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東升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一、 前言
為什麼一個不做產品設計的社會學者會談設計？
因為設計思考（思維）、因為社會創新將焦點逐漸放在解決社會議題。社會學研究社群組織和結構問題，提供設計專業另外一種視角，轉換一種設計思考的角度。如果我們觀看投影片的圖像，著重在圖像的左側，看到的是鴨子；但是換個角度，聚焦在右側，我們看到的就是兔子。視覺上，換個角度觀看，就出現不同的物種；依此推論到，思考一個現象，採取的角度不一樣，也會提出不同的問題內容，發展出不同的解決方向。兩個學科的對話可以創造視角轉換的效果，如果這種視野轉換的效果出現，我們期待設計變成社計，設計師變成社計師。
（資料來源：Gombrich, Ernst Hans. 1972. P. 4, Art and Illusio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Presentation, Phaidon, London.）
首先，社會學研究社群組織和社會結構問題，社會的平等和正義是這個學科的核心關懷。所以，為誰設計是很重要，也是社會學者通常最先要思考的議題。相對於傳統設計專業，社會學在考量產品、服務的主要目的滿足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刺激欲望、滿足欲望，因此社會學強調為90%的公眾需求設計，而不只是為那些負擔的起金錢開銷的10%的客戶設計。
這也是代表性的設計學者Papanek（1971）為真實世界設計的主要論點，Whiteley（1993）的為社會設計都是呼應這樣的想法。為90%的公眾設計，可以維持每一位社會成員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對於那些有比較多資源的10%的社群，他們也可以維持既有的地位，過著好生活，這是一種他利且自利的設計精神。為90%的人設計，不只是歐美國家為第三世界國家貧窮居民設計，而且也應該落實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為公共、社會利益設計。
在台灣的代表性案例，就是被國際組織選為Public Interest Design 全球100人物的謝英俊建築師，他在受到地震、水災嚴重衝擊地居，所設計的自力造屋的建築，即便家園毀損經濟資源不足的受災家庭都可以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打造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屋。自力造屋的過程可以重新建立家人、社區居民、來幫忙志工的社會支持、社會連帶。不僅解決物質上的問題，也緩和心理問題。
其次，相對於設計專業，社會學是要解決系統的問題，而不是單一產品、單一服務的問題。社會學者會先勾勒問題的框架、複雜問題的內涵，而不是將問題簡化或是視為理所當然，將大多數的心力擺在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在動手解決問題之前，想清楚我們究竟在設計什麼、在解決甚麼樣的問題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從設計專業的進展歷史進程來看，它是從平面設計、產品設計、服務設計發展到政策與都市規劃設計，過去的工作取向顯示大多數的設計專業工作者是做單一產品、單一服務的設計，因而常常是在既定問題下尋求答案、尋找解決方案。而不是在設計進行前，先思考我們到底要解決甚麼樣基本的、結構性的問題，這樣才能見樹又見林。
我們可能知道SEGWAY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產品，它技術很先進，卻沒有受到廣泛地接受。一人站立行動車，就是一個昂貴的產品，解決個人行走會疲累、行走距離不夠遠的單一問題。但是設計SEGWAY的團隊，可能沒有想到行走通常是一種會和別人接觸互動的社會行為、是一種和別人一起進行的行為，不太可能我騎SEGWAY，然後朋友一直邊走邊跑跟我交談？每個行人通常希望掌握行走方式的自主性，她可以隨著情境改變來調整，摩托車就比站立行動者更合適。還有，停放地點、或者是進入高樓層住家，又該怎麼辦呢？沒有思考系統的問題、沒有思考設計這項產品到底是要解決什麼更為根本的問題，使得這項科技產品乏人問津。
最後，相對於設計專業，社會學者不會只是關在房間裡、腦力激盪找問題解決方案，而是走進田野、深刻有系統地觀察、結合理論內容來研究使用者要不要使用、怎麼使用、使用之後對於他自己和他的社群產生甚麼樣的影響，眼前這台電腦，身為「社計師」，要看得到使用者所處的脈絡或社會情境對個人行為、社群產生的影響。
設計專業者Tim Brown與Wyatt（2010）在〈社會創新的設計思考〉這篇經常被引用的論文中，舉了一個有關非洲地區蚊帳使用、疾病防治和銷售通路的例子，”在俄塞俄比亞，兒童瘧疾發生率下降了51%，在加納降低了34%。然而，蚊帳的分發方式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在加納北部，蚊帳被免費提供給孕婦和5歲以下孩童的母親。這些婦女可以很容易的在當地的公立醫院裡領取免費的蚊帳。對其他人來說，這些蚊帳他們很難得到。
在加納我們訪問了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當地人，他叫Albert，剛剛染上瘧疾。我們問他是否睡覺時使用蚊帳，他告訴我們沒有。——在當地的Tamale城根本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買到蚊帳。原因很簡單，因為有許多人可以領到免費的蚊帳，對於店家來說賣蚊帳就變得無利可圖。而當地的醫院也沒有能力銷售多餘的蚊帳。”這個例子說明免費分發蚊帳給經濟不自主的民眾，對於那些無法免領取公民產生的未預期後果，最後反而限制了傳染病防治的整體效果。
針對使用後對於行動者和社區其他民眾產生影響的問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者Dupas（2012）進一步研究領取免費蚊帳的民眾，等蚊帳使用三年壞掉了，當政府不再贈送，他們會不會買，大約五分之一會再買，和第一次使用是自己花錢買的人再次購買的比例沒有差別。更有趣的是，當鄰居都拿到免費的蚊帳，沒有拿到的民眾會不會去購買，答案是約有66%的民眾會自己去購買，因為他看到使用蚊帳避免瘧疾的好處。因此免費蚊帳具有社區擴散的效應。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樣都是免費蚊帳，但僅僅只是發放的方式不同，對人們使用行為、社區防疫卻有巨大的差別。這就是有沒有考量到「使用者所處的脈絡或社會情境對個人行為、社群的影響。
如同我們一開始提到「鴨子與兔子」的圖片，轉換角度思考，會帶來不同的創新視野。社會學和設計專業的對話，可以帶來在方法上的新視野。就像現在有不少大的設計公司聘請人類學家，採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或是民族誌研究法。
二、照顧每一位公眾的社計
我從自己的工作談起，台灣大學的教育學用落差問題嚴重、學生學習意願低落、大學四年知識學習的成效不佳。美國最近的報告指出，美國大學畢業生在全國性樣本調查中顯示36%指出他們在大學四年的學習（Meacham, 2013），在認知和知識能力是沒有收穫的。
工業設計師，設計出不會睡覺的課桌椅、設計出明亮的環境讓人感到振奮、設計出炫耀的動畫或投影模式；服務設計的專家設計出即時互動系統（IRS），甚至於在教學方法的創新推出翻轉教室（Cousera）的做法。然而，這些真的有用嗎？
學習的主體是學生，如果學生不知道學習的意義、自己發展出學習的目標、缺乏學習的動機，這些改變可以解決我們前面提到的問題嗎？
如果我是一個社計師，我會從翻轉大學教育體系著手，我的做法是結合現在設計專業領域常常提到的模組，開放提案與志願參與解決問題平台（OpenIdeo）、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 群眾募資（Crowd Funding）,公民卡（ Citizen Card），做創意的結合，建立一套機制或場域，讓學生自己自主的參予學習的設計（定義問題、解決問題、選擇學習的主題、看到自己解決問題所產生的實質影響等），把大學的校園打開和地方設計連結在一起，讓地方社會的公民團體、社區組織、中小學、微型企業可以在資訊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問題，請學校來幫忙解決。
首先，讓我們打開大學的堡壘吧！但是不必搞一個大工程，我們只要先建立一個類似OpenIdeo, Pobono的問題提案平台，讓大學裡的老師、學生、職員看到學校、週邊社區的問題提出來，不僅止於此，大學附近的社區組織、公民團體、中小學、微型企業都可以提案。另一方面，大學的老師、學生、校友可以選擇任何一個提案自由參予，只要提案中列舉所需的專長和人數達到，新的解決問題方案（project）就可以啟動，整個進展都會即時在網路平台顯現出來。
這個做法，改變的對象是學生，也就是讓學生執行問題解決方案，從問題出發來應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藝、跨界整合不同的學科，看到知識學習的意義，知道自己想要學甚麼、為什麼要學習。一個解決問題方案不再是為了成績的報告，而是可以實際解決問題、對社會有意義的學習成果。
第二、這些不同的解決問題方案團隊（project teams）執行計畫大約是三個月到半年，當然也可以更長。大學可以提供一個空間，一個讓所有團隊進駐的沒有隔間的有基本辦公配備大空間，讓不同團隊在這個空間可以交流想法、甚止於組成新的團隊。這個共同工作空間最好是在一個大學人流最頻繁的地點，是一個可以從外面走過可以看到裡面工作情況的空間，傳達團隊運作主動解決問題的學習模式給其他沒有參予的大多數師生。
第三、主動參予各種提案和解決問題的學生，開始的時候最多是大學所有學生的3-5%，而5-10%的學生可能會對這些執行計畫的團隊有興趣了解、投注關心，如果我們希望讓這種主動參予、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模式可以促使更多學生參予，我們還需要創造一種類似群眾募資的校園版，那就是投資夢想卡（Dream Card），由校方提供三百萬元（可能跟校友募款），然後發行1000張夢想投資卡，每張3000元，從學校各系所隨機抽取5-10學生（但排除參予計畫執行團隊的學生），每人發一張夢想投資卡，拿到卡片的學生，她們的任務就是去了解進駐在大學共同工作空間的十五到四十個團隊，在一個月的期間去選擇她認為最可行、最有意義的團隊進行投資，但是她最多只能投資五個團隊，一段時間後，每個團隊獲得的資金就成為她們運作的基本費用。
投資卡本身是一種校園貨幣交換系統，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持卡的學生產生去瞭解這些問題解決團隊的興趣，或許她們因為瞭解後更積極的想去組成參與提案平台並組成團隊。此外，我們設定這些擁有夢想卡的學生是夢想傳播者，利用她們在臉書擁有的人脈，把這種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學習模式拓展出去。
如果一位學生在臉書上有400位朋友，我們推動夢想卡可以讓四十萬（400x1000）民眾開始接觸到這種翻轉大學的想法。另一方面，在共同工作空間的團隊，她們必須擬定可行的執行計畫來說服這些投資者，這是一項測試，接著取得執行計畫需要經費，而不是直接來自校長、院長或系主任。
夢想卡是一個塑造大學校園新的學習模式和學習態度的支點，每個學期大約一千位同學拿到夢想卡，也就是說一個一萬人的大學約有10%的學生參與，她們的動員將會更快速、更積極影響到校園同儕學習的文化，改變過去消極的學習態度、學習慣性。
以學生當起點，透過幾個不同元素的結合，開始翻轉大學系統，而不只是翻轉教室，我們要讓每位學生願意學習、選擇他要學的，去成就她學習的召喚（Calling）。當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再是為了成績的報告，而是可以實際解決問題、對社會有意義的學習成果，學用落差的問題才會真正被改變。同時，結合學生，把大學的校園打開和地方設計連結在一起，讓地方社會的公民團體、社區組織、中小學、微型企業可以在資訊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問題，請學校來幫忙解決。
前面的整體構想不見得可以完美的達到改變學生學習意願、學習成果的目的，但是這個社會設計是以學生為起點，一層層地讓相關參與者發生改變，讓學生參與選擇要學甚麼、學習可以成就甚麼；透過學生學習的改變，促動了老師在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變；邀請社區、地方社會的成員參與，幫助學生學習的改變，並且這些社區組織也可以實質地得到大學的協助，最後發展出一個所有參與者可以互動連結來解決問題的生態體系。
參考文獻
- Brown, Tim. and J. Wyatt. 2010. "Design Thin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8（2）:28-35.
- Dupas, Pascaline. 2012. " Short-run Subsidies and Long-Run Adoption of New Health Product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Center for Global Effective A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apnek, Victor. 1971（1984）.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2nd e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Meacham, Jon. 2013. ” What Colleges Will Teach in 2025: America Must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Knowledge and Know-how.” Time 2013/Sep. 26.
- Whiteley, N. 1993. Design for society. London: Reaktion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