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影響力投資是解藥?還是安慰劑?
編譯:鄭全智 資本來源是社會企業創立初始,所面臨的一大挑戰,這也是為什麼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是整個社會企業生態系統內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全球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這是好事。但就如同「投資一定有風險,基金投資有賺有賠」,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是否能真的用在對的地方,創造社會正向變遷呢?或只是另一種型態的散財童子呢?
幸運的是,非營利組織B Lab所發展的社會影響力投資評等Global Impact Investing Rating System(GIIRS)提供了一個具公信力的指標;全球社會影響力投資網絡(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簡稱GIIN)建構IRIS(Impact Reporting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做為公認投資準則;而美國的兩大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聰明人基金Root Capital在也正在合作建構一套社會影響力的全球定位系統。但在實際運作上,這些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真的是遵照這些指標做投資衡量嗎?或只是為了投資而投資?
 (圖片來源
(以下是Social Entrepreneurs GrinnelUnsectored的創立者 Jeff Raderstrong在參加完Social Capital Markets(SOCAP) 的2012年會後,所提出對社會影響力投資的省思。原文為Jeff Raderstrong在 Unsectored 發表的專欄文章)
這個月我參加了SOCAP 2012,與會者還有其他一千六百位對社會變遷和對金錢報酬一樣關心的社會人士們。從2008年起,SOCAP以聚集社會創業投資人為目的成立,之後逐漸發展為慈善團體、社會企業、社會影響力投資、甚至政府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今年的主題是「讓一切變得有意義」。雖然大部分的演講和座談會都在探討SOCAP的原點:社會影響力投資。
令人失望的是,會場內充斥著「我們必須創造更多的基金來同時獲取財務報酬和社會影響」的論調。退場機制、報酬率、投資水平面諸如此類的行話紛紛出爐。我擔心SOCAP成為另一個只提供組織創立者們闡述自己想法和意見,而缺乏對現存問題作廣度批判性討論的佈道大會。
幸好我聽到了來自聰明人基金的講者Sasha Dichter讓我心戚戚焉的說法:「如果你致力於解決問題,你就會找到答案;如果你只是要建置一個資產級別,那麼你是在創造基金和產品。」Sasha也在之後的座談會重申「我們不能只為了投資而投資;以解決問題為前提,社會影響力投資才是一項有用的資源,也能得到較佳的結果;但若只視社會影響力投資為應有的東西,反而迷失了改善人們生活的初衷。失焦的結果就是社會影響力投資偏離了原本的目的。」這樣的論述也在接下來的年會中逐漸發酵。在一場關於公私部門合作的座談會中,講者們打趣地說他們就像「小三變正宮」一樣,之前數十年都默默在做的事,最近才被正名及受到注意。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s Corporation)的Mitchell Strauss談到之前促成的一些合作案。促成合作的動機不是因為聽從諮詢顧問公司的建議,也不是因為容易成功,或是看起來很酷,而是因為它們是最符合邏輯性,也是解決現下問題的最佳方案。
我們常會陷入思考如何分配時間和資源來發展創新點子的狂熱中,卻忘了反思為什麼需要這些創新的點子,是為了想出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抑或只是為了解決新的問題?
Criterion Ventures的Joy Anderson和Capital Institute的John Fullerton在「除了創造垃圾,我們還可以做點別的(We Made This Shit Up,We Can Make Something Else)」這個專題下開了幾場研討會,主要談論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人們抗拒回到之前的金融體系。事實上,金融遊戲的規則是由少數人基於本身利益所訂定出來的,如果他們可以這樣玩,我們當然可以創造出更好的一套。
這觀念不只套用在金融業,也可用在社會公益事業上。從非營利相關的法規、社會企業文化到社會創投的的衡量基礎,我們都貫徹它:為了解決問題,不論用甚麼方法,我們改變它。要記得我們從事這些工作的目的僅是為了要解決問題,不多也不少。把握住這個原則,就不會跟著其他人一窩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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