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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214篇）人道救援是什麼？從世界人道主義日看人道救援的 4 大原則與人權差異
社企流／文：Jenny Yeh
對多數人來說，8 月 19 日可能只是暑假尾聲的某一天。但對全球數十萬名在戰火、飢荒與災難現場工作的人而言，這是屬於同事、也屬於逝者的日子。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在 2026 年的紀念主題上寫下，「表達關切的時候已經過去，現在需要的是後果。」（The time for concern is over. The time for consequence is now.）這句話的背景，來自過去 3 年，超過 1 千名人道工作者在工作中喪命，一份令人不安的統計。
本文重點摘要：
- 人道主義和人權主義的差異
- 世界人道主義日是什麼？為什麼是 8 月 19 日？
- 2026 世界人道主義日
- 台灣站在國際人道體系的哪個位置？
- 面對人道議題，我們可以怎麼做？
在重視人權的當代， 我們經常談論人權主義與人道主義， 但若要進一步說明兩者的差異，多數人可能會一時答不上來。這兩者到底差異在哪裡呢？但它們究竟有什麼不同，又如何相互影響？
在我們進入世界人道主義日的討論之前，先來了解這兩個看似相同，卻又不同的詞彙！
人道主義和人權的差異是什麼？
人道主義與人權都以人的生命與尊嚴為出發點，但兩者觀看問題的方式並不完全相同。人道主義首先關心的是，「人正在承受什麼痛苦？此刻需要什麼協助？」人權觀點則進一步追問，「一個人為何無法平等、安全且有尊嚴地生活？造成傷害的制度應如何改變？掌握權力的人又應負起什麼責任？」
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是一種以人的生命與尊嚴為核心的倫理立場，主張無論苦難發生在何處，都應設法加以防止與減輕。當這項理念落實為人道行動時，將遵循聯合國的 4 大準則：
- 人道（humanity）：以保護人的生命、健康與尊嚴，並減輕其所承受的苦難
- 公正（impartiality）：僅依實際需求提供，不因國籍、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或政治立場而有所差別，並優先回應最急迫的需求
- 中立（neutrality）：人道工作者不在敵對行動中選邊站，也不介入政治、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爭端
- 獨立（independence）：人道工作的判斷與執行，是獨立於任何政治、經濟、軍事或其他非人道目的
人權（Humanism / Human Rightsism）則建立在另一個基本主張上：「每個人只因為是人，就平等享有不可任意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只包括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也涵蓋健康、教育、工作、隱私及參與公共事務等面向。人權不只是一套法律規則，也是一種檢視社會關係與權力分配的方式，例如誰能獲得資源？誰的聲音受到重視？誰經常被排除？掌握權力者又應如何回應？
從同一場災難裡，看見不同層次的問題
我們可以想像，一場地震過後，地方政府設立臨時避難收容處所。從人道原則出發，工作人員首先要辨識人們正承受哪些痛苦與風險：誰受傷？誰缺乏食物或藥物？床位、飲水與衛生設施是否足夠？當資源有限時，則應依需求的急迫程度，優先協助處境最危急的人。重點是及時減輕痛苦、保護生命，並按照實際需求分配援助。
若以人權觀點來看，關注的不只是否提供資源，更包括每個人能否平等、安全且有尊嚴地取得資源。例如，不熟悉當地語言的人能否及時理解避難資訊？身心障礙者能否進出並使用相關設施？收容空間是否顧及不同年齡、性別、身心狀況、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者的安全及隱私？受災者能否參與收容處所的安排？當有人遭受歧視、騷擾或不當對待時，是否有安全的反映與申訴管道？
然而，這些要求並非人權觀點所獨有，當代人道行動也已將其納入救援標準。兩者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兩套做法，差異主要在於分析問題時的核心焦點：人道行動從眼前的痛苦與需求出發，力求及時減輕傷害、保護生命；人權觀點則將目光延伸到誰被排除、誰的意見未被聽見，以及制度中的權力失衡是否持續造成不平等。
正在逐漸靠攏的兩條道路
人道主義與人權之間並非平行的兩條道路，反映在人道標準上。1997年，人道工作者在盧安達種族滅絕與波士尼亞戰爭等經驗的反省下推動 Sphere 計畫，希望改善救援品質與問責。今日 《人道憲章》已將人道行動建立在 3 項權利之上，包含受危機影響的人有權獲得援助、有尊嚴地生活，並受到保護與安全保障。
這並不表示人道行動已等同於人權倡議，也不代表制度改革可以取代緊急救援。當生命受到威脅時，人們首先需要食物、藥物與安全住所；但救援不能只問物資是否送達，也必須確保援助以安全、公平、有尊嚴且能對受影響者負責的方式進行。
訂在 8 月 19 日的世界人道主義日
2003 年 8 月 19 日，位於伊拉克巴格達、當時作為聯合國駐伊拉克總部的運河飯店（Canal Hotel）遭到炸彈攻擊，造成 22 名人道工作者罹難；200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63/139 號決議，將每年 8 月 19 日訂為「世界人道主義日」（World Humanitarian Day），藉此紀念為救援工作付出生命的人，並聲援仍在第一線提供援助的人道工作者。
然而，人道工作者面臨的危險正急遽升高。根據援助工作者安全資料庫（Aid Worker Security Database）統計，2024 年全球共有 383 名人道工作者遇害，創下歷史新高，其中近半數死於加薩。2026 年 4 月，聯合國主管人道事務副秘書長 Tom Fletcher 進一步指出，2023 至 2025 年間已有超過 1010 名人道工作者遇害，接近 2020 至 2022 年 377 人的 3 倍。Fletcher 形容，這已不是偶發的風險升高，而是「保護機制的崩解」。
除了致命攻擊，人道工作被阻斷的形式也更加多樣。拘留、限制通行及禁止執行職務，同樣可能阻斷人道援助。當工作者無法進入現場，中斷的不只是個人的工作，而是整條供應糧食、醫療與庇護的生命線。
2026 年主題：關切不等於保護，譴責不等於究責
面對保護機制的崩解，2026 年世界人道主義日以「讓保護彼此成為我們最大的成就」（Let’s make protecting each other our greatest achievement）為訴求，明確指出「關切不是保護，譴責不是究責。」（Concern is not protection. Condemnation is not accountability）將承諾轉化為實際的保護與究責。
今年倡議行動以 #ActForHumanity 為標籤，向各國政府與武裝衝突各方提出 6 項具體要求，包含：
- 尊重並保護平民、人道工作者與醫護人員
- 依國際人道法允許並協助安全、快速、不受阻礙的人道通行
- 防止任意逮捕與拘留，釋放遭非法拘留的人道工作者
- 對違法指控展開即時、公正、有效的調查，並依國際法追究責任
- 支持倖存者，以及殉職或受傷人道工作者的家屬
- 強化實務保護措施，包括適當裝備與技術、安全訓練，以及心理健康與社會心理支持
科技進步也讓當今戰爭型態發生劇烈改變，從武裝無人機到人工智慧，各國的作戰方式、技術正在快速演進。因此，聯合國特別指出，無論使用何種武器或技術，都必須採取一切可行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平民傷害、使用致命武力的決定必須保留人類判斷與問責機制；另外，用來識別或追蹤人道行動的技術，更不能用於鎖定攻擊目標。
2026 年的全球人道現場
但對於人道工作者而言，真正的壓力來自需求與資源之間的落差持續擴大。截至 2026 年 5 月底，全球已有超過 2.52 億人急需人道援助與保護；全球人道計畫需要 336.6 億美元，實際到位卻僅 82.1 億美元，約占 24.4%。在需求增加、資金不足的雙重壓力下，許多糧食、醫療與保護服務被迫縮減或中斷。
武裝衝突頻繁發生，仍是當今人道需求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聯合國指出，當前全球正經歷二戰以來，數量最多、對平民最暴力，且持續發生時間最長的武裝衝突。在 2025 年 1 月至 10 月中，在設有人道應變計畫或人道呼籲的國家與地區，占同期全球所記錄衝突相關平民死亡的 3/4 。
加上戰爭科技的快速擴散，也使平民與人道工作者面臨新的風險。全球衝突中的無人機攻擊從 2023 年的 4500 起，增至 2024 年的近 2 萬起，其中多數集中在俄烏戰爭。人工智慧被用於目標辨識與攻擊決策，也使人類判斷、平民保護及責任歸屬面臨更大挑戰。
飢餓與流離失所，連續惡化的第 6 年
2025 年，全球有 47 個國家與地區約有 2.66 億人面臨高度急性糧食不安全，幾乎是 2016 年的 2 倍；另外，全球也有超過 1.17 億人因衝突與暴力被迫離開家園。這些武裝衝突，對於兒童及女性影響更為嚴重，2024 年約有 5.2 億名兒童生活在武裝衝突活躍區，占比超過全球兒童 1/5 ；約 6.76 億名女性住在距離致命衝突 50 公里內的區域，與衝突相關的性暴力更在 2022 年至 2024 年間增加 87%。
氣候與地震的災難，疊加在既有危機之上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警告，在未來數年內，全球升溫幾乎會暫時超過 1.5°C 零界點，而極端天氣風險也將日益加劇。2025 年，全球共記錄 358 起由自然危害引發的災害，造成逾 1.6 萬人死亡、其影響約 1.1 億人；其中，緬甸與阿富汗強震造成重大傷亡，更重創原先已受武裝衝突與流離失所影響的社區。
此外，全球每 4 名被迫流離失所者中，就有 3 人身處氣候風險高至極高的國家。對已失去住所、生計或基本服務的人而言，天災帶來的傷害，往往讓居民再次遷徙，也讓當地社區復原之路更加困難。
不同危機彼此交織，也更容易長期化。在 24 個設有人道應變計畫的國家中，有 18 個的國際人道行動已持續超過 10 年。人道援助可以維持生命，卻無法取代停火、發展投資與政治解決；若危機根源未被處理，救援只能反覆填補缺口，不僅難以降低長期需求，也可能逐漸成為難以退出的常態。
台灣站在國際人道體系的哪個位置？
台灣並非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成員，政府難以透過正式席位參與聯合國主導的人道協調機制，但台灣仍然透過雙邊合作、專案援助及民間網絡等方式投入國際救援。
例如，台灣政府會透過外交部、國合會及相關部門推動；民間則透過慈濟、台灣世界展望會及無國界醫生台灣辦公室等組織，參與賑災、募款與倡議。受限於國際政治與正式參與管道，台灣多透過雙邊合作及跨國民間網絡連結救援現場。理解這些路徑，也有助於我們確認捐款如何送達、由誰執行與負責。
面對人道議題，我們可以怎麼做？
人道行動離台灣日常生活看似遙遠，但其實我們都能採取更具體的行動。
個人實踐：讓關注不只停在一則貼文
- 查證後再轉傳：危機事件往往伴隨大量錯誤訊息與情緒性內容，錯誤資訊可能誤導求助、破壞信任，甚至增加救援風險。分享前應確認消息是否來自聯合國、紅十字與紅新月組織、可信媒體或當事組織
- 選擇可信且透明的組織：人道組織最難調度的，往往不是熱門災難的款項，而是被忽略危機的資金。在個人經濟條件允許下，考慮不指定用途或定期定額，讓人道救援組織依實際需求支援突發及資源不足的危機
- 讓關注持續下去：除了捐款，也可關注當地救援者的安全、人道通行及攻擊究責，不讓議題隨新聞熱度消失
企業實踐：提供穩定且適切的支持
- 建立長期合作：企業可透過定期捐助取代一次性捐贈，能大幅提升合作組織的規劃能力、擴及更多層面的救援行動
- 盤查衝突風險：在高風險地區營運、採購或投資的企業，應強化人權盡職調查，避免業務與供應鏈助長侵害
- 依現場需求投入專業：除了資金需求，企業也能依照自己的專業，提供如物流、資通訊、資料分析、醫療器材維修等專業，而這也都是人道現場長期短缺的能力。
成就這個時代最難的行動，讓彼此保護彼此
世界人道主義日紀念著那些在危機中仍選擇提供援助的人，也提醒國際社會有責任保護他們。
到了 2026 年，我們關注的更是人道工作者能否安全執行任務，以及攻擊發生後是否有人被追究責任。我們未必能直接改變戰場、也未能阻止天災發生，但身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卻能決定傳遞什麼資訊、把資源交給誰，並持續倡議且究責，不讓下一場災難裡，有更多死亡發生。
參考資料
- World Humanitarian Day（United Nations）
- Global Humanitarian Overview 2026（OCHA／Humanitarian Action）
- Trends in crises and needs: a world at breaking point（GHO 2026, OCHA）
- Crisis and Emergency Response（United Nations）
- Humanitarian principles（UNHCR）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的由來，背後代表什麼樣的重要意涵？
社企流／文：Jenny Yeh
對你來說，8 月 1 日代表什麼日子？是提醒你暑假剩一個月了嗎？又或者只是 365 天中的其中一天而已？但對於台灣原住民族來說， 這天背後的意義，來自長達 10 年的正名運動，是得來不易、終於被重視的日子。
本文重點摘要：
- 原住民族日是什麼？為什麼是 8 月 1 日？
- 台灣原民運動的起點
- 原住民族日的設立，與歷史正義的推動
- 各國原住民的平權之路
- 面對原住民族議題，我們可以怎麼做？
原住民族日是什麼？為什麼是 8 月 1 日？
名字，影響我們如何認識自己，也決定一個人如何被世界看見。在台灣，原住民族歷經 10 年抗爭，才讓自己選擇的名稱獲得國家承認。
每年 8 月 1 日的「原住民族日」，紀念的正是這段正名歷史。1994 年 8 月 1 日，憲法增修條文公布施行，正式將「山胞」改為「原住民」，代表國家開始承認原住民族自我選擇的名稱與身分；1997 年第四次修憲時，又進一步將具有集體權意義的「原住民族」寫入憲法。
為了記住這段歷史，政府在 2005 年宣布將每年 8 月 1 日訂為原住民族日，2016 年再由行政院正式核定其日期、由來與意義。到了 2025 年 5 月，《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公布施行，原住民族日也進一步取得明確的法律位階。
為什麼特別選擇「正名入憲之日」作為紀念日？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出，「原住民族」是族人自我決定的稱呼，而非由他者賦予。使用自己選擇的名稱，是建構族群主體意識、重建自尊與追求社會正當地位的過程，也展現原住民族擺脫殖民統治的意志。同時，「原住民族」一詞強調族人與台灣原初的聯繫，彰顯原住民族作為這片土地原來主人的歷史地位。
原住民族日不只是慶祝多元文化的日子，更紀念原住民族從「被別人命名」，走向「由自己決定我是誰」的重要轉折。
從「山胞」到「原住民族」，原民運動的來時路
翻開台灣近 400 年來的文字紀錄，不同外來政權曾將原住民族冠上帶有歧視意味的代稱，如帶有未開化且歧視意味的「番」、日治時期出於殖民管理目的的「高砂族」，抑或是戰後政府以抹煞原住民族獨立主體性的「山胞」等詞彙。
這些統稱不只影響族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也掩蓋了各民族在語言、文化、歷史與生活方式上的差異。「山胞」一詞尤其容易讓人以為所有原住民族都生活在山區，忽略族人原本也廣泛分布於平原、沿海與島嶼。
當社會長期沿用這些由他者賦予的名稱，也會連帶影響大眾如何理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裡，族人爭取的不只是換掉一個過時的稱呼，更是要拿回說明自身歷史、確認民族身分，以及決定如何被社會認識的權利。
從國際浪潮到島內覺醒，出現在 1980 年代的原民運動
在 1960 至 1970 年代，全球掀起一波原住民族權利運動。以 1960 年代於美國興起的「紅權運動」（Red Power Movement，註一），被視為當代原住民族運動浪潮的起點。其中包含，1968 年的「美國印第安運動」（American Indian Movement，註二）成立、1969 年 「各族印第安人聯盟」佔領舊金山外海的惡魔島（註三）等運動，進一步提高原住民議題在社會上的能見度。
而這股浪潮也在 1980 年代吹進台灣。當時黨外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原住民青年也開始為自身的處境發聲。1983 年，伊凡・諾幹、夷將・拔路兒、楊志航與林宏東等台大原住民學生創辦《高山青》，從族人的角度討論歧視、文化與身分認同，成為台灣當代原住民族運動思想的重要起點。
1984 年 6 月，海山煤礦災變造成 74 人死亡，其中不少是阿美族礦工，這起事件也讓原住民勞工的處境開始受到關注；在國際思潮、民主運動及社會事件的交織下，同年 12 月 29 日，「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成立，讓原住民族運動從校園發聲，進一步走向社會組織與集體行動。
1984 — 1992 年：正名運動的起點
原權會成立之初，首先主張需以「原住民」取代「山胞」的稱呼，正名的意義不只是改變稱呼，更是要求社會承認原住民族作為這片土地原來主人的地位，以及由族人決定自身名稱的權利。1991 年 4 月，原權會前往國民大會所在的陽明山中山樓請願，要求正名入憲；1992 年 5 月，近千名族人再度冒雨遊行至中山樓，但連續兩次修憲，正名案都被擋在門外。
1994 — 1997 年：正名運動關鍵轉淚點
1994 年是正名運動的關鍵轉捩點。在原運團體號召三千餘人發動入憲大遊行，以及時任總統李登輝首度表態支持下，同年 8 月 1 日修憲條文正式將「山胞」改為「原住民」，歷經 10 年的抗爭終於獲得國家承認。
但正名並未就此停止。為了爭取自治與土地等以「族群」為主體的集體權利，原運團體於 1997 年再度發起大遊行。第四次修憲成功將「原住民」正名為「原住民族」。這個意義代表著從個人的「民」到整體的「族」，一字之差，確立了國家對原住民族集體地位的承認。
原住民族日的 40 逾年平權之路與未竟之業
從政策推動到法制化，原住民族日的形成歷經多個關鍵節點。2005 年，時任總統陳水扁宣布將 8 月 1 日訂為原住民族日；2016 年，行政院再正式核定其日期、由來與意義，另時任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此後政府成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並透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確立族語的國家語言地位（註四）。2025 年《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公布施行，原住民族日正式成為法定國家紀念日。
然而，身分認定的挑戰仍持續至今。長期未能依法取得身分的平埔族群，直到 2022 年憲法法庭作成 111 年憲判字第 17 號判決，宣告相關規定違憲，族人的身分認同權才獲得憲法層次的確認。隨後於2025 年 10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才進一步補足法律缺口，讓平埔族群的民族與個人身分認定終於獲得保障。
目前台灣法定原住民族群共有 17 族，分別為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以及 2026 年 7 月 30 日經行政院核定為台灣原住民族的西拉雅族。
這條走過 40 餘年、串連街頭抗爭、憲法正名、國家道歉與法制化的道路，也顯示正名只是起點。不論是民族自治、土地權，以及語言與文化復振，至今仍是持續推進的重要課題。
從條約、道歉到正名，各國原住民族平權走到哪一步？
除了台灣有自己的原住民族日以外，在其他國家也有自己的原住民族紀念日，例如加拿大訂於 6 月 21 日，芬蘭、挪威、瑞典的薩米民族日則是在 2 月 6 日。此外，聯合國大會早在 1994 年已決議通過，將每年 8 月 9 日訂為「世界原住民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以紀念 1982 年聯合國原住民人口工作小組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並推動改善全球原住民族在人權、環境、教育、健康等面向的處境。根據統計，目前全球約有 4.76 億原住民族人口，分布於 90 個國家。
2026 年聯合國「世界原住民族日」以「向原住民族助產士致敬：守護生命與福祉」（Honouring Indigenous Midwives: Safeguarding Life and Well-being）為主題。
原住民族助產士不僅負責孕產照護，更是語言、信仰與傳統知識的關鍵傳承者。但文化實踐在許多國家仍面臨污名化、法律限制與現代醫療體系的排斥，導致原住民婦女難以獲得符合自身文化的醫療資源。為此，聯合國呼籲各國正式承認原住民助產士的專業與文化地位，並支持由原住民族主導的照護制度，以實質保障族人的健康權、文化延續與自決權。
放眼國際，原住民族爭取權利的歷程各有先後，也各自遭遇挫折。以下整理 4 個國家的經驗，也更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灣正處在哪個階段，以及未來我們做些什麼。
從條約和解到語言復振，紐西蘭毛利人的平權之路
紐西蘭毛利部族領袖與英國王室代表於1840 年簽署《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承諾保障毛利人的土地、資源與權利，但條約此後長期未獲落實。儘管 1975 年，紐西蘭官方設立懷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處理違約申訴，相關的權利爭議仍未平息。
近年雙方的政策攻防再度升溫。2024 年，聯合政府行動黨推動《條約原則法案》試圖重新界定條約，引發高達 4.2 萬人上街抗議；該法案雖於 2025 年 4 月遭國會以 112 票對 11 票壓倒性否決，但爭議並未隨法案遭否決而結束。紐西蘭政府於 2026 年完成另一項法律檢討，決定推動修改涵蓋 19 部法律的條約相關規範，包括降低部分條文要求政府履行條約原則的義務強度，其相關修法仍須經後續立法程序。
此外，在語言方面，毛利語一度因同化政策而瀕危，毛利社群自 1980 年代起自力創辦「語言巢」（kōhanga reo），由部落長者以全毛利語帶領幼兒的沉浸式幼兒園，從最小的孩子開始搶救母語；1987 年，紐西蘭進一步立法將毛利語定為官方語言。這套「語言巢」模式後來也被台灣借鏡，成為原住民族語言復振政策的重要參考。
澳洲原住民「失竊的世代」，在國家道歉之後呢？
澳洲在 20 世紀曾以同化政策之名，將大量原住民兒童強制帶離原生家庭，這些孩子後來被稱為「失竊的世代」（Stolen Generations）。1997 年官方調查報告《帶他們回家》（Bringing Them Home）揭露這段歷史後，並提出 54 項建議。隔年，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團體將報告送交國會的 5 月 26 日訂為「國家道歉日」（National Sorry Day）；2008 年，時任總理陸克文進一步在國會正式致歉，立下澳洲和解進程的里程碑。
然而，從承認歷史傷害走向實質制度改革充滿阻力。2023 年 10 月，澳洲就「原住民之聲」（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Voice）舉行公投，卻遭全澳 6 個州以 60.06％ 反對、39.94％ 贊成否決。 儘管全國性修憲失敗，地方層級的改革並未停歇。2025 年，維多利亞州通過首份州級第一民族條約，設立常設代表與真相揭露機制；2026 年 5 月，新成立的機構 Gellung Warl 正式運作，持續推進政策改革。
揭開加拿大寄宿學校的真相，仍在等待的實質正義
自 19 世紀後期至 1996 年間，加拿大逾 15 萬名原住民族兒童被迫進入教會寄宿學校，面臨母語剝奪與文化斷裂，並留下超過 4 千名兒童死亡的紀錄。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將此制度定調為「文化滅絕」，並提出 94 項行動呼籲。
為回應第 80 項行動呼籲（註五），加拿大政府於 2021 年將 9 月 30 日訂為「全國真相與和解日」。訂於這天也是延續了民間自 2013 年發起的「橙衫日」（Orange Shirt Day，註六）。如今，橙色衣服與「每個孩子都重要」（Every Child Matters）成為記憶寄宿學校傷害、悼念未能返家的兒童，以及支持倖存者的重要象徵。
然而，設立紀念與公開道歉並不等同完成和解。儘管加拿大天主教主教團承諾會募集 3 千萬加幣，教宗方濟各也於 2022 年親赴致歉，但行動落實依然緩慢。根據獨立監督組織 Indigenous Watchdog 於 2026 年3 月公佈的追蹤結果中， 在 94 項呼籲中僅 14 項完成，其餘的 38 項推進中、26 項停滯、16 項則未啟動。轉型正義運動留下的調查成果能否進一步落實為土地、自治、語言與文化政策，才是國家道歉是否真正兌現的最終檢驗。
美國一個紀念日，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
在美國，每年 10 月第二個星期一原是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聯邦假日「哥倫布日」，但對原住民族而言，這個日子紀念的正是殖民與苦難的開端。自 1990 年代起，越來越多州與城市改以「原住民族日」（Indigenous Peoples' Day）取代或並行紀念；2021 年，拜登成為首位透過總統公告承認原住民族日的美國總統，但這項承認並未改變聯邦假日的正式名稱；2025 年，川普政府更重新強調哥倫布日。截至 2025 年，美國已有超過 17 個州及華盛頓特區承認原住民族日，但是否取代哥倫布日及是否放假，各地規定並不一致；有些州同時紀念兩者，也有些州僅舉辦紀念活動，也並未把該天訂為有薪假日。
面對原住民議題，我們可以怎麼做？
支持多元共融不應停留在口號或單一紀念日。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能在生活中採取具體行動，成為推動平權的夥伴。
個人實踐，從日常生活支持原住民族平權
- 認識族群差異，覺察刻板印象與偏見：台灣目前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共有 17 族，各族的語言、祭儀與社會組織皆不相同。在日常的用語與思維上，我們避免以「原住民都……」概括理解，例如「很會唱歌」、「很會運動」等看似讚美的說法，也可能將多元個體化約為單一形象。辨識偏見，是尊重的第一步。
- 理解文化脈絡，避免文化挪用：不同族群的圖紋、服飾、歌謠與祭儀可能具有特定身分意義、神聖性及使用規範。在將原住民族文化運用於設計、商品或活動前，應該先了解其文化意涵，並向適當的部落、族人或文化持有者確認，尊重相關禁忌與授權方式。
- 尊重祭儀規範，做有分寸的參與者：每年 7 至 9 月的阿美族年祭，以及 2026 年適逢的賽夏族矮靈祭（paSta'ay）十年大祭，對族人來說都是具備神聖傳承意義的祭儀，並非觀光表演。若計畫前往，也需要落實尊重部落主體性，例如：行前確認活動是否有對外開放、聽從現場人員引導，不擅闖祭場、擅入隊伍或觸碰祭器與服飾等；或是拍照、錄影或使用空拍機前務必徵求同意，切勿干擾儀式或將祭典當成拍照布景。參與祭儀沒有通用的準則，最重要的核心態度是尊重各部落的參與方式。
- 支持族人主導的創作與產業：從音樂、文學與工藝，到農特產品及部落旅遊，優先選擇由族人經營、參與決策或負責文化詮釋的品牌與行程，讓文化詮釋權及經濟收益回到族人與部落。
- 持續關注，讓平權成為現在進行式：真正的支持，比每年 8 月 1 日轉貼一次貼文更有實際行動。可以選擇主動接觸原住民族媒體（如原住民族電視台、廣播電台）與長期耕耘族群權益的民間團體，聽族人講述自己的故事，並持續關注平埔族群認定、傳統領域、狩獵權與族語復振等未竟的議題。
企業能與部落同行，讓共融實際落地
- 打造共融職場：檢視招募、考核與升遷制度是否存在隱性偏見，落實原住民族員工依規定申請歲時祭儀假的權利，並在內部教育訓練中納入族群文化與反歧視內容，讓多元共融落實在制度，而不只停留在口號。
- 將部落納入供應鏈與夥伴關係：企業投入原鄉公益、地方創生或 ESG 專案時，應以部落需求與決定權為前提，讓族人參與計畫設計、執行及利益分配。企業也可採購原住民族業者的產品與服務，或與族人主導的團隊合作發展部落旅遊，讓資源透過長期交易與合作，而非一次性捐贈進入部落。
- 尊重文化詮釋權與傳統智慧創作：品牌使用原住民族圖紋、音樂、歌謠或文化意象前，應先確認文化脈絡與權利歸屬，取得適當族群、部落或創作者的同意與授權，並建立合理的利益回饋機制。《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已為依法登記的傳統智慧創作建立專用權制度；尊重文化權利，不只是避免侵權與文化挪用，也是企業實踐 ESG「社會面」的具體起點。
正名只是起點，實踐平權的未來仍在路上
從 1984 年原權會提出正名訴求、1994 年「原住民」入憲、2016 年國家道歉，到 2025 年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入法，原住民族日見證的是一段仍在書寫的平權歷史。修改憲法條文不單單只是文字，更是台灣原住民族取回自我命名、文化詮釋與決定未來的權利。
從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到美國的案例裡，我們也看見正名、紀念日設立又或是國家道歉都只是原住民族平權的起點，真正的考驗是落實在改革觸及身分、土地、自治、政治參與與資源分配裡。高喊多元文化的台灣，我們除了正視原住民族外，也能將這份理解化為日常行動，讓真正的多元包容落實在台灣社會裡。
註一：紅權運動 Red Power Movement，1960 至 1970 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受到民權與反戰運動影響，主張原住民族的自決、主權、土地返還、條約權利與文化復振。
註二：美國印第安運動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1968 年成立於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的原住民族權利組織，最初著重處理都市原住民面臨的警察暴力、歧視、貧窮與居住問題，後來進一步倡議部落主權、條約權利、土地返還與文化保存。代表行動包括 1972 年「破碎條約之路」跨州抗議，以及 1973 年佔領 Wounded Knee 71 天。AIM 透過跨部族串連與直接行動，使原住民族議題進入美國公共視野，成為紅權運動的重要力量。
註三：各族印第安人聯盟占領惡魔島事件，緣起於 1969 年 11 月，來自不同部族的原住民學生與行動者組成「各族印第安人聯盟」（Indians of All Tribes），佔領舊金山外海已停止作為監獄使用的惡魔島，主張依條約精神收回遭聯邦政府棄置的土地，並要求在島上設立原住民族文化與教育中心。這場行動持續約 19 個月，至 1971 年 6 月遭聯邦執法人員清場。佔領雖未實現土地移交，卻讓美國社會正視長期違反條約、土地遭掠奪及強迫同化等問題，也帶動後續原住民族主權與自決運動。
註四：目前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於 2024 年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續工作則交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承接，聚焦 4 大工作項目，分別為：平埔族群認定與權益法制化、歷史正義與「戰後轉型正義」強化、深化原住民自治與基本法配套，以及縮減社會指標差距與永續發展。
註五：在 94 項行動呼籲裡的第 80 項，提及「We call up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Aboriginal peoples, to establish, as a statutory holiday, a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呼籲加拿大聯邦政府與原住民族合作，設立一個全國法定紀念日，以紀念寄宿學校倖存者、家屬與社群，並使社會持續記取寄宿學校的歷史及其影響。
註六：橙衫日（Orange Shirt Day），源於加拿大寄宿學校倖存者 Phyllis Webstad 的童年經歷。1973 年，年僅 6 歲的她穿著祖母買的新橙色襯衫，前往聖若瑟教會寄宿學校報到，衣服卻在入校後被脫下並沒收。這件橙色襯衫後來象徵寄宿學校制度如何剝奪原住民族兒童的身分、文化與尊嚴。
參考資料
-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之由來與意義（原住民族委員會）
- 立法院三讀通過《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Government of Canada）
- INAN - Question Period Card Minister of Canadian Heritage - Jan 28, 2021（Government of Canada）
- The Trail of Broken Treaties, 1972（National Park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 Red Power On Alcatraz, Perspectives 50 Years Later（National Park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 Native American Occupations of Alcatraz（National Park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 Phyllis Webstad’s Story（Orange Shirt Society）
- National Sorry Day（wikipedia）
- Indigenous Peoples' Day, 2021 –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Federal register）
水資源破產時代來臨：透支了地球「水帳戶」，我們該如何止血？
社企流／文：Jenny Yeh
想像一下，如果你的銀行帳戶長年入不敷出，先是刷信用卡，接著變賣資產，最終連想跟銀行借貸都借不到，而這種入不敷出的危機，也正是全球水資源的現狀。
目前全球有約 40 億人，每年至少有一個月面臨嚴重的缺水威脅。在台灣，我們或許習慣了打開水龍頭就有水的便利，但在全球版圖上，水資源枯竭的警訊已在各處接連發生。從伊朗德黑蘭因過度開發導致水庫見底，水資源危機引發人民抗議浪潮，疊加經濟崩盤、能源短缺、區域戰爭等，更加劇伊朗政治動盪；鏡頭轉到美國科羅拉多河，這條供應 7 州（亞利桑那、加州、科羅拉多、新墨西哥、內華達、猶他、懷俄明）命脈的河流，需求已完全壓倒供給；而在亞洲的雅加達、曼谷與胡志明市，更因過度抽取地下水，正陷入地層下陷的生存危機。
什麼是「水資源破產」？看不見的債務危機
2026 年 1 月，聯合國大學水資源、環境與健康研究所（UNU-INWEH）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布旗艦報告《Global Water Bankruptcy: Living Beyond Our Hydrological Means in the Post-Crisis Era》，正式宣告人類已經進入「全球水資源破產」（Global Water Bankruptcy）時代。這個概念遠比「缺水」更為嚴峻，意味著自然水系統已遭受難以逆轉的結構性損壞，如同一個資不抵債、無力清償的企業，正走向系統性崩潰。
過去，我們習慣用「水壓力」（water stress）或「水資源危機」（water crisis）來描述缺水問題，但這兩個詞都暗示著，情況只是暫時危機，只要等一場雨就能迎刃而解，但「水資源破產」更像是一種慢性病。當我們不僅花光了每年的「降雨利息」，連「濕地、地下含水層」這些保命本金都賠進去時，自然界的過濾與儲存功能就會隨之失靈，再也無法自我修復。（同場加映：水資源泡沫化是什麼？但人類可用的水比你想像的還少！）
這場信用崩潰的過程通常分階段發生。起初，我們在乾旱年多抽一點地下水應急，用更深的井獲得水資源；接著，環境成本開始浮現，湖泊萎縮、河流變成了季節性乾溝，海水也開始滲入沿海的含水層（註一）。最致命結局是地層下陷，當支撐地層結構的水分被抽乾，土層就像失去水分的乾海綿一樣塌陷。在墨西哥市，地層下陷每年高達 25 公分，且一旦地層孔隙閉合，即便再多降雨也無法讓土地重新吸水。
從報告中彙整出幾個關鍵數據，令人震驚的全球水資源資產負債表：
正在消失的水資源資產
- 全球超過 50% 的大型湖泊自 1990 年代初以來持續失水，而全球則有約 25% 的人口直接仰賴這些湖泊的水資源
- 過去 50 年間，全球已喪失逾 400 萬平方公里的天然濕地，面積幾乎等同整個歐盟地區
- 全球多處地區自 1970 年以來已失去超過 30% 的冰川質量，部分中低緯度山脈預計在數十年內將完全喪失具功能性的冰川
- 70% 的主要含水層呈現長期下降趨勢
持續攀升的水資源負債
- 全球約 75% 人口生活在被歸類為「水不安全」（註二）或「嚴重水不安全」的國家
- 約 40 億人，近全球一半人口，每年至少有一個月面臨嚴峻缺水問題
- 22 億人無法取得安全管理的飲用水，35 億人缺乏安全管理的衛生設施
- 2022 至 2023 年間，近 18 億人（約全球人口 1/4 ）曾經歷不同程度的乾旱
- 地下水過度開採已導致超過 60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出現顯著地層下陷，涵蓋近 20 億人居住的城市地區，而部分城市已每年下沉達 25 公分
- 全球因乾旱造成的年度損失約 3070 億美元，超過聯合國近 3/4 會員國的年度 GDP
誰在掏空我們的帳戶？從餐桌到雲端的預支
面對水資源的問題，從不只是「喝水」這件事。
全球最大用水來源是農業，佔全球淡水抽取量的約 70%。因此，當一個地區進入水資源破產狀態，農業的生產成本急遽攀升，農民失業，糧食供應鏈承壓，最終演變為國家安全層面的威脅。
目前，全球約 30 億人口以及超過一半的全球糧食產量，集中在水資源儲量已告下滑或不穩定的地區，更有逾 170 萬平方公里的灌溉農地正處於高度或極高度水資源壓力之下。
而水資源破產帶來的連鎖效應，遠不止於缺水本身。糧食價格的上漲首當其衝，衝擊的往往是全球最脆弱的低收入族群；水力發電的短缺，則讓能源供應的穩定性也跟著搖搖欲墜。當水源枯竭、土地不再宜居，人口被迫遷移的壓力便會隨之而來，形成新一波氣候難民潮。在地緣政治的層面，水資源的爭奪正悄悄成為衝突升溫的新火種，讓原本已緊繃的區域關係更加一觸即發。
聯合國大學校長 Tshilidzi Marwala 坦言，水資源破產正在逐漸成為社會脆弱性、人口流離與衝突的力量，公平管理水資源不再只是環境問題，更是維繫和平與社會凝聚力的核心議題。
除了農業用水外，在全球數位經濟急速擴張，支撐 AI 與數位生活的數據中心用水需求正急速成長，為了冷卻運算的熱度，急需大量淡水降溫，加深城市的供水壓力，成為水資源破產危機中往往被忽略的新變數。
重整水資源，5 大行動指引
面對水資源破產，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在報告書中提出了 5 大行動框架，提醒各國政府必須從過去「危機管理」的思維跳脫，以「破產管理」的角度來適應新的水文常態，保護所剩不多的自然資產，並且確保轉型過程中的公平正義，不犧牲任何人。
報告提出具體治理的優先事項包含：
正視破口，設定用水上限
首要步驟是承認水資源已然失衡，對此，政策制定者必須依據實際可用水量設定合理的用水限制，而非持續鑽更深的井、將問題推遲給下一代。
保護自然資本，而非單看水資源
保護濕地、修復河川、重建土壤健康、管理地下水補給等，維繫健康水系統的根本基礎。
兼顧社會公平的節流政策
因應水資源變化時推出的相關政策、計畫，必須確保不犧牲任何人或弱勢族群。相關有效策略包含，社會保護機制、協助農民轉型低耗水作物，以及投資水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等。（同場加映：許一個不缺水的未來——5 分鐘了解 SDG 6，讓人人享有乾淨、可負擔的水資源）
善用數位科技，建立預警系統
許多國家至今仍以不完整的資訊管理水資源，但在科技發達的今日，可透過衛星遠端感測技術，即時監測地下水耗竭、地層下陷、濕地消失、冰川退縮與水質惡化，為各國提供早期預警。
重新設計城市與糧食系統
面對水資源破產最艱難的考驗，往往是我們必須顛覆對於水資源充沛的想像，從根本上重新設計城市空間、農業體系與經濟模式，適應新的水文現況。（同場加映：把土地還給自然，打造「與水共存」的城市——紐奧良修道院改建為全美最大的城市濕地）
水資源充沛的假象下，台灣離水資源破產還有多遠？
台灣年降雨量約 2500 毫米，是全球平均值的近 3 倍之多，乍看之下，台灣水資源十分充沛，但事實上，由於地球陡峭使得降雨迅速入海，使得每人每年可分配水量僅為世界平均的 1/5，台灣更被聯合國列為全球第 18 位最具缺水風險國家。（同場加映：台灣年降雨量豐沛，為何名列全球缺水國家之列？）
早在 2021 年台灣面臨百年大旱，自 1947 年以來最嚴重的缺水危機， 這也讓台灣不得不正視旱澇不均的脆弱性， 但這樣的缺水困境並非歷史偶發事件。台灣每年 11 月至隔年 4 月為枯水期，尤以中南部將與更為稀少。
從中央氣象署資料中也能看見，台灣此時此刻正即將面臨缺水危機。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2 月，台灣西部地區降雨量僅 24.3 毫米，創下 75 年來西部冬雨的最低紀錄；截至 2026 年 3 月下旬，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庫蓄水率卻僅剩約 3 成，苗竹地區水庫蓄水量皆低於 4 成，對於農業、工業甚至民生用水都逐漸產生危機。
更值得關注的是氣候變遷帶來的新變數。2026 年 2 月，氣象專家鄭明典指出，從多數氣候模型推估，2026 年下半年聖嬰現象（註三）再度出現的機率約 50% 至 60%；若聖嬰回歸，加上全球暖化趨勢疊加，全球極端熱浪、高溫紀錄及旱澇不均的情形將更加險峻。
台灣水資源除了面臨氣候及降雨因素的劇烈變化，也得面臨經濟發展壓力。由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高科技製造業對超純水的需求龐大，以生產一片 12 吋晶圓來說，就需要 8300 公升的純水。隨著竹科、中科、南科等科技園區的持續擴建，加上桃竹苗大矽谷推動計畫，工業用水需求勢必大增。如何在有限的水資源中同時滿足民生、農業與工業需求，已成為台灣不可迴避的結構性挑戰。
從全球水資源破產視角出發，也許有幾個方向值得我們借鏡思考。例如正視台灣地下水資源管理、加速再生水、伏流水等多樣水源開發、建立更具韌性的供水體系、以跨域角度，納入產業轉型、城鄉公平與世代正義等面向進行水資源治理。
台灣或許尚未全面進入破產狀態，但如何在已敲響的水資源破產警鐘下，重新在新的水文限度裡的生活裡找到經濟、環境、社會的新平衡。
註一：含水層（Aquifer）是指地下能夠儲存並傳導大量地下水的岩層或土層，是全球數十億人的重要飲用水來源。一旦過度抽取，含水層孔隙壓縮後便難以回復。
註二：水不安全（water insecure）、嚴重水不安全（severely insecure）是聯合國水資源評估指標的概念，用來衡量一國水資源能否滿足人口、經濟與生態需求；依世界資源研究所（WRI）Aqueduct 工具與聯合國大學報告，水壓力分 6 級（低 <10%、中 10-20%、低高 20-40%、高 40-80%、極高 >80%），以年度總取水量占可用水資源（*基準線再生水供應量）比例為主。
*指大自然每年自然補回的水量，不含人為再生水
註三：聖嬰現象（El Niño）是指赤道太平洋中部與東部海水異常增溫的氣候現象，平均每 2 至 7 年發生一次。對台灣而言，聖嬰年通常出現暖冬，隔年春季雨量偏多，但侵台颱風數量可能偏少、強度卻往往較強，這可能導致水庫的進帳時機更加集中且不穩定；而在聖嬰現象發展前的過渡期，降雨分布的不確定性更高，對高度仰賴水庫調節的台灣供水系統構成額外壓力。
參考資料
- Global Water Bankruptcy Report（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Wate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 World enters era of “Global Water Bankruptcy,” declares UN report led by CCNY's Kaveh Madani（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 水資源統計年報（台灣水利署）
當地球逼近失控邊緣，我們來得及翻轉氣候臨界點嗎？
社企流／編譯：廖翊雯
全球暖化危機日益嚴峻，由超過 160 名國際研究人員共同撰寫、於 2025 年發布的《全球臨界點報告》（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指出，隨著地球持續升溫，熱帶淺水區域的珊瑚礁在海水溫度升高與海洋酸化加劇的雙重壓力下，已發生大規模白化，導致繁殖困難，甚至步入幾乎不可逆的死亡階段，珊瑚礁的大量死亡已成為地球迎來的第一個重大氣候臨界點。
除了珊瑚礁之外，報告更點出地球正瀕臨 4 大系統性的崩潰轉折：
- 面臨崩潰的「地球之肺」： 亞馬遜雨林因砍伐與乾旱，正喪失碳吸收能力，面臨轉變為乾燥草原或稀疏灌木型生態系，雨林將會喪失大量碳吸收能力，動搖重要的全球氣候調節機制。
- 極地冰蓋不可逆消融： 格陵蘭與南極冰川的融化趨勢，全球海平面將會失控地上升，不僅影響自然生態，也將對沿海城市、基礎建設與人類居住安全帶來長期挑戰。
- 洋流循環系統（AMOC）減弱： 調節全球氣候與降雨的洋流若因海水變暖而失速，將引發更極端且頻繁的氣候震盪。
- 永久凍土的碳釋放： 北極凍土解凍將釋放大量封存的碳與甲烷，陷入「越暖越釋放、越釋放越暖」的惡性惡循環。
雖然《巴黎協定》將 1.5°C 視為最後防線，但現實是，一旦突破此關卡，熱浪與旱災恐將覆水難收。面對這場與時間的賽跑，各國如何守住底線已成關鍵。（同場加映：聯合國重磅報告：當全球升溫 1.5°C，部分地區將不適合人類居住）
城市先行，啟動正向連鎖效應
面對步步逼近的警報，《全球臨界點報告（Global Tipping Points Report）》共同作者、埃克塞特大學研究員 Steve Smith 指出：「既然環境會產生連鎖惡化，改變也能產生連鎖反應。」臨界點的本質是連鎖效應，只要行動能在不同層級間擴散，就有機會促成「正面臨界點（Positive Tipping Point, PTPs）」。這是一場氣候災難的鏡像版本，當永續行動從個人擴散至社區，進而驅動城市與國家的政策轉向，改變就會像骨牌一樣，加速翻轉局勢。
在這場翻轉中，城市扮演了關鍵角色。大城市氣候領導聯盟（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在最新報告中指出，城市可透過政策設計觸發正面臨界點，關鍵在於同時運用「軟硬兼施」的推拉策略。一方面，藉由稅收減免與補助等拉動（pull）政策，降低永續與綠能技術的成本與門檻，吸引民眾與企業投入；另一方面，透過法規與制度等推動（push）政策，提高化石燃料相關技術的使用成本，或限制其應用範圍，例如推廣電動車與熱泵等潔淨技術，以加速城市層級的能源轉型。
C40 執行董事 Cassie Sutherland 更指出，城市容納全球過半人口並產生 70% 碳排放，其治理靈活性遠高於國家層級，例如：城市更能靈活制定建築能源效率規範、管理公共交通系統，並自行設定整體減碳目標，使政策介入得以在技術成熟與普及的過程中發揮關鍵影響，形塑邁向後碳社會的正向循環。
以挪威首都奧斯陸為例，地方政府透過財務誘因讓電動車比燃油車更平價，並廣設充電基礎設施，成功在 10 年內將電動車市占率從 14% 推升至 96%。而在紐約，彩色車道與共享單車系統的建置，則啟動了「正面回饋」：當基礎建設越完善，自行車通勤者就越多，進而帶動更綠色的交通法規。（同場加映：挪威首都的無車計畫：補助市民25%的「電動自行車」費用，盼有效改善空污）
技術革新，帶來改變的鏈鎖效應
「正是城市本身，成為讓政策與技術變得更易取得、更具吸引力的關鍵。」Sutherland 建言，在挪威推動熱泵系統政策推動上（註一）有了最好的實踐。挪威政府鼓勵民眾選購潔淨能源設備，並對供暖燃料課徵碳稅，提供財務誘因協助家庭更換設備，也包含推出地方層級的補貼措施、簡化熱泵安裝的許可流程，並對建築實施更嚴格的能源效率標準，推動全面改革。
同樣以獎勵和限制並進為手段邁向正面臨界點的美國，由美國能源公司 Eversource Energy 在 2024 年於麻州弗雷明翰城市啟用首個由政府營運的地熱社區，這個社區是利用了熱泵，將地下管道網路中循環的液體，為住宅供暖或降低室溫。這項計畫也帶動了其他州的綠能轉型，如禁止新建築使用天然氣，或持續要求各部門採用潔淨能源。
正面臨界點效應同樣也反應在再生能源上，當電池技術進步帶動成本驟降，不僅推動了電動車的熱銷，也順勢帶動家庭儲能與電網系統的更新。規模經濟讓原本昂貴的綠色能源變得相較平易近人，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太陽能板，自 1970 年以來太陽能板價格已下跌超過 99%。儘管氣候行動的阻擾聲浪不斷，但在能源技術進步與市場力量互相作用下，全球邁向正面臨界點的趨勢前進。
然而，氣候策略專家、全球降溫倡議（Global Heat Reduction Initiative）創辦執行董事 Kiff Gallagher 卻提出另一觀點：「城市與政策決策者不應僅聚焦於促成正面臨界點，必須同步移除造成暖化的污染源。」若能優先減少垃圾掩埋場中腐爛的食物廢棄物，以及化石燃料基礎設備燃放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將能更有效減緩暖化速度，他強調：「這類氣候污染物造成了將近 50% 的暖化效應，卻僅獲得約 5% 的資金投入，這可能是全球氣候問題最關鍵的切入點。」
系統崩潰的邊緣，抓緊翻轉局勢的機會
面對不斷發出紅色警報的地球系統，我們可以有更多行動。如同《全球臨界點報告》中對於「正面臨界點」變革定義，社會整體將需針對日常行動、價值觀與制度，提出全面的氣候解決方案，讓改變的動能持續延續。「一旦這些臨界點被跨越，並形成正面回饋循環，將帶動所有氣候解方逐步成形。」Sutherland 認為，下一步關鍵，在於如何識別與評估潛在的正面臨界點，同時需考量氣候治理政策如何涵納多元性與包容性，使轉型不落下任何一個人、生態與地球系統。
註一：熱泵設備能自寒冷空氣中擷取熱能並輸送至室內；到了夏季，則將室內熱量排出室外以達到降溫效果。
參考資料
- Census Finds DC and NYC Bike Commuting Has Doubled in Four Years（Strretgblog USA）
核稿編輯：葉于甄
是「大愛利他」還是「佛系社交」？看懂 Z 世代公益參與 5 大類型
社企流／文：李沂霖
在氣候變遷、疫情衝擊、地緣政治動盪的時代背景下成長的 Z 世代（常指 1996-2010 年出生的世代），如今已成年並步入職場，逐漸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核心力量。他們不僅是經濟體系中的新興消費者與生產者，更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參與型態。透過社群媒體與數位平台，他們形塑了新的「數位公民意識」，重新定義了行動與影響力的邊界。
多數 Z 世代認為，社會公益就像「500 公尺外的便利商店」——近在咫尺，卻不一定會主動靠近。這個在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Z 世代公益行為調查》中提出的比喻，精準點出了當代青年與公益之間微妙的距離感。然而，這份距離感並非冷漠，而是反映了 Z 世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定義「參與」。
本文整合國際研究與台灣在地訪談成果，揭示 Z 世代公益參與的 5 種參與樣貌，以及給台灣社會創新組織參考的 4 個行動啟示，無論你是想吸引年輕世代的社創組織工作者、或是想理解新世代行動邏輯的關注者，不妨從這篇文章找到靈感。
全球視野：Z 世代正重新定義公益參與
一探 Z 世代的公益足跡
專注於慈善領域研究的單位 Blackbaud Institute ，於 2024 發佈的報告《Gen Z at the Table: A Special Edi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iving》中指出，Z 世代正在擴大行動的邊界，他們的行動未必發生在傳統的服務現場，更多是發生在日常的數位連結中。約 8 成 Z 世代以多元的方式參與社會公益，主要行動包含：在社群媒體上關注或宣傳公益組織與事業（25%）、簽署請願書或參與社群媒體倡議活動（25%）、以穿上 T 恤或貼貼紙等方式展示支持（21%）、捐贈物資或服務（20%）、向非營利組織捐款（19%）、擔任志工服務（17%）。
價值交換成為新的參與邏輯
進一步探究促使 Z 世代公益參與的動機，在學術研究《Generation Z's Sustainable Volunteering: Motivations, Attitudes and Job Performance》中顯示，有 4 大關鍵因素具顯著影響，依序為：
- 學習（learning）： 期待獲得學習機會
- 職涯（career）：希望發展和增進個人職涯，以及獲得職涯益處
- 價值觀（value）：表達人道主義和利他信念
- 自尊（self-esteem）：獲得自我尊重或自我感覺良好
在上述 4 大動機中，「獲得學習機會」與「獲得職涯利益」 對形塑 Z 世代公益參與的正向態度影響最為顯著，其影響力超越傳統的利他動機。
台灣觀察：Z 世代公益參與的 5 種樣貌
聚焦台灣的 Z 世代公益參與現況，關注人與社會互動、以使用者研究與服務設計為核心的「引鹿創新體驗研究室」針對 20 位 18 至 30 歲的台灣公益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從質性研究的角度描繪出 Z 世代公益參與者的 5 種參與者人物誌（personas）：
1. 大愛利他型——「我希望為社會帶來系統性改變」
這群參與者將公益視為自我實現的核心，主動尋找能產生深遠影響的組織與行動。他們追求的不只是幫助個人，而是推動制度性變革。他們投身公益的動力來自於親力推動善的循環、追求社會系統性改變，以及透過知識回饋進行自我療癒。在實際參與上，他們傾向投入陪伴弱勢計畫、多媒體倡議宣導、議題研討社群，以及專案規劃管理等需要深度投入的工作。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回饋是知識的拓展與自我療癒——在實踐社會共好的同時，也更深刻地理解他人並理解自己。
2. 專注職涯型——「我想累積專業經驗與人脈資本」
他們將公益視為專業技能的練兵場，每個志工任務都是累積職場資本的機會。不只重視社會議題，更看重參與能為履歷加分的價值。他們的參與動機聚焦在豐富個人專業形象、拓展專業人脈網絡，以及實戰增長專業技能。因此，他們偏好選擇專案規劃管理、志工培訓設計、數位工具開發、社群營運等能對應職場技能的任務。這類參與者期待的是職能發展與專業人脈的累積，希望每個任務都能轉換為職場資本，成為推動職涯發展的成長經驗。
3. 探索自我型——「我要跳脫日常生活，找到人生啟發」
這類型參與者將公益視為探索新體驗的機會，在跳脫平淡生活的同時，也更認識自己。他們享受轉換角色帶來的充電感，並將經驗內化為更成熟的處事方式。他們渴望透過公益活動來安全探索職涯選項、促成個人心靈性格成長，並跳脫日常體驗不同的生活樣貌。公益課程助教、駐村志工、孩童陪伴活動、跨國偏鄉服務等具有冒險性與新鮮感的機會特別能吸引他們。他們追求的回饋是嶄新體驗與心靈成長——那些好玩有趣的新體驗，以及透過挑戰帶來的心智磨練。
4. 社交佛系型——「我喜歡跟親友一起幫助他人並創造回憶」
這群參與者將公益轉化為與親友的共同回憶，以及認識新朋友的契機。對他們而言，「一起做好事」本身就是最棒的回饋。他們參與的初衷往往是想跟親友創造共同回憶、在舒適的氛圍中認識新朋友拓展同溫層，同時發揮基礎的服務社會精神。導覽解說、駐點志工、陪伴營隊這類不需要太高承諾但有社交互動的活動，最符合他們的期待。這群參與者看重的是舒適社交與特別回憶——一個有意義又自然的社交場域，能與重視的人一起留下難忘的經驗。
5. 方便效率型——「我可以給予幫助，但不要太花力氣」
這群參與者希望為社會盡一點力以緩解同理心，但又想保持個人距離。他們透過簡單快速的行動——如線上捐款或購買義賣品，來回應內心的善意。驅動他們的主要是想緩解同理心造成的悲傷或罪惡感，或是透過實物回饋順道履行公益行為。慈善義賣和線上捐款這類便利、快速的參與方式最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期待的是參與實感與實物回饋——能在最短時間內看到成效的即時反饋，讓自己確實感受到「我有做出貢獻」。
給社創組織的 4 項行動啟示
綜合國際與台灣的研究發現，以下是社創組織在吸引 Z 世代參與時可以參考的關鍵啟示：
啟示一：建立明確的價值交換機制
無論是知識成長、專業技能、社交連結還是心理滿足，Z 世代期待每一次參與都能獲得某種形式的回饋。社創組織應該清楚說明「參與能獲得什麼」，這不是功利，而是對有意義參與的務實追求。
參考做法：
- 給大愛利他型：清晰闡明服務對象與社會價值，用具體故事引發情感共鳴
- 給專注職涯型：根據專業職能設計志工任務，強調產業與人脈連結
- 給探索自我型：強調嶄新的體驗，為活動營造故事感
- 給社交佛系型：以親友互動為出發點（例如「兩人同行限定活動」），設計低門檻參與活動、強調輕鬆體驗
- 給方便效率型：改善數位捐款及商品購買流程，讓善意一鍵完成
啟示二：提供多層級的參與路徑
從一次性的線上捐款到長期的專案投入，社創組織可設計不同深度的參與選項。讓每種類型的參與者都能在自己舒適的位置上持續發揮影響力。
參考做法：
- 入門級：線上捐款、義賣購買、社群分享
- 輕度參與：一日志工、導覽解說、駐點服務
- 中度參與：定期陪伴、課程助教、活動企劃
- 深度參與：專案管理、倡議推動、長期承諾
啟示三：持續且主動的資訊透明
根據台灣公益責信協會《公益觀察 2023 交織的暗影》，「資訊不足」是青壯世代不願持續進行公益參與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捐款相關行動上。相較其他世代，Z 世代期待知道自己的貢獻帶來了什麼改變，以及組織如何運用資源。欲回應此問題，有賴社創組織持續且主動的資訊更新。
參考做法：
- 定期更新專案進度與成果
- 用數據和故事展現影響力
- 透過社群媒體保持即時互動
- 提供參與者專屬的回饋機制
啟示四：優化數位參與體驗
Z 世代被認為是首個數位原生世代，熟悉網路與行動裝置的操作、且偏好視覺化內容，因此，便利性是促使 Z 世代行動的關鍵。從線上捐款到活動報名，社創組織可優化數位參與體驗，縮短那青年與社會公益之間那「500 公尺的距離」。
具體做法：
- 簡化線上捐款流程，如同網購般直覺
- 提供多元數位支付選項
- 建立易於使用的志工報名系統
- 創造適合社群分享的內容與視覺
Z 世代的公益參與不是單一動機，而是多樣的行動光譜。對台灣社創組織而言，挑戰不再只是「招募更多年輕人」，而是如何針對不同類型的參與者，設計出相對應的體驗與關係經營策略。當組織能理解並回應青年不同的參與動機時，就能讓每一種類型的參與者都在自己舒適的位置上持續發揮影響力。無論是強化價值交換機制、調整參與門檻，或重塑線上線下體驗，都將成為提升年輕世代參與意願的關鍵。
參考資料
- Gen Z at the Table: A Special Edi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iving（Blackbaud Institute）
- 從價值交換到永續參與：Z 世代行為洞察帶來的公益溝通新啟示（引鹿創新體驗研究室）
- Z 世代公益行為調查（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 公益觀察 2023：交織的暗影—臺灣民眾捐款調查（公益責信協會）
為什麼要有解嚴紀念日？台灣民主轉捩點與普世價值
社企流／文：Wei Ho
對台灣而言，2025 年是極具指標意義的年份，是台灣解嚴後的民主歷程將邁入第 38 年，首次追平過去那段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這也象徵著民主制度已走到與威權歷史對等的分水嶺。
這道「戒嚴令」曾是全球最長的軍事管制令，最終在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告終結。當時，面對日益高漲的民間抗爭與持續的國際壓力，時任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歷史自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如今，這 2 個等長的「38年」在歷史的座標上相遇：一個代表著國家權力的高壓壟斷，另一個則標誌著公民權利的艱難萌發。這個時間上的對稱點，促使我們必須對過去與未來，進行一次深刻的審視。
本文重點摘要：
- 解嚴紀念日是什麼？
- 轉型正義是什麼？
- 全球人權發展情況
-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解嚴紀念日是什麼？為何很重要？
台灣在 2007 年解嚴屆滿 20 週年，台灣政府正式將 7 月 15 日訂為「解嚴紀念日」。但為什麼要特別設立這個紀念日？
從不同世代來看，當年歷經戒嚴與解嚴時期的人們，是社會上的中堅份子；而年輕世代從小就在自由開放的環境裡長大，「自由」就像是空氣一般自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是要不斷地提醒大眾，「民主，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它的發展經常會受到波折、甚至倒退。」如果一個社會忘記了自己是怎麼爭取到自由的，那麼它也就會失去保護自由的警覺與力量。藉由紀念日的形式，讓歷史一次次提醒我們：「自由是寶貴的，但也十分容易失去。」（同場加映：當人權正義亮起紅燈——從疫年回顧，認識 SDG 16 和平正義與制度）
「解嚴」的歷史重量
理解「解嚴」的歷史重量，必須從戒嚴的真實面貌談起。台灣戒嚴時期，始於 1949 年 5 月 20 日。在國共內戰敗退的背景下，國民黨政府以「確保台灣安定」為名，頒布《台灣地區戒嚴令》，將全島置於軍事管制之下。這段漫長的歲月，便是後來人所稱的「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國家權力凌駕一切，公民權利被全面凍結的年代。
在戒嚴體制下，台灣社會被置入一套「準戰時」的法律框架，憲法中關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在「動員戡亂」的大旗下被一系列特別法令與行政命令實質架空。政治上，「黨禁」確保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地位不容挑戰；思想上，「報禁」與無所不在的出版審查制度，將媒體馴化為政權的喉舌，任何異議的聲音都可能被貼上「為匪宣傳」的標籤而遭查禁，作者甚至身陷囹圄；在司法層面，軍事審判的權力被極端擴張，平民僅因政治言論、組織讀書會、或被指控為匪諜，就可能被送上軍事法庭，在缺乏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下遭致重判，造成無數政治冤案。在這種高度壓抑的制度環境下，社會的自發性與創造力受到極大限制，批判性的公共討論也難以存在。
1987 年的解嚴，讓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有了回歸正常的機會。軍事管制的結束，代表憲政體制可以重新運作；而陸續解除的「黨禁」與「報禁」，則為政治的多元競爭與媒體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恐懼和影響，並不會因為一道命令就馬上消失；但同一時間，一個全新的局面也已經出現：人民開始有機會回頭檢視過去的歷史、公開討論過去不敢談的政治話題，許多被壓抑的社會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
公民社會的萌發與動能
其實，早在蔣經國宣布解嚴前，已有零星社會運動發生，例如指標性的反杜邦設廠運動與 519 綠色行動等，正是這些不斷衝撞體制的能量，為最終的解嚴積蓄了關鍵的社會動能。解嚴之後，人民重新奪回集會結社的自由，各類型的公民團體便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其關注的議題十分廣泛，幾乎涵蓋了威權時期被長期忽略的每個角落。（同場加映：上街真的有用！社會運動如何為氣候政策帶來改變？）
從環境保護領域的反核運動、挑戰以開發為導向的價值觀；到勞工組織走上街頭，為爭取合理的工時與勞動條件而抗爭；再到婦女團體（如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性別平權、推動重要立法；以及人權與司法改革團體（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長期監督政府，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值得信賴的司法體系。這些公民團體透過街頭遊行、公共論壇、政策研究、國會遊說等多樣化的方式，扮演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也成為了監督政府施政、彌補法律不足、並為弱勢者發聲的關鍵力量。它們的存在證明了，民主不僅僅是定期投票，更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對公共事務的持續參與。
這股「由下而上」的動能，不僅是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除了選舉與政黨政治之外，另一股不可或缺的核心驅動力，更與當時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浪潮相互呼應，以此證明了台灣的轉型，並非單純由上而下的政治施予，而是如同當時在南歐、拉丁美洲與亞洲其他國家的民主運動一樣，都是由人民自主的覺醒與堅實的社會力量所共同構成的。
從傷痕中學習——轉型正義是什麼？
在漫長的戒嚴時期，無數人民受到威權體制的系統性壓迫，失去名譽、自由，甚至失去生命。而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僅是大步向前，也需要回過頭關照歷史的傷痕。而「轉型正義」的工作，正是試圖修復這些創傷，並確保今日的民主社會，能真正從歷史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在聯合國的報告中，將「真相」、「正義」、「賠償」、「保證不再發生」及「追憶」列為轉型正義的 5 大核心。最初，政府透過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解密政治檔案、撰寫調查報告等方式，系統性地拼湊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圖像，讓這段被掩蓋的歷史得以重見天日；與此同時，受難者的平反工作也在進行。經由撤銷數千件威權時期的不法刑事判決，讓受難者得以回復名譽，也象徵著國家承認自身曾犯下的錯誤，國家也試圖透過金錢賠償作為對於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具體彌補，而關於「保證不再發生」則透過移除威權象徵的討論、改革曾為獨裁服務的情治與司法系統，並努力將這段歷史納入國民教育，從而建立起整個社會對威權統治的「集體免疫力」。
雖然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起步較晚，也偶有不同立場的聲音干涉其中，但這項工作仍持續進行。2022 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階段性任務達成，轉交政府 6 大部會持續推動相關工作；2025 年 6 月行政院的「推動轉型正義會報」中，行政院長也提及未來中正紀念堂將轉型為「民主教育園區」，讓社會大眾能夠更加理解台灣如何從威權走向民主，並強化人權與法治的價值觀念。
全球民主浪潮下的人權發展情況
從 1970 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曾讓全球許多國家走向民主，帶來了希望。然而，近年來的趨勢出現了改變。根據美國倡議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25 年全球自由報告》，全球自由度已連續 19 年下降，僅在 2024 年，就有 60 個國家的人民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方面有所倒退。
這種「民主倒退」的現象並不僅限於近年。歷史上的「布拉格之春」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事件，都警示著我們：一個自由討論政治、對未來有所期望的社會氣氛，有可能隨時被國家力量所鎮壓和中斷。
除此之外，以武力鎮壓人民話語權的威權樣貌仍未遠去，但當代威權政體的統治工具變得更加多樣，也更加難以察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發布的《2024 年度人權報告》，我們可以窺見當前全球威權主義的樣貌：
- 以武力限制言論自由、結社和和平集會：現今仍有部分國家會任意逮捕、強制失蹤，或以過度武力鎮壓公民行動。如孟加拉當局下令「就地槍決」以鎮壓學生運動，造成上千人死亡；2025 年的土耳其全面禁止抗議，並無差別攻擊和平示威者。
- 以法律作為箝制人民聲音的武器：包含阿富汗、中國、德國、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在 2024 年都曾提出可能打壓言論自由或迫使媒體關閉的法案，而衣索比亞、匈牙利、巴拉圭、泰國等國家，也採取新措施限制結社自由．如解散或暫停非政府組織與政黨。
- 以科技工具侵害人民自由：隨著臉部辨識技術的發展，部分國家以無人機等工具監控和平示威者，這個做法不但侵害隱私權，也使得人們畏懼表達自己的聲音。而越來越多國家普遍使用間諜軟體技術，也使得新的數位安全威脅浮現，如部分國家透過應用程式與數位平台監控一般人民。
當代威權主義的樣貌，不僅存在於單一國家內部，更是一種交織性的全球現象。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其行為也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壓迫，進而造成全球範圍的人權倒退。
自由的守門人，3 大國際人權組織
儘管全球人權發展面臨著嚴峻挑戰，但仍有許多組織在為捍衛人類尊嚴，追求一個共存、共好的世界而努力。這些全球性的人權組織，扮演著調查者、倡議者與守望者的多重角色，是國際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人權組織之一，其核心工作方法是進行獨立、客觀的實地調查，並發布關於各國人權狀況的研究報告。該組織尤其關注死刑、酷刑、政治犯和言論自由等議題。其最廣為人知的特色是強大的全球會員網絡，透過發起「寫信馬拉松」等公眾運動，動員全球公民寫信或連署，直接向侵犯人權的政府施加道德與輿論壓力。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此組織以其發布的深度、嚴謹的調查報告而聞名。其研究員會針對特定國家或特定主題（如童兵、集束彈藥等）的人權侵犯情況進行長期追蹤與詳盡記錄。他們的報告不僅向公眾揭露事實，更重要的工作是直接與各國政府、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進行政策倡議，試圖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推動根本性的改變。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以研究和評估為主要工作的美國倡議團體。每年發布的《世界自由度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會對全球各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大項進行評分，並將所有國家分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 3 種類型。這份報告因其長期的數據積累和系統化的評估方法，已成為各國政府、學者與記者衡量全球民主趨勢的重要指標和風向標。
除了上述組織，還有許多在特定領域深耕的專業團體。例如，「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專注於監測全球新聞自由狀況，並為受迫害的記者提供支援；「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則致力於實地分析，以預防和解決致命衝突。（同場加映：讓被審查的新聞得以自由——無國界記者打造「Minecraft」虛擬圖書館，收錄官方封鎖的歷史事件）
面對守護人權、自由與民主，我們可以怎麼做？
解嚴紀念日不僅是要我們謹記歷史的傷痕，它也提醒著我們民主與人權的成果並非一勞永逸，需要世世代代持續行動，才能守護現有的自由。面對當代複雜的挑戰，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個面向，來為台灣乃至全球的人權進步奉獻心力。
強化人權教育與歷史記憶
遺忘歷史可能導致威權復辟，因此透過教育確保社會大眾認識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是鞏固民主的第一道防線。現今有許多單位都正為此努力，由政府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透過展覽、研究與教育活動，使人民能有機會認識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
民間亦有許多組織深耕人權教育，如鄭南榕基金會舉辦「中小學人權教案設計徵選比賽」，使學校教育與人權教育銜接的可能性提升；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辦理「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帶領年輕學子認識白色恐怖相關歷史。此外，這些組織也會辦理講座、工作坊與出版刊物。透過走讀人權場館，或參與相關團體活動，並支持將這段歷史更完整的納入課綱，才能確保這個社會能夠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建立起對威權統治的集體警覺性。
積極參與公民社會與國際連結
一個健全、活躍的公民社會，是抵禦威權的重要防線。台灣幸運地擁有非常蓬勃的非政府組織（NGO）生態，在各個領域監督政府、推動改革。我們不必精通所有議題，但都能從自己關心的領域出發，找到參與的方式。例如，關心人權與司法改革，可以追蹤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倡議；在乎性別及 LGBTQIA +平權，則可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站在一起。同樣地，在環境永續、勞動權益等攸關社會發展的議題上，也都有許多專業的非營利組織正在努力。
除了關注這些非營利組織，實際的定期捐款，或是投入時間擔任志工，都是為公民社會的永續發展提供最堅實的幫助。而這份來自民間的茁壯力量，不僅深耕台灣，也正透過國際交流與世界連結，共同守護著普世的民主價值。
健全民主法治與監督機制
民主的品質，依靠健全的制度與公民的監督。看到其他威權國家以法律和科技為武器，我們更應該檢視自身的民主機制。首先，必須捍衛司法體系的獨立性，使其不受政治干預，保障人民權利。同時，也要注意任何以「效率」或「安全」為名，實際上卻過度擴張行政權、限縮公民權的立法或政策。
此外，公民的個人實踐也同樣重要。在數位時代，我們應養成查證資訊來源、辨別錯假訊息的習慣，以抵禦認知作戰。而手中的選票與選後的持續監督，更是我們能直接影響政治、最實際的監督工具。 透過每一次投票做出選擇，並在選舉後持續要求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對政策負責，才能確保民主機制為人民服務。
推動普世價值與多元共融
人權的終極關懷，是對每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尊重。這份尊重不應只停留在法律或政治層面，更必須深化為日常生活中擁抱多元、促進共融的文化。 這份文化體現在我們的實際行動中。它要求我們努力消除基於性別、性取向、種族、國籍、身心狀況或宗教信仰等任何形式的歧視。它也意味著學習傾聽不同的意見，即使無法全然同意，也要捍衛對方發言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要保障少數群體的文化權與社會參與權，當我們能在校園、職場、社區等每一個生活場域，都努力實踐相互尊重與包容時，就是在為台灣的民主，打下最溫暖也最堅實的文化基礎。
參考資料
-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5（Freedom House）
- 2024 世界人權報告（Human Rights Watch）
- 2024 年度人權報告：全球分析及亞洲區域概況（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核稿編輯：葉于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