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景工程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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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工程基金會」是獨立、非營利的新聞倡議組織。「為改變發聲、讓改變發生」是我們的使命。持續耕耘公路正義、環境永續、偏鄉教育、社會企業、弱勢關懷等過去十年卓然有成的議題。我們相信,因議題而起的行動,將涓滴成河,為台灣的正向改變不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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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篇)
  • 你想怎麼過老後生活?專訪醫師陳乃菁:我們都是「失智預備軍」

    你想怎麼過老後生活?專訪醫師陳乃菁:我們都是「失智預備軍」

    願景工程基金會/文:周妤靜
    玻璃櫥窗內,一群銀髮長輩用重訓器材鍛鍊二頭肌、大腿肌。你以為這是「銀髮族健身房」,抬頭看招牌才知道——這是高雄一家專治失智症、高齡慢性病的「陳乃菁診所」。
    「來候診的人都會自己做運動,不會無聊。」診所院長陳乃菁說,長輩把診所當「可爾姿」(Curves,30 分鐘環狀運動健身房),告訴她:「我已經踅兩輾(台語:se̍h nn̄g liàn,做完兩圈)了。」
    陳乃菁強調,手和腳的肌力很重要,不只抱孫要出力,更讓長輩不容易跌倒。太多長輩跌倒後骨折、臥床,腦力肌力一併流失,成為失智症高風險候選人。
    醫師鼓勵來看診的長輩練肌耐力,還要求他們在診所志工的協助下量腰臀圍、測握力和平衡感。陳乃菁說,「健保沒有要求」記錄這些數據,這是「我自己的樂趣」。她看老人家的身體數據,像在看健康現況、預見未來安好的水晶球。(同場加映:藥師的社會設計行動:用「減藥」陪伴長輩找回健康人生

    不光看失智症,陳乃菁也看患者的照護生活

    陳乃菁原來是高雄長庚神經內科的主治醫師,現轉為兼任、在外開了診所。自己開業是為了打造她心目中的「失智照護理想國」——不只開藥、診斷,也給予失智家庭照護上的建議與支持。
    這是過去在醫院體系難以做到的。陳乃菁說,「醫院就是一個看病的地方,不可能跟院方要一個診間,討論病人家屬的人生規劃。」除了「名目不符」,又太花時間,就經營者來看,時間就是金錢。
    現在,陳乃菁有了自己的診所,她可以依照專業、隨心所欲:在看病的地方擺出健身器材、只在上午看診。下午時段,診所團隊安排照顧諮詢、組成照顧者支持團體,由特約心理師帶病患家屬畫畫、做手作,僅酌收 50 元或 100 元的報名費及材料費。
    被陳乃菁診斷為認知退化、未達失智程度的長輩,理論上還不是她的「病人」;團隊在午後為這群老人家辦理志工培訓活動、核發志工證,他們之後就能到圖書館當志工,增加社會刺激延緩失智。陳乃菁說:「我幫他們找事做。」
    很少醫師像陳乃菁一樣,提供這些近乎無償的「售後服務」;對她來說,幫忙照顧者找到適合病患的照護方法,是看診、吃藥之外,讓病人「好起來」的關鍵。這是陳乃菁擔任高雄長庚失智共照中心執行長、從事居家醫療時,見證失智家庭的混亂與血淚後得到的體悟。
    「當我走進病人家,第一個看到他家有多髒、家人有多累。」失智長輩不斷失禁,家屬沒力氣頻繁更衣,就讓長輩光著身子、只留一條內褲。家屬向她哭訴:「醫院的檢查都幫助不了我們,給了一個診斷,然後我們的日子還是過不下去。」
    如果是在醫院看診,她只要在診間和家屬梳妝打扮過的病人接觸 5 分鐘;但做居家醫療,她必須待在病人家裡一小時,等護理師換管、換藥的同時,聽家屬訴苦。居家醫療讓她看見不同的醫療視野,她的醫師生涯也由此轉折。
    陳乃菁開始留 LINE 給家屬,提供照護建議,「因為關心病人,關心病人家屬的困難、狀態跟心情,我就會越做越多。」熱血使她一天彷彿有 72 小時,看診、照護諮詢之外,她寫專欄、寫書,以文字打造「友善失智者」的社會。

    《失智照護》從童年記憶、兒童教養找策略

    陳乃菁至今寫了 3 本書,都是關於照護。《失智照護》是她今年 6 月出版的第三本著作,探討失智者不睡覺、不洗澡、發脾氣等難解的照顧問題;以及她如何在陪伴 5 個孩子的過程中,得到解決問題的靈感。
    現代人生得少是主流,忙碌的醫師卻生了 5 個孩子?陳乃菁調皮地回答:「我只是剛好有了就生;然後生很多、生到很老,就發現一件事情:跟年輕的自己比起來,還是不要太晚生,真的很累!」
    養兒的疲累,卻帶來驚喜的禮物:老人與小孩的心境與行為模式,竟然如許相似;尤其 4 歲的小女兒,最像她的失智症病人。
    陳乃菁說,小女兒聽完灰姑娘的故事後,不到一分鐘就問一次灰姑娘的名字,跟輕、中度的失智症患者一樣「硞硞花(台語:kho̍k-kho̍k hue,吵不停)」,「那個瞬間,我突然覺得長輩一直問同樣的問題,應該是很想記得某件事。」
    她指出一條照顧失智長輩的道路:抗拒洗澡的失智長輩,其實就像嬰兒怕水;我們怎麼讓嬰兒適應水,就怎麼幫長輩適應洗澡。
    她再舉例:當孩子說媽媽不愛他、用奇怪的方法吸引大人注意,那狀況也像許多失智長輩莫名指控老伴外遇。
    家屬總認為失智症是親人多疑的主因,就是「妄想」太嚴重,才會每天翻找垃圾桶中的衛生紙,要檢查分泌物、證明老伴不忠。「事實上,失智只是表象,」陳乃菁說,看得深一點,會發現「奇怪的行為」是出於情感需求——失智家人想被愛或覺得孤單。
    「我覺得要讓家屬、主要照顧者能夠同理長輩,帶著他們去看到長輩整個人的狀態,不只是說他生病了。」失智症讓長輩不加修飾地表達積累已久的怨念;如果家人能讓長輩感受到被愛、被在乎,「他會好搞一點。」(同場加映:在漁村打造一座銀髮農園,讓蚵仔寮的長者在家鄉快樂終老

    《失智照護》也從失智症看教養痕跡

    「長輩很多的想法是我們不理解的。為了理解失智長輩,我開始很認真觀察我女兒的行為、背後的原因。」一旦有所體悟,她馬上打開筆電寫下來,不論人在高鐵上,還是會議與會議之間 10 分鐘的空檔。
    「寫下來對病人的幫助很大。」陳乃菁寫《失智照護》,試圖讓家屬更容易理解失智長輩,「看見眼前生氣的爸爸背後的孤單,家屬的忍耐度會高一點。」
    她相信,照顧老人、教養孩子,共通點都是從理解開始:要知道,失智症不只讓長輩退回幼童的心智,還讓長輩活在兒時的記憶中。
    陳乃菁感慨人生的連續性,「小時候怎麼被對待,會種下一個因,在他得失智症的時候呈現出後果。」日治時代長大的長輩,失智後只會講日文,而且洗澡時一被脫光衣服就哭了,因為「當時的家長打小孩之前,會先脫掉小孩的衣服」。
    童年創傷、根深柢固的觀念、深藏的秘密,都可能在人失智以後展現。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培養好奇心、不習慣求助,「等到年長且失智時,會變得更加畏縮」。
    陪伴失智長輩,讓陳乃菁得到許多體會,這又貫徹到她對孩子的教養——她尊重孩子們多元的特質,鼓勵孩子問問題、學習表達需求和感受,「未來如果他們成為失智症阿公、阿嬤, (他們的)小孩可能會比較好照顧。」
    失智症罹病機率與年齡增長成正比,陳乃菁指出,「百歲人生」的年代,我們所有人都是「失智預備軍」。這表示,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好好理解與表達自己。縱使我們罹患失智症後判斷失準、行為失控,親人仍能基於過去累積的理解,在有跡可循的情況下看見我們真實的需求。
    「我是醫師,但更多時候,我覺得比起開藥,當個聆聽者更重要。」陳乃菁因為關心病人的人權、尊嚴,成為非典型的醫師、開了非典型的診所。
    她不只看診、做研究,為了教育孩子不歧視失智長輩,曾申請長庚醫院的公益基金,推出兩本認識失智症的繪本。當她注意到,外籍看護照顧失智長輩時困難重重,她再次爭取公益基金,推出多語言對照的失智照護手冊。
    這些高時間成本的投資,不會在診所和醫師的收入上兌現;她倒覺得自己掙脫了「金手銬」,不必被高薪綁架,可以用力追逐理想,讓病人的照護生活好起來,讓台灣社會對失智者好起來。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你我都是「失智預備軍」,失智後的照護生活該怎麼過?——專訪陳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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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再只教國英數!社區學校如何結合在地特色,翻轉小校命運?

    不再只教國英數!社區學校如何結合在地特色,翻轉小校命運?

    願景工程伴飛計畫/文:洪崇銘

    台灣教育城鄉差異現象已久,社區高中職辦校困難,近年因新課綱出現轉機。
    彰化縣立成功高中校長林克修說,108 課綱開放各校設計校訂課程、形塑特色教育願景,好比在直線賽道上,突然出現一處彎道,「讓社區型高中有了彎道超車的契機」。芳苑國小校長吳偉誠也強調,課程去中心化,讓偏鄉學校和社區合作推動教育與社區發展,有利偏鄉小校永續生存。

    特色課程突破學校、社區界線

    林克修任職二林高中教務主任時,參與名為「二林譜」的校訂課程設計,校內夥伴們盤點在地元素、題材,結合傳統市場文化、地方農產飲食和在地環境水文,抓住「在地全球化」議題,催生出新課程,把社區變成學習場域。(同場加映:5 分鐘了解 SDG 4,確保人人享有優質教育
    課程發展過程,他意識到自己跟在地的關係疏離,「我在這裡的十幾年時間,只有上班和下班,像個過客」。而他不希望學生也只是上課、下課,和地方失去連結。
    「校訂課程課程是塊『敲門磚』,打開學校和地方社區的隔閡,」二林高中教務主任吳郁銑説,課程除了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另一目的是讓在地居民看見學子的學習樣態。「家長越了解學校、學生,就越可能打破對明星高中的迷思,有助於社區型高中建立可信賴的品牌形象、解決招生壓力,」也有助於學生發展多元能力、豐富學習歷程,創造升學優勢。
    學生每次到二林市場踏查課程前,吳郁銑都會事先親自拜訪攤商店家、知會廟宇主委和周遭店家;幾年時間下來,除了拉近學校和地方的距離,他也更加理解當地文化內涵。同樣的效應,也發生在學生身上,他們感知到自己與家鄉的連結,更加認識周遭環境面臨的問題,能思考需要培養哪些能力去應對。

    讓在地人找回自信的一堂課

    「二林很小,但不代表我們很差,」二林譜課程核心教師林綉媚回想參與課程動機,「我向別人自我介紹是二林高中老師時,對方常不知道二林在哪,讓我有點氣餒……把『二林譜』課程做起來,讓我對這間學校、這份工作有更多的認同。」
    二林高中校友、目前就讀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的洪千茵説:「我們在二林這塊土地生長,卻沒有機會好好認識它。」二林譜像是個開關,「讓我們走出學校、回看生活的地方」。也因為二林譜,她開始關注偏鄉教育,參與「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簡稱 TFT) 」屏東教育創新基地的志工工作,帶領孩子建立自我認同,「我希望像我的高中老師一樣,為眼前的孩子撒下種子,讓他們有機會認識自己的家鄉文化。」(同場加映:3 部紀錄片深入地方社造團隊,一探改變家鄉的真實行動

    知識卻成離鄉推力,偏鄉校長想扭轉

    社區高中因為校訂課程,出現彎道超車的契機,但眼前的跑道還有很長一段。
    二林高中校長黃洲海說:「如果不能徹底打破家長對明星高中的迷思,學生很難能夠留在家鄉。」現階段就是透過在地化的校訂課程,讓孩子們即便將來到其他地方念大學,最後還是願意回來家鄉落腳。
    「學校是在地社會的縮影。」彰化藝術高中校長蔣秉芳也強調,家長和孩子都來自社區,學校和地方社區的關係應是「共生共榮」,關係密不可分,學校可以更主動讓師生參與地方事務,讓學生提前思考個人未來在社會的位置;藉由與在地互動的過程,讓學生理解:「並不是每個人出社會都要去台北,在家鄉也能創造出社會價值。」更希望孩子經由這些不同的學習歷程,成為具有批判和反省能力的人。
    芳苑國小的校長吳偉誠感嘆,過往台灣教育常造成越有能力的人越往外面飛,知識增長反而成為年輕人離開家鄉的推力;有些是因為不夠了解家鄉,才會一心追逐想像中更美好的遠方。
    芳苑國小推動地方創生、希望孩子成為「家鄉的 CEO」,不但增加學生對家鄉的了解與支持,更吸引許多校友關注母校,校友們去年集資整修學校的老舊圖書館,結合海洋風土景觀,成為芳苑的新地景,該校也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肯定。
    但偏鄉小學要發展校訂課程,並不容易。吳偉誠說,他 2016 年就任時,全校教師僅一位是在地人,他邀請地方耆老、業者、專家加入團隊,協助建構地方文化的知識基礎、背景,梳理出課程脈絡。
    「地方居民對家鄉有情感,對教育下一代有貢獻意願,是最讓我感動的。」他強調,學校不只是一個教育機構,更是地方的文化堡壘,學校跟社區是生命體,地方創生在偏鄉地區更別具意義。
    吳偉誠指出,芳苑經歷過國光石化環境運動,保存下來的濁水溪口原始濕地,每年有上千隻候鳥棲息,更擁有世界獨特的海牛文化,這些都是絕佳的校訂課程學習素材。
    其中海牛文化是當地農漁戶因應當地特殊地理條件形成,牛隻不僅是芳苑農民陸地耕田的好幫手,也是當地人到潮間帶蚵田採收、運送的重要夥伴。從日治時期開始,芳苑人與海牛緊緊相依;但在機械「鐵牛」出現後,芳苑海牛一度剩下不到十隻。
    芳苑國小與社區合作,運用海牛文化內涵舉辦校慶活動,學生不但更了解、認同家鄉,也增添許多對自己與家鄉的驕傲和自信。吳偉誠説:「我們做對了!」
    他指出,校訂課程過去是學校的彈性課程、彈性時間,對應 108 課綱的教育觀,校訂課程是偏鄉學校深化地方文化教育的最佳施力點。

    認識地方,也培養面對未來能力

    除了校訂課程,面臨升學壓力第一個關卡的國中,則有老師別出心裁的帶領學生拍攝紀錄片、藉由影像連結地方文化。
    員林大同國中電影創作社指導老師何婷婷,在一路不被看好的情況,帶領學生累計創作出40餘部作品,獲得許多獎項,其中學生王晨羽拍攝的《蕃薯葉上的秋海棠碎片》影片,還成為文化部影像巡迴列車作品。
    轉換跑道投入影像創作社團指導工作的健康教育老師何婷婷說,她不會指定學生拍攝特定主題,而是讓學生在生活中去尋找題材。
    何婷婷說,不少學生習慣在手機、電腦螢幕後看世界,對生活中真實遭遇的人事物會有些許恐懼;透過拍攝影片,學生不但培養出對生活的感受,也更能直面生活中的真實遭遇。
    她介紹學生一些常見的剪輯軟體選擇,其他都讓學生自己去摸索,碰到困難就自己找方法解決;過去她會一步一步地教,但在資訊化的時代,所有的方法都可能過時;唯有學會如何找方法解決問題,才能與時俱進、終身學習。
    《蕃薯葉上的秋海棠碎片》的內容是從清明時節訪談家人的場景,建構外省籍老兵祖父在大時代下流離的一生,獲得許多獎項。在族群意識與衝突益發極端的現在,這部影片提供不同族群相互理解的基礎。影像創作的經驗與成就感,讓參與學生理解只要願意行動,就有可能改變社會。

    落實教育在地化,投入校數待提升

    但芳苑國小與二林高中的案例並非普遍情況,在彰化田中鎮深耕地方文化教育的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遊憩管理系老師許名勝説,現階段中小學有一派是努力落實 108 課綱的校訂課程,但也有不少學校與教師則心存敷衍,推動校訂課程量有限。他強調,教育應更加落實在地化,把社會當作教室,讓學生的學習回到日常生活當中。
    願景工程基金會/核稿:章倩萍
    願景工程基金會/編輯:劉十賢、陳靖宜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地方創生的艱途】地方教育創生:社區學校彎道超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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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頒孝行獎,無法拯救台灣年輕照顧者——看看澳洲怎麼做?

    光頒孝行獎,無法拯救台灣年輕照顧者——看看澳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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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工程基金會/文:周妤靜
    「年輕照顧者」已是國際學界的重要議題,英國、澳洲、日本等國家都有政策應對,還給孩子童年、保障他們受教育的權利。但在台灣,年輕照顧者可能得到的是政府頒發的「孝行獎」,獎金 5 萬元至 8 萬元。孩子領了獎,回家繼續照顧。

    「照顧公共化」實現以前,孩子只能繼續撐

    許旭東 12 歲獲頒「全國孝行獎」,他是 2016 年最年輕的得主,照顧史從 5 歲開始。學齡前,許旭東就會幫患有漸凍症的爸爸擦背、遞東西,到了國小,舉凡抽痰、更換呼吸管,他都有能力做。放學後,許旭東就是媽媽最重要的幫手。
    自從許旭東的爸爸臥床、不再能說話,母子倆更不敢離開病床邊,一家三口總是擠在同個臥房內。許旭東每天晚上 12 點才能上床睡覺,媽媽李叔樺深感愧疚:「講真的,對孩子比較抱歉,讓他犧牲掉睡覺時間,跟一般小孩不一樣。」
    「我完全沒叫他要孝順。」李叔樺多次強調,孝順是很沈重的包袱,她擔心孩子自我要求,犧牲了求學與玩樂的時間,總以父母親的需求為重。
    李叔樺已經扛下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也盡量利用喘息服務,帶許旭東出門;她還是認為,許旭東是「被迫長大的小孩」。
    「全國孝行獎」的一次性獎金,對許旭東的家庭來說,不無小補。但是,李叔樺更期待政府提供定期的關懷訪視、陪伴孩子,或者核發獎學金鼓勵年輕照顧者,讓他們不必擔心家庭經濟,得以安心就學。
    2017 年至 2022 年,全國孝行獎共有 161 位得獎者,受獎時未滿 24 歲。內政部頒發獎座及獎金 5 萬至 8 萬元給孝行獎得主。然而,全日型看護一個月的費用約 6 萬元,再加上紙尿布、營養素等耗材,這筆一次性獎金大概只夠孩子專心上學一個月。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去年孝行獎頒獎典禮上致詞:「國家要肯定、感謝孝行楷模們夜以繼日地長期盡孝。」如果未成年兒少必須夜以繼日地照顧家人,國家是否該好好檢討?當長照剝奪了兒少的受教權、遊戲權及健康權,政府是否盡到保護兒少的責任?

    台灣視長照為義務,澳洲則視為勞務

    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創辦人林依瑩,曾擔任「全國孝行獎」多屆評審。她指出,往年得到孝行獎的年輕照顧者,多來自單親、隔代教養家庭,因缺乏經濟支援與照顧人力,不得不一面照顧家人、一面半工半讀。
    孝子、孝女的犧牲奉獻,是迫於現實無奈。一位獲得全國孝行獎的國中生,因照顧癌症母親得到表揚;他的爸爸卻拒絕受訪,不願再談孩子為家庭承擔的照顧責任。
    「床前孝子很苦。」林依瑩好幾次建議政府重新定義「孝行獎」、推廣「新孝道」——聰明運用照顧資源、合力照顧,避免任何人因長照放棄自我實現,「孝行獎應該鼓勵家庭召開照顧協議,共同分工,而不是讓孝子走向『照顧殺人』」。
    2022 年,「全國孝行獎」才終於在評審的建議下,首次表揚「善用長照資源」、「與家人同心協力」的照顧者。
    相對於以孝為名的照顧義務,澳洲政府更強調「照顧勞務」的概念。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郭慈安指出,「勞務」代表照顧者需要相對應的休息,不必然要為親人放棄自己的生涯發展。
    為鼓勵年輕照顧者繼續升學,澳洲政府每一年提供一千個名額的獎助學金,以 3 千澳幣(約新台幣 62640 元)獎助 25 歲以下的年輕照顧者。此外,澳洲教育部指示學校找出年輕照顧者,以轉介輔導老師、連結長照家庭需要的社會福利。
    郭慈安表示,面對年輕照顧者的議題,澳洲政府思考的是,如何減輕長照對孩子的衝擊與損失。
    澳洲照顧者組織聯盟(Carers Australia)也針對年輕照顧者提出一系列扶助措施,例如:可匿名參加的線上支持團體,及一對一的線上諮詢,讓年輕人更願意敞開心房。
    有時照顧者要與醫療人員溝通,甚至要處理醫療糾紛。郭慈安說,「這麼年輕的小孩要跟醫院這樣龐大的體系說『你誤診了』,他根本沒有力量,不知道怎麼去說。」
    澳洲照顧者組織聯盟會為年輕照顧者安排「獨立倡導員」,陪伴孩子去醫院之外,也協助辦理銀行信託,確保獎學金或財產不被家人另作他用、保障年輕照顧者的權益。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光頒孝行獎,拯救不了年輕照顧者和長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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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見年輕照顧者——來不及長大,就為長照交出人生

    看見年輕照顧者——來不及長大,就為長照交出人生

    願景工程基金會/文:周妤靜
    凌晨 5 點的首班公車總是空盪盪的,國小五年級的阿泰(化名)在醫院前上了車。他才剛由媽媽的病房醒來,馬上要花一小時車程趕回台中石岡的家,換上制服,上學去。
    阿泰是媽媽唯一的家人,也是媽媽的照顧者,縱使他還未成年。媽媽住院時,醫院就是阿泰的家。當同學在家寫功課,阿泰將作業擺一旁,陪媽媽聽醫囑、遞水餵藥;若有空檔,阿泰連上醫院的無線網路,躲進手機遊戲的世界裡。
    家扶基金會社工鄭雅文說,阿泰的媽媽患有紅斑性狼瘡,一眼幾乎失明,兩邊乳房因惡性腫瘤切除。媽媽擔心自己不久人世,不時提醒獨子:「我過不久會走,到時候,你就讓社會局安排住進機構。」
    「失去媽媽」的恐懼,讓阿泰天天焦慮地咬指甲、咬衣服,將衣領咬出好幾個洞。
    該是求學的年紀、人生重要的奠基階段,阿泰卻提早扛著失親的焦慮與照顧的重擔。學業,已不是人生清單裡最重要的事了。這是「年輕照顧者」的寫照。
    在「願景工程」採訪的年輕照顧者中,阿泰還不是最年輕的。有的孩子年僅 5 歲就開始分擔家務、替行動不便的父親擦背;也有孩子從七歲開始替癱瘓的母親更換尿布。
    「學業」和「照顧」輪替,構成年輕照顧者的的日與夜;倘若年輕世代逐漸滑向「照顧」的角色,偏離了學校教育,他們的未來會有怎樣的衝擊與損失?

    多國積極介入,台灣無警覺還以孝道綁架

    「看長遠的,年輕照顧者犧牲的是未來的人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郭慈安指出,學生為照顧中輟、延後就業,可能從此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澳洲政府認為這是國安問題。」郭慈安說,年輕人就業困難,影響的是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且當他們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國家還是得負起責任。
    「年輕照顧者」議題已在各國浮現。有遠見的國家看見年幼的照顧身影、提出對策——澳洲教育部確立年輕照顧者的轉介流程:學校發現學生有照顧家人的事實,第一要為學生安排心理輔導、第二是為學生連結長照資源。郭慈安說,「澳洲政府發宏願,要讓年輕照顧者都能從高中畢業、不輟學。」
    不只澳洲,英國、日本都做了全國性調查研究。英國諾丁漢大學推估,高達 20% 在學生正在承擔照顧責任;英國「照顧者信託」(Carers Trust)指出,疫情爆發後,年輕照顧者的人數還在持續增加。
    為了保障 18 歲以下年輕照顧者的權利,英國政府派社工評估年輕照顧者的照顧能力及意願、了解他們的生涯規劃以連結資源,避免年輕照顧者為長照犧牲自己的未來。
    日本政府的調查顯示,國、高中平均每個班級就有一個年輕照顧者,且當中有一成的學生,平均每天要花七小時照顧家人。厚生勞動省與文部科學省於是成立「支持年輕照顧者福利、護理、醫療和教育工作小組」,長照部門聯手教育部門,儘早發現年輕照顧者,確保他們的生涯發展不因長照受限。
    反觀台灣,政府對於年輕照顧者的困境毫無危機感,不僅沒有基礎人數的調查與對策,還持續舉辦「全國孝行獎」,歌頌未成年兒少對親人的照顧,境遇愈是可憐愈容易得獎,以彰顯「孝行」。
    以媒體跟進報導的孝行獎得主事蹟來看:7 歲孫得獨力照料八旬全盲祖母;13 歲女孩一人照料病母、斷指弟、高齡祖母,少女就得一打三⋯⋯。有些得獎者為了照顧病倒親人,甚至要半工半讀,維持家庭收入。
    「這對先進國家來說,是很丟臉的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景寧強調,兒少是需要被大人、政府照顧的對象,政府應該檢討:為什麼孩子得犧牲受教權、遊戲權,各種「當小孩」的本分來照顧親人?
    國家該做的不是「頒獎鼓勵小孩受苦」,而是思考如何介入、讓他們好好成長。陳景寧指出,「孩子遇到磨難的當下,如果有人陪伴,也許後面的人生不會這麼辛苦。」

    學校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首道防線

    年輕照顧者在台灣並不少見。2021 年家扶基金會向全台接受援助的家庭進行調查,結果指出,近兩千個家庭中,約兩成兒童或少年成為「年輕照顧者」;其中,5 成以上來自單親家庭——當父母外出工作,孩子就必須照顧弟妹、祖父母,或生病的家庭成員。
    學校應是覺察年輕照顧者的第一道防線。但是,多數老師未警覺到年輕照顧者的嚴重性,陳景寧說,「老師把照顧視為家人間的關愛,不會聯想到孩子的權利受到損害、不會覺得這很危急。」
    年幼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有權求助、要向誰求助,例如國小五年級的阿泰。阿泰看見相依為命的母親病苦衰弱,感受到長照的壓力,但他沒有語彙、知識能描述及求助,只任由自己焦慮到咬破衣領。
    至於青春期的孩子,面對壓力可能選擇逃避——拒學、逃家,或沈迷在電玩遊戲裡。
    黃恩惠(化名)15 歲那年,父親中風失能,幾年後,同住的外婆得了癌症、外公接著失智,陸續倒下。「看到家裡這麼混亂,一個是不要添亂,自己成長,再來就是忍耐。」今年 33 歲的黃恩惠回想,那時她不曾向學校老師及同學求助,只是獨自隱忍悲傷。
    黃恩惠的母親承擔起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但黃恩惠只要在家,就不敢閒著,必須幫忙照看家人、遞茶水、倒尿壺。「青少年是正愛玩的年紀,怎麼受得了不去玩?」大人眼中安靜乖巧的黃恩惠,拚命忍耐,終究遇到極限。
    青春期時,黃恩惠逃避回家,「好險我沒有逃去令人擔心的場所。」當時她不想回家就逃到天主堂,接著逃去外縣市念大學,久久不願回家。
    在大人缺乏警覺、孩子不主動求助的情況下,年輕照顧者成為隱形的議題。「我們怎麼找到這些人?然後幫助他?」黃恩惠為其他年輕照顧者感到擔憂:「他們需要更多的陪伴」,一心掛念可能失去的家人,被焦慮淹沒,「怎麼有心上課?」
    「第一線工作者的敏感度應該要提升,意識到這是新的問題。」陳景寧說,高齡少子化的情況下,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照顧者。她認為,教育部首先要建立學校的通報制度,讓老師意識到年輕照顧者需要協助;最重要的是,國家要給予年輕照顧者選擇權——如果有選擇,他們不必為長照交出自己的人生。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年輕照顧者:來不及長大,就為長照交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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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容器黑數大流竄,台灣高回收率背後的危機

    紙容器黑數大流竄,台灣高回收率背後的危機

    願景工程基金會/文:蘇彥誠
    上班日早晨,人手一杯用紙杯盛裝的熱咖啡;中午時分,外食族拿著裝有午餐的紙餐盒,走回辦公室準備享用。這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畫面。但是飲食完畢後,你會如何處理這些紙杯、紙餐盒?
    如果你選擇走向資源回收桶,那麼恭喜你通過第一關。
    不過,下一關「分類」才是關鍵,紙容器屬於特有的一類,不該和紙類混在一起。 為了盛裝食物,這些「紙容器」塗有一層防水防油的塑膠淋膜,處理時必須比一般紙類多道功夫,將塑膠和紙纖維分離。若回收做得好,再生紙漿可重新做成紙盒、衛生紙。
    去年環保署曾指出台灣紙容器回收率創新高,從 2017 年的 48% 提升至 2020 年的 89%,認為資源回收成果佳。數字如此漂亮,卻無法反映正衝擊回收體系的兩大危機:
    1. 台灣一年有超過 10 萬噸紙容器未列管,將近合法申報數的兩倍,造成環保署回收基金短收 5 億元,衝擊既有回收體系。
    2. 疫情爆發、外送業蓬勃,2018 年起台灣紙容器用量連兩年翻倍,原有的處理廠難消化。
    兩大危機導致台灣的紙容器列車脫軌,無法實現理想中的回收循環,紙容器只能送進焚化爐。這不僅造成資源浪費,也加重焚化爐負擔,並加劇空汙、碳排等環境問題。 

    黑數比申報數多兩倍,衝擊回收體系

    環保署為了鼓勵紙容器回收,設有「回收基金」機制,先對紙容器製造、進口商徵收費用,藉此補貼回收商、處理商,成為業者進行紙容器回收再利用的誘因。
    「對於廢棄物處理,回收基金是一項很重要的財務工具。」立法委員洪申翰認為,回收基金能讓產源承擔合理的「生產者延伸責任」,生產者的責任不只是製造階段,也延伸至整個產品生命周期,特別是回收處理。
    此外,洪申翰強調回收循環需有足夠經濟誘因才能順利運轉,基金補貼有助於建構健全的循環鏈。
    只不過,現行紙容器回收體系存在龐大黑數,造成基金嚴重虧損。
    根據環保署 2020 年數據,台灣有 17 萬噸的紙容器回收量,卻只有 6 萬噸的製造申報量;意思是超過 10 萬噸的紙容器逃漏繳費。洪申翰認為,「黑數已經大到是申報量的(將近)兩倍」,從回收率根本看不出實際製造量,環保署如此判斷紙容器回收狀況已改善,恐怕是失真。

    黑數追查難度高,回收基金連年虧損

    紙容器黑數主要有兩種來源:
    1. 地下工廠逃漏製造量申報,因為紙容器的製造技術門檻低,只要幾台成型機、切割機就可以生產。
    2. 合法業者刻意短報製造量,例如只申報 50 噸製作紙容器,實際上卻是 80 噸。
    「必須繳費的人會想辦法逃漏繳費,要領取補貼的人會想辦法盜領補貼。」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認為,環保署要維持回收基金機制平衡必須努力查核、祭出重罰。 洪申翰指出,「很多人該盡責任而沒盡責任,從這體系就知道,基金一定是嚴重短收」,以紙容器製造端目前每公斤 5.4 元徵收費率估算,環保署一年就少收超過 5 億元的回收基金。
    「環保署應該拿出魄力,不是只說有在查。」洪申翰要求環保署加強追查黑數的速度與力道,提出全面查核的期程。
    由於地下工廠可能是紙容器的黑數來源,洪申翰建議環保署與經濟部違章工廠的輔導納管資料勾稽,找出逃漏業者、合理納管,讓回收基金能夠合理運作。

    「5 年 3 階段」調整費率?洪申翰:須同時減少黑數

    回收基金一年漏收 5 億元,環保署如何應對如此鉅額虧損?
    去年環保署調降了給予回收商、處理商的補貼金額,理由是國際紙漿價格上漲,認為業者將紙容器回收再製紙漿的利潤增加。
    不過洪申翰實際訪談業者後認為,原物料上漲對回收與處理商的實際影響不大,質疑根本原因是回收基金入不敷出。他擔憂,貿然調降補貼費率會降低回收意願,迫使業者將紙容器送入焚化爐,加重焚化爐負擔。
    此外,環保署去年也預吿將分「五年三階段」,逐步提高前端製造的徵收費率,希望讓源頭徵收、後端補貼費率達成平衡。 洪申翰認為,環保署若不同時解決黑數問題,調漲徵收費率等於是變相懲罰合法製造商,甚至誘使合法業者轉入地下黑數,形成「劣幣逐良幣」。

    環署:已追繳 4 千萬元,推 QR Code 助稽查

    環保署回收基管會執行秘書王嶽斌表示,紙容器申報原本就設有把關機制,分別針對前端製造營業量、後端回收處理量進行稽核認證。 前端製造方面,環保署派員實地勘查製造場所,比對生產情況、帳籍資料與申報資料;後端回收方面,紙容器每次送進處理廠時,會進行過磅、抽查,計算可獲基金補貼的回收量。
    正隆竹北廠是台灣少數的紙容器處理廠之一,購料部協理簡春龍表示,今年環保署再次加嚴了紙容器回收量的稽查程序,雖然耗時比過去更久,紙廠卻是樂見其成;正隆將持續要求回收商落實分類,因為原料越乾淨,紙容器的回收再利用也更容易。
    王嶽斌指出,環保署正持續改善紙容器黑數問題;檢視過去 3 年的上半年數據,前、後端差距從兩年前的 4.6 萬噸,降至今年的 3 萬噸。
    今年經立委質詢後,環保署也開始比對農地違章工廠資料、稅務與海關進口報單,全力追查逃漏報的紙容器業者;至今已發現 35 家短漏申報的合法業者、56 家未登記的地下業者,這些業者須補繳的總金額超過 4 千萬元。
    此外,環保署今年 5 月正式要求所有紙容器印上「溯源 QR Code」,8 月起實施,藉此協助稽核員辨別紙容器的產源、加速黑數追查;環保署給予業者緩衝期銷售庫存,最快一年內,市面上所有合法紙容器都會印有 QR Code。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回收率 89%背後的危機:紙容器黑數大流竄,業者一年漏繳 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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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是回收紙廠頭號麻煩,如今可再製成衛生紙、還能供發電

    曾是回收紙廠頭號麻煩,如今可再製成衛生紙、還能供發電

    願景工程基金會/文:蘇彥誠
    紙杯、紙餐盒,這些塗有塑膠淋膜的紙容器,曾是回收紙廠的頭號大麻煩。正隆在還未設立紙容器處理廠以前,也曾飽受困擾。
    一般紙廠收到廢回收紙後,會投入散漿機,利用水力將紙纖維和雜質分離,取出纖維做成再生紙漿。正隆竹北廠廠長吳文禛指出,過去廢紙堆中總是夾雜許多紙容器,而紙容器上的塑膠淋膜能防水,因此難以透過一般散漿機取出紙纖維。 「紙容器就全部變成垃圾、殘渣,都進到焚化爐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吳文禛認為,紙容器的纖維是很好的再生紙漿原料,台灣每燒掉一噸,就要想辦法再取得一噸新紙漿,消耗自然資源。
    由於紙容器會降低紙廠的處理量,剩餘的廢棄物還必須委外處理,正隆起初透過「扣款」要求供應商做好分類、挑掉紙容器,還一度想拒收夾雜過多紙容器的廢紙堆。
    「問題是它們(紙容器)不會不見,可能是被藏起來,或者棄置到某個地方。」正隆購料部協理簡春龍說,這幾年紙容器用量倍增,但是台灣的處理管道很有限。
    2018 年,正隆決定增設紙容器回收處理產線,一方面協助社會處理廢紙容器,另一方面也顧及自身進料品質。「如果今天不處理,還是會一直進到我們造紙廠。」簡春龍說。

    廢紙容器做成衛生紙、紙盒,還能發電

    正隆引進一套可處理紙容器的高濃度散漿機,能夠達成「紙塑分離」,取得紙纖維做成再生紙漿。
    他們將廢紙容器分成兩類,原本裝食物的廢紙容器做成鞋盒、禮物盒等卡紙彩盒;而製造紙容器的過程中留下的「修邊剩料」,因不曾沾染食物,相當乾淨,可做成衛生紙。
    這些再生紙漿取代了製程需要的原生或進口紙漿,不僅減少資源浪費,也降低對國際市場的依賴。
    取出紙容器的紙纖維後,剩餘的塑膠及其他雜質,正隆也物盡其用,做成「固體再生燃料」(SRF)用來發電。
    吳文禛指出,竹北廠即將完工的生質能鍋爐,未來就是要燃燒這些利用塑膠等雜質做出的再生燃料;除了可以發電,也可以利用燃燒時的熱能(蒸汽)乾燥紙張,達成汽電共生。
    營運至今,正隆竹北廠每月可處理 2 千噸紙容器,今年下半年將複製此模式,在大園廠增設處理量高達1萬噸的紙容器處理廠,可提升台灣的紙容器處理量能。

    輔導回收商落實分類,打通紙容器循環

    「現在收來的紙容器雜質非常多,杯蓋等塑膠類都跟著進來,甚至會帶一些鐵和石頭。」吳文禛認為,妥善分類是循環經濟的第一步,目前回收廠送來的紙堆、紙容器堆仍有許多雜質,造成回收效益打折扣,長期下來也會損害產線設備。
    正隆永續發展部經理陳靜宜說,目前每輛送至處理廠的廢紙堆、廢紙容器,平均都含有 12% 至 15% 非紙纖維的家庭垃圾,回收分類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這不僅對紙廠帶來麻煩,回收商賣得的價格也不好。
    因此,正隆 2018 年開始輔導回收供應鏈,共 144 家合作回收業者,宣導紙容器和紙類的差異;每年挑選兩家有意願的業者,協助進行財務分析、導入自動化系統。
    陳靜宜指出,個體回收戶是整個回收體系的前線,許多人屬於經濟弱勢。因此正隆也每季拜訪五家基層拾荒者,聆聽需求並挹注資源,希望從回收端做好垃圾分類。
    此外,家戶是回收分類的第一線。正隆也積極投入民間的回收教育,編製紙回收教材、辦理教師研習營,並且開放民眾參觀紙廠,每年參觀人數超過千人。
    「進來紙廠後才會更知道,這些(廢棄物)都是有利用價值的資源。」陳靜宜認為,廢棄物都是錯置的資源,若每個人都能更認識回收循環,做好源頭分類,就能提高國內回收紙的產量和品質,減少環境負擔。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做好分類,讓垃圾重生!廢紙容器變成再生紙漿、發電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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