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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家徐永光:社會影響力投資時代來了(下)

201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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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慈善家

能不能分配利潤:社會企業投資效率之惑

筆者所在南都基金會在進行一次農民工子女教育公益項目公開招標時,發生過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評委對入圍的12個項目進行評審打分,得分第一、第二名的項目分別來自兩家私人開辦的教育企業。從申請項目的性價比看,兩家企業的效率遠遠高於其他公益組織。於是,這兩個企業的項目獲選,基金會把原定的資助合同改為購買服務合同。

公益組織一般人工費用低於企業,也不分紅,做同樣的項目,照理成本應該比企業低。為何性價比還不如企業呢?是因為市場競爭機制所致。企業的產品是在市場上打拼出來的,拿不出好的產品,就不會有人掏錢購買,企業就得垮台。公益組織的產品多半是無償向服務對象提供的,有勝於無,服務對像對質量不會過於挑剔;即便有償服務,要價也不能高,這也反過來抑制了產品質量的提升。

從上述案例可以引出社會企業投資模式、管理機制和效率問題的討論。

筆者五年前曾接觸過南方一家優秀的民辦培訓學校。這家學校創辦人秉承「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的教育理想,培育了8萬多名進城務工者,讓許多生產線上的農民工轉身變成了白領。學校在一個城市就開辦了40個教學點,業務蒸蒸日上,財務運行良好。這本身已經是一家幫助農民工突破身份上升瓶頸且自身發展勢頭強勁的優秀社會企業,當地政府也給予很高評價。但有專家認為,要認定為社會企業,必須改制,變為「不分配利潤」的非營利機構。學校創辦人是一位有社會理想的年輕人,決意放棄個人投資收益,向非營利機構轉型。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接踵而來的麻煩讓這家機構很快陷入困境。先是學員不願交學費了—「不是要改為不盈利的慈善組織嗎?怎麼還收這麼高學費?」接著有人質疑:管理層薪酬太高,所謂非營利不就成了掛羊頭賣狗肉嗎?學校要發展,需要投資開發新項目,一些理事會成員說,我們只是志願者,不能為投資作決策,有了風險誰擔責?道德綁架和理事會的不作為,讓一個如日中天的社會企業幾乎面臨滅頂之災。筆者了解情況後,堅決勸說創辦人:「立即終止改制,否則必死無疑。」但此番折騰已令學校元氣大傷,至今都沒有緩過勁來。

在2010年「香港社會企業高峰論壇」上,筆者以《中國內地社會企業發展模式選擇之困》為題發言,對社會企業「不分配利潤」的定義提出了不同看法。

筆者把社會企業分為非營利慈善型、非營利企業型、混合投資型、私人投資型四種投資類型,四類社會企業的目標都是解決社會問題,使命在先;區別在於前兩類不分配利潤,後兩類可以分配利潤。筆者又分別從投資結構、所有者、企業治理、財務收入、分配模式、激勵機制、人力資源政策、產品定價、產品品質、管理效率、稅收、註冊登記、市場拓展力、可複制性等14個維度對四類社會企業進行比較分析。結論是:在市場拓展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上,非營利慈善型最弱,非營利企業型次弱,混合投資型較強,私人投資型最強。並指出,「理想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應該是,在社會收益為先的前提下,讓創辦人(投資人)把社會理想和個人發展的需求(包括經濟收益)契合到一起。要讓社會企業的理想不僅適合那些'聖徒',還要適合更多有社會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

這些觀點即便在當時的香港,都很具爆炸性。香港社會企業領軍人物謝家駒博士說:「你這些話在香港不好講(政府擔心討論社會企業的定義引起爭論,影響政府補貼資金的分配),但我要寫文章做回應。」謝博士寫了《夢想與困惑》一文,對「社會企業可以分配利潤」的立論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論之有據,立意高遠。事實上,他本人就是「黑暗中對話」的重要設計者和投資者。

私人資本投資的社會企業在中國大陸不乏成功案例。四川「兔王」任旭平,在「國際小母牛」資助下開始養兔,經過20年奮鬥,發展成兔業「王國」,為帶動當地農民脫貧致富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地農民說「要致富,來養兔;要脫貧,找旭平」。深圳殘友鄭衛寧,還有那個飽受改制折騰的培訓學校的創辦者,都是成功的社會企業家,他(她)們都是從商業資本投資模式發展起來的。某一天,在中國的社會企業中出現上市公司,成為資本市場的新星,我們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

近年來,由一群科學青年創辦的「科學松鼠會」,在科普領域頗有名氣。這些年輕人試圖按社會企業模式來追求自己的社會目標,但在機構定位為營利還是非營利模式的問題上,他們左右為難。因為有盈利成分,很難得到捐款支持;因為要追求公益性,市場資本不願光顧。後來,他們把市場經營模式和非營利公益模式相剝離,其中營利部分名「果殼」,獲得了1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非營利部分名「哈賽」,獲得了「果殼」100萬元人民幣的捐贈。原來是你拉我扯的「連體兒」,現在變成了兩個健康活潑的「異姓」好兄弟。

在社會企業最發達的英國,社會企業的複製也存在類似糾結。英國社會企業聯盟2011年1月發布了一份名為《成長中的社會企業:社會複製調查》。通過對20家有社會連鎖加盟計劃的社會企業的深度訪談發現,社會連鎖加盟陷入了某種「資金黑洞」:資助方不情願給予捐贈,是因為「連鎖加盟」含有商業意味;而資本市場則對於「社會」連鎖加盟的概念、投資回報的可能性以及風險程度持懷疑態度。

在關於社會企業的定義中,運用市場化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和實現財務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所謂「一個手段,三重目標」,各方觀點幾乎沒有任何分歧。而在「能不能分配利潤」的問題上,則莫衷一是。

筆者認為,把「不分配利潤」拿來做中國大陸社會企業的標準,是很不現實、乃至行不通的。一是,「不分配利潤」意味著社會企業只能靠捐款投資,中國沒有那麼多捐款投向社會企業;二是,捐款投資的社會企業,型、質都很像過去的公有製小企業,其內部管理機制、社會道德綁架的壓力和風險,都給效率提升、乃至正常安全運行帶來難以逾越的障礙;三是,「不分配利潤」還意味著社會企業拒絕私人資本的投資,而私人金融資本的投資規模和潛力,都將超善款的十倍、百倍。

當然,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無疑是推動中國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他們的作用主要是倡導和支持創新實驗。在涉及社會企業投資時,應把公益性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混合經濟型」及私人投資型作為優先考慮。由非營利組織獨立投資創辦的社會企業,建議吸收員工持股或管理層持股。畢竟,私人資本對於效率的追求,是公有資本所無法企及的,除非人性改變。

一些為弱勢人群提供就業機會的社會企業,其首要目標是為了人的尊嚴和發展,產品和市場競爭力則在其次。這類社會企業的發展仍需政府財政補貼和社會捐贈的支持,投資模式宜視情況而定。

社會影響力投資:不可阻擋的發展潮流

在紐約時代廣場的納斯達克廣告屏幕上,有一則很吸引人的廣告:

  • 股票看起來是衡量我們生活狀態的最重要的指標,股票升值意味著開心,股票下跌意味著悲傷。但是事實上,除了金錢之外,收穫和損失也有很多其他含義。
  • Triodos銀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但我們是最永續發展的銀行。我們投資那些能夠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企業,例如:公平貿易、有機農業、太陽能、消除貧困、改善教育和衛生條件。
  • 現在你可以選擇成為我們銀行的核心成員,投資一個永續發展的未來。
  • 追隨你的內心,發揮你的才智。

Triodos銀行是英國著名的社會影響力投資銀行。筆者造訪這家設在蘇格蘭的銀行時,行長自豪地介紹:因為有使命感的投資理念,使得這家「道德銀行」在金融海嘯中表現上佳,在許多銀行倒閉的情況下,他們的股票則大受青睞,所增發股票很快被投資者認購一空。

「社會影響力投資」—也稱為「公益創投」或「社會投資」—的出現,已經有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歷史。福特基金會40年前推動創建基金會資產管理機構—「共同基金」(Common fund)、30年前資助尤努斯教授創建格萊珉銀行,均屬「公益創投」性質。據《社會影響力投資在中國》介紹,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先提出了社會影響力投資這一創新的投資概念,倡導資本通過有經濟效益的投資來做公益。 2010年,摩根史坦利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合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把社會影響力投資界定為資產類別的一種,由此奠定了社會影響力投資在投資界和公益界的地位。瑞士信貸認為,社會影響力投資是以創造可測量的社會影響力為主要目的且具備財務增值潛力的投資。用中國文化的語境表述,社會影響力投資就是義利並舉、公益與商業相融合的投資。

英國是世界上社會企業最發達的國家,該國社會影響力投資機構也門類繁多。 Sell A Venture基金把那些尋找成長資金的社會企業與熱衷於小額投資的人士聚集在一起,通過使用密集融資技術,並利用互聯網社交網絡,建立投資人與社會企業的聯繫,增強相互間的了解與信任。因為在英國的成功,他們正打算將業務拓展至其他國家。擁有1.09億英鎊捐贈基金和61名全職工作人的Un Ltd是英國為社會企業家提供個性化現金資助、實際支持和人際關係網的機構。 16歲以上的英國公民提出的社會企業創新點子和創業項目,均有機會獲得金額從1000~60000英鎊不等的獎勵。此外還有Catalyst(催化劑)基金和動力信託基金,則是為社會企業提供貸款的公益風險投資基金。

2012年4月,英國首相卡梅隆推動成立了擁資6億英鎊的世界最大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大社會基金(Big Society Capital),專門用於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基金的大部分來自於已停頓超過15年未使用的銀行帳戶中的現金。

美國政府對基金會的社會影響力投資給予了很好的政策鼓勵。一家位於波士頓的名為「根源」(Root Cause)的社會影響力投資機構,專門為非營利組織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該機構的錢來自於基金會,而基金會為這些貸款所支出的資金,經美國聯邦政府批准,可以計入「基金會的支出不得低於上年資產餘額5%以內」的法定限額(中國基金會的公益支出需達到上年資產餘額的8%)。由美國早餐麥片發明人威爾•基斯•凱洛格創建於1930年的老牌凱洛格基金會,過去的資金運行只有兩個方向,一是無償資助,二是投資增值。現在,這家基金會建立了一個由來自哈佛等名牌大學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創新團隊,資金投向則由過去的兩個方向變成了四個方向:原來用於資助的支出,現在變為無償資助和貸款兩個部分—對NGO的有償貸款可以提高其永續發展的能力—貸款可以計入5%的支出額度;原來進行市場投資的部分,現在一部分用於有財務收益的社會影響力投資項目。這家基金會已經成為一家為中小學生供應營養午餐的社會企業的股東。

據《上海證券報》報導,創立於1990年5月的多米尼指數(Domini 400 Social Index)是美國第一個以社會性與環境性議題為篩選準則的指數。旨在為社會責任型投資者提供一個比較基準,並幫助投資者了解社會責任評選準則對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多米尼400社會指數跟踪了精選的400家公司,其最初運作的10年(從1990年5月1日到2000年4月30日期間)的平均年收益率為20.83%,高於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平均年收益率的18.7%。

打敗標準普爾500幾乎等同於打敗市場。社會責任投資的良好理念對投資業績給予了有力的支持,這與英國的Triodos銀行有同工異曲之妙。評估數據極大刺激了美國社會責任投資市場的發展。美國社會責任投資資產從1995年的6390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71萬億美元,並且在整個25.1萬億美元專業管理投資資產中,社會責任投資占到約1/9。

中國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已經初露端倪。從2009年開始,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與友成基金會、南都基金會合作啟動的「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項目」,培訓了超過1000名現有或潛在的社會企業家。有60多家機構通過項目下設的「優秀社會企業計劃評選」活動,獲得了中方合作夥伴提供的總計900萬元人民幣現金資助,以及非現金類的扶持資助。該項目發揮了中國社會企業「發動機」的功能。

今年8月,主辦方又攜手增愛公益基金會、創奇玖玖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新湖-育公益創投基金、社會企業研究中心、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LGT公益創投基金會以及道和環境與發展研究所,共同啟動了「社會企業家技能項目」的社會投資平台。社會投資平檯面向全國社會企業開展創投競賽,並為勝出機構提供培訓和總額高達900萬元人民幣的社會投資,以及來自投資機構導師團隊輔導的機會。

2012年10月,新湖-育公益創投基金在天津宣布成立。這個中國本土第一個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由浙江新湖集團捐贈愛德基金會2000萬元人民幣公益創投基金中的750萬和深德公益的250萬組成。該基金集企業慈善捐贈、基金會社會投資和專業團隊管理於一體,正努力探索公益使命和商業模式跨界結合的創新之路。目前,已經對自閉症兒童藝術康復及三秦低收入婦女的扶貧項目進行投資。

囿於製度瓶頸,中國的社會影響力投資舉步維艱。筆者在《萬億社會投資止於民非制度》(刊登於《中國慈善家》2013年8月號)一文中已經「揭秘」:在民政部門登記註冊的全國22萬多家民辦非企業單位中,近80%集中在養老、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投資主要來自私人,但機構性質為非營利。依據現行法規,不僅這些機構的出資人不享有任何財產權,不能分紅,連機構的財產權也不被承認,故不能以財產做抵押向金融機構融資,還不准設立分支機構,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民辦非企業單位的「五不」政策實乃「假私濟公」,極大遏制了社會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發展,亟需改革。

按照社會企業的定義,中國以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的民辦教育、醫療和養老機構,大部分就是社會企業。與國內不同的是,國外的民辦(私立)教育、醫療、衛生和養老機構,基本是真正非營利的。 100年前創辦的哈佛、斯坦福大學都是捐款建的,美國排名前10的大學全部是非營利的私立大學。中國在設立民辦非企業單位制度時,沒有那麼多捐款,來的基本上都是商業投資,甚至上市公司也來辦,是為了尋找投資機會。這樣就有了20多萬家民非。揭開民非產權制度的面紗,發現它們就是社會企業。這叫「歪打正著」。目前社會企業最發達的英國,才有6萬家社會企業,民非制度改革,能讓中國立馬成為世界社會企業第一大國,還能吸引數万億社會投資進入社會事業、產業。對於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拉動內需,擴大就業,推動國內經濟的上行,有百利而無一害。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簡政放權的發展目標中提出,要加大政府向社會組織和企業購買服務,努力做到政府辦事不養機構、不養人,建立「惠而不費」的公共服務發展新機制,也預示了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市場利好。

一言以蔽之,社會企業,中國可以大搞;社會影響力投資,中國需要大發展。

全文轉載自英國文化協會中國辦公室

中國慈善家徐永光:社會影響力投資時代來了(上)

2014.01.02
合作轉載

資料來源:中國慈善家

社會企業,譯自英文social enterprise。社會企業在世界範圍的興起,不過二三十年,對其定義也有數十上百種。據《維基百科》釋義:「社會企業與一般其他私有企業不同的是,它不只是為了股東或者企業的擁有者謀取最大的利潤而運作。社會企業的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純粹為了盈利。」換言之,社會企業是用商業的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構,與非營利的公益組織相比,兩者均以社會使命為先,但前者可以通過自身的運營實現財務上的可持續性。

中國大陸早已有之的解決殘疾人就業的福利企業,就屬典型的社會企業。大寶化妝品公司是北京市一家以吸收聾啞人為主、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俱佳的明星福利企業,該公司現已為美國強生公司收購。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杜曉山創立農村小額貸款機構—「扶貧經濟合作社」,2002年,經濟學家茅于軾、湯敏等人興辦培訓中西部貧困婦女從事家政服務的富平家政學校,均可視為中國社會企業的早期實踐。同時期,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馬仲良提出解決下崗職工、弱勢群體就業的「社會經濟」新論,可視作社會企業的早期理論探索。

格拉明銀行:社會企業的世界經典

如果要找社會企業理論的開山鼻祖,需追溯到120年前美國的卡內基。他在被奉為「慈善聖經」的《財富的福音》一文中激烈反對富人的「布施式慈善」,呼籲慈善組織應該給窮人帶來創造財富的能力。他說:「假如富人把這筆錢平均分配給窮人,除了養懶人,還能有什麼效果呢?方今百萬富翁的罪惡不在於缺乏捐贈,而在於濫行布施。」

事實上,布施式扶貧,依然是許多國家政府和NGO慣用的做法,「年年扶貧年年貧」的怪圈循環,不知浪費了多少納稅人的錢財和慈善資源。終於有一天,一位孟加拉人顛覆了這種傳統扶貧模式。他就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孟加拉格萊珉銀行創始人尤努斯教授。

20世紀70年代中期,尤努斯教授在得到福特基金會12000美元的資助進行貧困問題研究時,就試驗性地給43位村民發放小額貸款,每筆貸款25美元。利用這些少量的錢,尤努斯的借款人有了穩定的收入,他們不僅能清償債務,還能大大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小額信貸模式成功顛覆了傳統銀行的理論,即第三世界的農民根本沒有個人財產,沒有擔保,不能成為可靠的借款人。

福特基金會發現了尤努斯教授的扶貧創新模式,馬上又給他一筆80萬美元的資助。正是這筆關鍵的保證基金,吸引了其他金融機構加入合作,讓格拉明鄉村銀行戲劇化地發展起來。這家鄉村銀行自1983年成立以來,已向孟加拉窮人發放貸款45.7億美元,資金回收率高達98.5%。現在,鄉村銀行有1300個分支機構,在48000個村子裡有400多萬名客戶。鄉村銀行還發放房屋貸款,讓孟加拉的窮人建起了60多萬套新房。

尤努斯教授當之無愧為世界社會企業第一人。從他的創新中,我們可以了解社會企業的一些基本要素:解決貧困這樣的社會問題,可以不用發錢救濟的辦法,而是把救濟變為貸款;不僅還本,還要付息,如果不收利息,銀行還得靠救濟,扶貧就不可持續。窮人借錢要還本付息,就必須去賺錢,就必須學習賺錢的本事,還必須勤勞,講信用。市場化的手段和規則激發了窮人的創造力,幫助他們從根本上擺脫了貧困。

孟加拉的婦女傳統上屈從於男人,鄉村銀行賦予了婦女權利,95%以上的借款人是婦女。尤努斯還創造了「同伴團體貸款」聯保方式,綜合運用了朋輩壓力和朋輩支持,讓小組成員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去償還貸款,創造了比美國銀行還要高得多的還貸率。鄉村銀行貸款發放的公開性,以及要求借款人遵循為女孩提供教育、幫助自己的社區建學校等社會準則,讓鄉村銀行取得的價值遠遠超出了金融利益範圍,成為社會變革的引擎。

經聯合國推動,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扶貧模式已被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70多個國家模仿。根據聯合國統計,到2003年就有6700萬窮人從小額貸款中獲益。

小額貸款扶貧在中國落地的時間也不算短了。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杜曉山去孟加拉向尤努斯教授「西天取經」,回國後創立了「扶貧經濟合作社」,成為中國小額貸款扶貧「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和樂平公益基金會的富平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等機構則後來居上,正以更大的投資規模推動中國小額貸款扶貧事業。

在中國建立由NGO經營的鄉村銀行,是我們的期待。

殘友:中國的世界級社會企業

2012年,代表英國社會企業最權威的組織—英國社會企業聯盟把首次設立的「年度國際社會企業」頒給了中國深圳殘友集團。殘友集團是全球五個入圍社會企業中唯一奪得此項桂冠的機構。

主辦方對殘友的描述是:它是位於深圳的軟件企業,通過僱傭殘障人士幫助他們實現創業和就業。殘友創始人之一的鄭衛寧,在1997年同四名朋友一起創辦殘友,現在僱傭超過3700名員工。作為目前中國最大的社會企業,殘友擁有1家基金會、8個社會組織和32家社會企業。

在殘友的構架裡,資本、公益和商業形成三位一體的循環模式:非公募基金會控制著資本,並對旗下的社會企業絕對控股;社會企業的利潤可以支撐基金會的運營,而基金會旗下的非營利組織則承擔了對殘疾人員工及社區的社會服務部分。

1997年,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鄭衛寧在第三次自殺被救活之後,靠著母親留下的30萬用於輸血的養命錢,來到深圳與幾名殘疾人一起創建殘友,開始了艱難的創業之路。他們沒有任何外來資金援助可依賴,從只有一台電腦的打字小作坊做起,完全自我運營發展到如今的規模和世界頂級技術水平。殘友在軟件開發領域已經通過了美國的CMMI5級認證。

CMMI即「集成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國際上軟件業最權威的評估認證體系。連知名企業華為也只拿到了CMMI4級認證。殘友是全球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小企業。

在IT技術推動下的新知識經濟時代,殘友創業平台的員工—95%為殘疾人—依靠「電腦+人腦」的工作模式成為優質人力資源,並使公司在專業技術領域形成全球獨一無二的核心競爭力。像大亞灣核電站、中國銀行、華為這樣一些對安全和技術指數要求相當高的企業,也都將業務交給了殘友。目前,殘友模式正在珠海、海南、湖南、新疆、北京、上海、香港、澳門等地複制。

殘友的傳奇,是創始人鄭衛寧和他的殘疾人朋友的傳奇。鄭衛寧說:「殘友證明了網絡時代殘疾人在IT領域擁有天然的優勢。殘友人是在用生命編寫程序。」鄭衛寧把殘友集團的利潤分成兩塊使用,一塊繼續用於企業的持續發展,另一塊通過基金會撥給9家公益機構,由這些機構為集團裡的員工提供8小時之外的免費吃、住、洗衣、心理輔導、出行等社會服務。殘友還建立了企業獨有的「退養」制度。因為有些員工到殘友三五年之後就不能繼續工作,甚至面臨死亡的威脅,而此時他們還無法得到國家社保參保15年才能享受的福利。殘友的「退養」制度規定,員工無論在殘友工作幾年,在其不能工作後的有生之年,都可以從殘友領到在職期間的最高工資額,直至去世。鄭衛寧說:「只要是殘友員工,死也要死得有尊嚴。」

在殘友集團入選2011年《慈善藍皮書》的社會企業案例時,藍皮書指出:「殘友依托信息高新技術產業充分發揮殘疾人的優勢,開展了一場殘疾人生存方式的革命,開創了一體兩面的新型治理結構,形成了融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於一體的企業社區的獨特社會企業模式,從而在極短時期內獲得高速發展,取得重大突破。 」《慈善藍皮書》主編楊團說:「殘友模式是對21世紀經濟社會組織形態的重要探索。」

儘管命運多舛,鄭衛寧還在堅持他的理想。他給世界留下的不僅是生命的傳奇,還有以社會創新改變世界的偉大價值。筆者曾放言:世界社會企業家,尤努斯第一,鄭衛寧第二。下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應該是鄭衛寧。

 

黑暗中對話:一個教科書式的社會企業投資案例

看不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盲人們怎樣在自己的世界裡生活?香港「黑暗中對話」體驗館為參加者提供75分鐘的收費導賞行程,讓體驗者在漆黑的環境下完成指定的任務,體驗失明人士的世界。

「黑暗中對話」由德國社會企業家海寧克博士在德國漢堡創辦,通過提供一個完全黑暗的體驗機會,幫助人們換位思考,理解視障人的生活和感受,從而獲得對生命的全新感悟。目前,「黑暗中對話」在世界38個國家的170多個城市建有體驗館和工作坊,體驗學習者超過750萬人,為超過7000多位視障人士提供了工作機會。

2008年8月的一天,香港企業家張瑞霖在漢堡體驗了一回「黑暗中對話」,整個過程所帶來的震撼讓他驚訝不已—「黑暗中對話就像打開了我人生旅途中一扇特別的門」。他決定將「黑暗中對話」引進香港。

張瑞霖除了做企業,還有多年參加香港和內地志願服務的經歷,這讓他看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與德國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創始人海寧克博士的一頓晚餐交談,讓他明白了社會使命是社會企業的核心內容,也理解了運用商業模式、進行市場經營是為了賺取更豐厚的財力去實踐社會使命。

從此,張瑞霖賣掉了年營業額達10億港幣的企業,帶著幾十年商場的管理經驗,怀揣重燃的熱情,邁進社會企業創業者的行列。從創業時只有1個員工,到後來20多個員工;從單一的工作坊,到面向不同市場需要的服務和產品;從聘請兼職視障人士,到僱傭幾十個全職及兼職視障員工;從香港工作坊到上海、深圳工作坊⋯「黑暗中對話」的發展速度和規模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

張瑞霖最先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能讓社會企業有效率、可持續,乃至能複制,他認為這是進行社會企業創業規劃時面臨的最大挑戰。而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觀念。思考的結果是,他作出了一個非同凡響的決定:不要捐款,用募股的方式創辦香港「黑暗中對話」。

是募捐難嗎?不是。在慈善文化發達、慈善資源豐富的香港,一個可以讓盲人獲得有尊嚴的就業崗位並通過他們的服務給社會帶來光明和健康的公益項目,募集300萬元的捐款並非難事。相反,要找到股東出資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出資人需要完全認同你服務社會的理念,這還不算最難的,最難莫過於要說服股東—這個項目不僅能服務社會,還能盈利,讓投資增值—儘管投資人不是衝著賺錢來的。張瑞霖花了很大功夫寫出一份《招股書》,內容從需求、目標客戶、產品、定價、成本費用到企業競爭策略、競爭對手、市場風險分析,還包括業務發展規劃和未來五年的財務預算。

張瑞霖之所以堅持以募股的方式來做社會企業,就是要探索私人資本投資社會企業的創新模式,打開私人資本流向社會投資的通道。他知道,唯其如此,社會企業才能真正興旺發展。同時,張瑞霖還要挑戰一種觀念:做公益的人就要犧牲個人的利益。他認為,在現今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要建立成功的企業已經非常困難,要辦好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更是難上加難。社會企業對於人才的要求高於一般的企業,對社會企業的從業者,特別是年輕的從業者,照例應該給予他們高於商業機構的待遇。如果是用捐款進行投資和「補血」的社會企業,給從業人員高待遇的後果是,必定會引來「變相分配利潤」的指責。而用私人資本投資的社會企業,就不存在這種擔憂。

2011年,「黑暗中對話」營業收入達到800萬,在彌補企業初創時投入的虧損後開始盈利。按照18名股東的約定,企業純利的1/3為分紅上限,其餘留作企業擴大再生產。香港「社會創業論壇」主席謝家駒博士說:「社會企業可以分配利潤,也代表股權明確,以及股份可以轉讓。我有不少香港朋友投資在一些社會企業上,他們很努力地支持這些企業的發展, 並期望有一天它們能夠分紅,到時可以把股份轉讓給他人,不是為了牟取暴利,而是可以把資金放到另外的社會企業上。」

堅持選擇以私人資本投資社會企業,善用資本,實行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源政策,收益可以有限分紅,股權可以轉讓流通,以此打開私人金融資本向社會企業投資的通道。這是張瑞霖和他的投資團隊創造的可資世界社會企業同行借鑒的經驗。

全文轉載自英國文化協會中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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