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企十年：你所看見與還沒看見的社會企業
自社會企業一詞於台灣落地，至今已走過逾十年光陰，從民間大規模倡議、社企紛紛成立、到政府推動相關政策支持，更也有了對社企的反思聲浪興起。究竟何謂社會企業？每個人看待社會企業就如戴上不同濾鏡的眼鏡，各有自己的觀點及角度，形塑了社會企業的多元樣貌、同時，也生成許多迷思待解。
社企流與長年關注社會企業發展的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攜手，推出《社企十年》線上線下倡議活動，以數位專題《你所看見與還沒看見的社會企業》與趨勢論壇《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盼為大眾繼往開來、破解迷思，開啟更多公共對話的契機。一起來看看，這十年多來，大家對社會企業的迷思到底有哪些？有哪些是你所看見與還沒看見的社企樣貌呢？
專欄文章
（11篇）社企或非營利組織，如何找到受益者真正的需求？社企創業者：聽不見受益者的心聲，是因為靠得不夠近
文：郭潔鈴
有志改善社會問題之士，該選擇哪一種組織型態，又該如何找到受益者的真正需求呢？
2019 年 10 月 19 日於三創生活園區舉辦的社企流七週年論壇《社企十年：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於下午場次的講座二「社會企業可以說的秘密」主題下，探討「社企或非營利組織，受益者真正的需求是什麼？」議題。
此場次由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總監梁玉芳擔任主持人，與人生百味共同發起人巫彥德、多扶事業執行長許佐夫及勝利基金會創辦人張英樹，一同探討社會影響力組織如何選擇組織型態，並剖析受益者的真正需求。
人生百味搭建舞台，讓貧窮者說出真實心聲
以「集力使力，點亮街頭」為組織使命的人生百味，透過舉辦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與策展企畫，拉近大眾與無家者之間的距離。共同發起人巫彥德表示：「街頭是社會中人們最後的選擇，因為它是對大眾開放的地方，但是街頭不是很友善。」因此人生百味盼望成為「街頭上的顧問」，引導社會大眾更認識無家者的處境，也對無家者展開陪伴與培力，一起走上自立的路。
關於人生百味的組織型態，巫彥德開門見山地表示：「我們有公司也有協會。」人生百味團隊於 2014 年成立了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並在 2017 年成立社團法人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由於巫彥德大學就讀商管系，因此組織創立之初，自然而然地選擇以商業型態營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並發起了號召群眾共煮共食的「石頭湯」、開發創新街賣產品的「人生柑仔店」等計畫。
然而在與無家者互動過程中，身為企業經營者，卻遇到了兩難的困境。巫彥德分享，曾有一位第一次賣人生柑仔店產品的街賣者，早上 7 點就來辦公室按門鈴，這名街賣者表示，昨天一天只賣了兩百元，扣掉來回交通費後，連買便當的錢都沒有，因此希望人生百味能先借一點錢給他周轉。
「身為公司，要借錢給他嗎？」巫彥德表示，「我們遇到的困境就是，有些事情不能賺錢，但究竟要不要做呢？所以我們後來成立了非營利組織。」
人生百味團隊成立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後，主要計劃為加入「窮學盟」，與其他同樣關注貧窮者議題的倡議團體，一同籌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倡議活動，旨在透過此倡議，使大眾了解貧窮社群的真實心聲。
巫彥德指出，許多人向貧窮者提供服務，卻很少進一步思考使用者經驗。舉例來說，許多人將食物捐至偏鄉的弱勢家庭，弱勢家庭中的爸媽，會將食物拿去換酒，但是社會大眾卻不願意理解，貧窮家庭需要止痛劑去面臨痛苦。
「我們很難蒐集使用者經驗，因為貧窮者沒有表達的勇氣、文化資本不一樣，所以他們往往既是感激也是埋怨。」
因此窮學盟盼望為貧窮者搭建發聲的舞台，用攝影、文字、甚至是真人現身分享的方式，使貧窮者建立與大眾溝通並瞭解彼此的管道。
巫彥德引用立志改善貧窮的「第四世界運動」曾提出的一段話：「當我們沒有機會聽到貧窮人的聲音，代表我們靠得不夠近。」透過蒐集貧窮者的真實心聲，人生百味得以持續優化使用者體驗，並做為貧窮者與社會大眾的橋樑，逐漸邁向同理與共融的社會。
多扶事業發展多元服務，為行動不便者打造無障礙生活
「我想提供的是無障礙生活的服務。」多扶事業（以下簡稱多扶）執行長許佐夫堅定地說。10 年前許佐夫的家中長輩生病受傷、需以輪椅代步，但是卻因未持有身障手冊，無法使用政府提供的無障礙服務，使生活有諸多不便。因此許佐夫毅然決然創業，成立多扶接送品牌，成為台灣第一家民營的復康巴士。後續更發展多扶旅遊、輔具租借等多元服務，盼望全方位解決行動不便者生活中的困難。
然而經營民營的無障礙接送服務，在法規上會面臨諸多挑戰。許佐夫表示，多扶必須拿到小客車執照、甲種旅行社執照、醫療用品執照，才能合法經營。經過繁複的申請手續後，多扶目前已取得上述 3 種執照，但是多扶今年面臨了另一項違法危機。
許佐夫進一步解釋，「今年多扶滿 10 年，但是申請政府標案需要 5 年以內的車輛，營業車輛必須是 10 年以內的車輛，如果不汰換車輛，現在變成非法營業，但是要汰換，就要 2、3 千萬。」
因為此契機，許佐夫在社企前輩跟政府的建議下創立了協會，與上市櫃公司合作，成功募集到汰換車輛的資金。許佐夫坦言，原本自己反對成立協會，更擔心大眾會有所疑慮，「多扶成立協會後，還配稱為社會企業嗎？這不是一種取巧方式嗎？」
因此許佐夫堅持將協會名稱也取名為多扶，使社會大眾可以一目了然兩者之間的關係。此外，協會除了與上市櫃公司的 CSR 部門合作，還會參與政府標案的規定制定，以及多扶培訓與認證，盼望將多扶 10 年來在無障礙服務的的經驗輸出，使台灣有越來越多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無障礙服務。
最後，許佐夫重申多扶一路走來的理念：「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多扶始終致力提供完善的無障礙環境，使所有行動不便者，重新掌握行動的主權。
勝利基金會開發多樣化職種，助障礙者找回自由工作權利
致力投入身障就業議題的勝利基金會創辦人張英樹，談及如何符合受益者真正需求時表示：「比起談受益者，我們更去談工作夥伴的需求。」
對於勝利基金會而言，障礙者就是組織內部的工作夥伴，透過開發多元職種，使障礙者獲得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
張英樹表示：「我們希望每一個障礙者，都能找到他能夠 fit 進去的工作。」為了達到此目標，勝利基金會已開發多元的事業體，包括勝利加油站、勝利廚房、勝利手工琉璃、勝利數位設計印刷中心等等，此外，勝利基金會也與企業合作加盟，開了由身障團隊經營的全家便利商店以及 Subway 潛艇堡。
張英樹感性地分享，曾經有一位台幹，至外地工作時突然腦血管爆裂，回台灣後躺在加護病房好一陣子，甦醒後右邊身體癱瘓，並影響口語發音，後來他到勝利的全家便利商店擔任收銀員，現在他的夢想，是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全家。
為了協助障礙者的工作流程優化，勝利基金會更時常借助資訊科技的輔助。舉例而言，在 Subway 服務的員工，由於時常遇到客人難以抉擇要加什麼配料，而導致點餐速度緩慢，因此勝利基金會特地開發了給顧客使用的點餐 app，客人可先於 app 中選好餐點與配料，再進入點餐流程，如此將能優化服務品質與速度。
面臨不同障別、不同職種的需求，張英樹透露其實並沒有任何秘訣，就是得「永遠審視障礙者的工作需求。」透過聆聽第一線工作者的心聲，開發出最符合工作夥伴的服務。
無論是社會企業，或是非營利組織，可依照自己希望提供的服務，選擇更適合的組織型態，但是最終仍應以社會使命為依歸，更加貼近受益者的需求。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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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需不需要「社會企業」的名稱？創業家分析：作為稱號、化為精神，重點應是創造影響力
文：郭潔鈴
以創造社會影響力為使命的組織，一定要選擇使用「社會企業」的名稱嗎？
2019 年 10 月 19 日於三創生活園區舉辦的社企流七週年論壇《社企十年：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於下午場次的講座二「社會企業可以說的秘密」主題下，聚焦探討「社企需不需要『社會企業』的名稱」此一議題。
由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總監梁玉芳擔任主持人，與黑暗對話社會企業總經理扈文傑、鮮乳坊共同創辦人郭哲佑以及綠藤生機共同創辦人廖怡雯等 3 位創業者討論對「社會企業」名稱的看法，以及組織永續經營的真正關鍵。
黑暗對話：有社會企業稱號，更好與企業客戶溝通
致力推動視障者平權的黑暗對話社會企業（以下簡稱黑暗對話），於 2011 年取得德國對話社會企業（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的授權，透過舉辦黑暗對話工作坊，使參與者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中，得以體會並同理身心障礙者的處境。
由於台灣黑暗對話源自德國對話社會企業授權，因此組織創立時，自然而然保留了「社會企業」的名稱。經營將近 10 年來，扈文傑總經理表示，「冠上社會企業的名稱，對組織來講是有用的。」
具體而言，社企名稱可使黑暗對話更好與目標客群溝通。黑暗對話目前主要為 B2B 的商業模式，透過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等活動，協助企業進行員工培訓，解決跨部門溝通、領導、多元融合等挑戰。
扈文傑指出，「黑暗對話社會企業」這個名稱，時常會引起企業窗口的興趣與好奇心，當黑暗對話進一步解釋背後的組織理念時，窗口通常會感到認同，並提高合作意願。
扈文傑表示：「社會企業要永續，第一個一定要能夠生存。」從以社企概念引起企業興趣，至提供企業客戶優質服務，最後依靠客戶介紹客戶的口耳相傳行銷，黑暗對話已逐步建構可永續的商業模式，並於 3 年前達到損益平衡，至今更已訓練了 58 位視障者做為員工訓練培訓師，兼顧組織永續發展與社會影響力。
藉由社會企業的名稱，黑暗對話得以引起企業客戶興趣，並開啟下一步合作的機會，使整體溝通流程更加順暢。透過發展可切中客戶痛點、又可協助視障者的商業模式，黑暗對話盼望與企業攜手合作，達到視障平權價值建立的目標。
鮮乳坊：社會企業應存在於組織的 DNA 裡
身為全台唯一由大動物獸醫師創辦的乳品品牌，鮮乳坊共同創辦人郭哲佑強調，「我們不是乳品公關公司，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是獸醫師跟營養師。」
2013 年一連串的食安風暴，使消費者對食品業者失去信心，更發起秒買秒退的抵制運動，然而背後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酪農等第一線的生產業者。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鮮乳坊，運用核心競爭優勢，盼望解決消費者無法知道乳品來源，以及酪農產業人才斷層的問題。
在消費者端，鮮乳坊訴求單一牧場品牌，每一瓶牛奶都會清楚標明出自哪一家牧場，不僅如此，鮮乳坊更將在今年 11 月於牛奶瓶身上貼上生產履歷。郭哲佑開心地分享：「未來消費者可以更清楚知道我們牛奶的來源，除了瓶子上面有清楚標示之外，現在還多了一張標章在上面。」
在酪農產業端，鮮乳坊以高於市價 15% 至 20% 的價格收購牛奶，使酪農獲得合理的薪資報酬。郭哲佑表示，「現在台灣只有 450 戶酪農不到，如果酪農收購價沒有提高、工時又很長的狀況下，人才就會離開。」而鮮乳坊將公平貿易導入酪農產業、提高業者收入後，還能改善牧場的環境，使乳品品質提高，形成正向循環。郭哲佑笑著表示：「我們的每一隻牛都有戴 『apple watch』，可以自動追蹤牠的健康狀況呢！」
透過消費者端跟酪農產業端雙管齊下的策略，鮮乳坊已在市場打響名聲，成功進駐全家便利商店，更與路易莎、天仁茗茶等業者合作推出飲品。
郭哲佑認為：「不管你是不是社會企業，最重要的是產品力。」比起強調社會企業的身分，郭哲佑認為組織更應該優先考量如何將產品力做好，「剩下要不要做好事，就存在於你的 DNA 裡。」
綠藤生機：只要社會企業的精神存在，稱號就不那麼重要
純淨保養品牌綠藤生機的共同創辦人廖怡雯，引用矽谷創業大師蓋．川崎的著作《創業的藝術》中所述：「一個企業追求的不該是獲利，而是創造意義。」而意義又可分為 3 種方式：改善生活、改善錯誤與防止美好事物的消逝。廖怡雯認為：「社會企業在做的事情，不管名字有沒有社會企業，都是在用這 3 種方式創造意義。」
對綠藤生機而言，他們透過成為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改善人的生活；透過改善市場上的資訊不對稱，改正既有錯誤；並將台大園藝系林碧霞博士的研究應用於產品中，防止美好事物的消逝。
廖怡雯表示，綠藤生機的使命，「是讓一個更真實、健康的永續生活型態萌芽。」比起談論社會企業的稱號，綠藤生機更注重用產品與消費者溝通，同時也可據此塑造品牌差異化。「我們相信產品本身可以是一個載體，是理念跟商業的結合。」
最後，廖怡雯更引用義大利作家安伯托．艾可的名言：「昔日的玫瑰只存在於它的名字之中， 但我們現在擁有的只是個名字。」廖怡雯進一步闡述，若社會企業的精神持續存在，則社會企業的稱號存在與否便不那麼重要；反之，若有一天社會企業只剩下稱號，那麼它消失了也沒有關係。
注重社會影響力的組織，可依自身的組織特性與需求，選擇是否需強調社會企業的稱號。而下一個十年，若社會企業的精神，能於各式各樣的組織型態中被實踐，則社會企業的稱號消失與否，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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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社會企業成為普世價值的最後一哩路：社企與立法間的距離，究竟還有多遙遠？
文：梁元齡
早在「社會企業」一詞尚未在台落地生根之前，這片土地上就已有不少社企破土而出——2000 年前後，喜憨兒基金會、勝利基金會、里仁食品、以及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等組織紛紛成立，他們都是借重商業力量、尋求永續經營的使命型團體。
十多年來，隨著社會企業開枝散葉，民眾從對社企認知淺薄，到每 3 人即有一人聽過「社企」一詞；社會上也有越來越多人主動發聲，提出自己對社企的看法與期待。究竟社會企業的內涵是什麼？答案不下十種、且眾說紛紜，不少人因而轉向法規，盼能在制度面取得共識、尋求普世定義。
社企流七周年論壇「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便以「社企與立法間的距離」為主軸，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程春益、以及長年推動社企法制化的中國文化大學學務長方元沂，分享他們對社企入法的見解，希冀能透過討論和理解，在立法路上開創更多可能性。
社企為何要入法？遏止洗綠、完善生態系
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程春益指出，企業邁向「社會面」是當前全球趨勢，就連資本主義長年大行其道的美國也開始強調社會使命，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程春益表示，今年 8 月，美國近兩百名 CEO 參與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並於會上重新定義企業使命。該會議提到，公司做決策時不應只著眼於股東報酬的最大化，更得一併考量員工、消費者、甚至社會與環境的利益。（同場加映：「股東利益不再是唯一追求」美近 200 名 CEO 重新定義企業使命，籲更重視員工、消費者及社會）
然而，根據我國現行法，具備社會使命的公司型社會企業（以公司型態實踐社會使命的社企）仍屬一般「營利型公司」，與其他以營利為首要目標的公司並無二致。
由於缺乏明確的法律定義，社會企業成了一個遊走在法治邊緣的名稱，讓「洗綠」（greenwash）之門大大敞開。所謂洗綠，意指企業假社會企業之名、行形象洗刷之舉——當一家公司實際投入使命作為的心力，遠低於對外宣稱的程度，就有「名過其實」的疑慮。
此外，也有些人認為社會企業應當履行特殊的法定義務，確保他們「言行合一」。例如：部分人士認為，公司型社企應定期出具「公益報告書」，向社會大眾交代每年運作的成果及社會影響力；也有另一些人認為，社會企業應每年提撥固定比例的營收，保留作為公益目的使用。
如果缺乏明確的法規定義，在第一關就先把公司型社企與一般營利型企業區分開來，那麼，所有後面欲加諸於社企的相關規範都僅淪為空談。因此，推崇立法者認為，社企入法將有助於其生態系發展，不僅使市場更臻成熟，也能包容更多不同型態的社企成長茁壯。
該立什麼法？他國經驗落地不容易
那麼，究竟社會企業該透過哪些立法技術進入法制體系？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歸納國外立法例，並探討社企入法在台灣面臨的問題。
美國的立法型態較為寬鬆，以《社會目的公司專章》處理社會企業的法律位格，凡是以營利為目的、將社會及環境議題納入公司決策範圍的企業，均可登記為社會目的公司。該法不強制社企該如何履行他們的公益承諾，但是要求公司向外界揭露使命、提交公益報告書，仰賴市場的力量來進行監督。
英國訂定的《社會利益公司條例》則主要為了社區發展而生，相較於追求永續營利的層面，這項法規更偏重於強調社會企業的公益性。舉例來說，該法要求主管機關，應該主動監督社會利益公司的公益作為，並強制公司提撥一定比例營收用於公益，同時也給予部分租稅優惠、降低它們營運的成本。
亞洲第一個推動社企入法的國家南韓，也是採行類似英國《社會利益公司條例》的立法技術。但相較而言，南韓的《社會企業促進法》更強調弱勢就業的社會目的。
胡貝蒂表示，我國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相當廣泛，有些組織以推動社區發展為目標、有些以保障弱勢就業為目標；而通過 B 型企業（B Corp）認證的公司，同時兼具上述兩者的企業更所在多有。
「這是我們在立法上一直感到困擾的地方，」胡貝蒂坦言，一旦走向立法層面，勢必得拉出明確分野，「定義誰是社企、誰又不是。」然而，台灣本於社會創新、推動永續發展的組織目前正遍地開花，不僅數量繁多、類型也多元，若以法令將其「一刀切」，恐會扼殺社會創新的蓬勃能量。
立法爭議仍存，經濟部決議「先凝聚各界共識」
文化大學學務長、法律學系教授方元沂回顧台灣「社企立法史」，表示社企入法已非全新議題，然即便歷經多年討論與爭議，社企和法律間依然存在著一段距離。
2013 年，王育敏等立法委員便曾提出《公益公司法草案》；時隔 3 年，許毓仁等立委也於 2016 年提出《共益公司法草案》，鼓吹「揭露章定使命、出具公益報告、要求董事當責」的共益公司制度。（同場加映：從《大誌》事件看「共／兼益公司法」在台灣的適用與必要性）
時間來到 2017 年 5 月，余宛如等立委首度提出《社會企業發展條例草案》，推動類似於英國的「傘狀式結構」。根據該法制定的精神，不賦予社企明確定義，而是廣納不同的組織形式，由組織經營者視其自身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社企型態。
2018 年，針對社企入法究竟應採「公司法內開設專章」型態，抑或是「單獨立法、自成條例」，各方見解未能獲致共識。最終，針對社企相關的修法僅限於第一條——公司除了以營利為目的之外，也必須遵守法令、商業倫理規範，並且可以選擇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雖對各派倡議者而言尚有未竟之憾，卻已是不小創舉。
社企入法在立院卡關多時，2018 年決議交由經濟部限期一年內處理。2019 年 8 月 19 日，經濟部拍板「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正式上路，配合 2018 年唐鳳政委提出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以「社會創新組織」之名重新定義社會企業，廣邀眾組織主動登錄資料庫中，為後續正式立法作更完善的準備。推動初期，政府以呼籲社創組織揭露資訊、公開透明為主要目標；中期則會著手整合各部門的資源；長期而言，這些推動成果都將作為法制化的具體參考資料。
該登錄原則不具法律強制力，僅有行政督導作用，因而招致部分人士批評。胡貝蒂表示，行政院考量各方共識仍不足，盼能待眾人意見更收斂後，再進入立法程序。她也鼓勵社企提出自己實務上遭遇的法律困境，給行政單位作為往後修訂法規的參考。
「一部社企法規、或是針對公司法的修訂，會衝擊到的層面很廣，而這也是我們花費很多時間去討論的原因。」她也指出，目前行政院解決社企所遇問題的方式較偏向「個案處理」，如唐鳳政委廣泛接觸、面會非營利組織和公司型社企，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源和協助。
以共識取代爭議，穩健走完立法之路
立法作業暫緩，社企入法的型態仍在未定之天。但方元沂預期，不論法制化進度如何，未來十年之間，社企精神仍將長存，「因為社會對社企的需求依然存在，只是稱謂名詞可能會改變而已。」
針對經濟部提出的「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方元沂予以肯定：「行政部門展現了決心，踏出凝聚各界共識的一步。」但他也提醒，社會創業的發展最終勢必仍會來到入法的岔路——因為「掛羊頭賣狗肉」的洗綠問題仍未消失。
「重點在於大家要一起努力，總有一天，一定能讓社企與立法之間沒有距離。」方元沂說。
胡貝蒂也表示：「相比其他法案的推動，社會企業法案所牽涉的討論的確比較多。而讓各界充分理解立法的必須性，是我們要一同努力的方向。」
程春益則認為，遍及全球的社會與環境問題，為社企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論這些社會使命組織是否會持續以企業型態營運，其所懷抱的善念不會改變。
針對社企立法，各方意見不同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程春益勉勵眾利害關係人，在面臨爭議議題時，比起不斷放大檢討各自問題，「更應互相幫忙、一同奮鬥，給予彼此砲火支援」，才能讓社企法制化早日成真。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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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見的社會企業是_____？眾利害關係人齊分享，展望社企下一個十年
文：梁元齡
在你眼中，社會企業是什麼樣子？
社企流日前攜手聯合報系願景工程舉辦《社企十年：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論壇，社企流執行長林以涵指出，不同價值觀的人看待社會企業，就如戴上不同濾鏡的眼鏡，各有自己的觀點及角度，也因此，每個人對社企的期待與想像都不一樣。
論壇下午第一場第一講座議題，社企流便以「我所看見的社會企業是______」為題，邀集社會企業、受益者、政府機構、以及大型企業等利害關係人，請他們談談心中社企的模樣，並分享一路走來的所思所想。（同場加映：你戴著什麼「眼鏡」看社企？剖析大眾的不同視角，看見社會企業的多元樣貌）
開創新漁場，社企先鋒轉型站上服務第一線
2007 年，台灣第一家社會企業創投「若水國際」（以下簡稱若水）成立，在台灣登高一呼，首度提出社會企業一詞。
若水執行長陳潔如分享，當年，若水集結了各路商界好手，為社會企業的蓬勃發展披荊斬棘。他們透過舉辦研習營、創業大賽，在台灣各地點燃社創火花。然而，作為社企創投公司，若水卻缺乏第一線實戰經驗，陳潔如笑稱：「就像文青指導農人種田一樣。」讓若水與創業家間存有一道溝通屏障。
因此，若水亟思改變，於 2009 年啟動轉型計畫，成為協助身障就業的社會企業。十幾年來積極開創新的漁場，盼能在新的領域，用新的方法創造新的價值。在勝利基金會蹲點近兩年期間，陳潔如蒐集到身障就業的痛點與困難，她這才深深驚覺：「原來我們都太小看社會企業了。」
歷經多年打磨，若水失敗無數次，終於覓得身障就業的商機——需要高度耐心與精準度的「數據標註服務」。這項技術雖為高科技產業，卻得仰賴人類餵養海量資訊到電腦中，再由電腦針對這筆龐大數據進行學習，最終提高機器判讀的準確度。（同場加映：台灣社企先鋒的 10 年蛻變：「若水」從創投轉戰第一線，用 AI 和雲端開創身障就業的新紀元）
而身障者不易出門行動，多半習慣久臥在床、抑或是長年坐在輪椅上。這些特質都讓他們成了數據標註師的不二人選——能夠長時間專注於工作中，且既可充分發揮人類的認知能力、也能創造個人收益、替身障者們重拾自信。
陳潔如說，把原本不被視為人力的資源，透過商業模式轉化成價值，這正是社會企業的能力。因此在與客戶合作時，她通常不會事先特別告知對方，若水的員工多是身障朋友。「社會企業與企業之間，就是一般的商業關係、是共創價值的夥伴關係。」唯有在商業面上建立良好的產品與服務，才能成功借重商業力量來解決社會難題，而不該本末倒置、以社會使命來作為向品質妥協的理由。（同場加映：開創 14 萬名身障者居家就業契機：若水首創「數據標註師」職務，打造 AI 應用背後的數據大軍）
曾將社企視為「洗綠」手段，若水員工大改觀
障友賴若秦是若水旗下員工之一，她說：「剛開始（接觸若水時），我覺得社會企業就只是個關鍵字，一個企業想去扯上邊、洗刷社會形象的關鍵字。」對此，陳潔如也笑稱，若水常被當成詐騙集團，因為在大眾的印象中，解決身障就業問題應是 NPO（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而非企業該做的事。
加入若水後，賴若秦深深感受到若水照顧員工的無微不至，原本對社企成見也一掃而空，讓她在若水一待就是 4 個年頭——從公司的文字客服專員，一路晉升成組織內部的教育訓練夥伴。現在，她已是公司居家就業團隊中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持續以過來人的經驗，幫助更多在工作上頻頻碰壁的障友。
賴若秦感性地說，遇見若水以前，她早已適應了長期孤身在家的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居家接案）生活，更不敢與人打交道，就連若水派出的家訪員也被拒於門外、「隔空」進行訪談。如今，賴若秦已能面向現場逾 300 名聽眾，侃侃而談自己重拾信心的經歷。
「在過去，我是個受益者；現在則已經投入若水、成為一名工作者。我希望自己將來能成為有影響力的人、讓更多夥伴被社會看見；甚至手把手、帶領這些有潛力的人增長能力。」賴若秦說。
產官聯手拉一把，讓社創組織邁向永續經營
不僅若水，自 2007 年至今，不少民間社創組織在台灣開枝散葉、盼以社創精神解決更多社會問題。面對這波浪潮，公部門及大企業又是以哪些舉措因應？
台北市作為全台少數率先推動社企發展的都市，台北市產發局局長林崇傑表示，隨著各方對永續的呼聲不斷高漲，不論是哪個部門，都試圖在永續浪潮中尋找自身角色與發揮空間。而北市府也相當積極，力圖搭上永續順風車—— 2017 年台北市正式獲「公平貿易城市」認證，並且加入 Best for City（對城市最好）運動的行列，成為全球第四個舉辦該競賽、推動良善治理的城市。
林崇傑說，過去 4 年來，北市府在社創領域中投入眾多資源，包括由無家者導覽街區的「街遊」計畫、串連士東和南門等 7 處市場的「盛食交流平台」、提供給社會創業家的常設輔導資源、以及開設專屬社創組織的共享空間等。
資金方面，北市府也找上玉山銀行、國泰世華等大企業合作，納入活水社投、社企流和 B 型企業協會等組織的建議，提供社創者免擔保又低息的優惠貸款方案，在創業家跌跌撞撞的時期，陪伴他們多走幾哩路。
輔導方面，北市府也會每年挑選 15 個組織、應用 KPMG 安侯建業所推出的專業評估工具 KTen，為社企做完善的評估，協助他們走得更穩健。
截至目前，北市府已與超過 120 家社企建立合作關係。而由北市府特別媒合、應用 KTen 工具評估自身影響力的社企則累積達 60 家；共計創造約 9680 萬元的媒合價值（經由媒合所創造的產出總值）。
「當全球經濟邁入新的典範轉型契機，面對更多的社會衝突，我們就需要新的價值與方式去處理。」林崇傑說，自己對社企的未來態度樂觀，他不認為下一個十年裡，社會企業會消失；他甚至相信：社企精神會發展地更如火如荼。
社會創業現實面：資金與管理
玉山銀行資深經理李耀宇指出，他們觀察到，商模難尋、融資不易、銷售通路有限等等因素，都是創業者會面臨的痛點。
李耀宇說，在「融資不易」的問題上，如玉山這樣的大型銀行就能提供不少幫助。他解釋，傳統銀行進行授信時（指商業銀行向非金融機構客戶直接提供資金），會對存款的用途、安全性做整體評估，再決定是否提供資金。對經營穩定度較低的社會企業來說，這無疑又是一道融資門檻。
因此，玉山銀行開辦了「微笑希望貸」，設籍台北市最高可申貸 300 萬元，且利率僅 1.6%。李耀宇表示，玉山推廣社企精神之餘，也從內部業務貫徹永續，他們期許自己可以扮演「社企的支點」，讓更多創業者發揮社會影響力。
而與北市府合作導入 KTen 評估系統的 KPMG，也是社創圈中的重要推手。KPMG 氣候變遷與企業永續服務負責人黃正忠一針見血：「要形容未來時代，可以用 10 個字：『歹活，不得好死，死路一條』！」
他解釋，即將邁向 2020 年的當代，全球都正面臨極為嚴峻的考驗，不論是資金、能源或乾淨水源，都有著分配不均抑或匱乏的問題。因此他強調，社會企業若希望能夠改善這些問題，就應當努力創造影響力：「我們要的不是簡單的解方，而是具有實質影響力的解方。」
黃正忠依 KPMG 輔導社企團隊的經驗表示，有些創業者雖具社會使命，但執行起來不夠紮實、無法精準地解決問題；抑或是雖有產品，品質卻缺乏市場競爭力。（同場加映：「捐款做公益」不再是唯一！大企業導入永續思維，與社企共創更深遠的影響力）
「只有愛心是活不了的，要有愛心、加上管理效能，組織才有活命機會。」黃正忠說。
究竟在各利害關係人眼中，社企是什麼模樣？人人都有不同答案，但卻也都朝著同一個方向——莫忘初衷、強化市場競爭力，並且時時以受益者的角度出發思考，都是下一個十年社企繼續蓬勃發展的關鍵。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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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七週年論壇：社會企業會消失嗎？帶你全方位洞察社會企業的下一個十年趨勢
文：李沂霖
2007 年，社會企業一詞初現台灣社會，十年來，從民間大規模倡議、知名社企品牌出現、到政府修法支持，更興起了對社企的反思聲浪。今年 9 月、10 月陸續推出的《社企十年》系列倡議活動，由華文界最大的社企新聞與培力平台「社企流」主辦、長年關注社會企業發展的「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共同策動、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指導，玉山銀行、星展銀行（台灣）、KPMG 安侯建業作為策略夥伴。
《社企十年》系列倡議活動，透過已於 9 月底上線的數位專題《你所看見與還沒看見的社會企業》以及本日（10/19）登場的趨勢論壇《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率先提出系統性、全面性的「社會企業」回顧與展望，盼為大眾繼往開來、破解迷思，開啟更多公共對話的契機。
今日論壇開幕式由社企流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林以涵、以立國際服務創辦人陳聖凱揭開序幕，也邀請到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長、共同策動夥伴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羅國俊執行長蒞臨。
柯文哲市長表示，推動社會企業最重要的是「分工合擊」，自上任以來，便積極讓政府各單位串連、並結合民間之力推動社企，讓台北成為「最友善的社企之都」，也持續鼓勵社會創新方案在台北落實，共創宜居城市。
羅國俊執行長則分享，聯合報系願景工程一路以來關注台灣社企發展，更透過報導、民調、活動、專書等方式協助打造社企生態系，也盼未來十年持續帶來正向改變。
何謂成功的社會企業？3 大哉問帶你一起思考社企的多元價值
社企流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林以涵以 3 個大哉問，引領大眾思考關於社會企業的各種價值與可能性。第一個大哉問為「何謂『成功』的社會企業？」林以涵笑說，這個問題她在各種訪談、公開演講或私下諮詢中，被詢問過無數次，而她以全台唯一由大動物獸醫師創立的鮮乳品牌「鮮乳坊」舉例：
「鮮乳坊是近年成長非常快速的社會企業，在成立第二年與兩位酪農合作，營收就來到一億，淨利大約 5%；假設過了 3 年，因為跟每位酪農需投入的資源更深、提供給員工的薪資福利更好等因素，鮮乳坊營收來到 3 億，合作酪農數為 4 位、淨利卻變成低於 5%，這樣是否為一間『成功』的社會企業？」
林以涵表示，此案例真實反映了社會企業的營運挑戰，當營業額成長時，獲利跟受益對象跟著等比例正成長，這是最理想的狀況。「但若擴大社會影響力其實會讓獲利下降呢？這樣如何定義一間社會企業是否成功？每個人的判斷可能就開始不同了。」
接著，林以涵拋出第二個大哉問：「什麼是社會企業的終極目標，消失或上市？」有些社會企業以上市為目標，希望透過資本市場的力量，擴大影響力。
以日本的「LITALICO」為例，該公司成立於 2005 年，提供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支援、身心發展障礙兒童的教育支援等服務。LITALICO 在 2016 年正式掛牌上市，首日的成交價格超出公募價格約 88％，在 LITALICO 高股價的背後，可以看到該公司獲利能力受到資本市場的肯定，此外，更包含著日本大眾對於社會企業「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的期待。
然而，所有社會企業都須以上市為終極目標嗎？林以涵分享，台灣第一份為東南亞移工創辦的「四方報」，則是以「消失」作為組織的終極目標，該報創辦人張正曾指出，當有一天台灣的主流媒體，也都可以用東南亞語言分享新住民所需要的資訊，四方報欲改善的社會問題就能逐步解決、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最後一個大哉問，林以涵稱之為「社會企業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如社企產品該不該高價銷售？社會企業能不能盈餘分配？而社企員工的薪水應該達到什麼水準才能稱之為高薪？
林以涵ㄧ一說明，許多人認為社會企業秉持做公益的精神，產品服務應該要越低價越好、甚至免費，卻忽略了社會企業可能因為提供更好的交易機制給生產者、更有同理心的工作模式給受益者，而讓營運成本無法壓低。
再來，關於盈餘分配與否，有些社會企業的定義中明訂盈餘不能分配，其用意是確保目標（社會使命）與手段（商業力量）不會錯置，因為獲利不會回到股東身上，確保該社會企業不會因為想賺更多錢而稀釋或放棄了社會使命，因此像是尤努斯博士提倡社會企業的盈餘要 100% 不能分配，或有些機制是規定 1/3、1/2 等，目前並沒有統一標準，是否合理則是見仁見智。
最後，林以涵分享，多年前一場演講中，曾有民眾要求她分享社企流員工薪資，因該民眾認為社企流擁有許多民眾善意，員工薪資超過市場行情 6 成就是不合理的。然而，林以涵表示，社會企業也須跟各產業搶人才，若只能給低薪，如何吸引人才？高薪標準為何？
綜合上述觀察，林以涵總結，每個人在參與社會企業時，就如戴著一副「有色眼鏡」，因此看到的面向各有不同，有些人較偏商業面、也有些人是偏社會面，沒有孰對孰錯之爭，應彼此尊重。（同場加映：你戴著什麼「眼鏡」看社企？剖析大眾的不同視角，看見社會企業的多元樣貌）
「社會企業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是一個混合的概念，介於商業與公益兩大傳統思維中間，帶來許多新『遊戲規則』；而這也是最具挑戰的地方，因為它沒有一個絕對的規範，沒有人能作為裁判，去決定一個社會企業一定要長什麼樣子。」最重要的是，彼此應共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透過各自熟悉且擅長的方式，一齊擴大社會企業的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優先！從倡議到影響力投資，迎向社企 3.0
隨著社會創新創業概念興起，這場公民運動也逐步模糊了社會與企業的界限，更轉化了非營利組織的思維。活水社企投資開發總經理陳一強認為，「社企是下一個世代對資本主義的回應。」他觀察到，年輕世代的人們不只在乎賺錢，更在乎自己投身的事業是否具有社會意義。而身為五年級生的他，便盼能運用自身於業界中累積的經驗與資源，協助年輕社會創業家實踐社會使命。
他在 2006 年加入若水國際、在 2011 年成立「活水社企投資開發」，投身社會影響力投資領域，一路以「陪跑者」的身份，陪伴社會創業家成長。在這長跑的過程中，他得到了 3 個寶貴的啟示：
- 連結世代，台灣需要更多「社會創業家」與「影響力投資人」
- 社會向右，台灣需要更多「NPO 型社會企業」
- 公司向左，台灣需要更多「公司型社會企業」
陳一強指出，位於光譜兩端的非營利組織與公司，都將朝著中間靠攏，意即越來越多非營利組織以更創新、更有效率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而也有越來越多公司肩負起社會使命，不再以營利作為唯一的目的，而是朝向兼顧獲利、環境及社會的永續方向邁進。（同場加映：「股東利益不再是唯一追求」美近 200 名 CEO 重新定義企業使命，籲更重視員工、消費者及社會）
陳一強引用美國社會企業家 Bill Drayton 所言：「社會創業家不滿足於給魚吃或給釣竿。他們不會停止努力直到改變整體漁業生態系統。」他爬梳台灣社會企業發展歷程，提出社企生態系的三階段典範轉移，從建立認知到擴大規模，如今則邁入「社企 3.0」也就是影響力投資階段，逐步完善社會創新生態系。（延伸閱讀：林以涵 X 陳一強對談（上）：台灣社企的下一個十年——從倡議走向結構變革，公私部門如何因應？）
最後，陳一強將參與社會企業的歷程比擬為衝浪，踏上浪板，迎向社企浪潮，抓準啟程的時機點；再來則是放對視線，才能讓重心不偏移，就如同需專注於社會使命；最後，衝浪不免一次次跌入海中，陳一強則勉勵：「失敗可以再站起來，共尋下一次好浪。」如社創生態系中，總有人扶持、共勉，支撐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共同為解決社會問題、邁向永續發展而努力。
戴上「太空望遠鏡」，以宏觀視野邁向永續發展
自民間而起的社會企業風潮，不僅吹進了企業與非營利組織領域，更進一步改變了政府的公共政策。
隨著社會企業蓬勃發展，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表示：「社會企業，意即『社會·企業』，中間的『・』是連結的意思，意即兩者各有主體性，同時也彼此相關聯——社會透過創新來連結企業、企業也透過創新來連結社會。」
而她認為，政府最重要的角色便是擔任「串連者」，將「社會」與「企業」連結再一起，讓彼此互相理解及合作。唐鳳舉例，她每週三皆會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開放 office hour 供社創夥伴面對面諮詢，並將諮詢的內容以逐字稿或影片公開，一方面是為理解社創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打開公共討論的空間，讓各厲害關係人能夠更了解彼此、進而串連合作。
唐鳳也提及，社會創新發展正走向「永續・轉型」，無論是個人、組織或是公司，因開始重視永續議題而走向轉型。如過去僅將目光放在短期利益的企業，而今為了兼顧獲利、環境、社會的永續發展，便須開始改變經營策略。唐鳳笑說：「沒有人會說他希望 30 年後地球就此毀滅。」
唐鳳形容，所有在社會創新領域的耕耘者，就如一片片拼圖，無法自己成就自己，而是互相連結，才能拼出名為永續發展的共好未來。
演講尾聲，唐鳳提及「總觀效應」（overview effect），係指一種在人類認知上的轉變。當太空人在航行太空時，從太空中觀看地球而產稱敬畏、驚奇之感，並對人類產生一體感的認知轉換，使太空人見證到世界的美並不因政治界線而有阻礙，自然心生保護地球及人類的想法。
她認為社創家就有如戴上「太空望遠鏡」，秉著綜觀思維，從更宏觀的視野看待社會發展。而她也鼓勵現場觀眾，共同以永續思維考慮環境及社會的影響，一起成為拼拼圖的人，以自身之力、彼此連結，讓世界變得更好。（延伸閱讀：為什麼需要社會企業？公部門看社企：連結公益與市場，促成台灣社經與外交暖實力）
社會企業的下一個十年，社企流盼持續以行動推動發展
《社企十年》邀請民眾共同回顧過去經驗、直面現有挑戰、展望未來發展。而下一個十年將何去何從？林以涵表示，未來，社企將成為推動社會改變的「關鍵少數」，亦將逐漸內化為各公司及組織的精神。隨著社企概念在台灣的認知度日漸提升，無論是傳統 NPO 或主流企業、有越來越多單位逐漸實踐社企精神，更有許多組織開始彼此串連，不論是個人、非營利單位或是企業，為了相同的理念而各自付出、彼此加乘，如此多元的樣態構成台灣獨特而能量豐沛的社會創新生態圈。
作為與時、勢俱進的生態圈推動者，下一個十年，社企流將持續以行動支持社會企業，更計劃於今年底推出「社企流網站集資計畫」，致力打造社會創新創業的全方位知識庫，讓社企精神繼續發光發熱，促進台灣與世界的永續發展。
你戴著什麼「眼鏡」看社企？剖析大眾的不同視角，看見社會企業的多元樣貌
社企流／郭潔鈴
聽到「社會企業」，你會產生哪些想像？有些人或許認為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NPO）無異，也有些人認為社會企業就如大型企業在執行企業社會責任（CSR）（註一）一般。社會企業一詞於台灣落地，至今已逾十年光陰。隨著大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度日漸提升，隨之而來的討論與反思聲浪也更加熱烈。
根據 2019 年《社創大調查》結果顯示，社企認知度突破新高，達到 30.6%，代表每 3 人就約有 1 人聽過社會企業；然而與此同時，社會企業的認同度卻下滑 3.3%、不認同比率增加 5.3%，表示大眾對於社企的概念仍有些許疑慮。
為了解開大眾心中的疑惑，社企流執行長林以涵依據其投入社企領域多年的觀察，及與產官學界互動的第一手經驗，深入淺出地闡明社會企業的精神與定義，並說明社會企業與傳統企業、傳統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等不同角色的互動關係，及其可為社會帶來的價值。
究竟什麼是社會企業？用一張圖解釋給你聽
社會企業於「抽象精神」上，為介於主流商業公司與傳統非營利組織間的一種混合型組織。由於社會企業的組織目的與傳統非營利組織相同，皆以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為使命；而其實踐使命的方法，則與主流商業公司類似，以販賣產品或服務獲取營收。因此社會企業可說是混合社會影響力與財務獲利的組織。
以組織的「運作內涵」而言，綜合國內外、官方與民間各種論述，狹義的社會企業包括接受捐款補助、同時亦透過販賣產品或服務創造營收的非營利組織，與以販賣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獲利來源的公司型社會企業。從「組織型態」來談，在以商業力量解決社會問題的前提下，成立公司、協會、基金會等組織型態，皆可稱之為社會企業。
依據社企流於線上蒐集而來的近百份問卷顯示，大眾較常混淆社會企業與不具營收的傳統 NPO，以及與 CSR 的差別。事實上，儘管社會企業、傳統 NPO 與 CSR 皆以「做好事」為目的，但是各自的執行方法略有不同。林以涵表示，將 3 者放在社會企業光譜上相互對照後，便會發現他們背後的思考邏輯截然不同、在制訂策略上的優先順序也有所差異。
首先，企業制定 CSR 策略時，公司獲利仍是同等考量重點。擔任《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CSR 獎多年評審的林以涵觀察，以整體趨勢來說，企業執行 CSR 的投入程度，跟獲利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因此企業在 CSR 的執行策略上，常因當年的獲利程度而有所調整，並易採取單次性的行動，例如購買弱勢族群製作的禮盒、或號召員工擔任活動志工等方法。不過近年來如何讓 CSR 跳脫上述「規格」、做廣做深，也是企業益發在意與精進之處。（同場加映：「捐款做公益」不再是唯一！大企業導入永續思維，與社企共創更深遠的影響力）
而傳統 NPO 在規劃供予弱勢族群的服務時，則多以社會公義性為優先，提供的服務多偏向食衣住行等生活所需服務，例如協助弱勢族群找到穩定住所、提供醫療協助等。林以涵進一步分析，許多傳統 NPO 具有承接政府公共服務的角色，且其營收來源多以補助、捐款為大宗，因此決策上便會以社會影響力為主要考量，而非獲利優先。
在上圖光譜中，介於上述兩者之間的社會企業，則盼望兼顧社會價值與財務價值，因此在策略上，便會尋找可相同重視服務對象權益與組織獲利能力的商業模式。舉例來說，勝利社會福利基金會，便透過重新設計工作流程，開發出「傳玻者」手工琉璃、勝利廚房、勝利數位設計印刷中心等多項身障者可勝任的產品或服務。像這類「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簡稱 WISE）一方面賦權服務對象擁有一技之長，另一方面也藉由開創工作機會，為組織帶來營收。此外，亦有其他如以立國際服務、直接跟農夫買、鮮乳坊等致力於社區發展、土地保護等社會與環境兼容永續發展的社會企業型態。
關於社會企業與 CSR、及傳統 NPO 之間的分別，林以涵進一步解釋：「社會企業跟 CSR 相比，做好事在企業型態裡面的優先順序更高於獲利；而社會企業跟傳統 NPO 相比，更專注耕耘有商業化潛力的服務。」
有別於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企業）與第三部門（傳統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可說是混合前三者功能的新興「第四部門」，各部門之間扮演相異但互補的功能。林以涵表示：「因為政府失能才會出現 NPO，但是 NPO 會失靈、資本主義也會失控，大家都會有各自 cover 不到的地方。如何透過社會企業這個第四部門，去補足各個部門的不足，是比較少人思考、但卻是相對完整的觀點。」
社會企業的出現，並非試圖取代任一部門，也無需開啟各部門孰優孰劣的討論，而是應聚焦於社會企業如何運用混合商業思維與公益價值的創新機制，與第一、二、三部門聯手，依據各自組織的使命制定決策的優先順序，為社會問題提供各式各樣的解方。（同場加映：為什麼需要社會企業？公部門看社企：連結公益與市場，促成台灣社經與外交暖實力）
原來我們都戴著「眼鏡」看社企？探究社企背後的兩股力量
社會企業混合商業與公益的概念，常造成大眾討論社會企業時各持不同觀點。林以涵觀察：「每個人在參與社會企業時，其實都像戴著一副有色眼鏡，我們很常戴著眼鏡溝通，但是很少去釐清對方戴的究竟是偏商業端、還是偏公益端的眼鏡。」
舉例而言，戴著偏商業端眼鏡的族群，或許會認為社會企業在實踐社會使命之餘，也應像主流商業公司一般，看重財務報酬，追求組織獲利與規模大幅成長。
而戴著偏公益端眼鏡的族群，則可能認為社會企業大量運用社會資本，不應過於追求獲利、甚至需給員工較低報酬、將一定比例盈餘捐出，以公益目的為優先。
「世界上關於社會企業的定義百百種，不管是哪一種定義，基本上目的一定是以社會影響力為優先、方法上則是要能夠產生營收。社會企業最有趣、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因為它是一個混合的概念，介於商業與公益兩大傳統思維中間，帶來許多新「遊戲規則」；但是這也是最挑戰的地方，因為它沒有一個絕對的規範，沒有人能作為裁判，去決定一個社會企業一定要長什麼樣子。」
林以涵進一步分析，偏向商業端或公益端的兩派討論，其實也反映了歐洲與美國兩種不同的社會企業發展歷程，分為「由上而下」（Top-down）及「由下而上」（Bottom-up）兩股原動力。
由上而下的力量，源自於進行「社會體制改革」的福利國家，又以英國、北歐等社會福利支出較高的歐洲國家為大宗。政府為了縮減日漸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因此大力促進 NPO 轉型成可適應市場的機制，將社會福利與工作培力結合，是以社會經濟實踐民主的方式。
由下而上的力量，則源自美國、加拿大等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提倡以市場經濟為手段，將金字塔市場中最底端的貧困人口，也視為企業的目標客戶，透過開發貧窮者也能負擔的低價商品，開發過去未能被企業服務的市場。
兩股力量的交錯，影響了世界各地社企生態系發展的樣貌，例如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多著重於由上而下的 NPO 事業發展或社區經濟；而受到中小企業創新創業精神影響至深的台灣，則更傾向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業。
而這兩股力量，其實也造成大眾看待社會企業的觀點有所不同，人們或因自身的價值觀、接收到的背景知識，以及與社企接觸的經驗等因素，而對社會企業有不一樣的想像。
社會企業應有的樣貌，並沒有正確解答，當你我在談論社會企業時，或許可先釐清對方戴的是哪一種「眼鏡」，並尊重彼此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彼此應共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透過各自熟悉且擅長的方式，一齊擴大社會企業的影響力。
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真的可行嗎？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是關鍵
人們釐清社會企業的意涵，以及其興起的背後原因為何後，下一步會產生的疑問，可能是「社會企業真的能兼顧獲利與公益目的嗎？」
根據 2019 年《社創大調查》結果顯示，在不認同社企理念的民眾中，有高達 7 成的人認為兼顧獲利與公益目的的營運模式相當困難。對此林以涵表示，「大眾會有這些疑慮，是因為台灣社會企業目前還沒有足夠多的案例來證明這件事，所以這是整個生態圈還需要更努力的地方。」
事實上，目前社會創新企業中，已有 64.3% 達到損益兩平或已經獲利，顯示多數社會企業營運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在市面上的主流通路中，仍較少看到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使得社企與大眾的生活仍存在著一段距離。
該如何拉近社會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林以涵分析，若民眾在生活中每一個決策中，都有可參考的社企產品，例如走進便利商店就能在架上選擇友善土地的農漁牧產品、在百貨公司能見到有環保理念的保養品牌、與朋友聚餐時可依需求選擇由社企營運的餐廳等，如此社會企業的能見度將可更加提升。
隨著消費者對環境與社會意識的覺醒，社會企業兼顧環境友善、社會關懷之使命，將為其品牌塑造與眾不同的特色。舉例來說，若在便利商店貨架上，看到訴諸小農直送、單一牧場、公平交易的社企牛奶品牌，對消費者而言，一方面可滿足對食品安全的需求、另一方面則對品牌關心的議題感到認同，因此比起其他牛奶品牌將更具吸引力。
然而林以涵觀察，社會企業目前較少於主流通路曝光的原因，可歸究於與大型通路的互動經驗不足，導致雙方溝通成本較高。舉例來說，曾有一間販賣農產品的社會企業，欲進駐大型量販店，然而卻因禮盒包裝設計不符合量販店消費者習慣的樣式，導致雙方來回溝通多次仍無法合作成功。
對此，林以涵建議，社為企業若欲打進主流通路，可從招募具大型通路經驗的人才著手，如此將能更清楚該如何制定正確的通路策略，並於產品包裝設計、應推出的產品品項等執行細節更具有市場敏銳度。
林以涵也建議欲提升產品或服務競爭力的社企創業者，可以從兩大面向著手，第一為設定停損點與獲利目標，每隔一段時間便定期檢視獲利狀況，並思考未來策略如何吻合市場趨勢；第二則是願意投入資源至產品迭代的研發，以最小可行性產品試驗不同可能性，保持隨市場快速調整的彈性。
為了兼顧財務獲利與社會目的，社會企業營運時需考量的面向，的確比主流企業更廣泛、也更具挑戰性。但是社會企業可將這項組織特性轉為優勢，透過兼顧好品質與好故事的產品，打進消費者的心，達到公益與商業價值的雙贏。
社會企業未來將何去何從？期許成為社會中的關鍵少數
隨著社會企業概念在台灣的認知度日漸提升，位於社會企業光譜兩端的傳統 NPO 與主流企業中，也有越來越多單位逐漸實踐社企精神於組織中。
林以涵表示：「每個人在日常中都有兩種角色，一種是在職場、一種是在生活。在生活中透過消費支持社會企業的同時，也別忘了你在職場上的角色。」若人們可將職場上的專業與社會企業結合，將能創造更多促進社企發展的機會，除了常與社企接觸的 CSR、採購等從業人員，能與社會企業產生連結的職能遠大於這些——人力資源工作者可引進社企提供的教育訓練活動（如「黑暗中對話」由專業視障培訓師引導體驗工作坊）、總務人員可考慮將社企產品或服務納入營運供應鏈（如引進「公平貿易茶水間」）、經營管理幕僚甚至可評估與社企合資新事業體的可能性等。
「大家都希望社會問題可以被降低，若每一種角色從自己能做的出發，深化自己所擅長的事，彼此能有更多跨域合作跟整合，以終為始來看，社會問題被減輕的速度就可以更快。」
林以涵認為，社會企業未來不見得能完全主流化，但將能成為推動社會改變的「關鍵少數」。「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在全球蔚為風潮，形成了一場公民自覺自發的運動，不但模糊了社會與企業的界限、轉化了非營利組織的思維，更進一步改變了政府的公共政策。」
這股關鍵少數的力量，未來或能使更多 NPO 看見自身組織永續的可能性，或是使更多主流企業深化 CSR 的執行策略，甚至使政府把社會企業提出的解方，內化成公共服務，將社會影響力可觸及的範圍更加擴大。「這股力量有辦法影響很多人，讓大家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價值觀，讓人們知道一些遊戲規則不是絕對的，也讓人們更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
林以涵表示：「讓各個角色看到自己可以貢獻的地方，並且不只侷限於現在就有做的事情，而是去思考更多合作的選項，我認為這是社會企業帶給普世來說最大的資產。」
註一：企業在賺取利潤後，將部分資源投入公益以回饋社會、協助改善社會問題，也就是現今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
核稿編輯：李沂霖
策展夥伴：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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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