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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社會影響力的路,該認輸了嗎?

201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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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周承緯

編按:原文刊載於衛報(Guardian Professional),作者James Perry為社會投資基金會Panahpur的執行長。全文以作者第一人稱口吻改寫。


愛因斯坦說:「並不是每一件計算得出來的事情都是有意義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都是能夠被算出來的。」或許是時候該記取教訓了。

愛因斯坦的偉大突破,在於他將既有的認知放在一旁。「時間和空間是線性而固定」的想法在科學界根深蒂固,並且使得科學家們無法解釋許多宇宙的現象。而發現時空的彈性,讓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並體悟到如果要突破,哲學思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有感而發說出:「並不是每一件計算得出來的事情都是有意義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都是能夠被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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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太太最近帶著還在念小學的孩子們到南非旅行七週,親身體驗截然不同的文化,我們覺得這對孩子們來說會是一個美好的經驗,但校方卻不這麼認為。學校的Ofsted評鑑(編按:英國的教育評鑑制度)會因為孩子的缺席、或孩子的學習評量成績略差而受到影響。教育系統在凡事以科學量化的概念下,無法看到這趟旅行的價值。

我和Panahpur的同事們,是所謂的社會投資者(social investors)或影響力投資者(impact investors),我們試著用科學方式來管理資金、追求社會性目標,並在經濟與社會效益上獲得報酬。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SROI)其實是一門藝術,它是否可被測量?且如何測量?

許多有為的政府在面臨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時,也都束手無策,普遍的認知是慈善團體、宗教團體和一些社福單位扮演了社會上無可取代的角色,但這些團體需要資金,才能發揮足夠影響力。可是一旦政府將服務社會的工作外包給這些團體,又將再重複一次錯誤-只著重在投入資源,而忽略了產出結果。以上種種問題,使得社會影響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和結果論酬(payment-by-results,PBR)的概念逐漸浮現。

我們直接投資了第一家社會影響債券─HMP Peterborough,並陸續間接投資了其它家。結果論酬成為目前盛行的概念,它能讓資本分到真正能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身上,如果慈善團體、社福團體能解決政府單位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並且幫助人們改善生活,那我們就等他們有了成果之後,再付錢!

雖然這麼說,但是大多的慈善團體沒有條件承擔這樣的風險,這也意味著結果論酬真正可行的對象,只剩下私人機構。私人機構有責任盡量從合約中獲利,並分配到股東的手中。如此一來,結果論酬合約變成了私人機構的專屬工具。

在我提到愛因斯坦前,事情就已經夠複雜了,但我相信他能了解棘手的社會問題正漸漸侵占社服預算的大餅,人們唯有透過複雜、費時又充滿不確定的轉變過程,才能解決這個問題。Graham Allen透過研究指出,最有效率的,是在身患殘疾、身處弱勢的人們陷入高風險生活的前三年內便介入、關心他們,協助他們一個個重新站起來。

平心而論,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中,要使投入與產出產生關聯常常是不可能的。充滿不確定的社會痊癒過程中,我們還得面對混亂不定的客群,所以對這些社會問題需要的是長期介入,需要恆心、更需要愛。然而我們真的能衡量這些介入後的結果嗎?分秒必爭、獲利為首的金融體制能接受這樣巨大的改變嗎?

社會影響債券,例如HMP Peterborough或Essex,無庸置疑地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機會,透過協調政府、投資者和納稅人的方式,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但或許我們要更進一步討論的是,我們是否能虛心接受社會上有許多付出是無法直接衡量回報的?我們必須像愛因斯坦跳脫舊有的思維,相信投入和產出的社會結果並非永遠都線性而固定。

若我們這麼做的話,我們勢必得重新定位普世價值。我們必須說服自己,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縱使有時候需要把納稅人的錢投入弱勢族群,而且不會立即見效,我們仍然要做,只因為我們相信這麼做是對的。

如果我們能做到這個程度,或許就能把資本投入最能帶來長遠影響的組織中;如果我們做不到,結果論酬就會淪為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的一項合約術語而已,或者,就如愛因斯坦所說,我們僅在做能夠被衡量的事,而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


資料來源

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 time to admit def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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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微型金融成為扶貧幫手

2013.09.10

編譯:邱韻芹

在大學教授非營利組織管理的Brady整理並回應David Roodman的專欄文章,以釐清微型信貸與微型金融之間的關係。

Roodman和各界的批評火力集中在微型信貸,而非微型金融服務;後者包括貸款、儲蓄、保險和轉帳等等。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化,金融服務逐漸拓展至各個角落,讓過去未曾享受銀行服務者也能彈性地運用資金。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信用貸款只是槓桿工具,重要的是貸款提供者和接受者如何使用它。Brady提出的輔助措施包括避免讓單一客戶背負多筆貸款、在撥貸前讓客戶接受商業訓練、在貸款期間提供各種支持以及在客戶延遲或不能還款時共同研擬解決方式,而非以強迫或恐嚇的方式要求還款。

Brady認為微型信貸會沈淪的主要原因在於商業化經營。微型信貸起初是由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經營,但後來逐漸成為營利手段。因為當窮困者走投無路時,微型信貸是他們的救命稻草,為了生存只好不斷舉債,但營利組織卻沒有確立有效機制來阻止他們以債養債。

對此,Brady認為應該嚴格地審核貸款並釐清這項金融服務適用於哪些人。若要使用目前業界較常用來判斷適用者的隨機對照實驗,則應該將貸款者的技能和微型信貸在該地區的推行時間長短等因素納入考量 。此外,各個組織應該延長追蹤時間,而非僅根據一兩年內的表現做判斷。因為微型金融帶來的「生命轉折(life change)」往往不是短時間見效,而是在借款者創業、學習各項經營技能並進一步運用財富後,才能彰顯成果。

即便如此,微型金融仍然不是萬靈丹。微型金融雖能輔助創業,增加就業機會;但也需要教育、衛生、創新等層面多管齊下,才能提昇整體發展。

Brady對微型金融仍然抱持正面態度。他認為自己和Roodman所提出的批評都是為了讓微型金融的發展更完整,協助過去被排除在外的貧困族群。人們不應該因為負面訊息就不再投入發展相關服務;投資人和服務提供者反而應該藉由這些批評來檢視微型金融,改正缺失,使其成為更好的扶貧工具。

圖片來源


資料來源

Social Earth: 7 Thoughts in Thinking Again on Micr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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