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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現場】政府能為社會企業做什麼?從新加坡、印度、泰國經驗談起

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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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致昕

2014年是台灣政府口中的社企元年,除了利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等共識之外,從定義、未來發展到創業家需求等,各個面向討論方興未艾,也讓各界對社企元年之後的台灣社企發展有了高度期待。

如果資源、人才都真的將一步步挹注在社會企業的生態圈之中,企業、投資者、政府、創業家、NPO等,各方在生態圈中能扮演的角色有哪些?對彼此的參與,又該有什麼期待?尤其是最多人關心的,台灣政府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什麼樣的參與,才能真正推動生態圈的發展?

我們到了新加坡,發現這正是亞洲各國都在尋找的答案。社企流參與了4/20登場的亞洲慈善投資網絡年會(AVPN),與全世界三百多位參加者,包括洛克斐勒基金會、韓國現代集團、日本三菱工業、Nippon Foundation以及亞洲各國產官學代表等,一起討論公私部門的資源,以投資、資助、借貸等方式支持社會企業、NPO組織的最佳方式。

AVPN作為一個亞洲慈善投資的網絡,會員從政府、家庭基金會、跨國組織到個人投資者都有,大部份的討論都從亞洲經驗出發,探討作為一個握有資源的角色,該如何投入社會企業、NPO等的投資,現場的焦點之一,是所謂的「早期參與(Pre-engagement process)」。

亞洲區的社會企業大都還在興起階段,雖然整個「早期投入」的階段包括了尋找投資標的、項目檢視、管理者成效的檢視等,當天的討論卻集中在如何支持這些新興的社會創新團體,打造一個正向的生態系,才能進而找到有潛力的創業者與社會企業。

以下節錄各國代表分享的經驗:

印度代表Dasra創辦人Deval SangHavi:「不干預,就是政府最大的支持。」

Deval的分享從印度只有3%人繳交所得稅談起,一個資源相較不豐厚的政府,加上貪腐、沒效率等弊病,讓廣大的印度社會中,有太多層面是政府沒有意願及能力處理的。

結果,就是印度產生了330萬個NPO。(因法律規定,社會企業在印度還是只能註冊為NPO)

「在印度,NPO所做的是政府做不到的事,當政府發現的時候,一開始會試著干預,」Deval說,「不干預,就是它最大的幫助了!」他一語道破,全場會心一笑。

作為印度最大的社會企業、NPO育成機構,Dasra為社企、NPO提供財務管理、CEO培訓、產業研調、策略規劃等服務,從各議題的研究出發,辨認出330萬個NPO中最領先、有效益的模式,然後進行支持進而投資。也因此,Dasra成為政府、私部門與NPO、社企彼此認識的窗口及合作管道。截至2014 年,他們協助了800個慈善投資者,輔導了150個NPO、社企,另外自身投入了10件投資案。

在Dasra擁有二十人的研調團隊努力下,他們一年產出800個社會團體的個案研界,針對8種社會議題進行現況剖析、團隊調查,並清楚的點出價值鏈上各方扮演的角色、環境中缺乏的資源,提出政策建議也對社會團體的領導人點出管理上的問題。這樣的累積,讓政府跟NPO、社企都逐漸了解彼此,於是政府也進步了,不再進行干預之外,邀請有能力的社企,直接取代沒效率的政府。Deval說,政府這樣的進步,讓社企、NPO得到了正當性,直接掌有解決社會議題的工具。

目前的印度政府正在立法,讓一定獲利規模以上的企業,2%的獲利必須投入社會公益,希望在未來讓私部門資源也更有效地引入。

看到印度政府從干預到擁抱社企、立法協助,座談主持人新加坡商學院亞洲社會企業中心主任Swee Sum Lam點出,Dasra這樣的中介組織,不只是扮演了溝通的角色,更是讓各方找到合作理由、有效益合作方式的關鍵,在國家的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藉著中介組織的分享,把社企的影響力具體化,並協助其走向規模化。

泰國代表Changefusion Institute、UnLtd Thailand創辦人 Sunit Shrestha:「不該衝短線,政府應該:帶動私部門投資、教育社會、制定政策」

作為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的泰國,已投入社企培育七年的Sunit用「不正常」來形容。不管是政爭之後現在軍政府的治理狀態,還是泰國王室在國內的地位及影響力,都讓泰國顯得獨特。

「我們付所得稅的可能還不到3%!」接在印度之後,Sunit笑著點出不平等的問題在泰國一樣嚴重,他把整個泰國按收入分成五種階級,而底層的兩層佔了40%以上的人口,只佔全國資產的3~4%。

泰國社會企業的真正興起,是從過去三、四年開始,由官方機構開始推動。第一步便開始研究優惠借貸政策,一直到現在,泰國已經有了小型的社企投資公司,在去年底,更由大型企業出資,設定了特別的基金架構,創立了共同基金長期支持、投資社會企業。

這樣快速的演變,來自泰國王室的大力支持,從宗教衍伸至社會的慈善風氣,讓能夠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成為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有決心的推動循環,並建立私部門投入資源的制度,並代表著社企去邀請私部門投入。原因無他,他們相信社企有社會創新能力,而私部門善於投資、管理資源,政府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帶領私部門的人才、資源進入社企生態,推動正循環。

跟社企流一樣,從推廣社企概念開始的Sunit,形容自己為sector builder,在社企熱度方興未艾的泰國,他必須為各方建立對的期待,讓政府、社企、企業不同角度產生的認知差異能夠縮小,正循環才能繼續走下去,而這也是政府與私部門密切與中介組織合作的最大原因。

分享的最後,他再次提醒有志推動社會企業的政府,需要更多元的去帶動私部門不同資源進入生態圈,然後藉著教育、政策的制訂,為生態圈打底,做更長期、有系統的政策,才能彌補企業相較之下短期利益導向的心態。

新加坡代表Social Enterprise Hub顧問Ying Lock Chan: 「非常新加坡,一切由政府主導」

「新加坡才是最不正常的,」新加坡代表Ying Lock Chan接在泰國之後,說新加坡幾乎所有人都交了所得稅,政府有很多的資源,而且一如新加坡在各個面向的表現一般,政府在建立社會企業生態的推動上,不只是主動,更是透過不同手段主導生態圈的一步步建立。

「但因為新加坡是個重商的地方,連社企也是強調績效導向,自助者才能得到他人的幫助,」Ying Lock Chan說。新加坡社企風氣的開始,來自高度的經濟發展之後,政府發現即使透過政策建置了社會安全網,但隨著高房價、工作機會、外來人才的壓力等因素,還是有底層人民、被忽略的利益團體需要協助。

四年前,政府出資設立了Social Enterprise Hub,遠離社會福利的範疇,以創業輔導的態度推動社會企業。四年後,除了硬體、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則進一步成立Singapore Center for Social Enterprise,希望的做法是將更多私部門的資金結合公部門的資源,灌注在生態圈之內,進行長期的投資。

Ying Lock Chan也坦承,新加坡因為生活成本高,且競爭壓力大,青年選擇投入社會企業的機會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而且早期各方看待社會創業家的眼光並不一如一般從商人士,直到最近各方才開始賦予社會創業家與一般商業領導人的平等尊重。

「文化中看待社企的方式正在變,但還需要更多退休人士的參與,少一點物質的追求,讓市場真正的去支持社會企業,」Ying Lock Chan說,回到生態圈的穩定發展的根本,雖然由整府率先引入了教育人才、硬體、政策、資金上的資源,但由下而上的有機發展,可能還是新加坡生態圈中更重要、更大的挑戰。

建立生態系:政府、中介組織、私部門與民眾意識缺一不可

座談的最後,新加坡商學院亞洲社會企業中心主任Swee Sum Lam綜合了QA以及各國經驗,從印度來看,國家沒有投入太多資源,透過中介組織的輔導、研調,取得信任之後由專業的社企、NPO取代國家角色解決社會問題。而泰國,因為王室支持社會系統的發展而投入很多資源,讓中介者去經營社企產業的形成,並以政府的高度帶入私人資源。

而新加坡有大政府,很有效率的帶起私人部門的投入,創造資源的正向循環後產生市場。但還需要李光耀時代那種國家認同,帶領社會支持跟投入,才會為生態圈中的行為者建立彼此信任。

Swee Sum Lam表示,從資源投入以建立生態圈的角度來看,早期參與的方式及行為者中,政府最能扮演的是啟動循環的引擎,而從各國的現況跟經驗看來,政府在「引擎」之外還要介入到什麼程度,則依各國環境有所不同了,他的歸納跟建議是,政府需要與中介組織系統性的合作,才能真正引導私部門資源發揮效益,接著就是知識的分享。從市場端來看,各國是否有社會共識集體支持社會企業長期發展,成就了各國長期發展的差別。

從慈濟看台灣公益組織財務透明

2015.03.20
合作轉載

文:余孟勳(Simon)

慈濟內湖園區的風波在延燒,不免讓人想起先前高雄氣爆時的紅十字會爭議。還是要呼籲大家就事論事,特別是陳文良先生所寫的「公益組織專家:一窩蜂批評慈濟之前,先釐清流言蜚語吧!」已針對網路傳言多所釐清。此處除狗尾續貂補足數據資料之外,也分享關於宗教組織捐款的性質,以及公益組織透明度的一些觀察。至於「慈濟開發內湖對不對」或是「捐款應不應該這樣用」,就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了。

沒有明顯排擠效應,反而有補償效果

關於捐款有沒有排擠效應,或許有一份數據可以參考。我們曾針對「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裡78間資料較完整的會員團體(包含聯合聯募、自閉症基金會及醫改會等)所公告的財務報表進行統計,日本311大地震後的隔年,捐款還是持續成長,並沒有衰退回災難前的水準。


 


 

或許有人會說,這現象也許只存在某些規模的組織。深入分析發現(以資產規模或年收入一億或三千萬為分界),大型機構雖然捐款在2012年降低,但較2010年還是大幅增加。更令人意外的是,中型及小型組織的成長力道更為強勁,成長率甚至高過災難發生當年。也就是說,這些組織的捐款沒有因為災難產生排擠,甚至可能把餅做大。換個角度看,捐款人常態性的捐款並不會因為突發事件而影響,甚至可能有「補償效果」存在(害怕中小型機構真的捐款被排擠),結果進一步將突發事件捐款轉化為常態性捐款(當然這份統計需要更細膩的研究及探討)。

宗教組織與社福組織捐款不能完全替代

宗教組織與一般社福組織本質不同,雖然這二者的界限有時很難劃清-許多宗教組織也投入各式社會議題(如基督教背景的世界展望會)或遊說政府接納自己的價值觀(如台灣的護家盟),但重點是捐款人的動機不同,因此不見得具有替代性。宗教組織捐款人多採做功德(merit)的觀點,自利的動機在順位上可能大於利他,而且該組織所提供的社群或社會資本平台才是募資的能量來源。捐給宗教組織的人,未必會因為其他因素將款項轉捐一般社福單位。而因為捐款不具完全的替代性,無法完全轉移,所以說宗教組織的捐款會明顯排擠其他社福組織恐怕不完全成立。

當然,因為捐款動機不同,利害關係人對組織的「責信」要求也不同。宗教組織捐款人認為責信問題是該組織自己要去跟上天交代,因此捐款完後多半也不會過問。一般社福團體捐款人雖然也可能因為忙碌或看不懂報表等原因較被動,但心裡或許還是會存著疑問,「這捐款有沒有用到對的地方,產生對的改變?」後者比較接近「社會投資」的概念,因此這二種捐款人彼此針鋒相對很難對話,也正是目前社會上對宗教團體的批評恐怕對其影響甚微的原因。

舉例來說,慈濟的精舍有時被批評過於華麗,但蓋精舍的錢,很可能是捐款人心甘情願樂捐的。公眾認為慈濟善款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公益團體使用公眾資源應該要對公眾交代,但捐款的人覺得很好啊沒問題啊我就是要它們拿來蓋精舍的,因此便造成不同的利害相關人之間的權力衝突。而不同利害相關人主要的區別就在「法制力」及「影響力」的部份,很明顯地捐款人在影響力上比一般公眾更直接,也因此宗教團體選擇擁抱信眾而不是公眾不令人意外,而且難以調和。

慈濟佔八成台灣捐款是誇張了

根據我們的粗估,台灣每年的慈善捐款規模目前大約537億元。好吧也許有人認為我們估得太粗略了,那麼原始的行政院主計處在2004年統計的規模是427億元(這也是最常被引用的說法,但這是十年前的數字了)。慈濟基金會依據其2013報表,收入總額約為98億元,因此陳文良認為慈濟大概頂多佔3成,不可能到8成,我認為這樣的說法還算合理。該文中所提到的各大公益組織的捐款規模,分別核對後與我們先前所做的統計相去不遠,有興趣的人不妨也可自行上各組織官網查閱。至於有的組織提供的財報即時性不足,完整度不夠,或是資料不易取得,就是另一個關於透明度的問題了。

公益組織報表:

透明度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台灣公益組織透明度不足,簡言之就是缺乏誘因、強制力及標準。誘因指的是捐款人的捐款決策並不與組織透明度相關,有的是做功德,有的是看名氣,「為什麼要公開?」。當然如果整體的透明度都不佳,確實很難從中挑出好的來,但如果捐款人的行為不改變,現況永遠都會如此。大家罵歸罵,捐款給宗教組織做功德的人還是照捐,搞不清楚零錢箱單位在做什麼就捐,名氣大有明星代言的就捐,對公益團體來說它們為什麼要資料透明?

強制力指的是法制面「沒有規定要公開」。雖然公部門規定要繳交報表和會計師查帳,但沒有如美國規定公益團體「要公開」,因此沒有公開資訊並不代表違法,更不代表一定有弊端。自律聯盟雖然在努力,但畢竟是自發性的組織沒有強制力,效果可能有限。內政部的勸募平台也只規範勸募的專案,無法窺視組織的全貌。

因為沒有規定要公開,當然沒有規定「要公開什麼」。不說別的,光是會計制度就沒有統一的範本,經過會計師查核的報表都已經五花八門的時候,要怎麼要求所有單位都繳出可靠又易讀的財務報告資訊?更不說「公開透明」只是達成組織宗旨的「必要但非充份條件」,資訊透明或許可以要求do the right thing,但卻不代表組織一定do the thing right。

關心你的捐款

我常拿無國界醫生組織當例子,邊講邊嘆氣。該組織年收入約400億台幣,提供的財務報告書長達近70頁,不僅有會計師查核簽證內容,還有管理用的分析。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讀到台灣的公益團體提供這樣水準的報告書,不管是業務或財務部份。公益責信協會日前完成電子書「公益觀察2014」,從全球風險及國際公益趨勢,試圖描繪台灣公益運作環境的脈絡、責信及透明度的現況,進而提出公益未來的幾種可能。我們努力以一些實體行動想創造改變,也邀請大家更深入關心社會議題以及捐款的組織,力量和聲音夠大才足以翻轉這樣長年的鄉愿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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