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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視 ESG 的公司,具有越強的恢復力」從環境、社會與治理 3 大面向衡量企業永續力

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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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文:陳星穎

隨著大眾對永續意識的抬頭,不僅是消費者看重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是否符合環境、社會效益,越來越多投資人更以「ESG 原則」為指標,衡量一間企業在 「環境」(Environment)、「社會」(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3 大面向的表現,作為該公司是否值得長期投資的判斷標準。

2020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邀請 3 位熟悉創投事業的經理人:亞洲公益創投協會(Asian Venture Philanthropy Network,簡稱 AVPN)東亞地區總監 Ken Ito、標普全球企業永續部門總監 Cheryl Chen 與 Zingforce Ventures 創辦人 Sertact Yeltekin,交流 ESG 投資在全球的趨勢發展。

AVPN 跨足全球,盼打造更完善的公益創投生態系統

成立於 2012 年的 AVPN ,發起於新加坡,旨在壯大亞太地區的公益創投理念,希望透過市場機制來達成降低貧富差距的永續發展目標。

AVPN 的會員大部分都在亞洲,僅有約 20% 的合作組織在亞洲以外的國家。在東京 AVPN 負責日本市場的 Ken 表示,「我們想要在全世界建立更完善的公益創投生態系統。」

目前 AVPN 的合作夥伴包含金融機構、政府部門相關組織,也有微軟、Google、黑石等大企業,「他們也想要一起參與能發揮社會影響力的工作,所以會想知道他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價值跟專業來幫助這個產業。」

Ken 表示,「過去 2、3 年我們發現了各式市場開始進行整合,所以許多 ESG 投資人都希望將企業的社會責任投資作為投資組合的一部分,其實對於社會創新產業是一大助益。」

2019 年,日本企業的社會責任投資市場已突破 40 億美金,儘管 ESG 投資對於日本而言是個外來的觀念,但 Ken 認為這個趨勢正在蓬勃發展中。

標普全球企業永續部門總監:「ESG 管理需要更清楚的流程與方法」

標普全球作為一家提供金融統計數據的大公司,近幾年因應社會趨勢也開始發展 ESG 評估。企業永續部門總監 Cheryl 表示,標普全球最主要提供的是股市指數,同時也分析哪些國家值得投資,「現在我們也會一併評估他們對於環境生態的貢獻,去年我們就已經發展出超過 100 種的 ESG 指數。」

回顧 ESG 發展的一些歷史脈絡,過去 20 年,ESG 評估已經在企業永續發展的領域累積巨大的能量,在政策部分,紐西蘭在 2019 年成為全球第一個強制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的國家;在商業領域,也有非常多世界前 500 大的企業以 ESG 原則投入永續行動;在亞太地區,香港、菲律賓都逐漸為 ESG 的做法制定相關的政策。

然而 Cheryl 認為,即使 ESG 的發展飛快,不過對於 ESG 的衡量,還有許多定義不清的領域,「人們需要更清楚的定義才知道如何做永續的 ESG 管理,歐盟國家從 2021 年 3 月開始,就會要求企業揭露他們的 ESG 評估做法,這樣未來大家就可以更清楚 ESG 的評估流程,也能夠有更明確的指標來衡量進度。」

Cheryl 最後補充,當全世界都面對公衛的危機,各地的工作機會受到威脅,或許也是喚醒人們按下重新設定鍵的機會,「我們可以重新審視我們很多事情的做法。現在你會發現很多企業都有危機時期的工作流程,你會看到那些特別重視員工的企業,他們在疫情之中還是可以維持非常好的表現。」

她也發現,越是重視 ESG 的公司,通常具有越強的抵抗力和恢復力,這也印證了 ESG 的發展對於企業永續生存的幫助。

讓影響力投資主流化

「我們要在意利益還是我們的社會環境?還是要將兩者融合在一起,尋找一個更永續、更共益的方法?」Zingforce Ventures 創辦人Sertact 在見證今年疫情的衝擊之後,拋出了這樣的問題。

身為一個影響力投資人,Sertact 過去也是從主流的投資轉進這個領域。當時還不知道影響力投資該怎麼做的他,來到亞洲與一群投資夥伴成立了一個幫助新加坡社會企業的基金會。「這個從一般投資轉到影響力投資的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特別,」Sertact 回憶。

當時他不斷思考如何將影響力投資主流化,「我在新加坡跟一個銀行家討論的時候,他都戲稱我是一個嬉皮,但我覺得這是未來 5 年必須要採取的行動,否則我們無法達到 2030 年的永續發展目標。」

Sertact 認為 ESG 所仰賴的理論就是希望可以給投資人好的報酬率,「但我們不會在影響力這方面妥協,ESG 只是奠定一個標準,讓企業去思考他們對於社會環境的影響。」

為了讓影響力投資的概念進入主流市場,社會企業必須計算影響力的經濟利益,Sertact 表示,「ESG 評估其實是一個非常繁瑣的工作,投資人的工作大概只有 3% 在衡量這些投資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如果我們想要帶來改變,我們就必須花跟計算財務報酬一樣的時間去研究社會跟環境的影響力。」

Cheryl 總結,在社會公益跟利潤之間,人們經常覺得兩者需要互相取捨,「我覺得社會公益和利潤的二分法不會在一夕之間消失,但是彼此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沒有人說將來一定要在社會公益和利潤之間二選一,兩者其實是可以兼容並蓄的。追求利潤的企業,應該也要考慮自身的社會責任。」

核稿編輯:李沂霖

本文為第三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想響亞洲」合作專欄,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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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私夥伴關係」破除補助思維——解密政府、企業與社會創新組織合作的三贏之道

社企流/文:陳星穎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簡稱「PPP」),意指「公私夥伴關係」。自從 2015 年聯合國公佈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pment Goals,SDGs),許多國家意識到要創造永續的社會影響力,政府、民間企業與社會創新組織的合作缺一不可。

三方夥伴關係如何幫助社會共創永續發展的模式?2020 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家樂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蘇小真以及 Impact Hub Taipei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陳昱築,分享他們心中對於的 PPP 的理想樣貌。

擔綱主持的立法委員范雲提及,「傳統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經常是以補助的方式進行,然而補助其實是一個不對等的關係,所以 PPP 希望能夠透過公、私較為平等協力的合作,創造政府、企業、使用者的三贏,達到公共政策的目標。」

社會創新組織、政府、企業三方合作,打造全台首座 NPO 聚落

Impact Hub Taipei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陳昱築以去年啟用的 NPO 聚落作為 PPP 典範案例。NPO 聚落原址為北一女教師宿舍,20 多年來因為教師陸續搬離,逐漸成為都市的死角。直到過去 5 年民間團體的倡議,台北市政府才釋出這個閒置空間,由 Impact Hub 將其改造成非營利組織可以進駐的辦公環境。

「政府會主動來找我們是因為他知道 Impact Hub 過去一直有在經營空間跟孵化器,」陳昱築解釋合作牽成的原因,「其實那時候我們公司才 3 年多,還在創業的死亡低谷徘徊,我就很擔心這件事能不能成功。」鉅額的空間硬體建置費,並不是一般新創團隊能夠負擔起的,所幸在友人牽線之下,Impact Hub 陸續得到義美集團、大金空調、悠遊卡公司等企業的支持,讓 NPO 聚落的理想藍圖得以實現。

在 NPO 聚落成型的過程中,陳昱築表示,這次的良好合作經驗是基於政府與社會創新組織彼此的信任,「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在解決問題之前,互相信任。」他認為過去政府容易把社會創新團隊視為廠商,除了有比較多的要求之外,甚至可能壓縮廠商合理的利潤空間,「畢竟我們是社會企業,該享有的利潤還是要兼顧的。」

陳昱築表示,當政府與社會創新團隊彼此都願意調整自己的定位,雙方才會是平等的夥伴關係,共同合作的目標也能更順利地實現。

家樂福設立影響力概念店,與 NPO 聯手食物轉型

作為企業端代表的蘇小真,開場即介紹自己的多重身份,「我除了是家樂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之外,也是家樂福的 CSR 跟媒體公關總監,所以我本身就處在一方面是非營利組織,一方面在企業當中。」擁有雙邊經驗的她,認為非營利組織跟企業之間要成功對話的關鍵,在於對彼此的同理。

過去 2 年,家樂福大力推動食物轉型計畫,然而,要推動食物產業的轉型,背後其實牽涉到許多利害關係人。蘇小真表示,「很多企業都非常害怕跟非營利組織合作,因為覺得他們會用非常激進的方式溝通。很多人對不同的組織都會有一些偏見,可是事實上不是組織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她認為,雙方必須要坐下來對話,了解彼此可用的資源,才能推動合作的發生。

為了讓彼此互相理解,家樂福在 2019 年設立了第一家「影響力概念店」,希望打開關於社會創新的對話空間。

蘇小真說明,「它不是一般的家樂福,我們把這家店設定成未來商店的形式。未來商業放在架上的商品都應該是已經幫助消費者做好選擇,消費者買的任何商品其實都會對社會環境產生正面影響力。」

蘇小真期望影響力概念店可以作為起點,促成政府與民間組織更多的永續發展計畫,也讓民眾看見未來台灣商店的價值,「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透過選擇發揮影響力,為了地球,為了社區,為了我們愛的人。不要輕忽每一個人選擇的能力,從一顆蛋、一瓶豆漿選起,你都可以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延伸閱讀:「從價格導向變成價值導向」踏進家樂福影響力概念店,看見商品背後的永續價值、用新台幣做出改變

公部門串連企業與社創組織能量,攜手解決社會問題

接在兩位民間代表的分享之後,公部門代表胡貝蒂表示,聯合國 SDGs 是台灣施政上很重要的目標,然而這 17 個目標只由公部門來推動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須借助社會創新組織、私部門企業,甚至是消費大眾的力量,才能讓這些目標在 2030 年達成。

過去幾年,在唐鳳政委的帶領之下,政府部門在跨域合作的努力主要有三:

  1. 創建 Buying Power 平台,讓社會創新組織上架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產品,並且由政府獎勵企業做有意義、有責任的消費與採購。
  2. 舉辦總統盃黑客松,集結各路「黑客(hacker)」實現公民票選出的願望,透過數位應用加速公共服務優化。
  3. 解決新創團隊應付採購程序的痛點,透過「政府採購共同供應契約」,讓創新的服務或產品能夠進到政府部門裡。

胡貝蒂特別介紹獲得 Buying Power 特別獎的案例——「众社企」。過去一直陪伴身障朋友出遊的众社企,因為非常貼近身障者的需求,受農委會與交通部邀請,規劃農村聚落以及國家風景區的無障礙環境。與身障者共同討論、設計後,众社企不負期望,為政府規劃出亞太首屈一指的身障友善旅遊景點。

胡貝蒂表示,社會企業的痛點往往在於找不到合適的通路,而企業則苦於尋找社會創新的案例,政府作為平台,可以串連公私部門的能量,透過揭露資訊的方式促成更多的交流,進而媒合良好的合作機會。

目前在國會服務的范雲總結,「我們需要也樂見更多的 PPP。行政院去年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共有 95 件,民間投資的總額已經到 1745 億,事實上並不低,但是我們期待更多。」期待透過法規的改善,降低良心企業與政府合作的負擔,好讓彼此能共同解決更多社會問題。

核稿編輯:李沂霖

本文為第三屆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想響亞洲」合作專欄,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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