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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F社會企業是否需要認證講座

社會企業立法認證前,我們應該要思考的三件事

201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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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社企流來到香港「社企民間高峰會(Social Enterprise Summit)」與「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現場,為讀者帶來第一手的採訪與觀察!跟著我們從社企認證和評估、政府採購、以及創新案例等面向,一探全球的社企發展趨勢。

文:劉玟苓

一進到講廳,映入眼前的就是各國講者列席於前排,他們輕鬆的表情帶著專業,台下則是座無虛席。主持人是來自英國文化協會社企項目的資深顧問Paula Woodman,她開場說明這場座談採用她提問,各國講者回答,最後由她做總結的形式進行。而整場討論中,「為什麼我們需要社會企業認證?」不斷被提及,除了有多國代表討論社會企業認證(以下簡稱為:社企認證)在各國的現況,此次也更本質地去討論「為何需要認證」、「怎麼樣的認證適合自己國家」。

在臺灣,社企認證早已非新鮮話題,亦有多篇文章討論認證存在與否的好壞,本篇文章不再此多做評論,而是融合講座及資料整理,來探討為何需要認證、和參考他國如何發展其認證機制,冀望能成為剛踏入社企圈、希望了解社企認證概念的初學者們一個入門的憑藉。

SEWF社會企業是否需要認證講座

社會企業為何需要認證?

主持人Paula在開場時,簡要說明了為什麼我們需要立法作社企認證。

假設今天政府要開始推廣社會企業,促進社會企業發展,一開始會怎麼做呢?一般而言,政府會想到透過補助或是優先發起政府內採購。但是首先必須面臨的問題是,哪些單位是社會企業?哪些不是呢?

社會企業的認證,顧名思義就是藉由一個定義、一套標準,去判斷誰可以被稱作社會企業、誰則否,而這認證的真正意義,即是讓政府或有關單位進而可以判斷,該給予誰採購、給予誰補助等優惠措施,以減少中間確認時間、成本。

然而,回到認證機制的成立根本,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的定義?以及自己國家的社企發展到底處於哪個階段?當下最需要的是什麼資源?才是各國在立法前極需釐清的要點。

社企認證在他國的發展

講座中各國講者陸續分享在國情不同之下,所產生的不同社企認證發展模式。筆者於此特別著墨韓國與中國的例子,期能為同是亞洲的台灣帶來借鑒。

在韓國「強政府,弱社會」情形下,亦即政府具有強勢帶領產業風向的主導權,由政府推動社會企業,依靠大企業扶植NPO、新型社企的模式極有效率,而在社企認證立法一事,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主導權也非常強。不過雖然由政府帶領社企產業發展有其優點,但如2006年韓國頒布《社會企業促進法》後,因為其嚴格的條件,致使許多社會企業無法或不願意註冊,反而某種程度阻礙產業發展初期所需的多元性。

不過來自韓國Dasomi基金會董事局的主席宰雄牧師對此表示,立法一事是需要循序漸進的,是不斷試驗與改錯的過程。他認為再經過多年改進後,目前韓國社會企業認證立法發展也愈趨成熟。(同場加映:亞洲社企領頭羊-南韓「社會企業促進法」介紹

又如中國講者佛山市順德區社會創新中心總幹事李允冠先生提及,中國現階段以嚴格定義的社會企業屈指可數,因此強烈建議在產業發展初期階段,即便要做認證,也需要非常寬鬆的去定義、立法,以保有既有社群發展的模糊性,納入各方利益團體,透過時間去篩選出誰才是真正的社會企業。

韓、中學者皆提及因為其國情,而採用或希望採用「由上而下」、「由政府到民間」的發展方式,而與之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則為英國與澳洲,兩者皆是由民間發展至相應成熟後,認證立法則順勢水到渠成,其中各有利弊,端看各國發展狀況判定,沒有最完美的發展方式與立法、只有最適合。

講座最後,主持人Paula整理了3項思考要點,給予正在思考是否立法認證的各國參考:

  1. 首先,要先釐清為何需要認證系統:建立此系統,目標是減少確認是否為社會企業的溝通成本嗎?還是有另外的需求?
     
  2. 社會企業的定義和框架在認證體系中很重要:利益相關方必須要能融入其中,達成共識,且同時此體系要能辨識出誰可以加入成員、獲得認證。而如果台灣目前對於什麼是社會企業尚未有共識,則可能因為立法,反而一刀砍斷許多早期發展的社會企業,這點仍須多加著墨、小心謹慎。
     
  3. 他山之石,可以借鏡:現在很多國家已有發展經驗,可多多參考他國,如英國、澳洲、韓國等等,依照相似國情,發展出適合自己的認證體系。

在台灣,政府亦有觀察到近年為社會企業發展前期,因而試圖強力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然而在台灣各方對於社會企業定義仍不斷地討論,離社會共識仍有一段距離,Paula的3點結論甚有參考價值,值得台灣社會與政府單位不斷討論、思索。

核稿編輯:林冠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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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昱珽:發展社會企業,政府也需要「創新思考」!

2016.10.25
合作轉載

文:黃昱珽

「社會企業」的風潮與未來

近年來台灣社會力量不斷湧現,許多人開始轉向投入社區,希望能夠結合自身的生活與土地,展現出更為深刻的認同。創業與工作不再只是經濟上的計算,呈現出更多的理想性。在台灣孕育這股趨勢的行動和理念,國際間「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概念有許多近似之處,我們也成為了全球性社會企業風潮的一份子。

雖然說是一個風潮,但「社會企業」不僅是個隨時可能褪去的流行。Majora Carter在她2010年的TED演講中提到,她發現美國各地都出現這類處理社區需求、解決社會問題的在地力量,每一天都變得更為強大、更充滿活力。

她認為這些「在地生態經濟企業」(local eco-entrepreneurship)的行動都涉及到「家鄉安全」的議題,在進行家鄉的環境保護、人口就業、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進一步成為國家經濟振興的基石。

自197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雖讓世界的關連更為緊密,卻也造成局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與「志願失靈」(voluntary failure)等各種現象,去除差異及脈絡的經濟理性計算,則進一步加速社區傳統文化的衰亡。

社會企業作為自下而上發展起的草根力量,則反過來藉由市場來取得資源,重建社區並達成其社會目的,是我們在面對未來時的重要解方。

「社會企業」因應社區、社會的議題而生,因此也涉及「家鄉安全」的議題。圖為位於溫哥華的社會企業H.A.V.E.,不僅是實際運作的餐廳,也是廚藝訓練學校,協助訓練弱

推動社會企業

無論是台灣的政府還是民間,近幾年都感受到蓬勃發展的社會企業風潮,也都希望透過社會企業的推廣,來解決台灣社會所面對到的一連串問題。行政院於2014年提出了《社會企業行動方案(103-105年)》的政策,規劃以政府的力量來帶動社會企業的發展,因此有些人將2014年,視為是台灣社會企業元年。

不過在《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中,可以發現政府部門在估算國內社會企業的數量時,採取了相當狹義的形式定義,包括:(1) 公司的「登記名稱」為「社會企業」;(2) 公司將社會目的視為「主要業務」;(3) 公司的「業務範圍」包含社會目的者。這樣的定義雖然方便統計,卻非常限縮社會企業本身的豐富內涵。

政府部門其實是將社會企業視為另外一種「新的產業」,以過去輔導產業發展的經驗,複製到社會企業的推廣上。然而社會企業在本質上便與過去的產業有所不同,打破了過去企業經營的許多思維,因此要將既有的產業輔導模式按表操課加以複製,將可能造成許多格格不入的情形,甚至讓新萌芽的社會企業削足適履,擠入特定模式來符合主管機關的期望。

我們認為,若要促成台灣社會企業進一步蓬勃發展,必須要有著新的思維模式。接下來我們將介紹英國推動社會企業的經驗,說明更具彈性的協助策略。

具備彈性與支持的制度環境

英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經驗,對台灣來說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劉子琦一行人在2013年赴英國考察了英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於2015年發表了《英國社會企業之旅》一書,認為英國的社會企業發展,可以歸納出「行動力」、「穿透力」與「創造力」三項特徵。

其中「創造力」是指社會企業發展出獲利與公益平衡的永續經營模式,展現出英國在地社會的活力。這裡將簡單討論公部門的「行動力」與民間的「穿透力」,探討社會企業所需要的制度環境。

英國發展歷程的最大特色,乃是它對於社會企業多樣性的接受度。英國最大的社會企業民間組織SEUK,有著非常寬鬆的會員資格認定;無論是個人商販、社會企業,或者是營利事業團體,只要採取透過商業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都能夠成為他們的會員。

SEUK並未限定非得要達到特定的條件、規模與組織形式,才能被稱為社會企業。他們更傾向透過社會企業的「發展階段」,來提供會員不同的服務,同時收取差別會費。這樣的策略讓各式各樣的社會企業,有了更多的活動空間,也避免僅僅因為形式主義的緣故,將一些社會創新的活動排除在社會企業的行列中。

英國社會企業之旅

在鼓勵社會企業的資金挹注上,同樣也有著相當的彈性。由8家非營利組織共同出資所組成的UnLtd,是全球最大的的社會企業育成平台,他們透過頒發獎項給個人的方式,提供個人與企業所需要的資金。這些獎金並非依照產業類別、組織型態來分類,同樣是依照不同的階段作為考量。

如果僅在提出構思的階段,UnLtd願意提供最高500英鎊的獎金,讓個人可以探究這些創新實作的可行性;如果是已具規模的社會企業想要進一步擴大發展,UnLtd則可以提供最高20,000英鎊的獎金。這種依照個案需求提供適切的援助,讓不同的社會企業都可以更為自在的發展。

而在公部門的組織修法上,英國也展示出高度的彈性。國會不僅在2011年修改《慈善法案》(Charity Act)給予慈善組織更高的權限,也在更早2004年間,量身訂作了「社區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的組織形式供社會企業選擇,主管機關也以「從輕原則」(light touch regulation)的方式來審查是否符合標準,務求給予最大的空間。

因此與其說英國政府是透過修法來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不如說是盡可能地排除社會企業的發展障礙,由「大政府」走向「小社區」。

「創新」就是超出常規

在本質上來說,社會企業許多是在地社會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突破「國家、市場、社會」三者關係的跨界創新。因此,如果政策在規劃時,預先安排既定的發展方向,讓社會企業受到國家資源的調節指導,那必然會限制它進行大膽創新的可能性。所謂的「政府失靈」,不就是在僵硬的既有法規下,政府失去了它控制大局的能力嗎?

在英國的經驗中,社會企業需要的,不是設立層層標準的獎勵辦法,而是在最大的彈性下,考量個案需求而給予的支持。社會企業不是種新的「產業」,而是依據每個在地社會、社區的需求,量身訂作出解決方案的市場行動,他們所需要的支持也不盡相同,這恰恰和政策的標準化作業相衝突。

也就是說制度環境首先需要進行創新的思考,才能有效協助社會企業,進行更多創造性的破壞。

全文轉載自新作坊,原文標題:社會企業概念專題報導(一):推動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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