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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仁人學社
聖雄甘地曾經說過︰「貧窮是最邪惡的暴力。」貧窮可以逼人鋌而走險,蠶食人的意志、尊嚴、追夢與創業的勇氣,甚至要比其他人花更大的力氣才能實現跨代脫貧。
國際貧窮鐘(World Poverty Clock)實時報告全球貧窮人口數字,仍有多達 5.9 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佔全球人口 8%,當中有 5 千萬人每日生活費不足 1.9 美元。要解決貧窮問題,很多人會想到派錢和運送物資,但愈來愈多學者更傾向發展「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或提倡「全民基本工資」(universal basic income)。
而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籍印裔經濟學家 Abhijit Banerjee、法國經濟學家 Esther Duflo 及美國發展經濟學家 Michael Kremer 則提出用「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來紓緩全球貧窮問題。

醫學方式檢討問題

「隨機對照試驗」不是新鮮事物,早在 1950 年代已成為醫學界在測試新藥效果時常用到的評估方法,但近年才開始流行在經濟學界,甚至成為最新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理論的靈感來自於醫學界中常做的實驗,把病人分為兩組(其中一組是對照組,另一組是實驗組),各自接受不同的治療,然後對比治療成效。3 位諾貝爾獎得獎人就把這理論的異曲同工之處放進經濟學,不着眼研究貧窮的因果關係,而是觀察一些理論經常不會觸碰的地方,仔細觀察及反思問題的核心。
譬如很多人習慣從社經地位看學生的升學率,並會假定來自中產家庭的學生普遍升讀大學機會高於貧苦學生。但若套用「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方法,研究員不會看重社經地位如何影響升學率,而是拋出一些介入,看哪一種方法能有效協助貧苦學生成功入讀大學。
這個研究方法的優勝之處,就是避免把貧窮由頭到尾研究一次,而是集中分析介入手法是否真正帶來即時反應,改善狀況及發掘其他隱性問題,做好預防措施。
得獎人之一 Banerjee 小時候也經歷過貧窮,深知箇中苦楚。58 年前他在印度出生,與家人居住在加爾各答的簡陋小屋。雖然他們一家不算是最貧窮的家庭,但由小到大都與貧民窟的小孩為鄰,有朋友因為家境清貧無法上學讀書,「用知識改變力量」似乎成為空空而談的想法,於是年紀輕輕便立志要研究貧窮議題,花了 20 年時間拆解貧窮的複雜性。
他的學生兼妻子 Duflo,小時候的生活比 Banerjee 幸運,出生在巴黎,小時候接觸過一本關於德蘭修女生活在加爾各答的漫畫,內裏描述印度是一個人滿為患的城市,居民平均居住在僅有 10 方呎的空間。
到她成為研究生有機會造訪印度,重新認識貧窮的定義,若只用每日收入少於兩美元來窺探貧窮世界,仍然難以解釋為何世界各地捐獻大量糧食和物資,窮人如常過着品質較低的生活。
2003 年,Banerjee 和 Duflo 在麻省理工學院成立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又稱 J-Pal),在數十個國家展開社區實驗,包括印度、智利、肯尼亞、非洲、印尼等,收集窮人日常生活數據,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進行決策,並出版了 Poor Economics 和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 兩本具影響力的書,更夥同哈佛大學教授 Kremer,不斷改良測試。
於過去十多年間,他們在十多個發展中國家展開超過 200 個貧窮介入的社區實驗。例如,他們不知道發展中國家的家長會否關注小孩子的營養不良問題,於是訂下了「飲食選擇限制」和「生育數量」作為研究變項。
結果發現,孩子太多不是家長緊縮食物開支的主要原因,反而是因為市場一直缺乏充足的健康和營養食物供應。城市貧窮人口甚至比農村貧窮人口更願意花錢購買健康糧食。這一研究結果顛覆了大眾的想法,貧窮人不是只求安飽,對食物沒要求。若然市場有他們所需的商品,而他們手上有錢,仍願意花錢購買,去維護小孩的營養健康。

理論偏見窒礙救援

然而,國際人道救援和發展經濟學卻容易出現「理論偏見」,把貧窮人簡化地描述成「愛吸收熱量的分子」,不斷向他們提供碳水化合物。結果國際社會不斷耗費數千億元在糧食援助計劃上,但一直令窮人覺得不討好。
又例如,我們都知道為孩子接種流感疫苗,可降低他們患上感冒的風險。但偏偏窮人很容易受左鄰右里的言行影響,作出非理性的選擇。即使醫護解釋疫苗對預防疾病的作用,他們也放棄接受。於是 J-Pal 研究團隊在印度一處偏遠的村莊,嘗試定期擺放接種疫苗的流動站,並帶同一袋載有一公斤的小扁豆,送給願意接受疫苗的家長。
結果贈送扁豆的獎勵作用提高了免疫接種率達 39%。而對照組的接種率只有 6%。這些研究看似並非學術研究,但帶出扶貧的方法不一定採用宏觀經濟手段,有時微小、毫不起眼、靈活、從窮人生活出發的微觀經濟介入,製造出來的社會效益可能比想像中巨大。
2015 年 Banerjee 和 Duflo 的隨機對照試驗得到《經濟學人》的欣賞,以〈In praise of human guinea pigs〉為文章標題,把人類比喻為葵鼠,既是科學實驗用的測試對象,也是協助別人尋找治理貧窮方法的英雄。
Banerjee 和 Duflo 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消除貧窮的靈丹妙藥,但相信「貧窮國家不會因為貧窮而注定失敗,或者因為不幸的歷史而注定失敗」(poor countries are not doomed to failure because they are poor, or because they have had an unfortunate history);反而「無知」(ignorance)、「意識形態」(ideology)和「習慣」(inertia)會阻隔國家管理人對貧窮人士的理解,製造政策距離。
全文轉載自仁人學社,原文標題:由脫貧實驗到「精準扶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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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創群英

    仁人學社由謝家駒博士與蔡美碧女士在2012年創辦,是香港唯一一家專注於推動社會創業教育及培養社會創業者的社會企業。謝博士和蔡女士都是推廣社會創業的先驅,以悉心培育新一代社會創業者為己任。過去幾年,曾扶助和支援香港多家正在營運和新近開辦的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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