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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計師山崎亮:讓「孩子王」與兒童一起玩出特色公園,打造小朋友真正想要的遊戲場

201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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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一年半前,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開始倡議「拒絕罐頭遊具、還我特色公園」及兒童遊戲權、參與表意權當時,便已經在全台宣講時,不斷用日本三田市兵庫縣立有馬富士公園,做為令人稱羨的國外案例。

當時,場場跺腳表演「雷神轟隆隆」後四散村落的,是發起特色公園改革倡議的林亞玫,她讀到「山崎亮為了打造符合孩子心中夢想的兒童公園,以遊戲帶領孩子的方式,讓一群大學生和孩子一起玩耍後回饋孩子的反應,解譯出孩子對遊戲場的需求,設計出一個以使用者經驗導向的遊戲空間」,滿腔熱血沸騰、感動欣羨。

於是,在今年2月得知山崎亮訪台行程,積極聯繫上山崎亮本人及邀約主辦單位,幾個媽媽深夜分組研讀準備訪問題綱,陪著山崎亮在松山機場候機飛回日本的短暫空檔,傾盟出巢、朝聖求教專家對台灣兒童遊戲場的建議。

特公盟和山崎亮在松山機場候機室的對談。

特公盟:台灣在兒童參與的觀念才剛開始試行,設計師與兒童之間的溝通是否要有轉譯者、引導者協助? 例如有馬富士公園的研討會階段,有孩子王(Play Leader,註一)的角色去轉譯參與的孩子的遊戲市間需求,是嗎? 他們如何能轉譯孩子的想法,避免成人自己意識的引導?要如何轉譯的恰當,忠實呈現?會有培訓課程嗎?或是任何機制協助轉譯者?

山崎亮:聽取孩子的意見,讓孩子自行設計他們想要的公園,這件事上,在執行上確實是有難度的,因為孩子的字彙有限,不是跟他們說:「你想要什麼樣的公園?寫下來或畫下來。」 這麼簡單就能完成,即使是用畫的,也很難表達出完整的意思。

所以可以藉由一些能觸發孩子遊戲的東西,例如,給他們一些紙箱、保麗龍,讓他們用這素材做出自己心目中的公園,如此,確實是可以看見一些孩子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想法。

但是,這裡必須留意的是,孩子對於遊戲本身,能夠怎麼玩、怎樣才好玩,這樣的經驗還是不足,也是未被開發的,特別是現在都在城市長大的孩子,你把他放到一個充滿自然的環境中,大人可能會以為他們可以樂在其中,玩得很開心。

但實際上,他們還真不知道怎麼玩。所以像書上提到的案例,先由孩子王來引導孩子玩,帶他們爬樹、玩泥巴等。等他們玩開了,再錄影、記錄他們的行為,將觀察到的結合在遊戲場的設計中,就比較能接近他們真正的想法和需要。

當然,引導和陪伴孩子們玩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例如,我們不會直接跟孩子說:「大家一起來玩吧!」日本有幾個專門培訓孩子王的地方,這塊我們也是跟美國學的。一般我們會覺得,孩子王,大概是一些像是大學的哥哥姐姐,進到孩子中間高喊:「嘿,我們來玩吧!這樣。」但是,這其實可以逆向操作的。

例如,孩子聚在一起要開始玩時,一個哥哥進去,並不招聚大家,也不參與其中,就自己躲在角落玩得很開心,孩子看到了多半會好奇湊上前去看。哥哥可以說:「沒有啊!什麼都沒有。」,然後就自己跑開,引起孩子的興趣,讓孩子主動去追逐哥哥。也就是說,孩子並不是被動地被引導,而是觸發孩子好奇心主動去參與、表達意見和想法的。

這部份的細節真的很多,若要說明得花上非常多的時間。如果台灣目前缺乏這方向的人才,坊間有很多相關的書藉可以參考或是出國受訓,都是可以嘗試的方法,或者是可以把國外的專業孩子王請到台灣來,陪孩子玩且讓有志成為孩子王的年輕人或是特公盟媽爸看,就可以讓更多人可以同時學習和瞭解遊戲的轉譯訓練。

特公盟:引導者若是由一般媽爸(孩子主要照護者)組成的NGO團體(如特公盟)擔任,在這轉譯過程中如何協助設計者理解兒童遊戲空間的需求?建議從哪幾方面著手開始?

山崎亮:至於如何將孩子的想法傳達給設計師這件事上,與其說轉譯,不如讓設計師看看孩子玩開後的影片和記錄,觀察、設計出真正符合孩童需求的遊戲場。也就是說,找到合適,願意傾聽、洞察孩子需求的設計師是更為重要的。我本身是有接受過孩子王培訓的,像這樣,若是設計師和孩子王是同一人的話,那就最理想的。

大概1970年代之後,孩子王在日本很多場域就開始發光發熱了。早期從北歐傳入的冒險遊戲場概念,在1975年左右納入這想法,早期有些空地上什麼遊具都沒有,就是靠孩子王讓遊戲場活起來。

同安街工作坊中,成人(孩子王角色)作為孩子遊戲行為的轉譯者。

特公盟:一般來說,「兒童參與者提出的構想」與「最終執行結果」兩者之間不會完全相同,如何看待這樣的狀況呢?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否是將「最終執行結果」盡可能符合「兒童參與者提出的構想」?抑或者可以用其他的角度來看待?兩者之間若有落差與相異,是否一定是負面的呢?是否其實是有積極的意義存在?

山崎亮:孩子其實是很柔軟、很模糊的。有時候我們以為他們常玩的遊戲,就是他們最想玩的,但其實不然。更有可能是,因為遊戲經驗太少,無法去組織開發新的遊戲。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把皮撥開,看見孩子的本質。

所以孩子王的作用,就是讓孩子們在遊戲中興奮、好奇,然後再透過適當的誘導,開始主動的嘗試;這裡並不是指控制,或在孩子們玩時下指導棋,而是讓孩子能發揮創意的去想出些新的玩法或遊戲。設計師所想出來的遊戲場,有可能會因為安全、預算、構造、材料或主觀的認為孩子會喜歡,但並沒有試著去瞭解過孩子的想法,因而設計出和孩子期待不同的遊戲場。

現在,在這裡,我們是以孩子為中心,想要打造出符合孩子需求,孩子覺得好玩的遊戲場。但大多數的狀況,只是提供現有的遊具給孩子,然後期待孩子可以玩得開心。一邊是給你遊具,你就在這玩;一邊是孩子想玩什麼? 什麼會覺得好玩?就算是單純的石頭、泥巴、水,也無所謂,孩子自己可以去創造遊戲。這兩造是以完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去思考。

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當孩子玩得很開心,孩子想像力萌芽,開始思考和創造,有些新的玩法時,依其去設計一個遊戲場。反之,則是設計者先設計一個遊戲場,決定了玩的方式,然後要求孩子去服從/遵循遊戲場的規則。

其實這兩者是可以結合的,有些時候因為場地、空間、預算的因素,設計師迫於無奈提供罐頭遊具(幼齡制式組合遊具)。但是,我們可以把這樣的遊戲場先訂出來,範圍區分出來,遊具需要做完的先做完,然後其他的部份,賦予它其他的可能性。設計師不需要把遊戲場填滿,遊戲場也不一定要有遊具,它可以有些自然的元素,像樹、水、河流、石頭等,讓孩子去探索;或一塊空地由孩子王在領導。

孩子在自然的元素,像樹、水、河流、石頭等探索玩耍。

特公盟:在《社區設計》一書提到可以打造一座「邊用邊做的公園」,是不是能用這案例來說明設計一個「使用中的公園遊戲場」呢?

山崎亮:以書上的案例為例,那個公園在蓋的時候,是孩子們最雀躍、興奮的時候。看著蓋一半的遊具,猜測他是溜滑梯還是什麼的,這個過程是最開心有趣的,等公園真蓋好了,孩子反而就沒那麼興奮了。一個遊戲場的區域大小是由設計師來規劃設計,但把整個遊戲場都填滿,反而限制了孩子的遊戲。

遊戲場是要觸發孩子遊戲,不是強制孩子遊戲。遊戲場是可以是很多元的。遊戲場並沒有標準答案,我們不需要覺得:「噢,我覺得這樣好,這樣才是對的,其他的不好。」有些孩子因為成長的關係,並不習慣自由的探索玩耍,這時,設計好的規格化遊具就會適合他們,他們可以在其中放心的玩。

也許先從制式的單桿、溜滑梯開始玩,等玩一陣後,可能覺得無聊,往旁邊一看發現,哇!這邊可以這樣、那樣玩耶!然後遠一點那邊,又有孩子王在跟孩子玩,就算剛開始會有些害怕不安,但可以試著融入玩耍。當然有些小孩會覺得,喔,這些我都不要,我就在自然中玩就好了,這樣也行的。

所以,遊戲場可以是漸進式的,不需要給你一個完工的遊戲場,可以是空白、未完工、完工的遊戲場,孩子可以自己選擇想玩的遊戲場去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階段,有些人可能還會玩回來,都是非常有彈性,可以一直循環,不是單一型態的。例如:在台北長大的小孩,因為被限制久了,所以只會在這種制式的遊戲場玩。

反之,在台東長大的小孩,在鄉下狂奔慣了,突然搬來台北,也是這樣到樹林裡去狂奔,台北的孩子看到了,就覺得,哇!這人真酷,可以這樣在樹林裡面玩。又比方說,一個視障人士,來到一個很黑的環境依然游刃有餘、非常自在,因為他本來的環境就是如此。在公園也是如此,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找到適合自己玩的角落。

孩童可能不需要一個完工遊戲場,可以是空白、未完工、完工的遊戲場。

特公盟:在台灣,兒童遊戲場面積少,除了爭取公共空間遊戲的權力之外,在都市中兒童也漸漸喪失在城市街道中遊戲的權力,請問屬於社區街道空間的遊戲權爭取,是否有相關的推動經驗或建議嗎?

山崎亮:關於孩童爭取道路的遊戲權這件事情上,不管是世界上的哪個都市,道路大約都佔城市面積的2到3成。這2到3成,在都市的面積裡,是佔相當大比例的。其實街道是公共的、公開的,只是剛好具有行車功能而已,但大家會覺得說,車是道路的主體,人要讓車。但仔細想想,事實上它是公共的,應該要具有多元使用的功能。

所以,我們要宣導,讓更多人去瞭解認同這件事,不單只是孩子的使用,而是大眾的、所有公民的。雖然不知道這樣的觀念是否能被大眾接受,但我是完全認同這樣的想法的。如果道路空間這2到3成的面積,能藉由意識改革而爭取到,等於是直接爭取到非常大面積、又可以安心遊玩的遊戲場,就算不另外去蓋公園,遊戲活動的空間也會是非常充足的。

道路是公共的,具有多元使用功能(插圖:《街道是大家的》繪本。

特公盟:日本遊戲場硬體設計和其安全規範部分,是否能與我們分享?

山崎亮:其實,目前日本現在育兒是有點沈重的,非常兩極化。一方面喊要讓孩子玩,在一個安全範圍讓孩子練習摔、冒險,另一方面卻說孩子絕絕對對不可以受傷,過度安全要求。

例如一個50公分高的落差,一定要做一個110公分的欄桿。但明明只是50公分的落差,地面又是軟材質,卻要做110公分的欄桿,這樣是不是有種連一點冒險想法都不可以的保守呢?又或者,想用廢材做一個溜滑梯,一點點的突出,有可能會刺傷人的部份,一丁點都不可以有,這部分做得很徹底。

另一方面,也有人說,小孩子嘛,稍微受一點點傷不會怎麼樣啦!在練習跌倒過程中學會跑。依現在日本的社會氣氛,這樣的想法是完全不被接受的。設計師在設計遊戲場時,必需在確保絕對安全的大前提下規劃,以富士幼稚園為例就是這樣。以設計師的角度,會儘量想辦法在安全的基礎上,讓孩子可以玩得開心一點、自由度高一些。

特公盟:在一個空地做兒童遊戲場,若原本空地並沒有兒童在使用,要如何得知原使用者(老人或其他族群)的反應,或如何能夠照顧到所有使用者的需求呢?

山崎亮:在操作端必須要注意,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老人和孩子可以共享同一個空間。這樣老人可以從孩子的身上感受到活力,但這在設計尺度上要拿捏一個尺度,大前提是1週1次、每次2小時,這樣的頻率是比較剛好的,如果再多,老人就吃不消了。

要衡量一個不近不遠的距離,適當的時間及適當長度,這空間及時間上有節度的。所以,我認為,老人和孩子是不適合放在同一個空間的。有老人聚集的地方,在老人狀況好的時候,孩子可以在這玩耍,孩子可以親近老人,老人可以親近孩子,若是以這種形式去運作的話,這案子是可以成立的。

特公盟:在日本社會中,「兒童」一般會被怎麼對待觀看?從國家政府的角度?從公共空間設計政策的角度?從設計工作者的角度?從一般民眾的角度?是否有任何實務操作經驗分享,讓「兒童激起的是大人的熱情」產生協助和合作(或良性威脅?)的精神,而不是考量了兒童就等於對其它成人(甚至老人)的「資源排擠」和「弱弱相殘」的障礙?

山崎亮:日本在兒童權益的爭取上,其實也沒有那麼先進,兒童的權利憲章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通過的,就世界平均來看,日本在這方面並沒有先進太多。相對的,日本的兒童虐待、幼稚園的維安問題是層出不窮的。

日本的育兒機制並不健全,但大人在政治角力時,卻常利用兒童的議題,動不動就在預算上哇哇叫。對於兒童,他們並沒有自己說的,做得那麼多、那麼完整,兒童議題通常淪為政治角力下的道具,並不是太正面的。

在日本,像特公盟這樣,這麼關心兒童議題,這麼用心在作的成功案例不是沒有,但印象中不多,而且並沒有很活躍。所以呢,不需要把日本當作一個範本,台灣先自己成為一個更理想、更棒的案例,日本還需要反過來要跟台灣的特公盟學習呢!加油!

日本還需要反過來要跟台灣的特公盟學習呢!加油!

特公盟在和山崎亮對談後,正能量充滿;於是,網路高手的媽媽繼續和山崎亮在網上聯繫,得到可以直接電話諮詢的最惠待遇;專心四目交接、聆聽作筆記的媽媽,把日月精華立刻設計進宣講簡報裡;日語專業的媽媽,快速地聽打又翻譯;攝影高手的媽媽,將影像紀錄分享給編輯文字紀錄的媽媽,於是,這一篇紀錄,得以呈現在眾人眼前。

藉此,衷心致謝促成這一場對談的每一個人,包括山崎亮來台灣的指定心頭好口譯,這一篇對談紀錄,分享給台灣的設計師和關心特色公園改革議題的社會大眾。

若是任何熱心人士,因為閱讀了山崎亮的專業建議分享,有任何各種面向和層次的想法,都歡迎在這一篇對談紀錄的文章下方留言,告訴特公盟和閱讀的讀者,台灣兒童遊戲場的困境,身為公民的每一個你我他,該怎麼通力協調合作進步,還給台灣的兒童他們的特色公園、美好童年。

註一:孩子王(Play Leader)是具有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來計畫並協調各種安全、無礙又好玩的兒童遊戲模式的專家,能和社區鄰里協作、能設計各種玩樂、能讓每個孩子都被納入遊戲,更能跟所有孩子玩得盡興 。
註二:本文特別感謝從頭到尾協助日語書信往返、翻譯及口譯:戴開成、陳信惠及林佩怡

全文轉載自眼底城事,原文標題:聽聽山崎亮:台灣設計師,能如何深入兒童遊戲場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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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深入推動兒童遊戲權與參與權,讓台灣政府民間能正視遊戲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我們的願景是希望每個孩子在遊戲場都能成為他自己,先從公園兒童遊戲場開始,我們相信公園若對孩子友善,對任何族群都可以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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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大地震毀壞家園,卻帶來撼動種姓制度的契機:尼泊爾從難民營開始打造平等社會

2017.05.10

編譯:黃思敏

2015年的尼泊爾地震造成近9千人罹難,然而這次災難卻也是破除尼泊爾種姓制度(註一)的機會。

在難民營當中,人們彼此分享食物與公共設施,社會底層階級(賤民)在災後經歷著一段不太尋常但人人平等的時期。「我們一起工作、吃飯,種姓制度的議題從沒如此受到重視。」一位賤民接受World Humantarian Summit採訪時表示

2015年尼泊爾地震後村民的家園倒塌。

2年後的今日,尼泊爾的災區仍在重建中。一些專家想以2015年的地震作為跳板,挑戰社會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

尼泊爾的一間高級度假飯店「德瓦里卡酒店(Dwarika’s Hotel)」自2015年開始為地震災民提供難民營。大部分的災民來自辛杜帕爾喬克縣(Sindhupalchowk),地震使該地區逾8成的房屋倒塌,德瓦里卡酒店計畫重建辛杜帕爾喬克縣的14座村莊,然而計畫成員的願景不僅止於此。

「我們要徹底消除賤民這個社會階級。」德瓦里卡酒店的總經理Sangeeta Shreshta Einhaus表示。德瓦里卡酒店的計畫於2018年完成,團隊將把原先被震毀的14座村莊重新分配至6處新址(由地理專家鑑定安全之區域)。

德瓦里卡酒店為災民打造的難民營「Camp Hope」。

在地震發生以前,辛杜帕爾喬克縣的村民主要以農業與發展觀光維生,那裡雖有鬼斧神工的景致,地質環境卻相當脆弱。(同場加映:從尼泊爾和台南震災,認識「城市耐災性」

德瓦里卡酒店團隊計畫引進現代的防震技術為村民打造新的家園,並用友善環境的方式經營,如打造集雨設施、使用沼氣及有機農業等。「我一直都有個打造永續家園的夢想,這關乎了人們的命運。」Shreshta Einhaus於City Lab的報導中表示。然而,計畫的終極目標是「讓所有人皆平等」,可比建設家園還要艱難。

尼泊爾是全世界唯一的印度教國家,而已有2千年歷史的種姓制度所造成的階級分裂十分深遠。階級最底的賤民大約佔總人口數的20%,他們沒有土地,僅能從事清潔下水道等勞力工作,更不被允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階級最高的婆羅門通常為教師、商人等,他們生而擁有特權。

即便尼泊爾已於2011年立法禁止種姓歧視,然而種姓制度卻仍盛行於南亞。賤民被隔離在社會之外,他們很難租到房子,而政府常常將他們安排住在住宅區的邊緣地帶。

為了打破種姓間的分野,並創造出更社會兼容的設計,團隊把賤民的住家納入重建的村莊中。在222個重建家戶中,有22個賤民的家戶會被安置於中心。

這項計畫的目的是藉由使人們必須共享空間,讓種姓歧視不再可能。

在難民營內,不同種姓的孩子都不覺得彼此間有差異。「我告訴這些孩子們,你們會上新聞頭條,這是第一個沒有不平等的地方,你們消滅了賤民階級。」Shreshta Einhaus表示。(同場加映:3個年輕人 為難民營的小孩打造專屬遊樂場,讓孩子們從事自己最拿手的事-玩!

難民營內孩子們不分種姓玩在一起。

2015年的尼泊爾地震已促使了尼泊爾的古老社會系統瓦解。「可以以說這個地震來得正是時候。」印度種姓社會學家Dipankar Gupta解釋。然而,若人們的觀念沒有跟著改變,賤民將仍被周遭的人們看不起或排斥。

不論成功與否,這項致力於杜絕種姓歧視的計畫仍成為一個典範,讓眾人知道與其等待政府立法,不如從自己開始推動改變。

註一:尼泊爾種姓制度,是一個傳統複雜的尼泊爾社會分層系統,種姓由高至低分為5種,其中最高層為婆羅門,最低層為賤民。雖然尼泊爾已立法禁止種姓歧視,然而社會中的歧視仍然延續至今。(來源:維基百科

核稿編輯:林冠吟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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