 Secure Parking 合作，在夜間將停車場變身為臨時庇護所，為無家者提供安全的過夜場所。
他們鋪設舒適的充氣床墊，提供乾淨的床單，現場甚至設置了提供淋浴洗澡的空間，更有醫療與牙醫等基礎服務。Beddown 的理念很簡單，只有當人在安全的環境下睡飽一覺，大腦才有機會獲得修復、有力氣去思考明天，進而找到重返社會的路。
3. The Sleep Charity：讓睡眠成為基本人權
睡眠不平等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社會對睡眠的忽視，英國倡議睡眠平等的組織 The Sleep Charity 發起「睡眠宣言（The Sleep Manifesto）」，除了提供諮詢，更致力於推動修法與政策改變。他們向國會遊說，主張睡眠權應被視為與飲食、運動同等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The Sleep Charity 關注的對象不分階級，從過勞的醫療人員、學校裡的青少年，到更年期的婦女，強調受限於經濟或工作條件而無法獲得足夠睡眠的睡眠貧窮現象，必須透過改善工時法規、學校延後上學時間等國家力量來解決。
睡好覺，是一場社會運動
台灣同樣面臨著睡眠不平等的現象，我們不需要把眼光放得太遠，在台北的萬華，「芒草心慈善協會」早就意識到是環境讓無家者沒有餘力睡個好覺。芒草心的自立支援網絡提供遮風避雨的床位，除了直接的收容，芒草心也致力於開發友善房東，試圖在租屋市場中為弱勢者撐出一點生存空間。
睡眠是每個人應享有的基本人權，唯有當社會中最弱勢的人，也能在夜晚擁有一方安穩的角落，消除角落裡的睡眠沙漠，我們才能自豪地說，這是一個健康、安全且文明的社會。今晚，在我們互道晚安之前，許願我們能一起成為那個打造綠洲的人。
註一：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自發性知覺神經反應）並非源於嚴格的科學定義，而是由網路社群所創造，為受到特定聽覺（如耳語、敲擊聲）或視覺刺激後，產生一種從頭皮蔓延至頸背的愉悅酥麻感。能帶來放鬆、減壓及助眠的效果，但具有顯著的個體差異，並非所有人都能體驗。如今，ASMR 已發展為一種流行的內容形式，專指透過 YouTube 等平台製作、旨在誘發此類反應的影音作品。
註二：「食物沙漠」一詞最早由英國衛生部於 1995 年提出，指特定地區的居民因受限於地理環境（如地處偏遠）或經濟條件（如物價高昂），面臨難以取得或負擔生鮮食品的困境，此類區域高度集中於經濟弱勢、有色人種聚居的社區或偏鄉。長期缺乏優質營養攝取，不僅導致居民飲食失衡，更形成一種社會排斥現象，對當地居民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參考資料
- Is tracking your sleep a good idea?（Conversation）
- Insomnia Market Market Statistics - 2030（Allied Market Research）
-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Prolonged Sleep Deprivation in Rats（Allan Rechschtaffen 等）
- Social disparities in sleep health of African pop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Faustin Armel Etindele Sosso 等）
核稿編輯：葉于甄
社會創新接力賽！台、越、馬、澳先行者，如何串起從 0 到 100 的在地網絡？
社企流／文：Jenny
創業者往往是孤獨的，但在社會企業的生態系裡，創造「連結」才能成為變革起點。
今年 10 月首度於台灣舉行的「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SEWF），不僅是全球社會企業領袖的交流盛會，更是在對話裡創造深度連結重要場域。在「網絡的力量：合作生態系驅動永續變革」論壇中，來自馬來西亞 Biji-biji Initiative 創辦人 Rashvin Pal Singh 、台灣社企流執行長林以涵（Sunny）、越南 Centre for Social Initiatives Promotion（CSIP）創辦人 Phạm Kiều Oanh，以及澳洲代表 Catalyst Now 全球運動的 John Paul Uminga，4 位重量級生態系建構者齊聚一堂，分享個別經驗，從早期的單打獨鬥與概念普及，到如今面對企業與政府的跨部門合作，乃至於未來的傳承與治理。
「當社會企業的生態系還是一片荒原時，我們該如何開始？」Biji-biji Initiative 創辦人 Rashvin Pal Singh 拋出第一個大哉問。對於許多新興市場裡的社創組織而言，最初期的挑戰往往不是商業模式的打磨，而是如何建立大眾最基礎的認識。從台灣、越南到馬來西亞，儘管文化脈絡與政治體制迥異，但這群先行者都歷經了「定義」、「建立連結」到「與體制共舞」的過程。在社會企業尚未被理解的階段，他們必須先創造一套能被不同角色理解的共同語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嘗試將零散的行動者凝聚成社群；而當生態系逐漸成熟後，如何與政府與大型企業建立可長期合作的關係，則成為下一個關鍵課題。
從荒蕪到生態系，用知識及行動建立共同語言
在社會企業生態系發展的初期，各國面臨的最大阻礙是社會大眾、政府組織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不足。
用資訊打破不對稱，從內容長出社群
回溯 2012 年的台灣，社會企業在當時仍模糊的邊緣概念。社企流執行長林以涵（Sunny）回憶，當時市場存在巨大的資訊不對稱，因此社企流的起點並非實體加速器或投資基金，而是選擇透過媒體網站引入國際知識並轉譯在地案例。「要將這個概念轉化為一個社群，首先需要創造共同語言。」林以涵指出，藉由內容產出為新興領域建立「正當性」，是關鍵的第一步。（同場加映：【社企流十週年】從社企力到永續力：4 本書回顧台灣社會創新發展，找到實踐永續的靈感）
以內容為核心策略，社企流在 2013 年舉辦成立一週年的論壇時，迎來轉淚點，原先預期僅是小規模的聚會，最終卻吸引了超過 1 千人付費參與。「持續產出高品質的內容，讓我們累積了最初的信任資產。」Sunny 坦言，證實社群的需求不僅於線上的知識、資訊獲取，更渴望實體的連結，這也促使社企從單純的媒體角色，轉型為提供育成計畫、人才培育與資源對接的生態系建構者，並與跨部門夥伴合作，放大台灣社會企業的影響力。
在營利與慈善間走出一條新路，尋找社會企業價值
同樣地挑戰在越南的情況更顯嚴峻， 來自 Centre for Social Initiatives Promotion（CSIP）的 Phạm Kiều Oanh 分享， 17 年前在越南談論「社會企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於當時社會主義背景下，組織只有營利企業及慈善機構的兩種分類模式，像社會企業這類「混合的商業模式」令大眾困惑、甚至引起懷疑。
「當時的環境，你要證明自己既能賺錢又能做公益，需要的是證據，來證明營利與公益是可以並行的。」Oanh 表示，CSIP 的早期策略是與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等國際發展組織合作，進行詳盡的研究調查，試圖回答「社會企業是否可能存在？」同時，挑選具代表性的先鋒社會創業家，「當大眾看到活生生的人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時，概念就不再是空泛的理論。」Oanh 強調，讓大眾看見活生生的人如何透過商業解決問題，讓信任資產開始累積。從媒體倡議到政策遊說的漫長旅程，最終讓越南政府在《企業法》中正式認可社會企業的法律地位。
由下而上、有機生長的社群力量
有別於台灣與越南自主、有意識地推動社會企業概念，馬來西亞的生態系發展，更像是一種有機的發展。「起初大家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是透過議題導向的 WhatsApp 群組，才慢慢將散落各地的行動者串聯起來。」Rashvin 分享，透過最日常的通訊工具，將散落各地的行動者慢慢串聯起來，「這是一個先有社群，後有組織的過程，當信任基礎建立後，結構化的網絡才能發揮作用。」Rashvin 坦言，從非正式的聚會演變成擁有正式章程的組織，最終形成能與政府對話的聯盟，這過程雖然耗時 7、8 年的時間，卻為後續的信任網絡打下了最真實的基礎。
1 到 N 的擴張，邁入成熟的亞太社創生態系
當生態系跨越了草創期，進入擴張階段，面臨下一個階段的挑戰。成熟期的核心任務在於如何扮演好「中介者」的角色，在資源擁有者（政府、企業）與資源需求者（社會創新組織）之間搭建起好的溝通橋樑。
以轉譯搭橋，社企流錨定企業與社創的價值交集
「從 0 到 1 是創造，從 1 到 100 則是規模化與結盟。」Sunny 談到，社企流作為中介組織，一方面要提升台灣社會創新組織的能力，一方面則要承接政府與大企業的 ESG 資源。然而，搭建這座溝通的橋樑並非易事，「這兩端的語言、節奏與優先順序往往截然不同。」Sunny 坦言，大企業或政府機構擁有豐富資源，但結構複雜、決策緩慢，且往往帶有特定的 KPI 壓力；反觀小型社企，雖然充滿熱情與靈活度，但在營運規模與合規性上常難以達到大企業的採購標準。（同場加映：揭秘企業Ｘ社會創新組織合作觀點——雙方合作能帶來什麼益處？彼此期待有哪些落差？）
因此，社企流在當中扮演重要的「轉譯」角色，將企業的 ESG 目標轉為社企流能執行的專案，但同時確保資源能流入社創生態系裡。從社企流近期與星展銀行（台灣）或 IKEA 合作的食農加速器計畫等案例可見，企業與社創組織合作的方式已從傳統一次性的 CSR 贊助，走向更具策略性、影響性的長期且深度計畫。
但在這過程中，中介者容易面臨「兩面不討好」的風險，「有時你會被視為某一方的代言人，這對信任是極大的傷害。」Sunny 強調，「信任不是一次建立的，而是在無數次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累積出來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透明度」與「預期管理」，在合作初期就必須釐清雙方的底線與期待，並採取滾動式調整的策略，隨時偵測並解決合作中的摩擦。
越南社企在商業市場裡，尋找永續活水
在國家層級，Oanh 分享當越南的社會企業生態系成熟後，帶來最顯著的影響是政府角色從懷疑論者轉變成政策制定者； 2023 年越南政府發布首部企業白皮書，並納入社會企業概念，讓社會企業的議題正式進入國家發展議程中，「這是社企界的勝利，但也為我們帶來新的挑戰。」Oanh 直言，雖然有了政策框架，但政府往往缺乏實質的預算支持。「我們不能只靠熱情發電，也不應過度依賴國際援助。」因此，CSIP 目前的戰略重點轉向「財務模式多元化」，積極開拓企業基金會與影響力投資的資源。
在尋求資源與市場生存的過程裡，Oanh 提出「正念影響力」的願景，「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扶持社企，更是要讓所有主流商業體在面對社會議題、環境問題都變得更有意識。」她認為，未來的商業邊界將會越來越模糊，當每家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都能審視自身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那才是整體社會企業生態系真正的成熟時刻。
Catalyst Now 以共享價值，讓理念跨越國界
來自澳洲的 John Paul 則分享，Catalyst Now 在全球化視角下的模式。作為一個連結全球社創家運動的 Catalyst Now 最大的挑戰是來自跨國界、跨文化的管理難題。從蒙古、尼泊爾到東南亞，每個地區的發展進程不一，如何維持網絡的凝聚力？「在地的問題，只有在地人最清楚。我們不強加統一的標準，而是提供一個共享價值的框架。」John Paul 解釋，Catalyst Now 透過分散式領導，在在既有的全球架構中，賦予各地分會高度的自主權，讓決策能貼近當地現實。
在企業合作的選擇上，John Paul 強調「保護網絡的價值觀，比獲取資源更重要。」透過「這對我們有何助益？解決了什麼問題？成功的樣貌究竟為何？」 3 個提問來評估、篩選合作對象。此外，當面對潛在的企業合作夥伴時，組織會邀請成員共同進行「背景調查」；如果某個企業曾有不良紀錄，成員會直接提出警告。將集體把關的機制，讓決策權不再集中於少數領導者手中，而是回歸整個社群。
透過這樣「社群共創」的概念，讓成員之間建立起緊密、信任的合作關係。John Paul 坦言，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實務上看似混亂且耗時，特別是在澳洲橫跨 3 個時區這類複雜的情況下，去中心化、以社群為核心的決策方式，成為支撐 Catalyst Now 全球網絡韌性最強大的黏著劑。
談到成員參與度，John Paul 則認為，網絡營運者不應期待成員永遠保持高強度的投入，「許多成員是志工性質，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有起有落。有時積極參與，有時需要休息，這都是可以接受的。」這樣開放的關鍵在於建立「隨時歡迎歸隊」的機制，確保決策過程具備足夠的包容性。Catalyst Now 透過將權力下放至各個工作小組與委員會，讓成員能在自己關心與感興趣的議題上發揮影響力，而非被動地接收指令。
超越商業利益，信任是建立連結的基礎
當生態系趨於成熟時，若引領整個社會企業生態系的領導者本身也是社會創業者時，哪些決定是為了自己或組織的利益，哪些是真正為了整個社群與公共利益著想？對此，Rashvin 分享馬來西亞的經驗，代表整體聯盟或生態系領導，與政府、企業進行談判時，必須清楚自身的角色，強調「任何機會必須優先回到群體，讓大家有公平參與的權利。如果群體決定不承接，個人才能以私有企業的身分介入。」這也能避免生態系因內部猜忌而分崩離析。
從台灣、越南、馬來西亞到 Catalyst Now 的全球共治，「信任」是社創生態系的價值，正如 Sunny 所言，「生態系的建立沒有捷徑，它是建立在一次次的對話、合作，甚至是衝突後的修復之上。」Oanh 則以她 17 年的經驗中看見，「我們從孤獨的先行者，到現在擁有數萬名夥伴。未來的路依然艱難，但只要我們連結在一起，就能創造出比商業利益更長遠的價值。」
社會創新不是一場短跑，而是一場接力賽，藉由建立具備韌性與包容性的合作網絡，我們才能將點狀的善意，串聯成推動系統性變革的巨大浪潮。
核稿編輯：李沂霖
在離岸築起微電網！哥倫比亞打造能源社區，以綠能翻轉島嶼生計
社企流／編譯：廖翊雯
2025 年 7 月，中度颱風丹娜絲橫掃台灣中南部地區釀成多起災情，颱風所經之處的屋頂、果園、溫網室、養殖漁塭設施皆大幅毀損，電力基礎設施也遭強風破壞，使全國累計停電數達百萬戶。據經濟部能源署 10 月統計指出，西南沿海地區的太陽能光電案場，尤以水面型太陽光電為主，累計損壞 33 處，光電廢棄物數量更不可勝數。
海面上漂浮著受損的光電板、電線桿倒塌於阡陌的景象，也再次掀起民眾對於再生光電的質疑，多數疑慮指向太陽能板的損害即凸顯其面臨災害的脆弱性。但是，任何發電方式皆有其風險，我們該如何看待再生能源的利弊之處？更要進一步追問，若地方遭逢自然天災，當前家戶或大型光電案場是否有足夠的電力韌性？
自主發電舉步維艱：能源轉型卡在哪一關？
太陽能光電為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設施之一，2019 年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台灣約 98％ 電力來源依賴進口，自然能源僅佔約 2％，顯示能源轉型迫在眉睫。依光電政策，預估至 2025 年將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比 20％ 的目標，並提出未來電力市場的願景將是由民眾自主決定如何買電，也鼓勵民眾主動參與投資社區型的「公民電廠」，將發電的獲益留在地方。
目前，台灣常見的兩種太陽能板建置形式為地面型和屋頂型光電。相較於地面型所需光電板設置面積與法規要求嚴格，屋頂型光電更易推行。2024 年經濟部循「2050 淨零排放」目標啟動第二次能源轉型，以獎勵措施吸引民間與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板，希望將此作為再生能源發展的主力。然而，因建置的規範嚴格、金額過高且各地區建築規範不一致，讓民眾對在自家鋪設太陽能板興致缺缺，使政策效果未如預期。（同場加映：不用核能可以嗎？從屋頂看台灣能源永續可能性）
為破除限制，長期推動小屋頂光電計畫的「陽光伏特家」致力於協助家庭在自家屋頂上安裝太陽能系統，並建置公益性電廠，負責設施的維運與運營，以降低民眾投資綠電的門檻，鼓勵大眾從用電者轉變為能源生產者或投資者。
發電不等於用電：微電網讓電力留在地方
光電設施的高昂建置成本及繁瑣的認證程序，使一般家庭難以負擔；隨著電力需求增加與日益加劇的極端氣候正危及能源韌性。我們面臨的下個問題是：若地方光電案場僅作收益來源，或家庭屋頂僅出租給光電業者，用以躉購方式營運時，遇到自然災害使主要電力短缺，是否能將此系統的儲備電力作為緊急用電來源？
許多專家指出，建置微電網（Micro-Grid）是解決區域供電不穩定的最佳解方之一。相較於傳統大電網供給，微電網整合區域內如太陽能發電設備與儲能系統，達成電力自足。一旦主電網供電中斷，微電網就能即時啟動，由再生能源導入電網供應；若家戶設有儲能設備，則能保障一定時間的電力需求。其中，儲能系統更是即時提供地方電力支援的關鍵，有效提高供電穩定性和品質並降低用電成本，使能源自足供應。（同場加映：公民電廠於金山啟用！上百居民購太陽能板產綠電，更將綠色收益回饋社區）
哥倫比亞打造能源社區：微電網的 3 種樣貌
儘管微電網的建置需整合多方資源與設備，難以短時間順利推展，但仍作為受天災威脅及偏遠地區可取得穩定電力的關鍵解決方案；其中，哥倫比亞的一項社區微電網設置計畫值得借鏡。位於 Uramba Bahía Málaga 國家公園內的 La Plata 群島擁有豐富的自然雨林生態和多樣的動植物資源，卻因地處偏遠，難以和主要能源網（energy grid）連接，長年依賴柴油發電機供電。近年來，隨著當地漁業與旅遊業發展，既有電力已無法負荷需求，使島嶼面臨無電可用的困境。
2022 至 2026 年哥倫比亞政府啟動能源社區計畫（PEN），此計畫目標是將多元的再生能源融入國家的主要電力結構，解決偏鄉社區缺乏穩定電力傳輸的問題，預估在 2052 年達到 90-100％ 的再生能源覆蓋率。該計畫在 La Plata 群島則採用「迷你電網」（mini grid）鋪設，以太陽能與柴油發電並行，為島上的 4 個社區提供全日的電力，也在 40 個家庭中裝設太陽能系統，至今惠及近 300 個家庭。此外，能源社區計畫也拓設電力基礎措施，並以其公共資金支持安裝、運營、維護的費用，更提供稅務優惠及技術培訓，使社區未來能自主管理能源系統。
該計畫已打造百餘處「能源社區」，其中 3 處社區極具代表性。
Mingueo 社區：推動乾淨能源交通並增加收入來源
位於哥倫比亞北海岸加勒比海小鎮的 Mingueo 社區，長期以來依賴柴油發電機，每天僅能提供數小時的電力。隨著 2023 年 11 月啟動的太陽能計畫，在社區行動委員會的總部設置了12 塊太陽能板，並建立一處社區充電站，解決居民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的充電難題。
穩定的綠電也為當地交通帶來新的轉機，由於摩托車是當地居民用來載客、運貨的重要生計工具，當地車行也開始將汽油驅動的摩托車改為電動摩托車，降低運輸成本，同時也支持電動車產業，為社區帶來新的綠色就業機會。
Natagaima 社區：利用太陽能來加強漁業和糧食安全
位於哥倫比亞安第斯山脈的 Natagaima 社區，為 Tamirco 原住民保護區，則將太陽能應用於支持當地漁業的發展。在非營利組織 Semillas 的支持下，為當地引入一套由 20 塊光電板、鉛酸電池和逆變器組成的太陽能系統。不僅提供照明，更讓傳統電力無法支援的水泵和冷藏設施得以運作，為 4 個冰箱提供電力，解決漁貨保存問題，大幅提升當地食品安全及漁業生產。
San Bernardo 群島：能源轉型支持旅遊業
San Bernardo 群島隸屬於哥倫比亞 Rosario and San Bernardo Corals 國家自然公園，自 1977 年以來作為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珊瑚保護區域，嚴格法規使當地的能源建設難以推行。其中 Múcura 和 Santa Cruz del Islote 島長期缺乏穩定電力，阻礙旅遊觀光的發展。
為了解決困境，自 2015 年始，哥倫比亞政府投資近 19.8 億披索（約 356 萬美元），推行混合太陽能與柴油系統的能源試行計畫，並在群島上鋪設「電氣化系統」。每日 8 小時的電力，大幅解決冷藏飲料、保存出售給當地餐廳的魚類的需求，充足的電力也改善旅宿客房內的照明、風扇等電器設備，提供更舒適的旅遊體驗。然而，因「電氣化系統」運營維護欠妥，該系統在 2021 年經過翻新後，仍出現許多零組件故障等問題故障，且柴油供應不穩定，使供電品質每況愈下。
雖然此系統成效有限，卻意外成為社區自治團體「社區委員會」創立的契機，他們以社區為橋樑，積極參與討論社區內的太陽能建設項目，並動員居民與中央政策交涉。雖然能源轉型計畫能否成真，仍取決於政府的最終決策，但以群島居民為本，整合社區對能源管理、土地所有權以及資金的分配與運用，居民積極的社會參與與共同決策，是打造永續能源解方的關鍵。
擴大再生能源規模的潛在難題：誰能為能源未來作主？
哥倫比亞推行的「能源社區」計畫，雖然有助於調解能源分配差距、改善生計並創造當地產業發展。但如同公民電廠的建置，關鍵不僅在於發電技術的革新，而需透過居民共同進行參與式的設計，並與地方、地區和政府間充分協調。例如，在海洋保護區或國家公園裡，常因環境法規與地方需求缺乏共識，使能源基礎建設難以推行，因此了解當地社區對於能源的真正需求，才能有效建立完整的監管與政策框架來支持能源社區的實施。
此外，建置區域型微電網更須留意，若缺乏充足的技術、人員訓練與全面的能源教育，可能面臨如 San Bernardo 群島一般，因短期成效帶來福利，但卻無法使能源設備永續運作。再生能源是否能成為未來的首要供電來源，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哥倫比亞的能源社區計畫提供一項寶貴的經驗：「將能源未來的權力交到人民手中。」以協商出能真正惠及地方的再生能源系統。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葉于甄
從不合手的器械，看見手術台上隱形的性別預設
社企流／編譯：李翌甄
在外科手術台上，一名血管外科女性醫師在操作醫療器械時，需要兩隻手才能費力地握住，然而身邊的男性同齡人卻能輕鬆地用一隻手完成 。另一位從業十多年的心臟專家，有時甚至必須將部分手術讓給別人做，只因為手術器械不適合她的手使用 。這些例子揭露了外科領域中一個隱形的性別預設——雖然女性醫學生人數增加，但「以男性為標準」的手術器械設計，正造成女性外科醫師在職涯上的阻礙。
近年調查指出，OECD 會員國中，有 18 個國家的女性西醫師比例已超過半數，其餘國家如英國、法國也高達 49.3%、47.5%，顯示已有相當多女性投身醫學領域。然而，這個百年前就為男性量身打造的職場，真的準備好迎接她們了嗎？研究指出外科手術器械必須盡快與時俱進，改善隱性的性別不平等 。
工欲善其事，但器械「不適合」她？
現代外科的標準與規範，大多建立於 19 至 20 世紀，那是個醫學領域由男性絕對主導的時代，從手術流程、環境設備到器械尺寸，無一不以「男性身體」作為預設的標準值。
而今，現代女性投入醫學的人數大幅增加，但手上的器械卻未隨之調整。對於平均手掌較小、握力較弱的女性醫師而言，操作這些預設為男性規格的器械，不僅需要耗費更多力氣、容易引發肌肉緊繃，更可能直接影響手術的精準度與執業表現 。
不只是不順手！那些被忽視的職業傷害
根據《美國外科醫學會雜誌》（JACS）研究，有些外科手術器械會使手較小或身高較低者有壓力，違反人體工學，尤其女性外科醫師感到操作困難甚至不適。在內視鏡手術基礎考試（FES）結果中可以明顯看出差異，女性外科醫師第一次就通過的機率是 71%，低於男性外科醫師的 92%，性別差異顯示為了男性設計的手術器械，對於女性卻是考試的不利因素。
不僅操作不易，更可能引發工作相關肌肉骨骼傷害（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指由於長時間、重複性地使用不合適的器械或在不良姿勢下工作引起的傷害，包含常見的肌腱炎、腰椎椎間盤突出等。外科醫師患有 WMSD 是很普遍的現象，根據研究，高達 77% 的女性外科醫師曾深受其苦，此現象與手術器械手把的大小有關。手術器械不合的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外科醫師的生活品質，還可能間接降低手術精確度，增加病人風險。更嚴重可能在外科醫師的早期訓練就形成阻礙，最終造成人才流失。
不只是手持器械帶來傷害，傳統開刀房的整體環境也有人體工學的缺陷，如 95% 的外科醫師都覺得腹腔鏡手術的傳統手術台太高。平均身高較矮的女性外科醫師長時間以不舒服的姿勢工作，加重肌肉壓力，也增加職業傷害的風險，成為女性在外科領域的門檻。
從醫學院到手術室的「漏斗效應」
「我不知道有哪個女性外科醫師沒有被性別偏見影響過。」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外科系教授 Nell Maloney Patel 博士說，無論是薪水不平等、工作環境中的隱性偏見，還是器械和設備不適合手掌尺寸等等，幾乎每個人都有受影響的經驗。
美國醫學院協會 （AAMC）指出，外科領域中性別失衡是很普遍的現象，在北美醫師總數中女性約佔 40%，但在外科中仍由男性主導，女性在普通外科中的比例佔 22.6%，血管外科與神經外科更分別僅佔 15% 與 10%。雖然美國醫學院的申請人數趨於性別平等，甚至有時女性人數更多，但在申請外科住院醫師職位時女性仍僅佔 15%，突顯女性擁有進入醫學院的能力，問題則在於是否願意選擇外科作為專業。
其中，選擇科別專業的意願，源自環境的高度影響，多數女性在醫學院做選擇時就已經意識到外科對女性相對不太友善，像是外科手術器械的操作困難，以及如歧視、騷擾、缺乏正式育兒假政策等結構性問題，都是影響她們在選擇科別時的重要因素。如果一個領域在培訓階段就對特定性別不夠友善，自然會導致潛在的專業人才被篩選掉，進而加劇性別比例失衡。
根據英國官方醫療數據機構 NHS Digital 統計，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漏斗效應」，在升遷上意指晉升機會逐漸減少。以英國皇家外科學院為例，醫學系和牙醫系錄取人數中有超過 6 成是女性，但最高階管理職英國外科顧問醫師中，女性比例僅接近 2 成，顯示女性不僅入門難，越到高階職位，女性比例急劇下降。
造成此斷層的原因，除了職場天花板，更與器械帶來的體力門檻息息相關。數據顯示，越強調體力且高度依賴重型器械操作的領域，女性流失最為嚴重。例如需頻繁使用骨鎚、電鑽等高強度器械的「創傷與骨外科」，管理職女性比例僅 8.8%，遠低於一般外科的 22.2%，意味著高體力需求的科別特性，在缺乏合適器械輔助的情況下，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雙重障礙，在特定專科即篩選掉女性人才，自然削減她們晉升至高階管理職的整體基數。
擺脫性別預設，通用設計與科技加速
現今醫學設備常根據過時的設計指南開發，因此要設計出理想的手把，需要尋找女性特定數據，但也可能遇到沒有數據或研究中樣本數量太少的問題。一種常見的估算是將男性的測量值縮小 30 至 40% 來估計女性數據，但這樣粗略的方法無法反映現實變化。不僅性別，種族和年齡同樣會形成差距，像是歐洲男性的平均握力約為 49 公斤，而亞洲女性的平均握力約為 24 公斤，但兩人可能是使用相同的器械開刀。
為了適應更多手型，許多專業組織、研究小組和外科醫師正努力調整手把尺寸，並且降低操作所需的握力。當手把太大而無法好好抓緊，或者需要的力道超出能力所及，就會急劇增加 WMSD 的風險。然而，通用設計的開發進展緩慢，有部分原因是收集詳細的人體工學數據需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
而今，拜科技進步所賜，可借助 3D 掃描、複雜的建模等新型技術，收集準確數據已變得更有效率，得以加速整合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外科醫師的握力和手部尺寸數據，擺脫幾十年來的性別預設。隨著當今手術變得多樣化，手術器械設計也應與時俱進，確保每個醫療設備都更具包容性。
參考資料
- Women in Surgery: Increasing in Numbers—and Influence（Rutgers Health）
- Women in surgery Statistics（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核稿編輯：李沂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