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周承緯
編按：原文作者為Natalia Campbell。全文以作者第一人稱口吻改寫。
我一直疑惑社會企業該如何打造更好的家園？直到去年（編按：2012）一月，獲得邱吉爾紀念信託基金會（ Winston Churchill Memorial Trust）的一筆資金，這讓我終於有機會能一探究竟。於是我在夏天接連拜訪了一些企業機構，包括科技產業及婦女團體；十月，前往紐約並且開啟了為期六週、能進一步了解社會企業到底做了些什麼的旅行。一開始我的確是這麼想的。
於是一趟在紐約、多倫多、里約熱內盧和舊金山長達六星期的旅行就此展開了。我預計訪問35個人並進行拍攝，請他們分享工作內容，包括從事這份工作的理由以及衡量影響力的方法。在飛往紐約的途中，我思忖著：「他們的日子真苦。」諷刺的是，光是探訪六個星期已然是我所經歷過最坎坷的旅行。社會問題－像是真實的貧窮、不對等的醫療制度以及基本人權的威脅－總是在我還無法整理思緒時便向我襲來。
我花了一個小時在摩肩擦踵的紐約聯合廣場，觀察一位賣書的母親「求」路人買本書，好餵飽她在購物籃裡的孩子，但沒有人停下腳步；也看到有人睡在地鐵長椅上，用袋子包著自己的腳。放假時我也曾經來過紐約許多次，但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或許這是我第一次張開眼睛去看這個城市。我在這裡停留了兩個星期，看人們忙著跑救濟處、課後社團和地方企業，其中有一個叫做Housing Works的組織，正在試圖減少紐約市遊民的數量，並在他們的書店和雜貨店提供親切服務。
在多倫多的我聆聽著白絲帶運動的歷史，反對在女性身上施加暴力，現在聽起來非常合理，但這項主張在當時充滿挑戰性，也並非人人都能接受。為此，我感到心情沉重，直到巧遇了參與Love Letter Project（編按：為自己的城市寫一封情書的計畫）及Complete Street Band（編按：教導孩子音樂並鼓勵在公開場合演奏的活動）的人們，這些特別的小插曲才讓心情紓緩許多。
第三站來到了里約熱內盧。當時正值2012年民間社企高峰會，城裡聚集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企業，會議結束後，我去了帕拉提的歌倫波村，得知了村民是如何捍衛他們祖先在廢除奴立制度後得到的土地，當地人們也告訴我社會企業如何延續村落生命力，設立社區咖啡店、商店以及其它觀光生意，避免年輕人口外流，維持過往的傳統生活。
然而，巴西有多達上百個團體皆在試圖透過社會企業打造美好未來，歌倫波村只是其中成功的少數案例，當地人民認為擁有控制土地的權力是他們成功的因素，但其他的團體可能就沒這麼幸運了。許多團體仍採用一般企業的模式經營，然而我們真正需要的，卻是一個能夠超越傳統慈善機構或企業的經營模式。那些高度被邊緣化的族群尤其需要這種新模式。
在旅途的過程中，我反省著這趟旅行目的，是為了找到社會企業成功改善人民生活，並打造更美好未來的典範嗎？然而在一一巡禮這些城市、專案以及組織後，我才赫然發現有三件事更值得學習。
第一，社會企業家必須以全球化觀點去思考地方問題，亦即「在地全球化」。像是物流、募款、或投資，全球各地皆有許多創新模式值得分享與運用，我認為這些凝聚起來的力量有助於將點子規模化。
第二，延續上述，我在紐約和舊金山看到了和英國社會企業相同的潛力，而英國也確實有成功的模式和範例可以被複製或授權至世界各地。或許有人覺得言之過早，但我相信英國正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特別是在健康的議題上，我們確實更富有社會企業的精神。
第三，英國在健康食品及運用當地食材方面遙遙領先，而美國則是有大幅進步空間，這都是社會企業家可以把握的機會，尤其是在食品通路以及供應鏈的部分。舉例而言，美國人不是付出高價購買當地高品質食材，便是在超市購買不知添加了多少不明成分的食物， 起源於紐約布魯克林的The People's Supermarket提供了更划算的食品選擇。
總而言之，我回到倫敦之後想著，無論是上述的哪個國家，都還有龐大的缺口等待我們去填補，唯有更進取、與他人合作、分享我們的解決方法，才能盡可能在最短時間裡，讓更多人得到我們的幫助。
而今，回到英國之後，我最大的疑問是：「當我們的產品或服務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好的生活，該如何兼顧在地化及全球化？」無論是以「社會創業」、「社會事業」或「社會企業」稱呼這種模式，我們都相信它會發揮正面的影響，也必須讓它更茁壯、更完善、成長速度更快，才能確保能在第一時間幫助到那些最需要的人與社會。
資料來源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