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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解嚴,結束長達 38 年的軍事管制,亦是台灣從獨裁逐步走向民主的轉捩點。解嚴滿 20 週年時,台灣政府將 7 月 15 日訂為「解嚴紀念日」,這個紀念日提醒我們不能忘記民主的珍貴與脆弱。
社企流/文:Wei Ho
對台灣而言,2025 年是極具指標意義的年份,是台灣解嚴後的民主歷程將邁入第 38 年,首次追平過去那段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這也象徵著民主制度已走到與威權歷史對等的分水嶺。
這道「戒嚴令」曾是全球最長的軍事管制令,最終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告終結。當時,面對日益高漲的民間抗爭與持續的國際壓力,時任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歷史自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如今,這 2 個等長的「38年」在歷史的座標上相遇:一個代表著國家權力的高壓壟斷,另一個則標誌著公民權利的艱難萌發。這個時間上的對稱點,促使我們必須對過去與未來,進行一次深刻的審視。
本文重點摘要:
  • 解嚴紀念日是什麼?
  • 轉型正義是什麼?
  • 全球人權發展情況
  •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解嚴紀念日是什麼?為何很重要?

台灣在 2007 年解嚴屆滿 20 週年,台灣政府正式將 7 月 15 日訂為「解嚴紀念日」。但為什麼要特別設立這個紀念日?
從不同世代來看,當年歷經戒嚴與解嚴時期的人們,是社會上的中堅份子;而年輕世代從小就在自由開放的環境裡長大,「自由」就像是空氣一般自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是要不斷地提醒大眾,「民主,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它的發展經常會受到波折、甚至倒退。」如果一個社會忘記了自己是怎麼爭取到自由的,那麼它也就會失去保護自由的警覺與力量。藉由紀念日的形式,讓歷史一次次提醒我們:「自由是寶貴的,但也十分容易失去。」(同場加映:當人權正義亮起紅燈——從疫年回顧,認識 SDG 16 和平正義與制度

「解嚴」的歷史重量

理解「解嚴」的歷史重量,必須從戒嚴的真實面貌談起。台灣戒嚴時期,始於 1949 年 5 月 20 日。在國共內戰敗退的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以「確保台灣安定」為名,頒布《台灣地區戒嚴令》,將全島置於軍事管制之下。這段漫長的歲月,便是後來人所稱的「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國家權力凌駕一切,公民權利被全面凍結的年代。
在戒嚴體制下,台灣社會被置入一套「準戰時」的法律框架,憲法中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在「動員戡亂」的大旗下被一系列特別法令與行政命令實質架空。政治上,「黨禁」確保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地位不容挑戰;思想上,「報禁」與無所不在的出版審查制度,將媒體馴化為政權的喉舌,任何異議的聲音都可能被貼上「為匪宣傳」的標籤而遭查禁,作者甚至身陷囹圄;在司法層面,軍事審判的權力被極端擴張,平民僅因政治言論、組織讀書會、或被指控為匪諜,就可能被送上軍事法庭,在缺乏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下遭致重判,造成無數政治冤案。在這種高度壓抑的制度環境下,社會的自發性與創造力受到極大限制,批判性的公共討論也難以存在。
1987 年的解嚴,讓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有了回歸正常的機會。軍事管制的結束,代表憲政體制可以重新運作;而陸續解除的「黨禁」與「報禁」,則為政治的多元競爭與媒體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恐懼和影響,並不會因為一道命令就馬上消失;但同一時間,一個全新的局面也已經出現:人民開始有機會回頭檢視過去的歷史、公開討論過去不敢談的政治話題,許多被壓抑的社會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

公民社會的萌發與動能

其實,早在蔣經國宣布解嚴前,已有零星社會運動發生,例如指標性的反杜邦設廠運動與 519 綠色行動等,正是這些不斷衝撞體制的能量,為最終的解嚴積蓄了關鍵的社會動能。解嚴之後,人民重新奪回集會結社的自由,各類型的公民團體便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其關注的議題十分廣泛,幾乎涵蓋了威權時期被長期忽略的每個角落。(同場加映:上街真的有用!社會運動如何為氣候政策帶來改變?
(在解嚴前,台灣社會已有零星的社會運動發生,如 519 綠色行動。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簡永彬攝影。)
(在解嚴前,台灣社會已有零星的社會運動發生,如 519 綠色行動。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簡永彬攝影。
從環境保護領域的反核運動、挑戰以開發為導向的價值觀;到勞工組織走上街頭,為爭取合理的工時與勞動條件而抗爭;再到婦女團體(如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性別平權、推動重要立法;以及人權與司法改革團體(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長期監督政府,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值得信賴的司法體系。這些公民團體透過街頭遊行、公共論壇、政策研究、國會遊說等多樣化的方式,扮演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也成為了監督政府施政、彌補法律不足、並為弱勢者發聲的關鍵力量。它們的存在證明了,民主不僅僅是定期投票,更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對公共事務的持續參與。
這股「由下而上」的動能,不僅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除了選舉與政黨政治之外,另一股不可或缺的核心驅動力,更與當時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浪潮相互呼應,以此證明了台灣的轉型,並非單純由上而下的政治施予,而是如同當時在南歐、拉丁美洲與亞洲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一樣,都是由人民自主的覺醒與堅實的社會力量所共同構成的。

從傷痕中學習——轉型正義是什麼?

在漫長的戒嚴時期,無數人民受到威權體制的系統性壓迫,失去名譽、自由,甚至失去生命。而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僅是大步向前,也需要回過頭關照歷史的傷痕。而「轉型正義」的工作,正是試圖修復這些創傷,並確保今日的民主社會,能真正從歷史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在聯合國的報告中,將「真相」、「正義」、「賠償」、「保證不再發生」及「追憶」列為轉型正義的 5 大核心。最初,政府透過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解密政治檔案、撰寫調查報告等方式,系統性地拼湊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圖像,讓這段被掩蓋的歷史得以重見天日;與此同時,受難者的平反工作也在進行。經由撤銷數千件威權時期的不法刑事判決,讓受難者得以回復名譽,也象徵著國家承認自身曾犯下的錯誤,國家也試圖透過金錢賠償作為對於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具體彌補,而關於「保證不再發生」則透過移除威權象徵的討論、改革曾為獨裁服務的情治與司法系統,並努力將這段歷史納入國民教育,從而建立起整個社會對威權統治的「集體免疫力」。
雖然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起步較晚,也偶有不同立場的聲音干涉其中,但這項工作仍持續進行。2022 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階段性任務達成,轉交政府 6 大部會持續推動相關工作;2025 年 6 月行政院的「推動轉型正義會報」中,行政院長也提及未來中正紀念堂將轉型為「民主教育園區」,讓社會大眾能夠更加理解台灣如何從威權走向民主,並強化人權與法治的價值觀念。
(行政院在 2025 年表示,中正紀念堂未來將轉型作為「民主教育園區」。來源:Chris on Pexels )
(行政院在 2025 年表示,中正紀念堂未來將轉型作為「民主教育園區」。來源:Chris on Pexels

全球民主浪潮下的人權發展情況

從 1970 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曾讓全球許多國家走向民主,帶來了希望。然而,近年來的趨勢出現了改變。根據美國倡議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25 年全球自由報告》,全球自由度已連續 19 年下降,僅在 2024 年,就有 60 個國家的人民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方面有所倒退。
這種「民主倒退」的現象並不僅限於近年。歷史上的「布拉格之春」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事件,都警示著我們:一個自由討論政治、對未來有所期望的社會氣氛,有可能隨時被國家力量所鎮壓和中斷。
除此之外,以武力鎮壓人民話語權的威權樣貌仍未遠去,但當代威權政體的統治工具變得更加多樣,也更加難以察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發布的《2024 年度人權報告》,我們可以窺見當前全球威權主義的樣貌:
  1. 以武力限制言論自由、結社和和平集會:現今仍有部分國家會任意逮捕、強制失蹤,或以過度武力鎮壓公民行動。如孟加拉當局下令「就地槍決」以鎮壓學生運動,造成上千人死亡;2025 年的土耳其全面禁止抗議,並無差別攻擊和平示威者。
  2. 以法律作為箝制人民聲音的武器:包含阿富汗、中國、德國、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在 2024 年都曾提出可能打壓言論自由或迫使媒體關閉的法案,而衣索比亞、匈牙利、巴拉圭、泰國等國家,也採取新措施限制結社自由.如解散或暫停非政府組織與政黨。
  3. 以科技工具侵害人民自由:隨著臉部辨識技術的發展,部分國家以無人機等工具監控和平示威者,這個做法不但侵害隱私權,也使得人們畏懼表達自己的聲音。而越來越多國家普遍使用間諜軟體技術,也使得新的數位安全威脅浮現,如部分國家透過應用程式與數位平台監控一般人民。
當代威權主義的樣貌,不僅存在於單一國家內部,更是一種交織性的全球現象。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其行為也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壓迫,進而造成全球範圍的人權倒退。

自由的守門人,3 大國際人權組織

儘管全球人權發展面臨著嚴峻挑戰,但仍有許多組織在為捍衛人類尊嚴,追求一個共存、共好的世界而努力。這些全球性的人權組織,扮演著調查者、倡議者與守望者的多重角色,是國際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人權組織之一,其核心工作方法是進行獨立、客觀的實地調查,並發布關於各國人權狀況的研究報告。該組織尤其關注死刑、酷刑、政治犯和言論自由等議題。其最廣為人知的特色是強大的全球會員網絡,透過發起「寫信馬拉松」等公眾運動,動員全球公民寫信或連署,直接向侵犯人權的政府施加道德與輿論壓力。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此組織以其發布的深度、嚴謹的調查報告而聞名。其研究員會針對特定國家或特定主題(如童兵、集束彈藥等)的人權侵犯情況進行長期追蹤與詳盡記錄。他們的報告不僅向公眾揭露事實,更重要的工作是直接與各國政府、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進行政策倡議,試圖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推動根本性的改變。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以研究和評估為主要工作的美國倡議團體。每年發布的《世界自由度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會對全球各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大項進行評分,並將所有國家分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 3 種類型。這份報告因其長期的數據積累和系統化的評估方法,已成為各國政府、學者與記者衡量全球民主趨勢的重要指標和風向標。
除了上述組織,還有許多在特定領域深耕的專業團體。例如,「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專注於監測全球新聞自由狀況,並為受迫害的記者提供支援;「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則致力於實地分析,以預防和解決致命衝突。(同場加映:讓被審查的新聞得以自由——無國界記者打造「Minecraft」虛擬圖書館,收錄官方封鎖的歷史事件

面對守護人權、自由與民主,我們可以怎麼做?

解嚴紀念日不僅是要我們謹記歷史的傷痕,它也提醒著我們民主與人權的成果並非一勞永逸,需要世世代代持續行動,才能守護現有的自由。面對當代複雜的挑戰,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個面向,來為台灣乃至全球的人權進步奉獻心力。
(走讀人權場館,或參觀相關團體活動,才能有機會認識這段被抹去的歷史記憶。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 Facebook)
(走讀人權場館,或參觀相關團體活動,才能有機會認識這段被抹去的歷史記憶。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 Facebook

強化人權教育與歷史記憶

遺忘歷史可能導致威權復辟,因此透過教育確保社會大眾認識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是鞏固民主的第一道防線。現今有許多單位都正為此努力,由政府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透過展覽、研究與教育活動,使人民能有機會認識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
民間亦有許多組織深耕人權教育,如鄭南榕基金會舉辦「中小學人權教案設計徵選比賽」,使學校教育與人權教育銜接的可能性提升;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辦理「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帶領年輕學子認識白色恐怖相關歷史。此外,這些組織也會辦理講座、工作坊與出版刊物。透過走讀人權場館,或參與相關團體活動,並支持將這段歷史更完整的納入課綱,才能確保這個社會能夠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建立起對威權統治的集體警覺性。

積極參與公民社會與國際連結

一個健全、活躍的公民社會,是抵禦威權的重要防線。台灣幸運地擁有非常蓬勃的非政府組織(NGO)生態,在各個領域監督政府、推動改革。我們不必精通所有議題,但都能從自己關心的領域出發,找到參與的方式。例如,關心人權與司法改革,可以追蹤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倡議;在乎性別及 LGBTQIA +平權,則可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站在一起。同樣地,在環境永續、勞動權益等攸關社會發展的議題上,也都有許多專業的非營利組織正在努力。
除了關注這些非營利組織,實際的定期捐款,或是投入時間擔任志工,都是為公民社會的永續發展提供最堅實的幫助。而這份來自民間的茁壯力量,不僅深耕台灣,也正透過國際交流與世界連結,共同守護著普世的民主價值。

健全民主法治與監督機制

民主的品質,依靠健全的制度與公民的監督。看到其他威權國家以法律和科技為武器,我們更應該檢視自身的民主機制。首先,必須捍衛司法體系的獨立性,使其不受政治干預,保障人民權利。同時,也要注意任何以「效率」或「安全」為名,實際上卻過度擴張行政權、限縮公民權的立法或政策。
此外,公民的個人實踐也同樣重要。在數位時代,我們應養成查證資訊來源、辨別錯假訊息的習慣,以抵禦認知作戰。而手中的選票與選後的持續監督,更是我們能直接影響政治、最實際的監督工具。 透過每一次投票做出選擇,並在選舉後持續要求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對政策負責,才能確保民主機制為人民服務。

推動普世價值與多元共融

人權的終極關懷,是對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這份尊重不應只停留在法律或政治層面,更必須深化為日常生活中擁抱多元、促進共融的文化。 這份文化體現在我們的實際行動中。它要求我們努力消除基於性別、性取向、種族、國籍、身心狀況或宗教信仰等任何形式的歧視。它也意味著學習傾聽不同的意見,即使無法全然同意,也要捍衛對方發言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要保障少數群體的文化權與社會參與權,當我們能在校園、職場、社區等每一個生活場域,都努力實踐相互尊重與包容時,就是在為台灣的民主,打下最溫暖也最堅實的文化基礎。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葉于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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