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2024 年 1 月 24 日，德國西南部小鎮倫寧根正值寒冬。這天，當地倫寧根中學（Gymnasium Renningen）的 10、11 年級的學生並沒有照常上課，而是花上好幾個小時，在不同的工作坊之間移動。其中一間教室裡，來自鄰近城市路德維希堡的劇團 Q-rage 正演出一段公車上的衝突：一名乘客對另一名乘客口出種族歧視言論，當戲演到一半突然停下，演員轉向台下，邀請學生上前，示範自己會如何介入。
這場劇場演練，是學校「勇氣日」（Tag der Courage）活動的一部分。這項活動由校內的保護機制工作小組（Arbeitskreis Schutzkonzept）發起，原本是為了強化校園對性暴力與其他暴力的防範，並納入高年級的社會學習課程，規劃每兩年舉辦一次。當天，學生分成三組，輪流參加劇場演練、個人界線與日常種族歧視三個模組。
其中，日常種族歧視模組由學生會與校內負責反歧視計畫的教師共同設計。這項計畫串聯德國各地學校，共同推動反歧視教育。它的名稱就掛在學校大門上方——「無種族歧視學校，有勇氣的學校」（Schule ohne Rassismus – Schule mit Courage）。「勇氣日」正是學校實踐反歧視承諾的方式之一，讓學生透過實際演練，把校門口的文字化為行動。
倫寧根中學加入這項反歧視計畫，源於學生的主動倡議。2019 至 2021 年間，參與歐盟 Erasmus+ 人權交流計畫的學生，在了解這項跨校反歧視計畫後，說服同學與教師支持學校加入。最後，全校超過 7 成成員簽名，承諾在校園中遇到暴力或歧視時不袖手旁觀。
這份承諾也連結起德國各地的學校。根據計畫官方資料，截至 2026 年 4 月，全德國已有超過 5 千所「勇氣學校」，這些學校共有逾 300 萬名學生，共同組成德國規模最大的學校合作聯盟。
當極端言行進入教室，德國校園的歧視隱憂
近年來，德國部分學校出現種族歧視辱罵、歧視性符號，以及帶有種族歧視或恐同意味的暴力威脅。如何辨識並回應這些言行，成為師生共同面對的課題。
透過教育，讓師生有能力回應歧視，正是「無種族歧視學校，有勇氣的學校」這項跨校計畫在德國推動時的初衷。1990 年代初期，德國接連發生針對移民與尋求庇護者的種族攻擊（註一），民間組織「勇氣行動」（Aktion Courage）於 1992 年成立。1995 年，勇氣行動把 1988 年起源於比利時的「無種族歧視學校」構想引進德國，希望讓學生從日常相處中學習辨識歧視，並在事件發生時採取行動。
曾長期領導這項跨校計畫的 Sanem Kleff 指出，社會中的偏見與對立也會反映在校園。她關注的是，師生面對極端言論時該如何回應，以及能獲得哪些實際協助。參與計畫的師生，可以透過各邦與地方的協調、諮詢單位取得資訊、接受培訓，並與其他參與者相互支持，將「不袖手旁觀」的承諾落實在校園生活中。
Kleff 認為，民主教育需要同時培養學生的判斷力，並累積實際參與的經驗。學生既要學習批判思考、理解民主價值，也需要在與他人相處、共同參與的過程中，體會彼此支持的意義，看見自己的行動能帶來改變。她相信，這些學習與經驗，有助年輕人在面對仇恨與極端思想時，保有判斷與抵抗的能力。
讓反歧視成為校園共同承諾
加入這個跨校合作聯盟，意味著承諾反對各種形式的歧視，在歧視發生時採取行動且每年必須舉辦一項反歧視活動。任何學校都可以申請，但須透過不記名投票，確認全校至少 70% 的學生與教職員願意作出這項承諾。此外，學校加入聯盟時，還須邀請至少一位認同反歧視理念的人，協助師生推動相關活動，例如倫寧根中學邀請的支持者，是現任埃斯林根市長，同時也是該校校友 Matthias Klopfer。
申請加入聯盟的門檻聽起來不高，身為教師同時也是土耳其移民的 Kleff 認為，所有歧視的根源來自於「把某些人視為比他人低一等」的想法」，因此，在她擔任總監的任期內，計畫關注範圍不僅有種族歧視，更擴大到基於國籍、宗教、性別、性傾向與外貌的各種歧視。
加入這項跨校計畫後，各校不必遵循統一課程，學生可以自行規劃反歧視活動。師生在規劃與執行過程中，可以向全國上百個區域協調單位尋求諮詢與培訓。這些單位也能協助學校聯繫合適的合作夥伴，例如博物館、研究機構、警察、防身術教練或劇團，讓師生依據活動需求，取得所需的專業協助。
而這些支援機制，則是隨著計畫的發展逐步建立。 Kleff 提到，計畫起步時，經費與組織資源都相當有限；當時，德國也尚未制定《一般平等待遇法》（註二）。如今，計畫已獲得聯邦、各邦及民間團體資助，為各校提供諮詢、培訓與活動協助。
把勇氣拆成可以練習的方式， 融入學生們的日常行動
這樣的校內外合作，也體現在倫寧根中學的勇氣日，當天有三場工作坊。第一場是由來自德國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的 Q-rage 劇團帶領，劇團透過互動演出推動校園教育，在勇氣日活動中，透過重現侵犯個人界線與種族歧視的情境，再與學生討論旁觀者可以如何介入。當天另一場工作坊是由伯布林根（Böblingen）的性暴力防治諮商中心 thamar 負責，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個人界線，也就是在與人相處時，哪些言行讓自己感到不舒服，或超出自己願意接受的範圍。工作坊也介紹中心的支援服務，讓學生知道，遭遇性暴力的人及其家屬可以向何處尋求協助。
而第三場的日常種族歧視工作坊則由自行學生帶領。他們用生活中的例子，與同儕討論「微歧視」與「他者化」（註三）等概念。一句「你從哪裡來？」，也成為討論的起點，讓學生思考這類看似平常、甚至不帶惡意的提問，為何仍可能讓有色人種感到被排斥。
這三場工作坊引導學生辨識歧視、理解彼此的界線，並思考面對歧視或暴力時可以如何回應。學校希望藉此讓學生明白，介入並不容易，但可以練習。
除了透過工作坊、行動劇等等形式，在聯盟中的其他學校，也以不同方式讓學生參與反歧視活動，包含一起烹飪不同文化料理、拍攝有關偏見的影片，或是由學生帶領同儕工作坊等等。像是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一所高中，反種族歧視的提醒就寫在學生每天經過的地方。通往校內門廳的第一級階梯上，標示著「跨出反對種族歧視的一步」；而每年三月，學生會配合「國際反種族歧視週」，策劃快閃與手印創作等集體活動，教師也在各科課堂中，帶入歧視與排斥的討論。
沒有歧視，從校園日常打造平等的起點
學習回應歧視，也包括理解事件發生的情境。Kleff 認為，8 歲孩子隨口說出的歧視話語、青少年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歧視言論，以及掌握權力的成人做出的歧視行為，需要不同的回應方式。她強調，任何歧視都應被正視，不能因為言行看似輕微，就置之不理。此外，Kleff 認為，校園歧視不能只被視為個別學生的行為問題。即使處理了某次事件，其他學生仍可能出現類似的歧視言行，學校除了處理個別事件，也需要讓全體師生共同學習如何辨識與回應歧視。
在實際推動上，這項計畫仍需要各校持續投入，但各校的參與程度並不一致，推動反歧視活動時也會遇到反對聲音。如何回應這些意見，並將反歧視的承諾落實為具體行動，是學校加入聯盟後仍須面對的課題。計畫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有限制，例如改革師資培育制度、消除結構性不平等，都無法單靠這項跨校計畫完成。即便如此，Kleff 仍相信，學校是一個會改變的微型社會。
德國的經驗放到台灣，其實並不遙遠。根據教育部 114 學年度資料，全台國中小的新住民子女共有 9 萬 8835 人，約占全體國中小學生的 5.58%。從新住民子女、原住民族學生，到不同性別與性傾向的學生，差異早已是校園的日常。（同場加映：那些關於教育現場的不平等：從第一線教師視角，看見社會問題的深處）
教育部在 2024 年 4 月修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強調預防與輔導，並新增保障學生見義勇為的規定。針對學生之間的霸凌事件，準則也建立須經雙方同意的調和程序，運用修復式正義等策略，促進對話與關係修復。德國的勇氣日活動提醒我們，挺身而出需要具體的情境與反覆的練習，讓學生練習如何協助受害者、向他人求助。 台灣的學校也可考慮在班會、綜合活動或人權教育課程中，安排互動劇場與情境演練，讓學生討論並練習面對歧視或暴力時的回應方式。
「什麼都不做，是最糟的選擇。」Kleff 表示，不必等到條件完備才開始行動，即使從小事做起，也能逐步實踐。
註一：1992 年 11 月，2 名新納粹分子在德國北部小鎮默恩（Mölln）縱火焚燒土耳其裔家庭的住宅，造成 3 名女性與女童罹難，被視為兩德統一後首起致死的種族主義攻擊。同一時期，羅斯托克（Rostock）等地也發生針對外國人的暴力事件。
註二：德國《一般平等待遇法》（Allgemeines Gleichbehandlungsgesetz，簡稱 AGG）於 2006 年 8 月 18 日施行，禁止基於種族或族裔出身、性別、宗教或世界觀、身心障礙、年齡及性傾向等原因的差別待遇，是德國落實歐盟反歧視指令的主要法律。
註三：微歧視（microaggression）指日常互動中看似無心、細微的言語或舉動，卻傳遞出對特定群體的貶抑或刻板印象；他者化（othering）則是把某個群體劃為「我們」以外的「他們」，藉此強化差異與排除。
參考資料
- Inside Germany's 'Schools Without Racism'（Reasons to be Cheerful）
- Ludwigshafen: Kein Platz für Rassismus（Die Rheinpfalz）
- Aktion Courage e.V.（WUS Germany）
- Internationaler Tag gegen Rassismus am 21. März（Stiftung gegen Rassis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