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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移民做社企—窮山惡水恰是社會企業的貴寶地

2014.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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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7~33歲移居花蓮。

那時候,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只是單純地相信,到了我年老退休之日,台灣勢必已無好山好水,務必趕在大財團進駐、淨土全面淪陷之前,趕緊住到淨土裡,將來老去的時候,至少還有美好的回憶可憑弔。

搬離花蓮13年來,有更多人前仆後繼遷往花東淨土生活,某種程度,人文創意文化氛圍比過去興盛了,然而,當年會一起從事社造、挺身捍衛環境、勇於透過參選表達主張的盟友們,出國的出國、北漂的北漂、死的死、病的病、老的老、或者忙於子女教養、忙著照顧年邁長上、忙於承接政府外包專案,對於大環境的現況越來越不滿意,卻大多流於嘴砲抱怨,要不就跑到台北參加全國性的遊行抗議與靜坐以解心中之悶,卻再也不見地方性的社會運動精神。

面對此情此景,我一點都不為自己年輕時節的「睿智」感到慶幸,只有說不上來的憂傷,蔓延開來。

有段時間,我因為被中國正在崛起的民間草根力量吸引,約莫有五年的時間刻意與中國友人保持聯繫與互動,不想錯過中國崛起過程的種種光景,到了2011年,下定決心不只當個「社會企業」的粉絲,決意在中產熟齡者密集的社區大學領域為社企撒種,於是把目光轉回台灣,經過一年多的摸索,鎖定針對都會女性高齡再度單身的生活需求,進行社企項目的探究與挖掘。就在這樣重新著眼於台灣本土的過程中,隨著兩岸服貿議題、三一八運動的展開及落幕,我和許許多多依然生活在台灣土地的人們一樣,深藏在心中的某種蠢動並挑起了。

四月九日,三一八運動落幕的前夕,我在臉書上頭寫了以下兩則留言:

(一)

如果現在組黨,還趕得及參加七合一選舉,那我真的會支持有心從政的年輕人組黨,並且,要選就多選上幾席,就不要加入既有的失意政客集團裡了,進去以後,只會被吞沒。

如果清新的力量現在組黨,還來得及參加七合一選舉,我甚至願意把戶籍遷到任何一個可以投他們一票的地方去,反正我是自主投票,並且不接受任何收買的自願選民,我沒有違法。

約莫十年前,社區大學領域的人也想過,是不是該設法推出自己的民意代表?
但幸好,沒真的這麼做,因為當時的確沒特別在參與社大的人裡頭,看見甚麼真正的創新思維與組織者。

不過,這次的三一八運動,還真讓我感受到和過往的群眾運動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人生難免都要被騙上個幾次的話,
這次,我願意不那麼精明,就算被騙也沒關係。

(二)

有個政府不必追加預算,就能立刻提高青年就業率以及薪水22k變 50k的好管道,那就是:讓年輕人多多當選里長吧!聽說全台有7800多個里長位子啊!

現在正在當里長的人,大多都不是太需要50k這份薪水,年紀也都是爸爸(媽媽)、阿公阿媽等級的,這些人退下來,馬上就讓很多青年就業了!並且讓年輕人第一線地了解&服務台灣基層社會,就不會只是論述難以行動的思想巨人、行動侏儒。

聽說有年輕朋友在組織這件事了,樂觀其成啊!


回想起剛進社會的一九九二年,從事採訪工作讓我開始接觸並長期關注台灣原住民議題,當時曾聽到原住民大老唱衰台灣原住民並預言將在五十年後滅絕,然而二十多來年,實際看到的卻不是原住民文化滅絕的跡象,而是更多有識之士返回鄉土耕耘,真正以自己的文化脈絡為榮、並有文化再生、再創造的現象。而當年這位試圖看似「以唱衰實則為激勵」原住民群起奮發的學者,孫大川先生,他已完成原民會主委的任期回歸大學教授之職,最近則登上監察院副院長,這個堪稱自有原住民官員以來,前所未有的最高榮譽職位。無論是不是政治酬庸或者當政者為了2016年大選爭取原住民選票的布局,這樣的棋局都是台灣社會前所未有的。

台灣原住民算是在這塊土地上,嚴重受到政治分化、集體面臨語言文化流失危機的少數族群,在目前這樣的時空下,傳統上認為的絕對優勢者,已無法忽略任何分眾的力量。可以想見,在下一個十年裡,因為婚姻移民來到台灣成為台灣新住民以及她們的下一代臺灣之子,也將擁有足夠的選票,將開始在台灣的政治社會版塊搶下一席之地。

在即將結束中年邁入熟齡階段、以一般主流思想似乎該為退休預做準備的我,此時所思所想,反而不是移居到任何一個充滿小確幸的土地上過生活,從我早年的「隱居花蓮」經驗反省得知,一個人,如果只是安住在自己的小幸福裡,最終只是在有生之年果真親眼看見淨土的沉淪與崩壞而已,即使自己倖免於難,也全無可喜之處。

目前的我,正準備展開人生的第二度移居工程。

對於像我這樣已經找不到原鄉,大半輩子習於遊走、安住在不穩定狀態裡的人來說,「他鄉作故鄉」原本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寫照,全無掙扎與糾纏。

然而這次,我不再選擇傳統的好山好水,而是準備移居到一個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素來以政治派系詭譎的化外之地。

從我在孟加拉向葛拉敏銀行(鄉村銀行,又稱窮人銀行)及其社會企業體系取經的經驗看來,即使是在政府最貪腐、政治最紛亂、最民不聊生、弱肉強食、官逼民反、思想最保守,然而只要百姓還願意憑藉自己的力量自立自強、不投機取巧,為家庭、為子女的將來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地方,就是社會企業的沃土與溫床。

其中的成功關鍵之一,是要有一批原本遊學、工作在外、有識有學有志的青壯年,在人生最有活力、熱情與戰鬥力的時候,能夠返鄉著地;先有這樣的人能夠不畏保守鄉民的質疑,懇懇切切的在家鄉生活下來,把進步的觀念與思惟轉化為尋常百姓可理解與操作的「民生經濟」手法,實質增進有形收益,才可以與政府創造出來的「虛拼經濟,實飽私囊」的神話脫鈎,重整有效的社會資本。

倘若你是對於未來感到茫然、但仍有故鄉可回返的旅外青年,或是想要整合人生上半場的精華、為自己人生下半場創造高峰同時也拉拔青年、為社會創造新典範的熟齡者,不妨藉由今年底的七合一選戰,先用腳投票,選定一個「窮山惡水」作為醞釀社會企業的貴寶地,並且移居過去成為新住民吧!

切莫以為世界上還有所謂坐享其成的淨土,人一旦只要怠惰與輕慢,只管自家圍牆內的事務,淨土轉身變惡地。請相信,這肯定是活著就可以看見的事實,無須留待下一世代。

發展公司型社會企業,三大無法迴避的障礙

201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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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強調運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已經成為本次經貿國是會議中,政府因應全球化的五大策略之一。透過創新與創業,社會企業有機會將政府做不好的(政府失能)或企業不想做的(市場失靈),轉變成可自給自足、能持續擴展的營運模式。

然而,其中有一類社會企業,公司型的社會企業,又稱社企型公司,仍然面臨三大無法迴避的法規障礙,亟需改變不適宜之法規,或法規過度僵化之適用。也就是說,在積極導入政策工具促進或獎勵之先,應先鬆綁打造一個友善的生態系統。畢竟,凡社企型公司都必須自力更生,才能面對市場競爭,政府職責無非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障礙一、社企型公司的宗旨與公司法以「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衝突(公司法第一條),創業者可能面臨股東提起代位訴訟求償或違反公司法受任人義務之問題,也影響了民間投資者與社企型公司之間彼此的信任(Trust)、不利民間資金與社會資本的投入、無助於群聚效應及連鎖效果,更不易激發創新潛力(可參考美國多州將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修入公司法的經驗)。

障礙二、財團法人及公益信託至今仍無法被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原則地核准投資設立與其公益目的相符的社企型公司(如老人福利基金會發起以長照為宗旨的社企型公司),以引進更多深藏民間的耐心資本(Patient Capital)。法律並沒有限制財團法人及公益信託不能投資或設立公司,但因缺乏ㄧ致的標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承辦人員多不敢核准,否則難保不被扣上利益輸送的帽子。尤其此涉及教育、文化、環保、內政各部會,而非僅相關經濟、勞動及衛福。

障礙三、目前政府各部會都沒有明確的標準或原則來認定社企型公司予以促進或獎勵。例如,負責推動創新育成的經濟部、鼓勵創櫃版募資的金管會、可投資社會發展的國發基金,以及規範政府優先採購的工程會等。

政府拼經濟,更要拼公義,才能避免贏者全拿、貧富兩極,並協助青年就業。此時,發展社企型公司不啻提供了政府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既能引進民間資源、降低對補助倚賴,又可減輕社會問題。若法規鬆綁可以進一步釋放民間能量,讓公司型社會企業成為施政的亮點與國家的巧實力(Smart Power),今年2014若說是社企年,台灣成為社企島,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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