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one／文：游絨絨
在《臺灣循環經濟路徑圖》草案正式發布之際，CSRone 特別專訪來自澳洲的廢棄物與資源利用行動計畫（WRAP）亞太區總監 Stephanie Downes。作為長期協助各國推動循環經濟政策的專家，她結合歐洲與亞太的實務經驗，分享制度設計、政策協作與轉型推動的關鍵啟示，並對台灣如何從創新走向落實提出建議。
當全球從「減廢」邁向「系統轉型」，台灣《循環經濟路徑圖》草案的發布，不僅是國內政策的新起點，也成為與國際對話的重要橋樑。這份草案以「淨零 × 循環」為雙軸驅動，鎖定 2050 年長期目標，提出跨部會治理與產業創新的行動藍圖，涵蓋塑膠、紡織、高科技與能源等關鍵領域，從法規修正到綠色設計，建構全鏈結的轉型策略。相較以往聚焦廢棄物管理與回收的政策思維，這次更強調「從源頭設計到消費模式」的系統性變革，顯示台灣正試圖將循環經濟從單一政策，推升為產業結構與生活文化的全面轉型工程。
為了探討台灣在推動路徑圖時能如何與國際經驗接軌，CSRone 特別於 2025 亞太循環經濟論壇期間專訪廢棄物與資源利用行動計畫（The Waste and Resources Action Programme, WRAP）亞太區總監 Stephanie Downes。作為長期協助各國制定循環政策與制度設計的專家，她以歐洲與亞太的實務經驗，分享推動循環治理的關鍵條件與對台灣的建議。
國際經驗啟示：持續的投資與一致的政策訊號，才是真正推動變革的力量
在談到各國推動循環經濟的進程時，Downes 提到，制度化與長期性是能否真正「從概念走向治理」的關鍵。她以英國威爾斯（Wales）為例，說明這個僅有三百多萬人口的地區，如何在 20 年間從 5% 的回收率躍升為全球第二，僅次於奧地利。這背後的關鍵，不是單一政策或技術突破，而是長期穩定的政策資金、明確的法規目標，以及跨部門協作的治理架構。
「政府更迭或許難以避免，但持續的投資與一致的政策訊號才是真正推動變革的力量。」她指出，WRAP 在協助威爾斯政府建立制度的過程中，不僅負責技術與知識顧問角色，也參與審核提案、監測進度，確保政策不淪為文件，而能被納入實際治理機制。
Downes 強調，這段長達 20 年的經驗，對亞太國家尤其具有借鏡意義——「在亞洲，我們看到許多國家積極行動，但仍需要長期且穩定的策略基礎，以確保跨部門的協作與永續的政策連續性。」她認為，這種以制度為底的長期路徑，正是台灣在推動《循環經濟路徑圖》時能加以借鑑的核心精神。
別再「重造輪子」，台灣的下一步是放大創新
談及台灣在國際上的角色，Stephanie Downes 直言：「台灣在創新與技術研發上的表現，已具備引領亞洲的條件。」她以此次在亞太循環經濟論壇暨熱點參訪行程中的南亞塑膠（Nanya）為例指出，該公司旗下環保紗品牌 Saya 與國際品牌 The North Face 的合作，不僅展現了再生材料的技術成熟度，更顯示台灣企業已能以具體產品形態，讓全球市場「看見並觸摸到」循環創新的成果。
她認為，這正是台灣的優勢所在——擁有技術力，也能快速將創新轉化為可見的產品與產業實踐。然而，Downes 也提醒，全球氣候變化的速度已遠超過想像，「我們必須行動得更快。」她提到自己在 20 年前攻讀博士時，就已研究全球暖化對海洋的影響，「當時的預測，如今都成為現實。我們談的 1.5 度升溫，其實已經發生。」（同場加映：當世界越來越溫暖，我們的生活將如何改變？ 6 大未來衝擊一次看）
在此背景下，她提出具體建議：台灣應將創新技術的應用，從國內延伸至亞太區域與全球市場，形成跨國協作網絡，而非各自為政地重複開發。「我們不需要重造輪子，」她強調，意指無須再耗費資源去重造既有的方法與技術。「關鍵在於如何讓創新得以擴散，讓彼此之間的經驗與技術形成共享，唯有如此，整個區域的循環轉型才能真正加速。」
Downes 強調，台灣具備完善的產業供應鏈與國際品牌合作基礎，若能結合政府政策、學術研究與民間企業創新，不僅能加快自身的循環轉型，也有潛力成為亞太區的技術示範中心與夥伴連結樞紐。
數據、治理與教育：讓循環經濟與氣候目標對齊
儘管各國在循環經濟政策上持續前進，Downes 指出，全球在「循環行動與氣候行動」之間仍存在落差。「我們談論永續如此多年，卻仍缺乏能明確對齊減碳成效的數據。」她引用研究指出，全球共有 1,500 項減碳政策被評估過，其中只有 63 項 證實能有效減少排放；同時，在 1,600 篇關於氣候調適的研究中，實際落地行動的比例甚至不到 5%。
這告訴我們，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口號，必須用可驗證的數據與明確的投資報酬率（ROI）來驅動。Downes 認為，循環經濟需要如同再生能源般的量化工具，讓政府與企業能清楚看見投資後的效益。「政府明白太陽能板有 7 年投資回收期、能減少多少碳排，但對於循環經濟行動，卻仍缺乏這樣的評估基準。」
她以 WRAP 的實例補充說明：若能延長一件衣物 9 個月的使用壽命，整體碳排可減少 20% 至 30%；若此行動在全英國普及，將為政府節省約 50 億英鎊 的成本。「當這些成果被量化、被視為國家層級的投資回報，循環行動就會成為經濟決策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環保議題。」
她進一步談到供應鏈管理與教育的重要性，並以 Walmart（沃爾瑪） 為例。這家零售巨頭於 2017 年啟動 Project Gigaton（10 億噸減排計畫），與超過 6 千家供應商合作，依照能源、水資源等不同領域提供減碳工具與教育資源，幫助供應商以簡單方法量化並降低自身排放。計畫原本設定於 2030 年前減少 10 億噸碳排，結果在去年初就提前 6 年達成。
「這證明了一致的訊息傳達與夥伴協作的力量，」她說。「只要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都被賦能並理解自己的角色，就能產生巨大的集體改變。任何企業都能與供應商共同做到這點。」
亞太循環經濟 3 大趨勢：AI、EPR 與透明化
隨著循環經濟逐步成為各國邁向淨零轉型的重要路徑，Stephanie Downes 認為，未來 3 到 5 年內，亞太區的關鍵變化將聚焦在 3 個方向：AI 應用、擴大生產者責任制度（EPR），以及產品透明化與標示制度的發展。
1. AI 將成為加速循環治理的核心工具
首先，AI 的應用正逐步改變政策決策的方式。以 WRAP 為例，該機構成立逾 25 年，長期扮演政策與產業之間的橋樑。過去 16 年來，WRAP 與英國地方政府合作，系統性蒐集全國廢棄物與回收數據，透過 AI 分析，逐步建立能即時辨識「循環熱點」的資料平台。如今在英國已有超過 2 千名使用者運用這套系統，用以判斷資源應優先投入的地區與產業。
Downes 表示，「AI 能讓我們快速了解哪些政策真正有效，哪些需要調整，這是政策治理的新里程碑。」
2. EPR 正快速成為全球政策焦點
其次，EPR（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擴大生產者責任）正快速成為全球政策焦點。歐盟已在包裝與紡織產業陸續導入強制性 EPR 制度，要求品牌須承擔產品生命週期中回收與再利用的責任。Downes 強調：「雖然常被稱作『污染者付費（polluter pays）』，但其實更準確地說，是『所有人都在承擔責任』——因為當品牌需支付相關費用時，這些成本往往也會部分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她指出，當 EPR 在歐洲紡織與鞋履產品中全面實施，品牌必須重新設計供應鏈，回頭詢問：原料是否含有 PFAS？染料是否可追溯？供應商能否提供透明的製程資訊？「這些問題正重新定義企業治理與責任的邊界，」她說，而這股趨勢也將在亞太地區逐步浮現。
3. 產品標示與數位透明化成為新興焦點
最後，產品標示與數位透明化也成為新興焦點。從歐盟的耐用性標籤（Durability Label）到數位產品護照（Digital Product Passport），透明化正驅動消費者與企業之間新的信任機制。Downes 認為，亞太國家能藉由觀察歐洲制度的演進過程，提前因應並設計更符合在地文化與產業結構的版本。「這對亞洲而言是一種優勢——我們能在他人的實驗中學習，再設計出更靈活、可行的制度。」（同場加映：商品也有護照了？歐盟綠色新政 2026 上路，揭露產品生命週期）
對台灣而言，這 3 大趨勢都具有直接啟發性。環境部近年積極推動「擴大生產者責任制度」與「數位產品護照」試行計畫，同時布局循環資料平台與 AI 分析工具，皆與國際方向相呼應。隨著《循環經濟路徑圖》啟動，台灣若能在制度與數據兩端同步精進，未來有望在亞太循環治理的浪潮中，扮演科技與制度並進的區域示範角色。
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讓永續變成日常
當談到亞太地區未來的循環經濟願景時，Stephanie Downes 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最深刻的觀點：「我們這些推動循環經濟的人，本身就是未來循環商業模式的品牌。」她強調，身為政策推動者、企業決策者與產業領導者，不能只在框架與策略上談永續，更應在行動與生活中親自實踐。
「人們正在看我們怎麼做、而不只是聽我們說什麼，」Downes 說。「如果我們自己都無法在日常中落實循環與減碳，那又怎麼期待社會相信這是可行的未來？」
她認為，政策與技術能建立制度的骨架，但真正讓轉型發生的，是每一個願意採取行動的人。從企業的決策到消費者的選擇，從教育到文化的延續，循環經濟的力量正在於「讓永續變成日常」。
正如台灣《循環經濟路徑圖》草案所揭示的，未來的挑戰不只是推動制度，而是如何讓制度被人所理解、被企業所採納、被生活所實踐。當政策藍圖開始成形，也需要有更多像 Downes 這樣的推動者，在政策與行動之間搭起橋樑，讓「循環」不只是經濟策略，而是一種社會共識與生活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