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創案例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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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486篇）睡眠也會不平等？沉睡的公衛議題，社創組織為睡眠沙漠找到綠洲
社企流／編譯：李翌甄
你或許完成了一天工作準備入睡，卻翻來覆去一整晚，隔天醒來看著智慧型手錶的分析，為自己昨晚的睡眠狀態感到焦慮。許多人會在網路上找方法，像是聆聽睡前故事 podcast、ASMR（自發性知覺神經反應）（註一） 等，也從社群媒體中尋求歸屬感，交流睡眠小技巧，還有實況主「直播睡覺」給你看，藉此減輕失眠的孤獨感。
另外，現代許多幫助睡眠的裝置和 App，使越來越多人開始在睡覺時戴著智慧型手錶，以便監測睡眠狀態與品質，還有一些人會購買「助眠機」，製造白噪音環境以便更好入睡。將睡眠量化的助眠科技百百種，但這些科技產品反而可能讓人陷入睡眠品質的惡性循環，背後也隱含更嚴重的社會結構問題。（同場加映：台灣人年吞 11 億顆安眠藥！失眠問題 AI 也能解？）
為什麼我們要睡覺？數位化睡眠的惡性循環
自古以來許多研究探討睡眠與人體機能之間的關係，證明了睡眠的重要性。1983 年美國睡眠研究先驅 Allan Rechschtaffen 在剝奪老鼠睡眠的經典實驗，證實如果缺乏睡眠，可能導致能量系統失衡，甚至死亡。
近年來，大眾逐漸重視睡眠對於身心健康的影響，加上現代科技的輔助如智慧手環、睡眠 App 等讓監測變得容易，試圖透過量化的數據來優化自己的睡眠品質與生活。當睡眠成為一門生意，根據全球市場調查預測，到了 2030 年，全球失眠治療市場規模將達到 6.3 億美元（約新台幣 196.5 億元）。然而，對於監測數據的過度追求反而造成心理負擔。
原因在於，即便評價最佳的睡眠 App 或是穿戴型裝置仍無法保證測量數值完全準確，雖然偵測技術越來越精確，但受限於睡眠階段分類不一致，使數據沒有那麼可靠。衛報指出，過去幾年人們開始關注睡眠數據，但太過執著於那些數字，可能會導致「完美睡眠主義症」（Orthosomnia）。完美睡眠主義症並非醫學疾病，準確來說是一種焦慮現象，「患者」可能會做出無助於睡眠的行為，例如為了改善睡眠 App 數據，花更長時間躺在床上，反而惡化睡眠品質。
英國研究透過「虛假的睡眠分數」進行實驗，結果發現被告知睡眠不足的受試者，出現情緒低落及認知下降反應；而被告知睡眠品質優異者的行為表現良好，這顯示睡眠數據可能對人已構成一種心理制約。避免睡眠數據造成反效果，關鍵是將數據作為參考依據，不對數據有過度執著、或設定不切實際的睡眠目標。但其實我們不需要艱澀的學術研究也能懂，因為身體比任何數據都誠實，所有人都知道沒睡飽會感到焦躁、渾身不對勁，而通常只要能好好睡一覺，世界彷彿就恢復原狀。
揭開「睡眠沙漠」真相：是環境偷走了睡眠
另一派批評者則認為，糾結於數據準不準確根本畫錯了重點，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些科技根本對於他們的睡眠問題毫無意義，因為無論多努力、或購買多昂貴的設備，都不可能睡個好覺。研究指出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與睡眠品質低落高度相關，像是生活在貧窮地區或吵雜環境中的孩子，可能連一張最基本的床都沒有，只能睡在衣服堆或冰冷的地板上，根本沒有選擇良好睡眠的條件。另外，像是性別或族群也可能產生交叉影響，使睡眠品質更差。從社會層面來看，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者等常處於高壓的生存處境；從生理層面來看，女性易受生理期與更年期的荷爾蒙波動干擾，而男性則更容易隨著老化流失深層睡眠。
這種睡眠品質的困境，類似於居民無法購買或負擔不起生鮮食物的「食物沙漠」（註二），居住環境惡劣、導致人們無法安寢的地區，稱作「睡眠沙漠」。在睡眠沙漠裡，居民面對噪音污染、光害、過度擁擠的居住空間，以及治安敗壞帶來的深層心理恐懼，導致無法擁有健康睡眠。美國在一項長達 5 年的追蹤研究中發現，若當政府投入資源改善，如增加綠地、噪音管制、改善治安等社區基礎設施時，能有效減緩居民睡眠品質的惡化，衰退幅度會顯著減緩，在在證明睡眠不僅是個人問題，更受到社區環境、社會經濟等因素影響。
由於多數的睡眠研究是以高收入國家為主，忽略了中、低收入國家的睡眠狀況，掩蓋人們睡眠不足時，會為社會結構帶來多重影響。加拿大針對非洲族群的研究，探討社經地位與睡眠健康之間的關係，意外發現低社經地位有時睡眠時間反而比較長，但這並非代表他們睡得好，而是反映失業或不穩定的工作狀態帶來的作息混亂。研究進一步指出，低社經地位族群面臨吵雜的睡眠環境、頻繁的輪班工作以及沈重的經濟壓力，就算睡眠時間長，依然存在睡眠不平等。
除了社會弱勢群體外，無家者的處境可能更加艱難，街頭環境讓他們長期處於警戒的淺眠狀態，使大腦無法進入深層修復期，久而久之影響他們的認知功能，削弱他們試圖脫離困境時的清晰判斷力。
鏡頭拉回台灣，台灣社會能 24 小時運轉，主要仰賴包含醫護、警消、交通、製造業、服務業等各行各業的輪班工作者，這些輪班工作者同樣面臨睡眠不足、失眠等問題。根據勞動部 2024 年調查台灣勞工工作型態，需於夜間工作的勞工，如晚間 10 點過後還在工作的便利商店店員、貨運司機等，約占整體勞工比例 1 成，他們的工作是維持社會基本運作機能和生活便利，但這種不規律作息型態對身心健康帶來影響。台灣睡眠醫學會 2019 年的調查指出，台灣輪班者的慢性失眠症盛行率為 23.3%，為固定白班逾 2 倍。此外，睡眠品質低落也導致交通意外風險、生理與心理疾病比例增加。舉例來說，像是一名大夜班司機因為長期睡眠品質不佳、導致精神不濟而發生車禍，或是過勞的醫護人員因睡眠剝奪而影響專業判斷等等，這些風險外溢，威脅每一個人的安全，因此需要社會的重視與制度支持來保障健康與權益。
修補睡眠破網的社會創新組織
從許多研究中看見，睡眠問題產生的睡眠不平等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對此，世界各地的社會創新組織看見了睡不好背後的社會缺口，試圖用行動為人們搬運一片「睡眠綠洲」。
1. Sleep in Heavenly Peace：讓孩子擁有一張床的尊嚴
在美國，有成千上萬的兒童正面臨「床鋪貧窮」。因為家庭經濟困頓，這些孩子只能睡在地板、成堆的衣服上，或是與父母兄弟擠在沙發上，直接導致脊椎發育不良、免疫力低下與無法專注學習。
非營利組織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的創辦人認為：「我們的城鎮不允許有孩子需要睡在地板上。」他們不只是募款，更號召社區志工親手裁切木材、組裝床架，並免費將床鋪連同嶄新的床墊、棉被送進這些家庭。對受助的孩子來說，是身心健康的起點；對家長來說，社會沒有遺忘他們、接住了他們搖搖欲墜的尊嚴。
2. Beddown：成為無家者安全的避風港
對於無家者而言，睡眠往往伴隨著危險，在街頭，對遭受攻擊或被驅趕的擔憂及心理壓力，讓他們長期處於淺眠與高度警戒狀態，身心健康造成長期而嚴重的影響。來自澳洲的社會創新組織 Beddown 發現城市鬧區的室內停車場，在夜晚往往是閒置空蕩的，於是與停車場營運商 Secure Parking 合作，在夜間將停車場變身為臨時庇護所，為無家者提供安全的過夜場所。
他們鋪設舒適的充氣床墊，提供乾淨的床單，現場甚至設置了提供淋浴洗澡的空間，更有醫療與牙醫等基礎服務。Beddown 的理念很簡單，只有當人在安全的環境下睡飽一覺，大腦才有機會獲得修復、有力氣去思考明天，進而找到重返社會的路。
3. The Sleep Charity：讓睡眠成為基本人權
睡眠不平等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社會對睡眠的忽視，英國倡議睡眠平等的組織 The Sleep Charity 發起「睡眠宣言（The Sleep Manifesto）」，除了提供諮詢，更致力於推動修法與政策改變。他們向國會遊說，主張睡眠權應被視為與飲食、運動同等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The Sleep Charity 關注的對象不分階級，從過勞的醫療人員、學校裡的青少年，到更年期的婦女，強調受限於經濟或工作條件而無法獲得足夠睡眠的睡眠貧窮現象，必須透過改善工時法規、學校延後上學時間等國家力量來解決。
睡好覺，是一場社會運動
台灣同樣面臨著睡眠不平等的現象，我們不需要把眼光放得太遠，在台北的萬華，「芒草心慈善協會」早就意識到是環境讓無家者沒有餘力睡個好覺。芒草心的自立支援網絡提供遮風避雨的床位，除了直接的收容，芒草心也致力於開發友善房東，試圖在租屋市場中為弱勢者撐出一點生存空間。
睡眠是每個人應享有的基本人權，唯有當社會中最弱勢的人，也能在夜晚擁有一方安穩的角落，消除角落裡的睡眠沙漠，我們才能自豪地說，這是一個健康、安全且文明的社會。今晚，在我們互道晚安之前，許願我們能一起成為那個打造綠洲的人。
註一：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自發性知覺神經反應）並非源於嚴格的科學定義，而是由網路社群所創造，為受到特定聽覺（如耳語、敲擊聲）或視覺刺激後，產生一種從頭皮蔓延至頸背的愉悅酥麻感。能帶來放鬆、減壓及助眠的效果，但具有顯著的個體差異，並非所有人都能體驗。如今，ASMR 已發展為一種流行的內容形式，專指透過 YouTube 等平台製作、旨在誘發此類反應的影音作品。
註二：「食物沙漠」一詞最早由英國衛生部於 1995 年提出，指特定地區的居民因受限於地理環境（如地處偏遠）或經濟條件（如物價高昂），面臨難以取得或負擔生鮮食品的困境，此類區域高度集中於經濟弱勢、有色人種聚居的社區或偏鄉。長期缺乏優質營養攝取，不僅導致居民飲食失衡，更形成一種社會排斥現象，對當地居民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參考資料
- Is tracking your sleep a good idea?（Conversation）
- Insomnia Market Market Statistics - 2030（Allied Market Research）
- 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Prolonged Sleep Deprivation in Rats（Allan Rechschtaffen 等）
- Social disparities in sleep health of African pop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Faustin Armel Etindele Sosso 等）
核稿編輯：葉于甄
社會創新接力賽！台、越、馬、澳先行者，如何串起從 0 到 100 的在地網絡？
社企流／文：Jenny
創業者往往是孤獨的，但在社會企業的生態系裡，創造「連結」才能成為變革起點。
今年 10 月首度於台灣舉行的「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SEWF），不僅是全球社會企業領袖的交流盛會，更是在對話裡創造深度連結重要場域。在「網絡的力量：合作生態系驅動永續變革」論壇中，來自馬來西亞 Biji-biji Initiative 創辦人 Rashvin Pal Singh 、台灣社企流執行長林以涵（Sunny）、越南 Centre for Social Initiatives Promotion（CSIP）創辦人 Phạm Kiều Oanh，以及澳洲代表 Catalyst Now 全球運動的 John Paul Uminga，4 位重量級生態系建構者齊聚一堂，分享個別經驗，從早期的單打獨鬥與概念普及，到如今面對企業與政府的跨部門合作，乃至於未來的傳承與治理。
「當社會企業的生態系還是一片荒原時，我們該如何開始？」Biji-biji Initiative 創辦人 Rashvin Pal Singh 拋出第一個大哉問。對於許多新興市場裡的社創組織而言，最初期的挑戰往往不是商業模式的打磨，而是如何建立大眾最基礎的認識。從台灣、越南到馬來西亞，儘管文化脈絡與政治體制迥異，但這群先行者都歷經了「定義」、「建立連結」到「與體制共舞」的過程。在社會企業尚未被理解的階段，他們必須先創造一套能被不同角色理解的共同語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嘗試將零散的行動者凝聚成社群；而當生態系逐漸成熟後，如何與政府與大型企業建立可長期合作的關係，則成為下一個關鍵課題。
從荒蕪到生態系，用知識及行動建立共同語言
在社會企業生態系發展的初期，各國面臨的最大阻礙是社會大眾、政府組織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不足。
用資訊打破不對稱，從內容長出社群
回溯 2012 年的台灣，社會企業在當時仍模糊的邊緣概念。社企流執行長林以涵（Sunny）回憶，當時市場存在巨大的資訊不對稱，因此社企流的起點並非實體加速器或投資基金，而是選擇透過媒體網站引入國際知識並轉譯在地案例。「要將這個概念轉化為一個社群，首先需要創造共同語言。」林以涵指出，藉由內容產出為新興領域建立「正當性」，是關鍵的第一步。（同場加映：【社企流十週年】從社企力到永續力：4 本書回顧台灣社會創新發展，找到實踐永續的靈感）
以內容為核心策略，社企流在 2013 年舉辦成立一週年的論壇時，迎來轉淚點，原先預期僅是小規模的聚會，最終卻吸引了超過 1 千人付費參與。「持續產出高品質的內容，讓我們累積了最初的信任資產。」Sunny 坦言，證實社群的需求不僅於線上的知識、資訊獲取，更渴望實體的連結，這也促使社企從單純的媒體角色，轉型為提供育成計畫、人才培育與資源對接的生態系建構者，並與跨部門夥伴合作，放大台灣社會企業的影響力。
在營利與慈善間走出一條新路，尋找社會企業價值
同樣地挑戰在越南的情況更顯嚴峻， 來自 Centre for Social Initiatives Promotion（CSIP）的 Phạm Kiều Oanh 分享， 17 年前在越南談論「社會企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由於當時社會主義背景下，組織只有營利企業及慈善機構的兩種分類模式，像社會企業這類「混合的商業模式」令大眾困惑、甚至引起懷疑。
「當時的環境，你要證明自己既能賺錢又能做公益，需要的是證據，來證明營利與公益是可以並行的。」Oanh 表示，CSIP 的早期策略是與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等國際發展組織合作，進行詳盡的研究調查，試圖回答「社會企業是否可能存在？」同時，挑選具代表性的先鋒社會創業家，「當大眾看到活生生的人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時，概念就不再是空泛的理論。」Oanh 強調，讓大眾看見活生生的人如何透過商業解決問題，讓信任資產開始累積。從媒體倡議到政策遊說的漫長旅程，最終讓越南政府在《企業法》中正式認可社會企業的法律地位。
由下而上、有機生長的社群力量
有別於台灣與越南自主、有意識地推動社會企業概念，馬來西亞的生態系發展，更像是一種有機的發展。「起初大家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是透過議題導向的 WhatsApp 群組，才慢慢將散落各地的行動者串聯起來。」Rashvin 分享，透過最日常的通訊工具，將散落各地的行動者慢慢串聯起來，「這是一個先有社群，後有組織的過程，當信任基礎建立後，結構化的網絡才能發揮作用。」Rashvin 坦言，從非正式的聚會演變成擁有正式章程的組織，最終形成能與政府對話的聯盟，這過程雖然耗時 7、8 年的時間，卻為後續的信任網絡打下了最真實的基礎。
1 到 N 的擴張，邁入成熟的亞太社創生態系
當生態系跨越了草創期，進入擴張階段，面臨下一個階段的挑戰。成熟期的核心任務在於如何扮演好「中介者」的角色，在資源擁有者（政府、企業）與資源需求者（社會創新組織）之間搭建起好的溝通橋樑。
以轉譯搭橋，社企流錨定企業與社創的價值交集
「從 0 到 1 是創造，從 1 到 100 則是規模化與結盟。」Sunny 談到，社企流作為中介組織，一方面要提升台灣社會創新組織的能力，一方面則要承接政府與大企業的 ESG 資源。然而，搭建這座溝通的橋樑並非易事，「這兩端的語言、節奏與優先順序往往截然不同。」Sunny 坦言，大企業或政府機構擁有豐富資源，但結構複雜、決策緩慢，且往往帶有特定的 KPI 壓力；反觀小型社企，雖然充滿熱情與靈活度，但在營運規模與合規性上常難以達到大企業的採購標準。（同場加映：揭秘企業Ｘ社會創新組織合作觀點——雙方合作能帶來什麼益處？彼此期待有哪些落差？）
因此，社企流在當中扮演重要的「轉譯」角色，將企業的 ESG 目標轉為社企流能執行的專案，但同時確保資源能流入社創生態系裡。從社企流近期與星展銀行（台灣）或 IKEA 合作的食農加速器計畫等案例可見，企業與社創組織合作的方式已從傳統一次性的 CSR 贊助，走向更具策略性、影響性的長期且深度計畫。
但在這過程中，中介者容易面臨「兩面不討好」的風險，「有時你會被視為某一方的代言人，這對信任是極大的傷害。」Sunny 強調，「信任不是一次建立的，而是在無數次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累積出來的。」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透明度」與「預期管理」，在合作初期就必須釐清雙方的底線與期待，並採取滾動式調整的策略，隨時偵測並解決合作中的摩擦。
越南社企在商業市場裡，尋找永續活水
在國家層級，Oanh 分享當越南的社會企業生態系成熟後，帶來最顯著的影響是政府角色從懷疑論者轉變成政策制定者； 2023 年越南政府發布首部企業白皮書，並納入社會企業概念，讓社會企業的議題正式進入國家發展議程中，「這是社企界的勝利，但也為我們帶來新的挑戰。」Oanh 直言，雖然有了政策框架，但政府往往缺乏實質的預算支持。「我們不能只靠熱情發電，也不應過度依賴國際援助。」因此，CSIP 目前的戰略重點轉向「財務模式多元化」，積極開拓企業基金會與影響力投資的資源。
在尋求資源與市場生存的過程裡，Oanh 提出「正念影響力」的願景，「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扶持社企，更是要讓所有主流商業體在面對社會議題、環境問題都變得更有意識。」她認為，未來的商業邊界將會越來越模糊，當每家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都能審視自身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那才是整體社會企業生態系真正的成熟時刻。
Catalyst Now 以共享價值，讓理念跨越國界
來自澳洲的 John Paul 則分享，Catalyst Now 在全球化視角下的模式。作為一個連結全球社創家運動的 Catalyst Now 最大的挑戰是來自跨國界、跨文化的管理難題。從蒙古、尼泊爾到東南亞，每個地區的發展進程不一，如何維持網絡的凝聚力？「在地的問題，只有在地人最清楚。我們不強加統一的標準，而是提供一個共享價值的框架。」John Paul 解釋，Catalyst Now 透過分散式領導，在在既有的全球架構中，賦予各地分會高度的自主權，讓決策能貼近當地現實。
在企業合作的選擇上，John Paul 強調「保護網絡的價值觀，比獲取資源更重要。」透過「這對我們有何助益？解決了什麼問題？成功的樣貌究竟為何？」 3 個提問來評估、篩選合作對象。此外，當面對潛在的企業合作夥伴時，組織會邀請成員共同進行「背景調查」；如果某個企業曾有不良紀錄，成員會直接提出警告。將集體把關的機制，讓決策權不再集中於少數領導者手中，而是回歸整個社群。
透過這樣「社群共創」的概念，讓成員之間建立起緊密、信任的合作關係。John Paul 坦言，這樣的運作模式在實務上看似混亂且耗時，特別是在澳洲橫跨 3 個時區這類複雜的情況下，去中心化、以社群為核心的決策方式，成為支撐 Catalyst Now 全球網絡韌性最強大的黏著劑。
談到成員參與度，John Paul 則認為，網絡營運者不應期待成員永遠保持高強度的投入，「許多成員是志工性質，他們的生活本來就有起有落。有時積極參與，有時需要休息，這都是可以接受的。」這樣開放的關鍵在於建立「隨時歡迎歸隊」的機制，確保決策過程具備足夠的包容性。Catalyst Now 透過將權力下放至各個工作小組與委員會，讓成員能在自己關心與感興趣的議題上發揮影響力，而非被動地接收指令。
超越商業利益，信任是建立連結的基礎
當生態系趨於成熟時，若引領整個社會企業生態系的領導者本身也是社會創業者時，哪些決定是為了自己或組織的利益，哪些是真正為了整個社群與公共利益著想？對此，Rashvin 分享馬來西亞的經驗，代表整體聯盟或生態系領導，與政府、企業進行談判時，必須清楚自身的角色，強調「任何機會必須優先回到群體，讓大家有公平參與的權利。如果群體決定不承接，個人才能以私有企業的身分介入。」這也能避免生態系因內部猜忌而分崩離析。
從台灣、越南、馬來西亞到 Catalyst Now 的全球共治，「信任」是社創生態系的價值，正如 Sunny 所言，「生態系的建立沒有捷徑，它是建立在一次次的對話、合作，甚至是衝突後的修復之上。」Oanh 則以她 17 年的經驗中看見，「我們從孤獨的先行者，到現在擁有數萬名夥伴。未來的路依然艱難，但只要我們連結在一起，就能創造出比商業利益更長遠的價值。」
社會創新不是一場短跑，而是一場接力賽，藉由建立具備韌性與包容性的合作網絡，我們才能將點狀的善意，串聯成推動系統性變革的巨大浪潮。
核稿編輯：李沂霖
在離岸築起微電網！哥倫比亞打造能源社區，以綠能翻轉島嶼生計
社企流／編譯：廖翊雯
2025 年 7 月，中度颱風丹娜絲橫掃台灣中南部地區釀成多起災情，颱風所經之處的屋頂、果園、溫網室、養殖漁塭設施皆大幅毀損，電力基礎設施也遭強風破壞，使全國累計停電數達百萬戶。據經濟部能源署 10 月統計指出，西南沿海地區的太陽能光電案場，尤以水面型太陽光電為主，累計損壞 33 處，光電廢棄物數量更不可勝數。
海面上漂浮著受損的光電板、電線桿倒塌於阡陌的景象，也再次掀起民眾對於再生光電的質疑，多數疑慮指向太陽能板的損害即凸顯其面臨災害的脆弱性。但是，任何發電方式皆有其風險，我們該如何看待再生能源的利弊之處？更要進一步追問，若地方遭逢自然天災，當前家戶或大型光電案場是否有足夠的電力韌性？
自主發電舉步維艱：能源轉型卡在哪一關？
太陽能光電為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設施之一，2019 年經濟部能源局統計，台灣約 98％ 電力來源依賴進口，自然能源僅佔約 2％，顯示能源轉型迫在眉睫。依光電政策，預估至 2025 年將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比 20％ 的目標，並提出未來電力市場的願景將是由民眾自主決定如何買電，也鼓勵民眾主動參與投資社區型的「公民電廠」，將發電的獲益留在地方。
目前，台灣常見的兩種太陽能板建置形式為地面型和屋頂型光電。相較於地面型所需光電板設置面積與法規要求嚴格，屋頂型光電更易推行。2024 年經濟部循「2050 淨零排放」目標啟動第二次能源轉型，以獎勵措施吸引民間與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板，希望將此作為再生能源發展的主力。然而，因建置的規範嚴格、金額過高且各地區建築規範不一致，讓民眾對在自家鋪設太陽能板興致缺缺，使政策效果未如預期。（同場加映：不用核能可以嗎？從屋頂看台灣能源永續可能性）
為破除限制，長期推動小屋頂光電計畫的「陽光伏特家」致力於協助家庭在自家屋頂上安裝太陽能系統，並建置公益性電廠，負責設施的維運與運營，以降低民眾投資綠電的門檻，鼓勵大眾從用電者轉變為能源生產者或投資者。
發電不等於用電：微電網讓電力留在地方
光電設施的高昂建置成本及繁瑣的認證程序，使一般家庭難以負擔；隨著電力需求增加與日益加劇的極端氣候正危及能源韌性。我們面臨的下個問題是：若地方光電案場僅作收益來源，或家庭屋頂僅出租給光電業者，用以躉購方式營運時，遇到自然災害使主要電力短缺，是否能將此系統的儲備電力作為緊急用電來源？
許多專家指出，建置微電網（Micro-Grid）是解決區域供電不穩定的最佳解方之一。相較於傳統大電網供給，微電網整合區域內如太陽能發電設備與儲能系統，達成電力自足。一旦主電網供電中斷，微電網就能即時啟動，由再生能源導入電網供應；若家戶設有儲能設備，則能保障一定時間的電力需求。其中，儲能系統更是即時提供地方電力支援的關鍵，有效提高供電穩定性和品質並降低用電成本，使能源自足供應。（同場加映：公民電廠於金山啟用！上百居民購太陽能板產綠電，更將綠色收益回饋社區）
哥倫比亞打造能源社區：微電網的 3 種樣貌
儘管微電網的建置需整合多方資源與設備，難以短時間順利推展，但仍作為受天災威脅及偏遠地區可取得穩定電力的關鍵解決方案；其中，哥倫比亞的一項社區微電網設置計畫值得借鏡。位於 Uramba Bahía Málaga 國家公園內的 La Plata 群島擁有豐富的自然雨林生態和多樣的動植物資源，卻因地處偏遠，難以和主要能源網（energy grid）連接，長年依賴柴油發電機供電。近年來，隨著當地漁業與旅遊業發展，既有電力已無法負荷需求，使島嶼面臨無電可用的困境。
2022 至 2026 年哥倫比亞政府啟動能源社區計畫（PEN），此計畫目標是將多元的再生能源融入國家的主要電力結構，解決偏鄉社區缺乏穩定電力傳輸的問題，預估在 2052 年達到 90-100％ 的再生能源覆蓋率。該計畫在 La Plata 群島則採用「迷你電網」（mini grid）鋪設，以太陽能與柴油發電並行，為島上的 4 個社區提供全日的電力，也在 40 個家庭中裝設太陽能系統，至今惠及近 300 個家庭。此外，能源社區計畫也拓設電力基礎措施，並以其公共資金支持安裝、運營、維護的費用，更提供稅務優惠及技術培訓，使社區未來能自主管理能源系統。
該計畫已打造百餘處「能源社區」，其中 3 處社區極具代表性。
Mingueo 社區：推動乾淨能源交通並增加收入來源
位於哥倫比亞北海岸加勒比海小鎮的 Mingueo 社區，長期以來依賴柴油發電機，每天僅能提供數小時的電力。隨著 2023 年 11 月啟動的太陽能計畫，在社區行動委員會的總部設置了12 塊太陽能板，並建立一處社區充電站，解決居民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的充電難題。
穩定的綠電也為當地交通帶來新的轉機，由於摩托車是當地居民用來載客、運貨的重要生計工具，當地車行也開始將汽油驅動的摩托車改為電動摩托車，降低運輸成本，同時也支持電動車產業，為社區帶來新的綠色就業機會。
Natagaima 社區：利用太陽能來加強漁業和糧食安全
位於哥倫比亞安第斯山脈的 Natagaima 社區，為 Tamirco 原住民保護區，則將太陽能應用於支持當地漁業的發展。在非營利組織 Semillas 的支持下，為當地引入一套由 20 塊光電板、鉛酸電池和逆變器組成的太陽能系統。不僅提供照明，更讓傳統電力無法支援的水泵和冷藏設施得以運作，為 4 個冰箱提供電力，解決漁貨保存問題，大幅提升當地食品安全及漁業生產。
San Bernardo 群島：能源轉型支持旅遊業
San Bernardo 群島隸屬於哥倫比亞 Rosario and San Bernardo Corals 國家自然公園，自 1977 年以來作為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珊瑚保護區域，嚴格法規使當地的能源建設難以推行。其中 Múcura 和 Santa Cruz del Islote 島長期缺乏穩定電力，阻礙旅遊觀光的發展。
為了解決困境，自 2015 年始，哥倫比亞政府投資近 19.8 億披索（約 356 萬美元），推行混合太陽能與柴油系統的能源試行計畫，並在群島上鋪設「電氣化系統」。每日 8 小時的電力，大幅解決冷藏飲料、保存出售給當地餐廳的魚類的需求，充足的電力也改善旅宿客房內的照明、風扇等電器設備，提供更舒適的旅遊體驗。然而，因「電氣化系統」運營維護欠妥，該系統在 2021 年經過翻新後，仍出現許多零組件故障等問題故障，且柴油供應不穩定，使供電品質每況愈下。
雖然此系統成效有限，卻意外成為社區自治團體「社區委員會」創立的契機，他們以社區為橋樑，積極參與討論社區內的太陽能建設項目，並動員居民與中央政策交涉。雖然能源轉型計畫能否成真，仍取決於政府的最終決策，但以群島居民為本，整合社區對能源管理、土地所有權以及資金的分配與運用，居民積極的社會參與與共同決策，是打造永續能源解方的關鍵。
擴大再生能源規模的潛在難題：誰能為能源未來作主？
哥倫比亞推行的「能源社區」計畫，雖然有助於調解能源分配差距、改善生計並創造當地產業發展。但如同公民電廠的建置，關鍵不僅在於發電技術的革新，而需透過居民共同進行參與式的設計，並與地方、地區和政府間充分協調。例如，在海洋保護區或國家公園裡，常因環境法規與地方需求缺乏共識，使能源基礎建設難以推行，因此了解當地社區對於能源的真正需求，才能有效建立完整的監管與政策框架來支持能源社區的實施。
此外，建置區域型微電網更須留意，若缺乏充足的技術、人員訓練與全面的能源教育，可能面臨如 San Bernardo 群島一般，因短期成效帶來福利，但卻無法使能源設備永續運作。再生能源是否能成為未來的首要供電來源，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哥倫比亞的能源社區計畫提供一項寶貴的經驗：「將能源未來的權力交到人民手中。」以協商出能真正惠及地方的再生能源系統。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葉于甄
從不合手的器械，看見手術台上隱形的性別預設
社企流／編譯：李翌甄
在外科手術台上，一名血管外科女性醫師在操作醫療器械時，需要兩隻手才能費力地握住，然而身邊的男性同齡人卻能輕鬆地用一隻手完成 。另一位從業十多年的心臟專家，有時甚至必須將部分手術讓給別人做，只因為手術器械不適合她的手使用 。這些例子揭露了外科領域中一個隱形的性別預設——雖然女性醫學生人數增加，但「以男性為標準」的手術器械設計，正造成女性外科醫師在職涯上的阻礙。
近年調查指出，OECD 會員國中，有 18 個國家的女性西醫師比例已超過半數，其餘國家如英國、法國也高達 49.3%、47.5%，顯示已有相當多女性投身醫學領域。然而，這個百年前就為男性量身打造的職場，真的準備好迎接她們了嗎？研究指出外科手術器械必須盡快與時俱進，改善隱性的性別不平等 。
工欲善其事，但器械「不適合」她？
現代外科的標準與規範，大多建立於 19 至 20 世紀，那是個醫學領域由男性絕對主導的時代，從手術流程、環境設備到器械尺寸，無一不以「男性身體」作為預設的標準值。
而今，現代女性投入醫學的人數大幅增加，但手上的器械卻未隨之調整。對於平均手掌較小、握力較弱的女性醫師而言，操作這些預設為男性規格的器械，不僅需要耗費更多力氣、容易引發肌肉緊繃，更可能直接影響手術的精準度與執業表現 。
不只是不順手！那些被忽視的職業傷害
根據《美國外科醫學會雜誌》（JACS）研究，有些外科手術器械會使手較小或身高較低者有壓力，違反人體工學，尤其女性外科醫師感到操作困難甚至不適。在內視鏡手術基礎考試（FES）結果中可以明顯看出差異，女性外科醫師第一次就通過的機率是 71%，低於男性外科醫師的 92%，性別差異顯示為了男性設計的手術器械，對於女性卻是考試的不利因素。
不僅操作不易，更可能引發工作相關肌肉骨骼傷害（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指由於長時間、重複性地使用不合適的器械或在不良姿勢下工作引起的傷害，包含常見的肌腱炎、腰椎椎間盤突出等。外科醫師患有 WMSD 是很普遍的現象，根據研究，高達 77% 的女性外科醫師曾深受其苦，此現象與手術器械手把的大小有關。手術器械不合的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外科醫師的生活品質，還可能間接降低手術精確度，增加病人風險。更嚴重可能在外科醫師的早期訓練就形成阻礙，最終造成人才流失。
不只是手持器械帶來傷害，傳統開刀房的整體環境也有人體工學的缺陷，如 95% 的外科醫師都覺得腹腔鏡手術的傳統手術台太高。平均身高較矮的女性外科醫師長時間以不舒服的姿勢工作，加重肌肉壓力，也增加職業傷害的風險，成為女性在外科領域的門檻。
從醫學院到手術室的「漏斗效應」
「我不知道有哪個女性外科醫師沒有被性別偏見影響過。」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外科系教授 Nell Maloney Patel 博士說，無論是薪水不平等、工作環境中的隱性偏見，還是器械和設備不適合手掌尺寸等等，幾乎每個人都有受影響的經驗。
美國醫學院協會 （AAMC）指出，外科領域中性別失衡是很普遍的現象，在北美醫師總數中女性約佔 40%，但在外科中仍由男性主導，女性在普通外科中的比例佔 22.6%，血管外科與神經外科更分別僅佔 15% 與 10%。雖然美國醫學院的申請人數趨於性別平等，甚至有時女性人數更多，但在申請外科住院醫師職位時女性仍僅佔 15%，突顯女性擁有進入醫學院的能力，問題則在於是否願意選擇外科作為專業。
其中，選擇科別專業的意願，源自環境的高度影響，多數女性在醫學院做選擇時就已經意識到外科對女性相對不太友善，像是外科手術器械的操作困難，以及如歧視、騷擾、缺乏正式育兒假政策等結構性問題，都是影響她們在選擇科別時的重要因素。如果一個領域在培訓階段就對特定性別不夠友善，自然會導致潛在的專業人才被篩選掉，進而加劇性別比例失衡。
根據英國官方醫療數據機構 NHS Digital 統計，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漏斗效應」，在升遷上意指晉升機會逐漸減少。以英國皇家外科學院為例，醫學系和牙醫系錄取人數中有超過 6 成是女性，但最高階管理職英國外科顧問醫師中，女性比例僅接近 2 成，顯示女性不僅入門難，越到高階職位，女性比例急劇下降。
造成此斷層的原因，除了職場天花板，更與器械帶來的體力門檻息息相關。數據顯示，越強調體力且高度依賴重型器械操作的領域，女性流失最為嚴重。例如需頻繁使用骨鎚、電鑽等高強度器械的「創傷與骨外科」，管理職女性比例僅 8.8%，遠低於一般外科的 22.2%，意味著高體力需求的科別特性，在缺乏合適器械輔助的情況下，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雙重障礙，在特定專科即篩選掉女性人才，自然削減她們晉升至高階管理職的整體基數。
擺脫性別預設，通用設計與科技加速
現今醫學設備常根據過時的設計指南開發，因此要設計出理想的手把，需要尋找女性特定數據，但也可能遇到沒有數據或研究中樣本數量太少的問題。一種常見的估算是將男性的測量值縮小 30 至 40% 來估計女性數據，但這樣粗略的方法無法反映現實變化。不僅性別，種族和年齡同樣會形成差距，像是歐洲男性的平均握力約為 49 公斤，而亞洲女性的平均握力約為 24 公斤，但兩人可能是使用相同的器械開刀。
為了適應更多手型，許多專業組織、研究小組和外科醫師正努力調整手把尺寸，並且降低操作所需的握力。當手把太大而無法好好抓緊，或者需要的力道超出能力所及，就會急劇增加 WMSD 的風險。然而，通用設計的開發進展緩慢，有部分原因是收集詳細的人體工學數據需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
而今，拜科技進步所賜，可借助 3D 掃描、複雜的建模等新型技術，收集準確數據已變得更有效率，得以加速整合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外科醫師的握力和手部尺寸數據，擺脫幾十年來的性別預設。隨著當今手術變得多樣化，手術器械設計也應與時俱進，確保每個醫療設備都更具包容性。
參考資料
- Women in Surgery: Increasing in Numbers—and Influence（Rutgers Health）
- Women in surgery Statistics（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核稿編輯：李沂霖
誰在為地球的垃圾買單——當全球減塑陷入兩難，「綠色戰士」如何引領越南終結塑膠污染？
社企流／編譯：廖翊雯
海灘上漂浮著塑膠瓶與包裝袋，海洋中微小塑膠碎片隨水流飄散，在自然環境中佈滿人工廢棄物的場景似乎已成常態。《巴黎協定》首度呼籲全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與此同時，各國也開始關注海洋塑膠污染，並以制定全球公約為目標，提出包括消除海廢、推動塑膠循環經濟等治理方案。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自 2022 年起，啟動了《全球塑膠公約》協議，並以 2040 年為基準規劃減塑路徑，力圖重塑全球塑膠產業供應鏈。然而，至今石化橡膠與民生消費品仍高度仰賴塑膠，各國將如何應對廢棄塑膠的棘手挑戰？
2022 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Global Plastics Outlook》中指出全球塑膠產量在過去十幾年內快速成長，每年生產約 4 億噸的塑膠製品，其中一次性塑膠佔所有產量的一半，推估至 2040 年，塑膠產量將達到每年 7 億噸。然而，當前回收處理卻遠遠不及生產塑膠製品的速度，數據顯示，全球塑膠廢棄物僅有不到 10％ 被妥善回收，其餘塑膠垃圾則以焚燒（18%）、掩埋（51%）或流入河道之中，其中因產業或日常生活中分解的塑膠微粒洩漏到自然環境中，加劇生態系統的破壞。
塑膠公約破局，全球合作協調減塑是關鍵
塑膠廢棄物危害環境甚巨，威脅著環境與經濟發展更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各國如何看待這項全球環境污染的挑戰？在環境保護團體與全球各方的倡議下，聯合國環境大會於 2022 年 3 月 2 日始展開協商，制定具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塑膠公約》，主張從源頭減少塑膠生產、推動循環經濟與修訂廢棄物管理法規等措施，預估於 2024 年底前完成公約協商工作。
然而公約協定過程並不順遂，各國對於塑膠生產與處置的共識明顯分歧，使談判進展緩慢。自 2022 年於烏拉圭舉辦首輪（INC-1）至 2024 年 11 月底於韓國釜山的第 5 輪首輪談判（INC-5），因未順利締結，而再度於 2025 年 8 月在瑞士日內瓦展開第 5 輪談判的第二階段（INC-5.2），歷經多輪談判後，各締約國仍未達成協議。
為何《全球塑膠公約》的談判難以達成共識？備受矚目的第 5 輪談判點出核心爭議之處：「如何在可控的範圍內遏制塑膠生產與消費，兼顧永續發展？」但各國對於塑膠減量的看法分歧，「要全面支持塑膠減產，還是先重視廢棄物管理？」支持派認為，控制生產才能從源頭遏止廢棄物處理量能不足與污染問題；反對派則表示，對於倚賴化石燃料工業的國家來說，遏制石化產品與塑膠製造需承擔極大的經濟風險，如何妥善管理廢棄物才是根本之道。塑膠生產限制與否，仍是亟待協調的燙手山芋。（同場加映：減塑應是國家政策還是全球規範？《全球塑膠公約》首輪談判陷分歧）
全球塑膠垃圾貿易，越南成廢塑膠接收國
若石化產品與塑膠生產不可替代，下一個問題便在於：龐大的塑膠廢棄物該如何處置？OECD 於 2022 年針對全球塑膠垃圾跨國貿易進行調查，會員國有約 89％ 的塑膠垃圾輸送至他國，以更低的成本處置廢棄塑膠。
鑑於各國在塑膠垃圾處理量能的差距，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 2019 年《巴塞爾公約》國際條約中，規範出口國僅在沒有足夠的處置或回能力時，才能進行跨國交易塑膠廢棄物。自 2017 年中國實施廢棄物禁令後，跨國貿易市場轉向，包括：馬來西亞（約 7 億噸）、土耳其（約 6 億噸）以及越南（約 4 億噸），馬來西亞與土耳其成為廢棄塑膠主要接收國。廢塑貿易雖然為接收國帶來工業生產資源與微幅的經濟來源，但若持續忽視塑膠生產與廢塑接收國的環境負擔，永續未來的藍圖將難以達成。
以越南為例，在 2024 年 VieNamNet 於報導中曾指出，距離越南首都河內約莫一小時車程的興安市明開工業村，是越南接收進口塑膠垃圾最終處理的地點之一，由國內或進口的塑膠垃圾集中至此村落中的工廠回收或加工，為村莊中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改善村民的經濟與生活的同時，村民也深受塑膠廢棄物回收與生產導致的環境污染，以及塑膠加工產生的有毒氣體對呼吸道疾病的影響。然而，對多數倚賴塑膠回收的收入而有較寬裕生活的家庭來說，尚擺盪於環境污染與跨國經濟鏈之間，難以擺脫結構困境。
除了廢塑加工的污染問題，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研究更發現，越南每年生產 180 萬噸塑膠當中，僅有 30% 被妥善分類；進口塑膠廢棄物的完整回收率也僅約 1/3 。明開工業村回收商表示，無法回收的進口廢棄物有時候高達 25％。越南金融數據分析研究公司 FiinGroup 亦指出，多數廢棄塑膠與有機廢棄物混合，是導致廢棄塑膠難以妥善回收的主因，並造成越南國內廢棄物積累壓力。顯示如何處置無法回收的進口塑膠廢棄物，仍然缺乏系統解方。
隱形的勞動者，越南女性回收工人群像
根據全球性組織「終結塑膠垃圾聯盟」（AEPW）統計，在越南，超過 90％ 的塑膠垃圾是由非正式部門的勞動者收集且多半由女性組成，估計每天約有 1 萬餘名回收工人穿梭在街巷，收集寶特瓶、塑膠袋、泡殼包裝（Blister Pack）等塑膠廢棄物。
這群非正式的勞動者，與一般受僱者不同，除了工作時間、薪酬相對較不穩定，更需自主承擔勞動風險。但靈活的工時，對於許多需要同時肩負家務責任與家庭收入的越南農村女性而言，卻是少數能讓他們兼顧兩者的工作選擇。（同場加映：她創辦印度最大女性求職平台，協助超過 100 萬女性就職創業）
然而，走進回收工作現場，看見的是這群工作者長期在缺乏防護裝備、缺少社會認可以及持續暴露於污染物質的環境下勞動。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紀錄短片《Invisible Warriors: The Force Behind Vietnam’s Plastic Action》中，從事回收工作 20 餘年的 Nguyễn Thị Lân 表示，「我不希望大眾誤解這是一份糟糕的工作，它有助於保持環境清潔，讓國家更美麗。但這種工作對身體造成傷害，也讓我們身體疲憊不堪。」女性在回收行業中，承受的社會污名、健康威脅與缺乏制度性支持，是這群非正式回收工人在為環境做出貢獻時，不容忽視的挑戰。
VietCycle 支援前線，綠色戰士助力循環回收系統
塑膠廢棄物處理中，女性回收工人佔據不可忽視的角色，「我們對回收工作的看法有大幅轉變。」致力於改善非正式回收工人勞動條件的公司 VietCycle 董事長堅定地說，「過去，回收工人被貼上『廢棄物收集者』（lượm ve chai）的標籤；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她們為『綠色戰士』，才能反應出他們在越南各地廢棄物回收工作的重要貢獻。」這群綠色戰士，除了協助綠化生活環境，更有效提高國內垃圾的回收率。
VietCycle 除了提供防護裝備和收集回收不可或缺的自行車，也提供工作者進行消防安全與廢棄物分類的專業培訓，同時推動回收工人的正名、擴大組織工作社群，翻轉大眾對回收工人的負面印象。 2021 年更與包裝商品公司 Unilever 合作，為逾 3 千名回收工人提供防護裝備、制服與每月必需品，更提供健康保險。讓回收工人的勞動身影不再隱形，他們是能夠串連塑膠廢棄物循環回收系統的「綠色戰士」。
全體總動員，越南採取行動減少塑膠廢棄物
儘管回收女性工作者的社會保障漸露曙光，但生計支持與全國的廢棄塑膠處理系統仍有待改善。VietCycle 作為「越南國家塑膠行動夥伴關係」（NPAP）的成員之一，與多方利害關係人合作，推進越南循環經濟發展，協助確保非正式工人的權利、培養技能、改善生計，迄今已惠及超過 2 萬名非正式回收工作者。
此外，越南政府也開始從政策上著手。自 2018 年起，越南對塑膠廢棄進口採取嚴格監控措施，並於 2020 年通過《環境保護法》，要求廢棄物需從源頭分類，並加強「延伸產品責任」（EPR）制度，要求生產者和進口商履行環境責任。
另一方面，民間力量亦不容小覷。VietCycle 指出，穿梭於巷弄街口的非正式回收工人是獨特的勞動身影，也是國內廢棄物管理的重要支柱。未來，VietCycle 將持續推動國內外回收價值鏈的合作，穩定地提供工作防護裝備、消防安全與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障，並透過公共倡議與環境教育推動社會態度的轉變，改善非正式工人的勞動環境。
儘管已有進展，塑膠廢棄污染與非正式工人的工作環境仍待政府、企業、國際組織與專家社群共同改革，以支持越南循環經濟與塑膠產業價值鏈的轉型。綠色戰士，以一雙手、一台腳踏車，共築塑膠廢棄物回收網絡，提升塑膠廢棄物的處理能力，傳遞環境綠化的決心。
參考資料
- Plastic Cycle: Improving income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informal waste workers in Vietnam（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
- Spreading actions against plastic use and promoting waste classification at source（BỘ NÔNG NGHIỆP VÀ MÔI TRƯỜNG）
核稿編輯：葉于甄
用檸檬守護部落、以海味傳承文化——看台灣在地小店，如何創造蓬勃生機
社企流／文：李沂霖
在花蓮玉里璞石閣部落，返鄉阿美族人林德盛與太太陳亭維創立的「金喜檸檬」，守護著一座堅持友善農作的綠色農園。從完全不懂農務開始學起，他們研究適合花東風土的種植方式，集結 9 位在地小農的力量，打造出保留檸檬純粹滋味的品牌。
金喜檸檬不只販售檸檬飲品和調味粉、清潔劑等特色產品，更將空間打造成「檸檬故事體驗館」與部落聚會所，用檸檬串聯起土地復育與在地生機，為部落創造工作機會，吸引年輕人回鄉。林德盛與陳亭維分享：「讓我們感到最開心的是，金喜檸檬不只讓年輕人對家鄉產生認同、也讓在地長輩回饋『部落還是有希望的』。」
在台東成功鎮，一棟有 56 年歷史的老銀行建築，如今化身為「成功海銀行」，主理人巫祈睿與董修慈以料理、策展和活動，串連起小鎮的文化記憶。「沿用『銀行』的概念，是希望透過這個空間，儲存在地的文化與職人故事。」董修慈說道。
這裡的餐桌上，呈現的是海港當日的漁獲、阿美族海女阿姨們採集的食材；空間一隅則以策展形式，記錄著即將失傳的海女文化。成功海銀行不只是一間餐廳，更是一座文化採集所，將在地居民與海共生的智慧，透過料理、空間策展等方式保存下來，更與在地學校合作，透過潮間帶採集體驗、海女文化課程，培育孩子成為在地海洋文化的下一代守護者。
金喜檸檬與成功海銀行，一個在山腳下守護部落，一個在海岸邊保存文化，這兩家小店都展現了「在地深耕」的力量，將地方資產轉化為改變的動能。
看見、翻轉、串連，每間小店都是改變的支點
「小店是我們社會中非常重要的存在，它可以滲透在地日常，知道誰、在哪裡、發生什麼、需要什麼。大企業所觸及不到的人間煙火，由小店帶來改變。」
由永豐金控捐助成立的永豐基金會，長期深耕在地，關注不同群體的需求。為了支持這些在地小店，永豐基金會於 2022 年 10 月發起「小店永豐計畫」，以經濟為樞紐，轉動地方生活。如今，計畫邁入第三屆，走遍台灣的山邊海畔、漁港農場與城市巷弄，支持著承載著文化技藝、生態復育、社福培力等多元面向的餐廳、書店等各式小店，串連起一個個在地的改變故事。
小店永豐計畫，徵求自立、利人的小店計畫。計畫內容無須複雜或華麗詞藻，只要做到 3 件事：首先是「看見」——發現可以變得更好的機會，例如看見所處環境中長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盲點。
接著是「翻轉」——重新想像、找到解方。提出具啟發性、可複製、可串連、可延續的解方機制。
最後是「串連」——擴大改變的影響力。捲動價值鏈上各個單位，可融入生計的自營模式，不僅強化自身的競爭力，也帶來他人和環境更好的生活。
永豐基金會將透過嚴謹的評審過程及實地訪查，每屆選出 10 家用創意改變地方的店家，提供資金與資源的協助，支持這些計畫落實。
每一屆的小店永豐計畫都有不同特色。在 2022 年第一屆，許多兼具社會、環境與營利目標的新型態社企小店，從單打獨鬥開始慢慢集結，相互鼓勵與學習。「原來我不孤單，這條路有這麼多同行者」成為最常見的回饋。這些小店以自身為支點，成為鄰里交流、轉動社區的力量，也成為城鄉旅遊的記憶點。
第二屆則關注多元族群——新住民、弱勢家庭、長者、偏鄉兒少、照顧者以及原生物種。不同群體對「家」與「家鄉」有著共同想望：萬物共生，土地共榮。他們用整個社區接住孩子，讓故鄉變成世代宜居之地。
而第三屆獲選小店則聚焦「在地」，只有真正在地方生活，才會體會各種阻礙前進的迷思；領受大自然的給予，才會知道如何與環境互動。他們將地方資產轉化為價值，並建立深厚的對待關係。
走走看看吃吃買買，讓我們成為小店的力量
小店中不乏許多是由以捐助、補助為收入來源的基金會轉型，如今他們開始反思：我們能協助風險家庭自立，自己是否也能走出一條不仰賴補助的路？
永豐基金會也期待透過小店永豐計畫，推動新型態的社會福利態樣。「當小店成為地方的力量，我們每個人，無論企業或個人，也都可以透過責任消費、責任旅遊，分享知識、工具與專業資源，成為小店的力量。」永豐基金會董事長陳思寬表示。
參與第四屆小店永豐計畫，讓在地的力量持續發光
「對我們來說，小店永豐計畫就像一個夢想加速器，讓我們可以更快地實現小店的理想——跟農民共好、跟部落共好。」金喜檸檬林德盛與陳亭維說道，接下來，他們計劃要協助檸檬小農申請有機認證、並擴大更多種植面積，讓影響力擴及得更廣、更遠。
成功海銀行董修慈則提及，小店永豐計畫為他們帶來許多「放大」的效益，「原本我們自己小小的做，參與計畫後，有機會從一個單點、串連起鎮上的其他店家，放大在地文化推廣的成效；此外，也獲得參展、拍影片、受媒體報導等機會，放大了小店的能見度，被更多人認識。」未來，成功海銀行將持續挖掘並推廣在地特有的傳統海洋文化，為海女阿姨採集的食材開創新經濟價值、也擴大與國小的合作讓文化向下扎根。
(此文章由永豐基金會所支持、社企流獨立製作，不影響報導之真實性與準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