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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富人的第二套房變成了社會住宅

2014.12.20
合作轉載

文:劉致昕

香港有項「特產」,叫做劏房。

它大部分出現在老舊的公寓中,原本的居住單位被切割成好幾套,大小從二到六、七坪都有,一個六坪的劏房月租大約一萬兩千元台幣。這樣子的「房子」 因為沒有適當的消防設備,有電錶、電線亂拉等因素,死亡火災頻傳。甚至,因為修改了建築結構而引起房屋倒塌的慘劇。

在過去幾年,劏房的需求跟著香港房價以及外來移民的出現不斷上漲。原因一,香港的貧富差距不斷上升,最高與最低所得家庭收入從二○○一年的二十七倍,拉大至四十二倍。而2012年的基尼系數更高達0.537,高於一般已發展國家的0.24到0.36,甚至超過美國的0.45。

原因二,新建房屋大都屬高級住宅,讓全球化下派任香港的白領、中國富豪購買,低階層的人們所能居住的房子選擇反而越來越少。

為了找一個地方落腳,為了在夾縫裡繼續生活,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擠在那個幾坪大的「房子」內,即使如此,還是背著沈重的房租。

眼前的「要有光」創辦人余偉業卻告訴我,他要讓有錢人的第二套房取代劏房,給單親家庭落腳,讓他們決定房租,然後在三年內找到穩定工作、順利搬出。

余偉業還說,他實現願望的「公司」,是個會賺錢、會長遠的企業。

「要有光」創辦人余偉業(圖片來源:「要有光」團隊)

致命的住宅問題 = 商機?

任何一個人看見余偉業,都能看出他二十年的從商經驗。圓形的黑框眼鏡、襯衫細節、手錶,曾是香港區安麗總經理的他,連經營社會企業的邏輯也充滿著濃濃的商業氣息。

「政府花了很多的錢在做研究報告,怎麼會問題越來越大呢?」2010年決定創業,余偉業的動機來自不合理的數據,從基尼係數、房價、房產市場到政府投入的資源。在他眼中,居住問題應該是整個社會成本的計算,「住宅政策跟社工的工作是不能分開的,」劏房衍生出的社會問題包括族群衝突、治安、教育、失業、居住環境安全等。如果能將富人的第二套房化為單親家庭的穩定居所,給他們三年喘氣時間,長期而言就減低其他社會成本。

可能嗎?要富人拿出第二套房只為了給窮人找第二人生?

有三個數字讓他覺得有希望:一、香港有三十萬人有兩套房(以上)。二、香港有四十萬戶在貧窮線以下,他們一定需要這項機制。三、里昂證券統計,香港三家公司在住宅不動產的市佔率高達七十二%,要找這些能供給房子的人,並不難。

有了數據還不夠,余偉業接著花了整整一年「上學」。

「是為了寫出一個能說服人的business plan,」他講這句話的時候真的推了眼鏡,這一年,他開始學習社會企業。目標是創立一個機制長久的解決房產問題衍生的貧窮, 但社會企業需要兼顧經濟與社會價值,難度比過去的純商業更高,他必須學。

他還考了張地產代理商執照,「這些地產商未來就是我的顧客,我必須要了解他們在想什麼啊,」余偉業甚至當了地產商的助理、提包包,要徹底了解地產商的心態與生態。

地區總經理跑去提包包,只為掌握市場

花了一年學習,又花了一年奔走,直到2012年九月才真正得到第一套合作的房產。下個挑戰:他要怎麼用這套房子去幫助弱勢家庭?

首先,先由當地的社工推薦適合家庭,「就跟一般人找房子一樣,要看搬進來的時間、地點,」並確定「光房計畫」是否能幫助這個家庭,例如精神病就不是他們能處理的住戶,再依他們的經濟能力決定繳交的房租。第二,一套房子要住進兩個家庭,事前必須先上課,了解規則、彼此認識,社工在一開始還要常常拜訪確認他們要在客廳進行互動。

「也要求太多了吧?」我問。

「單親的弱勢家庭,最需要的其實是社交技巧,不然就像是坐牢,久了他們會不懂得怎麼面對自己,對別人也漠不關心,開始跟社會脫節、掉進貧窮,」

第三,他還帶他們做夢。因為每個家庭只能在光房計畫內三年,他們必須想三年之後要做什麼。單親的弱勢家庭在有龐大的房租壓力下,除了生存之外,他們從來沒想過自己想做、能做的最好的是什麼,光房計畫確保房租跟經濟能力間的合理性,再配以每個人客製化的職能開發,甚至教面試技巧。

最後是實作。帶著他們進入職場嘗試,確認他們滿三年離開的時侯人生已有藍圖,「他們一旦發現這個計畫是認真的,通常一兩年就準備好了,」余偉業說到這裡終於笑開。

不用三年,找到第二人生。

「重點是要給他們動機,」余偉業用他過去帶領團隊、直銷人員的經驗,確定了為一個單親家庭重拾人生希望的方式,每個規則的設計,其實都來自他對人性的細心觀察。

他還必須跟地產商談房租,一邊則用他訓練員工的方式讓弱勢家庭找到下一步,創業四年多,光房計畫已經找到了二十五套房,安置了五十個單親弱勢家庭、一百三十餘人。「老朋友都說我瘋了,去跟人家拿一億的物件(二十五套房)來做不賺錢的事,」余偉業笑著說自己的轉變是

商人背景的他,比政府靈活,又不像社會工作者遇見地產商就穿上盔甲,更別說要社工開設公司、靠著幫助弱勢賺錢了,當人人都以為香港地狹人稠,房產問題無解,他卻從數字中看到機會,「我覺得只是沒有把它(房產)用得好,」  他認為政府的解法只是浪費,補助方式就是弱勢缺什麼就給什麼,食物、金錢補到不缺為止,但結構性問題卻一直沒變。

「businessmen 的 mission 就是確保資源運用的效率是最大的,」余偉業說, 「這過去二十年的訓練,好像是為了現在,」

一台解決問題的money machine

進了大學商學院後,余偉業形容自己踏上「money machine」的路,一步步從小職員做到地區總經理,現在所做的,其實是年輕時自己心裡的願。

原來,他的父母是戰爭時逃來香港的一代,當時落腳的地方,就是個用木板搭起的地方, 「家裡後來搬到一個政府的福利房,家庭後來的發展整個都不一樣了,」余偉業說。

一個重新站起的機會,過去的社會機制給了余家,如今他用自己的所學,希望用商業機制,長久、持續的給更多弱勢家庭機會。為此,他重新學習、放下身段,當助理、提包包、換掉滿是金錢的腦袋,當社工。

當一個成功的商人開始以社會公益為己任,就誕生了一個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專業經理人,我不禁開始想像,台灣也有一群已屆退休年齡的專業經理人,台灣企業也一直以「低成本高產能」聞名,如果他們也走上解決社會問題之路,社會企業不只專屬於青年、熱血,台灣會產生什麼新的可能呢?

全文轉載自天下獨立評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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