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社企流編輯室
從口罩 0.0 到 4.0,由民間開需求,讓政府變「乙方」
林以涵:新冠肺炎的防疫策略中,公部門採取許多讓民眾有感的社會創新行動,我們歸納出兩大聚焦方向,第一是讓口罩公正且透明的分配,第二是防堵假消息、讓真消息跑得比假消息更快。
首先,關於口罩分配,在口罩產能尚且不足時,政府推動口罩 1.0 政策,僅開放藥局、衛生所等實體通路販售口罩。為了避免民眾白跑一趟,您串連產官學界一同打造口罩供需資訊平台,用一目了然的口罩地圖讓民眾可以快速找到購買地點。請問您是如何串連各個利害關係人,一同建置口罩地圖?
唐鳳:關於口罩公正且透明的分配,可分為 3 個階段,第一是「口罩 0.0」,也就是超商販售階段,尚未實名制,一人限購 3 片。在此階段,若有人在全家買到了,後來又跑去萊爾富買,也不會有人知道,當時就有很多都市傳說,像是口罩在半夜兩點會鋪貨到各大超商,那在 3 點就會有人騎摩托車一家一家找,到了早上 6 點超商就貼出售完的標示,如此就造成很多人買不到口罩,人與人之間的猜忌、不信任感便油然而生。
在此背景下,一位民間的工程師吳展瑋(Howard),便寫了「口罩地圖」,原本只是想讓身邊的親友回報超商的口罩銷售狀況,但很不幸地(對我們來說是很幸運地),這個地圖被分享出去,湧入上千流量,吳展瑋吃個飯回來就發現自己欠了 Google 60 萬。(編按:吳展瑋使用 Google 的「Place API」服務,超過一定免費使用量後,會依據 Google 流量規則計費。)
若要他一人背負 60 萬,當然續航力有限,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使用者,我認為口罩地圖的作法可以促進人與人間的互信,比公部門想到的任何做法都好,所以必須要把這個社會創新作為,變做政策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常常說的政府去支持、但不去主導。
而接下來我們就推進兩個作法,一是將口罩通路從超商變成藥局,改採實名制用健保卡領取;第二是我們協調藥師將藥局的口罩庫存公開出來,這樣就不用靠民眾回報,而是由藥師系統自動回報。這樣的做法就是「開放政府資料」,每分鐘公布口罩庫存量,使用者可以隨時去查詢,以這樣公平、透明的方式找回人們之間的互信。
而在這套口罩系統建置的過程中,不只是由最初的開發者吳展瑋以及政府開放資料所促成,還有藥師也是優化此系統的重要推手。好比說民眾排隊領取口罩,藥師會依據庫存量發送號碼牌,然而號碼牌發完也就等於藥局的庫存沒了,但因為民眾仍在排隊中、尚未過卡,在口罩地圖上就會呈現此藥局還有庫存。在藥師的建議下,口罩系統逐漸新增可由藥師主動關閉地圖顯示的按鈕,避免民眾誤會藥局還有庫存。這就是由使用者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的一個具體例子。
林以涵:看著口罩地圖一路建置到現在,很好奇這件公民先行的點子如何讓龐大的政府機器動起來?
唐鳳:口罩實名制系統由兩塊系統組成,一是資料應用面,以民間力量建置的口罩地圖系統,二是資料的蒐集面,這部分只有健保署能夠寫這套系統,因為他們才能管健保卡資料。讀取健保卡並非要讀取大眾的個資,僅是作為一個載體、作為身份確認的工具。
而我的角色則是擔任一個「轉譯者」,讓民間在做的事情與政府跨部會對接。也就是由民間開出規格,我們是去滿足民間的規格、我們成為乙方去動用各種跨部會資源。若是由政府開規格,就必須要走採購法流程,符合各個規定且獲得長官裁示。
簡單來說,我們就是看民間做出什麼東西,我們就去「增幅」(empower) 他們。
舉另外一個例子,民間的另外一項創新行動,是「口罩儀表板」,由洪進吉開發,讓我們看儀表板就可得知口罩鋪貨量的狀態,也因而發現特地區域好比說竹科等軟體園區的居民,一直沒有去藥局刷卡買口罩,而背後的是因為他們工作時間很長,當他們下班時藥局也打烊了,再加上多數人沒有與家人同住,無法將健保卡託付給他人代買。
在此背景下,便促使我們發展出讓人可以不受時間限制領取口罩的方式,也就是「口罩 3.0」——讓大眾至便利商店取得口罩。而後民間響應將沒有領的口罩配額捐至國外,則是人稱的 4.0 階段。
一開始是社會部門給出需求、由經濟部門擴大,而政府部門就是增幅經濟部門跟社會部門提出的要求。
防堵假消息,擴大「迷因工程」影響力
林以涵:公部門著力的第二點,是防堵假消息,疫情之初人心惶惶,更傳出「口罩的原料跟衛生紙一樣,因此要搶購衛生紙」的衛生紙之亂。您曾於 The Web Conference 2020 的會議上分享,公部門防堵假相消息的關鍵是「Fast 快速」,透過「迷因工程」,讓真消息比假消息傳得更快更遠。想請您分享,迷因工程可以成功擴散的關鍵為何?有沒有哪些具體的案例可分析?
唐鳳:迷因工程的目的是讓大家在看到假消息時,把它傳出去接觸到的人數可以少於一。
大部分會調動大家情緒的就是「樂樂」與「怒怒」,意思是說,如果覺得某個東西真的太好笑了你會想:「不能只有我看到」,通常就會按分享;另外,如果看到某個東西駭人聽聞心想:「怎麼會有這種事發生」,通常也會按分享。
那要怎麼讓假消息被病毒式傳播(go viral)的機率降低,就要利用這種「不得不分享」的感覺,以快樂、幽默的方向去發展。就像當時我們新任發言人蘇貞昌院長的得意之作「「咱只有一粒卡臣」這個迷因,概念就是說這個標題、配上院長的背影,會讓人覺得極為荒謬,但是他又沒有開到別人的玩笑,沒有攻擊別人,而是開自己玩笑的幽默,至時候你就會因為很好笑願意分享。
這個分享事實上最重要的是上面的表格,顯示衛生紙原料產地是南美,那我們口罩產地是在台灣,意思是說就算我們口罩增產 10 倍也不可能影響衛生紙供應量,這才是我們想要講的。
當這個東西已經散播到大家眼前,如果再看到之前說要開始囤衛生紙的謠言,大家看了就算了 也不會分享,因為說真的它沒有一粒卡臣好笑,當我們最大化這種「大家笑一下、發現事情是這樣」的情境,那這樣同一個題目(囤衛生紙),它就不會再因為同仇敵愾的關係而被散播了。
提醒一下,迷因只是外包裝,重點還是裡面要大家記住的資訊,像總柴說你在戶外要保持兩隻總柴的距離、室內要保持 3 隻總柴的距離,那個 social distance 才是重點,很可愛的狗狗圖片只是包裝。那個包裝永遠要把人的視線帶到重點裡面去。如果沒有重點只是包裝的話,那就失去迷因闢謠的意義。
林以涵:四處亂竄的假消息,不只政府需努力破解,主要社群平台如 FB、Google 的力量也十分關鍵。請問您認為社群平台推出的防堵假消息政策中,哪些是真正有效的策略?還有哪些可以努力的方向?政府如何與民間一起攜手,讓迷因工程擴大影響力?
唐鳳:像是獲美台科技挑戰賽(U.S.-Taiwan Tech Challenge)首獎、由趨勢科技推出的「防詐達人」 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的概念源自「真的假的」,而在 Line 群組中闢謠的作法則是參考「美玉姨」。所以這同樣就是說社會部門先建立一套大眾覺得可行的模式,由經濟部門——趨勢科技來擴大運作。
對於大眾而言,第一,趨勢科技作為一個知名品牌,多數人都聽過會產生比較大的信任感。第二,趨勢科技本身產品是防毒軟體,那它作為掃毒、偵測的工具也是大家所習慣的,也因此它就能觸及更多人,也就是把社會部門的創新規模化。
社企產業之機會:透過網路經營臨場感
林以涵:根據社企流於 3 月初發布的產業調查,有 9 成社企營運受影響、 4 成社企營業額減少 26% 以上。就您的觀察,接下來進入後疫情時代,有哪些社會企業(無論是其社會使命或產品服務)受到較大衝擊?哪些社會企業反而逆勢成長?因疫情而帶來的機會跟挑戰為何?社會企業工作者該如何應對?
唐鳳:現在看到的趨勢是,越能夠透過網路經營臨場感的組織,它所販賣的服務或商品就越容易逆勢成長。像是新型態的教育創新。
大家以前覺得說,透過線上見面只有兩分情、實體見面有三分情,大家會盡可能地去實體見面,但我們現在就發現很多社會創新的方法,可以透過線上或共享一些符號來營造臨場的氛圍。
像是我們在 g0V 零時政府舉辦黑客松,大家透過外送點一樣的披薩等等方法,去營造一種雖然遠距但還是臨場的感覺。
那些特別依賴見面看得到表情的產業,特別因為我們都戴著口罩,所以見面說不定剩一分情,這時候他們就會受到較大的影響。
政府來投資!伴社創組織挺過疫情衝擊
林以涵:面對產業衝擊,政府編列了超過 2000 億的紓困方案,然而,很多新創尤其是社會創新領域中的組織,都是在回應一些新興的社會趨勢,所以它的行業有時候很難界定。那在行政院的紓困方案中,就會變成像是在做永續旅遊的這種非傳統旅行社的組織,就不一定能夠適用。您有觀察到社企創業者在紓困申請上遇到哪些困難嗎?該如何因應?未來政府提供紓困資源時,可以透過哪些管道,順利與有需求的社會企業對接?
所以說,即使國發基金入股的金額很大,也不用擔心公司會變成國營企業。如果因為疫情公司多少有賺錢,那所有人都受惠一點這樣很棒;但是如果因為疫情,公司受到很大的影響,在國發基金特別股認購的機制下,一方面能多少紓困、另一方面因為這個方案是屬於投資,公司並不會留下欠債的紀錄。
我覺得這是對於公司法一個非常有創意的運用,在我們公司法特別是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有特定的社會使命、股東賺錢與否尚在其次,這樣的情況下,國發基金也不會過問。這個形式比傳統給經濟部門、要看盈利與否等績效的補助思維,更適合社會企業。
林以涵:延伸一個問題,這些紓困方案資源對於 NGO 的紓困好像就沒辦法直接適用?
唐鳳:其實每個部會都有他的施政目標,也因為疫情的關係,施政目標達成率也都有限,若把這 31 個部會看作是 NPO ,他們的年度計畫也受到疫情影響,所以若 NGO 越能跟他們達到相同的目標,它(政府部會)是不會吝惜給予資源的。大概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企業願相挺!鼓勵從「供應鏈整合」開始,將產品線「社企化」
林以涵:除了上述政府端的紓困資源,您應該也跟社企流一樣,常被許多企業詢問社企領域受到疫情有哪些困難、企業界可以怎麼協助,您會怎麼建議對於扶植社會創新組織有興趣之企業評估其紓困資源提供的策略呢?
所以我誠摯的建議是,去看 Buying Power 的型錄,即使在上面沒有完全符合需求,但你覺得某個產品或服務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符合需求的話,更歡迎不吝去跟這些社會創新組織洽談。這樣也許你的一個產品線,就能變成具有社企精神的產品線,這是我們非常鼓勵的一種合作方法。
在疫情中誕生的社會創新解方
林以涵:新冠肺炎疫情衍生許多潛在的社會問題,就您的觀察,未來是否會有因疫情而生的社會創新組織?
在這場防疫松之中,其中一個獲得評審一致讚賞的團隊叫做「LogBoard」,他們是以「被疫調者」的需求出發而研發出「疫調轉譯機器人」,幫助人們在接受疫調時回想生活史、病徵等資訊,且完全地保護個人隱私,我覺得相當有意思。
而在防疫松中較常見的 3 大領域,第一類主要是幫助疫情調查、為社區評估風險;第二類則是資料視覺化,將資料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現,如「Gemini Data」(編按:該團隊開發視覺化工具「Gemini Explore」,可將公衛部門所收集的疫調資料視覺化,藉以協助公衛部門與疫調人員有效掌握確診病患與周遭環境之間的關係)。
第三類則是紓困資源的整合,如「跨領域研究室」(編按:該團隊開發紓困方案整合性查詢平台,使用者可輸入該身份類別查詢,了解對應的紓困方案、申請方式及申請機關聯繫管道。以上團隊詳情請見台美防疫松官網。)
社會創新成為「civil engineering」:解決問題的格局變大、社會影響力更深遠!
林以涵:520 後恭喜您繼續擔任政委,2018 年開始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也進入期中考階段,請問您於未來的任期內,在推動社會創新上有哪些新的策略?
唐鳳:剛剛談到的口罩地圖,在 taiwan can help.us 網站上被描述為是「civil engineering」,這個字事實上是「公共工程」的意思,原指造橋鋪路等土木基礎建設。而這是第一次,我看到公民科技的社會創新被用 civil engineering 來描寫,我本來還想說是不是寫錯字了(笑),後來跟吳展瑋去 MIT 直播談他的作品,才發現這是從他的簡報中來的,他真的認為他在做的是 civil engineering。
確實,由他開發的口罩地圖使用者已超過千萬人,等於台灣有一大半的人口在使用他的產品,這時候他的貢獻程度、公共利益的效用就跟高速公路是一樣的,這個情況下的社會影響力就非常非常大,若他一個參數出錯,藥師就會跟顧客起很多衝突。
這時候這些社會創新者就不是只是小規模的、大家自己做好玩的而已,這是一個全新的型態,以前從來沒有一個數位社會創新的項目可以在這麼短時間內就變成公共工程的程度。
大家也就發現說,這種「逆向採購」,由民間訂規格、政府當乙方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我們也看到更多更有野心的社會創新專案,是把公部門當作廠商使喚(笑),我覺得是很不錯的,表示大家想要解決問題的格局變得更大了。
外交創新!促進跨國社會團結
林以涵: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許多人的職場生活,許多企業紛紛實施了遠距工作。對於工作者本身,您建議如何運用因遠距工作衍生出的新興科技?
唐鳳:像是江明宗或吳展瑋他們都是台南人,在整個開口罩地圖的過程中,他們其實都沒有到台北來。平時我們都用線上文字溝通,製作過程則是完全地透明公開。在這段期間,我甚至沒有過吳展瑋本人,是地圖開發結束我們才第一次視訊,這在以前可能很難想像。
走過疫情,大家對於實體聚會的想像也不一樣了。
過去我提到遠距工作時,多數人都以為我是講在家工作,但其實我的意思是,去營造一個對大家來說都像是家一般的環境,把兩個空間串連起來,透過視訊或其他方式都不違和,沈浸在一個開放協作的文化裡。我認為這種沒有主會場、而是將各個點串連起來的形態,未來將會變成主流。
林以涵:您身為資深遠距工作者,曾在網誌中提出,因為遠距工作而衍生出的視訊會議等科技應用,將能達到「跨國社會團結」的合作模式。請問這樣的新型態合作模式是什麼?對整體社會有何意義?對社會創新發展有幫助嗎?
唐鳳:具體的例子像是,韓國公民科技社群,以江明宗的地圖去施壓他們的政府;又或是日本公民科技創新社群「Code for Japan」製作疫情儀表板,g0V 的同仁一下就翻成繁體中文,但站上繁體中文這 4 個字的「體」這個字還是漢字「体」沒有翻到,我就補位改為「體」。Code for Japan 發現後便在 Twitter 上推文,而他們的市議員(編按: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轉推。
這件事情很有意義,像是一般來說,外交關係是雙方政府先簽署一些協議才會一起合作,而現在完全不是,我是透過社會部門,作為一個公民社群中的參與者去給予協助。這樣的外交能見度反而高過我們的簽署 MOU 的能見度。(編按:MOU 原文為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意即合作備忘錄,僅用以記載不同國家、政府或組織間簽署雙邊或多邊意向(動向)的文件。)
這是一個嶄新的情況,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被這個經驗啟發,發起捐助口罩響應外交人道援助的方案。以前這樣的模式稱為第二軌外交,或是將人道援助視為第三部門,但現在這才是主要的外交方法,社會部門才是主要的部門,這真的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