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現場】政府能為社會企業做什麼?從新加坡、印度、泰國經驗談起Photo Credit: Román Emin (CC BY-ND 2.0)
文:劉致昕
2014年是台灣政府口中的社企元年,除了利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等共識之外,從定義、未來發展到創業家需求等,各個面向討論方興未艾,也讓各界對社企元年之後的台灣社企發展有了高度期待。
如果資源、人才都真的將一步步挹注在社會企業的生態圈之中,企業、投資者、政府、創業家、NPO等,各方在生態圈中能扮演的角色有哪些?對彼此的參與,又該有什麼期待?尤其是最多人關心的,台灣政府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什麼樣的參與,才能真正推動生態圈的發展?
我們到了新加坡,發現這正是亞洲各國都在尋找的答案。社企流參與了4/20登場的亞洲慈善投資網絡年會(AVPN),與全世界三百多位參加者,包括洛克斐勒基金會、韓國現代集團、日本三菱工業、Nippon Foundation以及亞洲各國產官學代表等,一起討論公私部門的資源,以投資、資助、借貸等方式支持社會企業、NPO組織的最佳方式。
AVPN作為一個亞洲慈善投資的網絡,會員從政府、家庭基金會、跨國組織到個人投資者都有,大部份的討論都從亞洲經驗出發,探討作為一個握有資源的角色,該如何投入社會企業、NPO等的投資,現場的焦點之一,是所謂的「早期參與(Pre-engagement process)」。
亞洲區的社會企業大都還在興起階段,雖然整個「早期投入」的階段包括了尋找投資標的、項目檢視、管理者成效的檢視等,當天的討論卻集中在如何支持這些新興的社會創新團體,打造一個正向的生態系,才能進而找到有潛力的創業者與社會企業。
以下節錄各國代表分享的經驗:

印度代表Dasra創辦人Deval SangHavi:「不干預,就是政府最大的支持。」

Deval的分享從印度只有3%人繳交所得稅談起,一個資源相較不豐厚的政府,加上貪腐、沒效率等弊病,讓廣大的印度社會中,有太多層面是政府沒有意願及能力處理的。
結果,就是印度產生了330萬個NPO。(因法律規定,社會企業在印度還是只能註冊為NPO)
「在印度,NPO所做的是政府做不到的事,當政府發現的時候,一開始會試著干預,」Deval說,「不干預,就是它最大的幫助了!」他一語道破,全場會心一笑。
作為印度最大的社會企業、NPO育成機構,Dasra為社企、NPO提供財務管理、CEO培訓、產業研調、策略規劃等服務,從各議題的研究出發,辨認出330萬個NPO中最領先、有效益的模式,然後進行支持進而投資。也因此,Dasra成為政府、私部門與NPO、社企彼此認識的窗口及合作管道。截至2014 年,他們協助了800個慈善投資者,輔導了150個NPO、社企,另外自身投入了10件投資案。
在Dasra擁有二十人的研調團隊努力下,他們一年產出800個社會團體的個案研界,針對8種社會議題進行現況剖析、團隊調查,並清楚的點出價值鏈上各方扮演的角色、環境中缺乏的資源,提出政策建議也對社會團體的領導人點出管理上的問題。這樣的累積,讓政府跟NPO、社企都逐漸了解彼此,於是政府也進步了,不再進行干預之外,邀請有能力的社企,直接取代沒效率的政府。Deval說,政府這樣的進步,讓社企、NPO得到了正當性,直接掌有解決社會議題的工具。
目前的印度政府正在立法,讓一定獲利規模以上的企業,2%的獲利必須投入社會公益,希望在未來讓私部門資源也更有效地引入。
看到印度政府從干預到擁抱社企、立法協助,座談主持人新加坡商學院亞洲社會企業中心主任Swee Sum Lam點出,Dasra這樣的中介組織,不只是扮演了溝通的角色,更是讓各方找到合作理由、有效益合作方式的關鍵,在國家的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藉著中介組織的分享,把社企的影響力具體化,並協助其走向規模化。

泰國代表Changefusion Institute、UnLtd Thailand創辦人 Sunit Shrestha:「不該衝短線,政府應該:帶動私部門投資、教育社會、制定政策」

作為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的泰國,已投入社企培育七年的Sunit用「不正常」來形容。不管是政爭之後現在軍政府的治理狀態,還是泰國王室在國內的地位及影響力,都讓泰國顯得獨特。
「我們付所得稅的可能還不到3%!」接在印度之後,Sunit笑著點出不平等的問題在泰國一樣嚴重,他把整個泰國按收入分成五種階級,而底層的兩層佔了40%以上的人口,只佔全國資產的3~4%。
泰國社會企業的真正興起,是從過去三、四年開始,由官方機構開始推動。第一步便開始研究優惠借貸政策,一直到現在,泰國已經有了小型的社企投資公司,在去年底,更由大型企業出資,設定了特別的基金架構,創立了共同基金長期支持、投資社會企業。
這樣快速的演變,來自泰國王室的大力支持,從宗教衍伸至社會的慈善風氣,讓能夠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成為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有決心的推動循環,並建立私部門投入資源的制度,並代表著社企去邀請私部門投入。原因無他,他們相信社企有社會創新能力,而私部門善於投資、管理資源,政府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帶領私部門的人才、資源進入社企生態,推動正循環。
跟社企流一樣,從推廣社企概念開始的Sunit,形容自己為sector builder,在社企熱度方興未艾的泰國,他必須為各方建立對的期待,讓政府、社企、企業不同角度產生的認知差異能夠縮小,正循環才能繼續走下去,而這也是政府與私部門密切與中介組織合作的最大原因。
分享的最後,他再次提醒有志推動社會企業的政府,需要更多元的去帶動私部門不同資源進入生態圈,然後藉著教育、政策的制訂,為生態圈打底,做更長期、有系統的政策,才能彌補企業相較之下短期利益導向的心態。

新加坡代表Social Enterprise Hub顧問Ying Lock Chan: 「非常新加坡,一切由政府主導」

「新加坡才是最不正常的,」新加坡代表Ying Lock Chan接在泰國之後,說新加坡幾乎所有人都交了所得稅,政府有很多的資源,而且一如新加坡在各個面向的表現一般,政府在建立社會企業生態的推動上,不只是主動,更是透過不同手段主導生態圈的一步步建立。
「但因為新加坡是個重商的地方,連社企也是強調績效導向,自助者才能得到他人的幫助,」Ying Lock Chan說。新加坡社企風氣的開始,來自高度的經濟發展之後,政府發現即使透過政策建置了社會安全網,但隨著高房價、工作機會、外來人才的壓力等因素,還是有底層人民、被忽略的利益團體需要協助。
四年前,政府出資設立了Social Enterprise Hub,遠離社會福利的範疇,以創業輔導的態度推動社會企業。四年後,除了硬體、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則進一步成立Singapore Center for Social Enterprise,希望的做法是將更多私部門的資金結合公部門的資源,灌注在生態圈之內,進行長期的投資。
Ying Lock Chan也坦承,新加坡因為生活成本高,且競爭壓力大,青年選擇投入社會企業的機會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而且早期各方看待社會創業家的眼光並不一如一般從商人士,直到最近各方才開始賦予社會創業家與一般商業領導人的平等尊重。
「文化中看待社企的方式正在變,但還需要更多退休人士的參與,少一點物質的追求,讓市場真正的去支持社會企業,」Ying Lock Chan說,回到生態圈的穩定發展的根本,雖然由整府率先引入了教育人才、硬體、政策、資金上的資源,但由下而上的有機發展,可能還是新加坡生態圈中更重要、更大的挑戰。

建立生態系:政府、中介組織、私部門與民眾意識缺一不可

座談的最後,新加坡商學院亞洲社會企業中心主任Swee Sum Lam綜合了QA以及各國經驗,從印度來看,國家沒有投入太多資源,透過中介組織的輔導、研調,取得信任之後由專業的社企、NPO取代國家角色解決社會問題。而泰國,因為王室支持社會系統的發展而投入很多資源,讓中介者去經營社企產業的形成,並以政府的高度帶入私人資源。
而新加坡有大政府,很有效率的帶起私人部門的投入,創造資源的正向循環後產生市場。但還需要李光耀時代那種國家認同,帶領社會支持跟投入,才會為生態圈中的行為者建立彼此信任。
Swee Sum Lam表示,從資源投入以建立生態圈的角度來看,早期參與的方式及行為者中,政府最能扮演的是啟動循環的引擎,而從各國的現況跟經驗看來,政府在「引擎」之外還要介入到什麼程度,則依各國環境有所不同了,他的歸納跟建議是,政府需要與中介組織系統性的合作,才能真正引導私部門資源發揮效益,接著就是知識的分享。從市場端來看,各國是否有社會共識集體支持社會企業長期發展,成就了各國長期發展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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