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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該放眼全球還是落「業」歸根?

201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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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周承緯

編按:原文作者為Natalia Campbell。全文以作者第一人稱口吻改寫。


我一直疑惑社會企業該如何打造更好的家園?直到去年(編按:2012)一月,獲得邱吉爾紀念信託基金會( Winston Churchill Memorial Trust)的一筆資金,這讓我終於有機會能一探究竟。於是我在夏天接連拜訪了一些企業機構,包括科技產業及婦女團體;十月,前往紐約並且開啟了為期六週、能進一步了解社會企業到底做了些什麼的旅行。一開始我的確是這麼想的。

於是一趟在紐約、多倫多、里約熱內盧和舊金山長達六星期的旅行就此展開了。我預計訪問35個人並進行拍攝,請他們分享工作內容,包括從事這份工作的理由以及衡量影響力的方法。在飛往紐約的途中,我思忖著:「他們的日子真苦。」諷刺的是,光是探訪六個星期已然是我所經歷過最坎坷的旅行。社會問題-像是真實的貧窮、不對等的醫療制度以及基本人權的威脅-總是在我還無法整理思緒時便向我襲來。

我花了一個小時在摩肩擦踵的紐約聯合廣場,觀察一位賣書的母親「求」路人買本書,好餵飽她在購物籃裡的孩子,但沒有人停下腳步;也看到有人睡在地鐵長椅上,用袋子包著自己的腳。放假時我也曾經來過紐約許多次,但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或許這是我第一次張開眼睛去看這個城市。我在這裡停留了兩個星期,看人們忙著跑救濟處、課後社團和地方企業,其中有一個叫做Housing Works的組織,正在試圖減少紐約市遊民的數量,並在他們的書店和雜貨店提供親切服務。 

在多倫多的我聆聽著白絲帶運動的歷史,反對在女性身上施加暴力,現在聽起來非常合理,但這項主張在當時充滿挑戰性,也並非人人都能接受。為此,我感到心情沉重,直到巧遇了參與Love Letter Project(編按:為自己的城市寫一封情書的計畫)及Complete Street Band(編按:教導孩子音樂並鼓勵在公開場合演奏的活動)的人們,這些特別的小插曲才讓心情紓緩許多。

第三站來到了里約熱內盧。當時正值2012年民間社企高峰會,城裡聚集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企業,會議結束後,我去了帕拉提的歌倫波村,得知了村民是如何捍衛他們祖先在廢除奴立制度後得到的土地,當地人們也告訴我社會企業如何延續村落生命力,設立社區咖啡店、商店以及其它觀光生意,避免年輕人口外流,維持過往的傳統生活。

然而,巴西有多達上百個團體皆在試圖透過社會企業打造美好未來,歌倫波村只是其中成功的少數案例,當地人民認為擁有控制土地的權力是他們成功的因素,但其他的團體可能就沒這麼幸運了。許多團體仍採用一般企業的模式經營,然而我們真正需要的,卻是一個能夠超越傳統慈善機構或企業的經營模式。那些高度被邊緣化的族群尤其需要這種新模式。

圖片來源

在旅途的過程中,我反省著這趟旅行目的,是為了找到社會企業成功改善人民生活,並打造更美好未來的典範嗎?然而在一一巡禮這些城市、專案以及組織後,我才赫然發現有三件事更值得學習。

第一,社會企業家必須以全球化觀點去思考地方問題,亦即「在地全球化」。像是物流、募款、或投資,全球各地皆有許多創新模式值得分享與運用,我認為這些凝聚起來的力量有助於將點子規模化。

第二,延續上述,我在紐約和舊金山看到了和英國社會企業相同的潛力,而英國也確實有成功的模式和範例可以被複製或授權至世界各地。或許有人覺得言之過早,但我相信英國正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特別是在健康的議題上,我們確實更富有社會企業的精神。

第三,英國在健康食品及運用當地食材方面遙遙領先,而美國則是有大幅進步空間,這都是社會企業家可以把握的機會,尤其是在食品通路以及供應鏈的部分。舉例而言,美國人不是付出高價購買當地高品質食材,便是在超市購買不知添加了多少不明成分的食物, 起源於紐約布魯克林的The People's Supermarket提供了更划算的食品選擇。

總而言之,我回到倫敦之後想著,無論是上述的哪個國家,都還有龐大的缺口等待我們去填補,唯有更進取、與他人合作、分享我們的解決方法,才能盡可能在最短時間裡,讓更多人得到我們的幫助。

而今,回到英國之後,我最大的疑問是:「當我們的產品或服務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好的生活,該如何兼顧在地化及全球化?」無論是以「社會創業」、「社會事業」或「社會企業」稱呼這種模式,我們都相信它會發揮正面的影響,也必須讓它更茁壯、更完善、成長速度更快,才能確保能在第一時間幫助到那些最需要的人與社會。


資料來源

The Guardian: Social entrepreneurs need to think locally as well as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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