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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52篇）10 月連三週體驗週上四天班！台灣也能「週休三日」嗎？從勞動部考量看民間試辦契機
城市學／文：蔡炆璇
10 月連續三週上班不超過 4 天，讓台灣上班族開始認真討論「週休三日」。有民眾在 Threads 喊話勞動部，好幾週適應下來，是不是發現週休三日其實也沒差？這項想法並非毫無根據。英國 61 家企業曾試辦 6 個月、不減薪的 4 日工作週，員工病假天數減少 65％、離職人數下降 57％，部分企業的營收甚至微幅成長。然而，台灣勞動部今年 2 月正式回應相關提案後，至今仍未提出全面實施的時程。
國外企業能讓員工少上 20％ 的班，薪水照領，台灣為何遲遲不敢推？從海外研究到國內政策評估，答案其實牽涉到企業能否維持產出、縮短工時是否增加工作壓力，以及少掉的服務人力，究竟該由誰補上。
10 月連 3 週體驗 4 個工作天！網喊乾脆改「週休三日」，勞動部早有回應
2026 年 10 月，中秋節、教師節與國慶日接連到來，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的行事曆，9 月 25 日至 28 日為 4 天連假，10 月 9 日至 11 日則是國慶日 3 天連假，等於讓部分固定週休二日的上班族，在 9 月底至 10 月初連續三週，每週上班不超過 4 天。
於是，上班族短暫改變的工作節奏，意外引發一場關於勞動制度的討論。
有網友在 Threads 發文，認為連續幾週只上 4 天班，勞動部是不是會發現「週休三日實行也沒差了」？該文一出，留言區隨即出現不少支持聲音，有人直言「現在真的覺得休假3天才能恢復精神力」，也有人認為，工作效率未必會因為少上一天班而降低。但對服務業與輪班勞工而言，連假可能是另一種光景。
當辦公室員工享受假期，餐飲、零售與交通運輸等產業，不僅仍須維持服務，有些工作甚至還會因為假日需求增加而變得更加忙碌。另外，社群上也有人擔心，全面週休三日將減少經濟產出，並增加企業人力成本，更出現「一天休假損失 700 億元」的說法。但這筆數字從何而來、如何計算，仍有待查證。
事實上，台灣政府早就討論過相關的倡議。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就曾有民眾提出「推動四日工作制，每週上四天班放假三天」，且勞動部於 2026 年 2 月 6 日正式回應，指出該制度涉及企業營運成本、勞工收入、產業排班及公共服務等層面，須審慎地來評估。而現階段，政府尚未提出任何關於「全國全面週休三日」的實施時程，政策方向依舊以落實週休二日、鼓勵勞資協商彈性工時為主。
不過，就在台灣「謹慎」評估之際，海外企業已累積一批值得研究的實驗結果。
英國推週休三日不減薪，員工病假少 65％、離職降 57％，企業營收呢？
2022 年 6 月，英國 61 家企業、共約 2900 名員工參與了一項為期 6 個月的四日工作週試驗，且參與企業承諾，即使減少 20％ 工時，員工薪資維持不變。於是，這項由英國劍橋大學等研究團隊參與的試驗，結果在 2023 年 2 月正式揭曉。
研究發現，71％ 的受訪員工表示職業倦怠感明顯降低；另有 39％ 稱自己壓力減輕。此外，與前一年同期相比，參與企業的病假天數大幅減少 65％，離職人數一口氣下降 57％。
然而，與此同時，企業營收也沒有出現研究前可能預期的大幅下滑。
根據劍橋大學索公布的結果，23 家提供相關資料的企業，試驗期間平均營收，甚至還微幅增加 1.4％。也因此，61 家參與企業中，有 56 家表明會延續一週工作四日的型態，且有 18 家公司，當時已將制度永久化。
不過，英國試驗還是存在一項容易被忽略的前提：企業在縮短工時前，便已著手調整會議、行政流程及團隊協作方式，減少不必要的時間耗費。因此，員工減少工作時間，並非完全依靠加快個人工作速度。換言之，對有意推動週休三日的台灣企業而言，如何從既有工作流程騰出時間，恐怕是比安排第三天休假更早需要面對的課題。
六國 141 家組織實測週休三日！近 2900 名員工健康改善，關鍵在於睡眠
另一方面，縮短工時對員工健康的影響，則在後續跨國研究中得到進一步支持。
2025 年 7 月，國際學術期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刊登由美國波士頓學院社會學研究者 Wen Fan、Juliet Schor 等人完成的研究，分析澳洲、加拿大、愛爾蘭、紐西蘭、英國與美國等六國，共 141 家組織、2896 名員工的資料。這些組織同樣先調整工作流程，再實施六個月、不減薪的四日工作週。結果研究發現，員工在職業倦怠、工作滿意度、心理與身體健康方面均得到改善。而另外 12 家未實施制度的對照企業，則未出現相同的現象。
因此，研究團隊進一步分析，員工睡眠問題減少、疲勞降低，以及自評工作能力改善，是與整體福祉提升有關的重要因素。
不過，即使兩項研究證實，經過工作流程調整，部分企業確實能在維持薪資的情況下減少工時，並改善員工健康與留任表現。但倘若企業沒有減少工作量，只是把原本五天的任務塞進四天，結果可能會截然不同。
少上一天班反而更累？紐西蘭研究揭「週休三日」勞資雙方的隱藏代價
在英國大規模試驗受到關注之前，紐西蘭也有企業嘗試四日工作週。
其中，奧克蘭大學研究者 Helen Delaney 與英國拉夫堡大學研究者 Catherine Casey，即針對一家中型金融服務企業進行質性研究，透過焦點團體與半結構式訪談，蒐集 45 名員工對四日工作週的看法，並將研究成果刊登於學術期刊《Employee Relations》。
該研究發現，員工普遍對四日工作週抱持好感，也感受到個人生活方面的益處。不過，隨著工作時間縮短，企業對績效、生產力的要求與工作監控可能更加嚴格。因此，若工作目標沒有隨工時減少，員工仍須在更短時間內完成任務，原本期待減輕的工作壓力反而會集中在剩下的四天。
其實，這項研究並未否定四日工作週的好處，但它點出企業管理方式，可能抵銷週休三日部分的預期成效。
畢竟，若將原本每週 40 小時的工時壓縮至四天，員工每天就可能需要工作 10 小時；若將每週工時減少為 32 小時、薪資維持不變，企業自然需要重新安排工作量、人力與營運流程。
前者雖然多出一天休假，總工時卻沒有減少；後者真正縮短工作時間，企業則須設法維持原有產出與服務。
兩種安排對員工休息、企業成本及工時法規的影響，皆不能一概而論。尤其，上述研究針對的是一家金融服務企業，結果更不宜直接推論至所有產業。
國外都嘗試了，台灣為何不敢推？98％ 企業是中小企業，排班成本成難題
對台灣企業來說，週休三日最直接的考驗，可能是餐廳少了一名服務生，那誰能來補班？
一家每週營業 7 天的餐廳，即使員工每週少上 8 小時，店內的備餐、點餐與服務需求也不會跟著減少。若要維持營業時間，業者就得重新排班、增加人力，或調整營業模式。同理而論，醫院、長照機構及交通運輸業，也得面對維持服務量所需的人力安排。而且這項挑戰，在台灣尤其難以迴避。
根據經濟部 2025 年 12 月發布的《2025 中小企業白皮書》，2024 年台灣中小企業超過 171.5 萬家，占全體企業 98％ 以上，提供約 919.4 萬個就業機會，約占全國就業人口 8 成。對人力有限的小型業者而言，少一名員工上班，通常就會直接影響當天的營運安排。也因此，勞動部 2026 年 2 月回應週休三日提案時，就提到台灣以中小及微型企業為主，工時、排班與產能高度連動，若全面縮短工作週，可能增加企業人事成本與營運壓力。
除此之外，週休三日的影響還將延伸至金融市場、教育與公共服務。
政府擔心，若證券及期貨市場增加休市日，台灣年度休市天數可能明顯多於國際主要市場，影響市場反映國際經濟動態及資金調度的能力；而學校方面，則須重新安排授課與學習時間；公務機關減少辦公日，亦涉及民眾洽公需求、法定工時及公共服務品質。因此，英國 61 家企業試驗的成果，之所以難以直接套用於台灣，關鍵就在實施範圍。
英國由自願參與的企業依自身條件調整工作方式，台灣政府評估的卻是全國產業、教育及公共服務同步改變的成本。兩者面對的制度條件不同。
不過，全面實施困難，也不代表個別企業沒有試辦空間。
英國試驗已提供企業自主縮短工時的經驗，台灣也可以從具備條件的企業開始，觀察減少工時後的薪資、營收、加班、離職與員工健康變化，再評估哪些做法能擴大到其他產業。但若要真正落地，仍有幾筆帳必須算清楚：縮短工時所需的新增人力由誰負擔？企業提升效率所節省的成本，能否支撐不減薪？若員工休假增加，服務品質又該如何維持？
目前，勞動部尚未提出全面週休三日的實施時程，也未公布全國性的試辦規劃。未來若要從政策評估走向實際推動，企業勢必得重新調整工作流程與人力配置，政府也須思考如何協助不同產業因應增加的營運成本，同時保障勞工薪資與休息權益。
至於台灣能否逐步推動週休三日，下一步或許就看有沒有企業願意率先試辦、政府能提供哪些支持，以及實際成果能否讓更多產業跟進。
資料來源
青年不只是城市的未來，從國際案例看見參與式治理的新方向
城市學／文：陳士雪
OECD 在 2026 年 6 月發布的《Advancing inclusive growth in cities for youth》指出，城市青年目前同時面臨就業、住宅、基本服務、都市設施與氣候等問題。要解決這些挑戰，不能再只靠單一局處各自處理，而應採取以人為本、地方導向及跨部門整合的方式，同時讓青年能真正參與城市經濟與發展。
這個變化背後，是一個愈來愈清楚的事實：青年不只是城市的「未來人口」，也是現在正在使用城市的人。
城市為什麼需要被「策展」？
過去談都市發展，常想到道路、捷運、公園、住宅與公共建設。今天的城市競爭卻早已不只如此。同樣有河流，有的城市把河岸做成快速道路，有的城市把它還給行人；同樣一座舊市場，有的拆除重建，有的成為地方文化據點。
城市真正決定的，其實不只是「蓋什麼」，而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因此，近年都市治理愈來愈常出現「placemaking」概念——重點不只是規劃空間，而是透過居民參與、公共活動與地方特色，讓空間形成生活意義。換句話說，城市愈來愈像一場沒有閉幕日的展覽。市政府是其中一個策展者，居民、企業、店家甚至旅客也都是策展者。而青年，是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
原因很簡單：他們通常沒有土地、沒有龐大資本，也未必熟悉行政程序，但城市未來二、三十年的公共設施、住宅與交通，使用時間最長的，卻往往正是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一座城市只讓青年「入住」，卻沒有讓青年「入席」，規劃與使用之間自然容易產生落差。
全球正在把真實城市問題，交給學生回答。因此，國際間已有愈來愈多城市，不再只把學生競賽當校園活動，而是直接將真實的都市問題交給青年。C40 Cities 推動的「Students Reinventing Cities」便是一例。
參與城市會提出真正需要更新的區域，讓學生針對地方氣候目標、居民需求與都市挑戰提出設計方案。
2025 至 2026 年的第五屆競賽，參與城市包括巴塞隆納、芝加哥、雅加達、里斯本、奈洛比、羅馬等地，題目涉及住宅、社區、公共空間及都市更新。C40 明確將競賽目的設定為促進青年與城市政府合作、發展可複製的都市設計方案，以及增加青年對氣候政策與城市技術的理解。
這與一般「假設你是市長，你會怎麼做」的學生作業有明顯不同。學生面對的不是虛構城市，而是真實土地、真實居民與真實限制。答案因此也不能只有一張漂亮效果圖。C40 要求提案同時處理氣候目標、在地需求與居民優先事項。聯合國人居署採取的方式更有趣。
它與 Minecraft 合作，利用遊戲讓青年參與公共空間設計。看似玩電玩，實際上卻是降低都市規劃的專業門檻：不會畫建築圖、不懂都市計畫術語的人，也可以直接「蓋」出自己想要的廣場與公園。於是，城市治理因而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轉向：以前是專業者畫好城市，再問居民滿不滿意；現在則開始把一部分筆交出去。
北商大六都競賽，像一場青年版城市壓力測試
同樣的意義，也可以在今年台北商業大學主辦的「2026 全球品牌大賽—六都創新永續城市行銷提案」看到。
競賽要求學生從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與高雄中選擇一座城市，再從老街新生、藝文節慶、主題賽事、閒置場館、夜市升級與城市永續六大主題提出方案。
448 組團隊報名，最後 48 隊進入全國決賽。從教育角度來看，學生學的是行銷、企劃與簡報；但從城市角度來看，這 448 份作品其實像 448 面不同角度的鏡子。
它們未必精準，甚至未必可行，卻可能回答市政府平常很難從統計數字中看到的問題：年輕人提到台北，首先想到什麼？
他們認為高雄最值得改變的是哪一件事？台南吸引青年的是古蹟，還是生活方式？桃園在大學生心中究竟是航空城、工業城市，還是另一種城市？這些答案本身，就是城市品牌研究的重要材料。
遠見雜誌副社長李建興擔任此次總決賽評審後便觀察到，學生提案中夜市、觀光、老街與活動類型相對醒目。這並不是壞事，卻也透露青年理解城市的入口，經常仍來自消費、旅遊與社群體驗。如果學生能再往住宅、高齡、產業、交通、氣候、移民與就業深入，青年對城市的理解就會從「城市好不好玩」，進一步走向「城市好不好生活」。
差一個字，卻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城市命題。
青年視角的重要，不在比較新，而在比較不同
城市為什麼需要青年？最容易得到的答案是：「因為年輕人有創意。」但這個說法既抽象，也太過浪漫。真正重要的原因是：不同世代使用城市的方式不同。
今天 20 歲的人找房、找餐廳、找工作、搭車、交朋友、消費甚至認識地方的方式，早已與 20 年前不同。因此，城市如果只根據過去的使用經驗設計，便可能出現一種「硬體還很新，使用邏輯卻已經老了」的落差。
OECD 最新研究便指出，青年面臨的城市問題橫跨教育、就業、住宅與建成環境、公共服務及氣候，因此政策需要跨部門整合，而非各局處分頭處理。這也解釋為什麼青年的價值，不在他們一定比官員、教授或規劃師聰明。而是他們可能看見不同的麻煩。
60 歲居民關心醫療可近性，20 歲青年可能更在乎租不起房；觀光局在意遊客是否增加，附近居民則可能在意垃圾與噪音；都市計畫圖上兩地只隔 800 公尺，學生卻可能知道，因為沒有遮蔭的人行道，那 800 公尺夏天根本沒人願意走。
一座城市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有正確答案，而是有人持續提出不同問題。
台灣的城市競賽，可以從「比提案」再走三步
台灣並不缺學生競賽。真正缺的是，學生比完之後，城市接下來做什麼。如果希望這類活動真正刺激都市發展，至少有 3 個環節可以再往前。
第一，是讓政府提供真題目。
未來不妨由都發局、交通局、社會局、文化局甚至環保局直接提出正在處理的問題。例如某捷運站如何因應高齡人口？一座使用率偏低的活動中心如何改造？人口流失的舊市區如何增加青年使用？
題目愈真，學生就愈難只靠網路資料寫報告。
第二，是讓田野成為競賽門檻。
生成式 AI 時代最大的便利，也是最大的陷阱。一份資料完整、圖表漂亮、英文術語齊全的企劃書，很可能在電腦前就做完了。因此，未來城市競賽甚至可以規定參賽學生必須進行一定數量的居民訪談、街區觀察，或者要求提案中列出「誰可能反對」。
因為真正的都市治理很少是「好點子與壞點子」的競爭，而通常是不同好處之間的取捨。
第三，是替好提案增加後半場。
學生競賽最常見的結局，是頒完獎、拍完照、作品留在網站裡。但如果每座城市每年挑出兩、三件作品，提供小額測試預算與 3 到 6 個月實驗期，情況便不同。
學生會第一次發現，PowerPoint 最後一頁的「Thank you」，其實才是城市治理的第一頁。
城市 DNA，不應只是把地方特色背熟
地方政府經常希望青年具有「在地認同」，甚至建立所謂城市 DNA。但城市 DNA 若只剩地方史、景點與美食，容易變成另一種地方知識測驗。
真正的城市 DNA，或許應該是另一件事：一個年輕人知道自己住的城市為什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也相信自己有資格參與它接下來會變成什麼樣子。這才是城市認同最深的一層。
青年不會因為聽了 10 場「愛鄉愛土」演講，就突然決定留下來。但當他曾經參與一座公園改造、替老市場想過新用途，甚至看見自己的建議真的被政府採用時，城市就不再只是地址。它開始和他發生關係。
與其問青年為何離開，不如先問城市有沒有讓他參與
人口下降的年代，各縣市都在搶青年。但搶人的方法如果只停留在補助、租屋與活動，城市與青年的關係仍可能只是「政府提供服務、青年接受服務」。下一步真正值得發展的，是讓青年從城市政策的消費者，變成共同生產者。一場學生競賽當然無法解決房價、交通與產業結構，也不可能讓每一件天馬行空的提案落地。
但它至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讓一群平常未必會閱讀都市計畫、地方創生或公共政策的大學生，第一次認真問自己——「如果這座城市交給我，我會怎麼改？」對人口正在變老的台灣而言，這個問題可能比想像中更重要。因為一座城市真正的永續，從來不只是道路能用多久、建築能撐多久，或一年減少多少碳排。
它還包括另一件事：下一個世代，願不願意接手這座城市。
一人戶首度破 40%！當最小單位不再是家庭，我們的城市準備好「一個人」了嗎？
城市學／文：橙柿雪
晚上十點，一份便當、一杯咖啡、一個外送紙袋，被送進一棟電梯大樓。門後沒有一家四口，只有一盞燈、一個人。過去城市習慣把「家庭」當作生活的最小單位，如今，最小單位正在縮成「一」。
這不是文青式的孤獨描寫，而是一張正在改寫城市的統計表。內政部戶政司資料顯示，2025 年底台灣共有 985 萬 1532 戶，平均每戶僅 2.37 人；其中一人家戶 399 萬 3063 戶，占 40.5%，首度高於二人戶與三人戶合計約 376.27 萬戶。2020 年時，一人戶占比還只有 34%。短短 5 年，城市裡的人沒有變多，門牌卻像雨後春筍；總人口減少，戶數反而增加，堪稱另類的「人退戶進」。
先別把 399 萬戶，都叫做 399 萬名獨居者
不過，數字很大，口徑更要看大。這裡的一人戶是「同一戶籍只有一人」，不等於此人一定獨自居住，也不等於一間住宅只有一名住戶。有人與伴侶同住卻各自設籍，有人為學區、財產或稅務分戶；同一屋簷下，也可能掛著不只一本戶口名簿。
尤其 2024 年上路、2025 年開徵的房屋稅 2.0，部分自住優惠涉及設籍條件。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專案經理曾敬德觀察，一人戶增速高於新屋落成與結婚對數，認為數據「有點水分」。因此，399 萬戶比較像城市儀表板上的警示燈，不能直接當成 399 萬名獨居人口。
但警示燈不會憑空亮起。晚婚、不婚、離婚、跨城就業、高齡喪偶與家庭世代分居，都在把大家庭拆成更小的生活單位。內政部另以銀髮安居資料分析，2025 年 6 月底 457.3 萬名 65 歲以上長者中，一人戶占 25.8%，約 118.2 萬人；另有 57.2 萬人處於「老老照顧」。這才是政策不能只看房型、還必須看照顧網絡的理由。（同場加映：迎向「零家庭照顧者」時代，你我準備好了嗎？）
小宅會變多，但城市不能只剩下小房間
一人戶增加，房市最直覺的反應是「切小」。近十年台灣成屋平均交易坪數縮小，2025 年 30 坪以下住宅占比也升高。馨傳不動產智庫執行長何世昌指出，不婚、不育、離婚與高齡孤老共同推升一人宅需求，高房價則逼建商以縮坪數壓低總價。
問題是，小坪數不該變成低品質的同義詞。若廚房小到只能煮泡麵、浴室沒有扶手、輪椅無法迴轉、收納只能往天花板爬，「小宅」很容易住成「小災」。未來住宅應該小而可變：拉門取代固定隔間、浴廁預留無障礙改裝、公共洗衣房與共享客廳補足私領域。房子可以縮，生活不能跟著打折。
這也意味城市必須接手過去由家庭內部完成的事。四人共用一台洗衣機，如今可能變成四戶四台；一鍋湯分四人吃，變成四份外送、四組包材。單人化若只靠每戶各自購買設備，會放大能源、垃圾與物流負擔。
一個人的城市，最缺的可能不是房，而是第二雙眼睛
長期觀察城市發展的《遠見雜誌》副社長李建興指示，獨居最大的風險，常常不是孤單，而是意外發生時沒人知道。未來里辦公處、社宅、管理委員會、藥局、超商與醫療院所，會更像一張分散式安全網；水電異常、長時間未出門、慢性病用藥中斷，可以在本人同意與隱私保護下形成預警。科技負責看見異常，人負責敲門。若顛倒過來，智慧城市就只剩智慧門鎖。
空間也得跟著改。內政部統計顯示，2025 年 6 月底仍有 11.5% 的高齡者住在無電梯公寓；只有 36.9% 的長者住家 100 公尺內有公車站牌。當家中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代買、載送、陪診，公車班次、騎樓高差、路口秒數、公共座椅與廁所，都不再是「小建設」，而是城市能否讓人自立生活的大工程。世界衛生組織的高齡友善城市框架，正是把住宅、交通、戶外空間、社會參與、就業與健康服務連成 8 個面向；因為一條沒有座椅的街，對年輕人只是路，對衰弱長者卻可能是一堵牆。
選舉都在催生，卻少有人替「已經一個人」設計城市
2026 地方選舉前，人口政策確實成為跨黨派競賽：新北市國民黨參選人李四川提出新北「校校有公托」，台中市國民黨參選人江啟臣把台中育兒補助與青年可負擔住宅綁在一起，台中市民進黨參選人何欣純主張公托名額加倍與假日托育，基隆市民進黨參選人童子瑋在基隆提出「生、托、養、學」四階段方案，新北市民進黨參選人蘇巧慧則以「三明治家庭減壓」串聯兒童醫療與長照。方向多半比單發紅包進步，因為它們開始碰觸時間、住宅與照顧服務。
但若把人口政策只寫成催生政策，仍像拿嬰兒推車去修整座城市。行政院自己的《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2.0》已承認，生育補助與育兒津貼可減輕支出，對提高生育胎次的效果有限；公共托育的供給、品質與服務時間仍待改善。OECD 整理國際證據也指出，可負擔且可取得的幼兒照顧，比一次性現金更能支持女性就業與第二、三胎。
真正及格的人口政見，至少要同時回答 3 題：想生的人，能否負擔房租與照顧時間？不生或未婚的人，能否取得合宜住宅與社會支持？已經變老的人，能否不靠家中必須出現一名「免費照顧者」才活得下去？少答一題，城市就只服務想像中的家庭，漏接真實的人生。（同場加映：「超高齡社會不只是挑戰，更是機會」 我們如何重塑台灣的老後想像？）
未來城市的客廳，可能在門外
所以，未來城市未必只是樓愈蓋愈小，而是公共空間愈做愈像家的延伸：閒置教室白天成為托育與共餐據點，晚上成為成人學習或照顧者喘息空間；社宅增加一房型，也保留可共享的廚房、工作區與訪客房；傳統市場提供小份量與送餐，圖書館、運動中心和公園成為不消費也能停留的「城市客廳」。
過去的都市計畫，常以一家四口、一戶一車、一日兩次通勤為預設；未來的市民，可能一人一戶、半日在宅工作、同時照顧遠方父母。城市若仍拿舊尺量新人，蓋得愈多，錯得愈大。
一人生活不必等於孤城。好的城市，不是硬把每個人塞回家庭，而是讓一個人也有選擇、有支援、有地方坐下來。當門內只剩一個人，城市就得學會成為那個不打擾、卻隨時接得住人的鄰居。
不靠建商、不找房東！合作住宅如何實踐互「住」共生？
城市學／文：劉芮菁
去（2025）年 11 月 28 日在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的「Future in 15 mins」論壇中，Ours 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在專題言講中介紹國外的「合作住宅」案例。與「先有屋、再找人住」的傳統住宅不同，「合作住宅」是由一群理念接近的人、家庭或世代主動組成社群，一起集資、找地、規劃設計、興建房屋，入住後也自己管理社區的居住型態。
由於住戶不只是消費者，也是從土地取得、住宅設計到後續營運管理的參與者，住宅因此回到「居住使用」的本質，而非投資或炒作標的。
自己的房子自己蓋、還要自己管的「合作住宅」
彭揚凱介紹，合作住宅的概念在 1970 年代於歐洲國家興起。1972 年，丹麥有 27 戶教育理念相同的家庭共同合作，打造了新興住宅兼社區「Sættedammen」，被視為世界第一間合作住宅。
此後，合作住宅的概念在歐洲發展出多元型態。有「跨世代混合」的合作住宅，年輕人、育兒家庭、身障者與高齡者共同生活，土地多由地方政府出售或以地上權方式提供，確保住宅以居住為目的；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有「銀髮共居社區」，強調高齡者不是被服務的對象，而是社群的參與者，社區內有公共廚房，住戶要輪流煮飯、每週共餐 5 次；英國倫敦也出現由單身高齡女性組成的共居社群，透過互助減輕老後孤獨問題。（同場加映：超高齡社會的幸福秘訣——日本「快樂之家」如何重新定義老後生活？）
對年輕世代而言，合作住宅同樣是一種回應現實壓力的解方。加拿大有學生自行組成合作社，經營管理學生宿舍，租金僅用於營運管理；荷蘭阿姆斯特丹則出現結合居住與創業空間的合作住宅，居住單元屬私人空間，但公共區域必須共同管理。
為何在歐美興起？合作住宅回應 3 大社會轉變
合作住宅在歐美興起，是對社會變遷的回應。首先，在高齡化與家庭型態轉變下，越來越多人不再依賴傳統家庭作為唯一的支持系統，居住空間就必須承擔更多照顧與互助的功能。其次，是住宅可負擔性問題。合作住宅不需要承擔建商利潤，住戶只需分攤住宅的生產與維運成本，相較市場住宅更有機會維持可負擔的價格。最後，也是最核心的，是價值層面的轉變——共享、互助、永續，逐漸成為人們選擇居住方式的重要考量。
而這些合作住宅，國外常見的產權模式為「共有產權」。例如德國的「反投機公寓聯盟（Mietshäuser Syndikat）」，是由一群租客組成公司後買下房子，房子由公司持有並簽約承諾永不將房屋出售，建立穩定的租用產權，並以購買價格為基準計算租金，分租給房客時永遠不漲租，讓房屋永遠退出市場。此外，租客也不只是一般的租客，同時還參與房屋規劃設計、興建過程，並形成自主管理的體系。（同場加映：公宅、私宅以外的第三種居住選擇：在「合作住宅」不只一起住，還要共同經營生活）
目前，反投機公寓聯盟已有 167 個已完成的自主住宅專案，還有 20 多個正在籌備或興建的房屋倡議計畫。
土城員和社宅的共居實驗
但這樣的居住模式，有可能在台灣實踐嗎？彭揚凱分享，目前 Ours 在新北市土城的員和社會住宅，正在推動共居的實驗性計畫。該計畫由 Ours 租下一層空間，規劃 26 間雅房與共用廚房、客廳等公共設施，住戶透過徵選加入，並必須參與每月一次的住戶大會，公共空間的清潔分工、經費分攤與日常管理，皆由住戶共同討論與決議。
這個社群不只是自我管理，每年也主動對外舉辦回饋活動，分享共居經驗。對 Ours 而言，重點不在「經營一棟房子」，而是在培養台灣社會理解、實踐合作住宅的能力。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接受合作住宅。」彭揚凱指出，現在台灣只有向建商買房子、向房東租屋這兩條路，推廣「合作住宅」的概念，是希望幫助社會開創多元居住選擇的可能。
他說，合作住宅有很多想像，例如在興建社會住宅時，可以設計不同房型，思考跨世代、青銀共居、結合創業等多種形式。以桃園市來說，隨著未來土地開發與軌道建設（TOD），政府取得更多公有土地，可在打造可負擔住宅的同時，嘗試不同群體共同居住的型態。
「合作住宅除了回應可負擔房屋的需求，也回應高齡化社會的孤獨化的問題。」彭揚凱指出，在合作住宅，「你可能不是靠傳統家庭，而是讓鄰居可以彼此照顧。」
不靠推土機，只用油漆與長椅！秘魯公民如何翻轉行人地獄？
城市學／文：劉芮菁
台灣在 1960 年代後經歷快速的都市化與工業化，大量鄉村人口移入都市，但在既有空間不足、不理解法規等諸多成因下，紊亂的人車空間成為都市的常見風景。類似的景象也發生在南美州許多城市，由於生活空間不足，許多居民須自己搭建生活空間，形成缺乏公共設施與基礎服務的非正式聚落。當都市中多數居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該如何向政府爭取資源、改善居住環境？來自秘魯的建築師辛西雅・島袋（Cynthia Shimabukuro）多年來透過居民間的協作與照顧，以公共參與推動都市再生，創造更友善的生活空間。
今（2025）年 6 月 28 日，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舉辦都市行動主題講座，邀請秘魯建築師暨大學講師辛西雅・島袋分享推動空間實驗與公共參與的經驗。島袋長期在秘魯首都利馬進行都市行動，現於羅馬天主教大學教授參與式空間規劃課程，她曾參與《佔領你的街道（Ocupa tu Calle）》專案多年，以低成本、可逆式的街角改造，為利馬創造更多對市民友善的環境。
快速都市化催生非正式聚落，貧民窟成半數人口家園
演講一開始島袋先介紹，秘魯在 1980 年代經歷快速都市化，但利馬既有的空間與都市規劃跟不上大批移入者的腳步，許多人自行佔領土地居住，在郊區形成貧民窟。這些非正式的聚落不僅缺乏水電、道路等公共設施，也因為位處山坡地，在多地震的利馬更容易受天災威脅。如今，這些區域容納了利馬近半人口，成為許多人唯一的生存方式。
「正式的都市規劃應該是先規劃、建構才居住，但利馬是先佔領了地才去做規劃。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如果要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就必須集結起來，一群人才有影響力。」島袋指出，這些非正式的居住空間能夠長期存在，很大一部分是仰賴居民的協作與照顧。運用民眾強大的組織能力，加上都市規劃知識的介入，就能將居民的力量化為行動，集思廣益改善生活環境，並建立起在地的認同與責任感。（同場加映：永續，連結在地文化與價值——台灣極東漁村「馬崗」裡，人與海的故事）
以公民都市主義改造街角，開創市民對公共空間的想像
島袋參與多年《佔領你的街道》（Ocupa tu Calle）專案，就秉持著「公民都市主義」的核心理念，相信公民行動可以推動都市創新。例如，他們曾在超市旁的停車位放上座椅、花台和盆栽，以低成本的方式改造成小型的休憩空間。儘管只維持 14 天，卻成功開創市民對公共空間的更多想像，促成 17 個自治市簽署《公共空間公約》，將公民意見納入城市治理。（同場加映：建築的「再生城市」新革命，為地球與人類帶來雙贏）
《佔領你的街道》針對都市再生設計了很多指南，也開設培訓課程，無論是一般市民或政府官員，只要想參與都市行動、改造城市空間，都可從中學到相關知識與工具。因此，《佔領你的街道》的能量也受到政府關注。團隊參與的「種子之河」（Semilita del Amoju）專案，就與當地基金會合作，在政府委託下嘗試提升學齡前兒童的生活環境。
彩繪牆面、增加照明與座椅，危險小巷變身兒童遊戲場
島袋說，雖然大家都同意「孩子是國家的未來」，但在進行都市空間規劃時，往往忽略孩童的需求。在此專案中，她和團隊成員們在一間緊鄰河岸的幼兒園旁，鎖定一條雜亂而危險的巷弄，經過與當地學校、社區、政府等單位的多次協調，最後成功漆上鮮艷色塊，放上花台、路燈與長椅，改造成學童下課後的遊戲場。
這次的改造不只是單純的空間美化，更是在教育空間普遍匱乏的利馬創造出孩童們可以玩耍、探索的公共環境。島袋認為，要有更多這樣的孩童友善空間，才能培養孩童們的創造力，以及愛護公物的觀念。
社區參與推動都市再生，處理衝突是關鍵
回顧都市行動的經驗，島袋認為，社區的參與至關重要。她在羅馬天主教大學開設的「建築與參與式規劃」課程，會帶著學生與社區互動，一起研擬改造方案。先從理論授課為學生建立城市主義、都市再生等知識體系，再透過關注社區議題的夥伴牽線，島袋帶學生們多次實地參訪，並為居民舉辦工作坊，聊聊他們對社區的想法與需求，促成學生和社區居民參與式行動。後續也會邀請居民、政府官員到課堂做回饋，分享行動成效。
演講最後，島袋指出：「參與過程必然有衝突，如何處理衝突非常重要。」她強調，參與不是予取予求，大家提出來的方案不一定就是對的，它是需要不斷協調的過程。
「參與很複雜，需要長時間經營，我們要找到戰略夥伴，也要隨時思考哪些人被我們排除在外。」島袋說道。
化身搖滾樂團、影像策展人與科學家，旗山青年如何再造香蕉傳奇？
城市學／文：劉芮菁
走進熙來攘往的高雄旗山老街，一座巨大的香蕉造型烤爐格外吸睛，店門口販售著以自然農法種植的香蕉，店內可以品嘗香蕉冰，帶一盒招牌香蕉蛋糕當伴手禮。櫃檯旁的地方刊物、旗山走讀地圖，以及架上的搖滾專輯，都讓這間「台青蕉創意工坊」不只是香蕉專賣店，而是通往旗山故事的入口。
延續父親志業，探索旗山的香蕉產業歷史
台青蕉的故事可追溯到 1990 年代。從小，王繼維跟著父親王中義的「尊懷文教基金會」參與社區營造，看著長輩討論公共事務，發行地方刊物，舉辦文史走讀，耳濡目染下對地方議題產生興趣。研究所畢業、退伍後，有感於父親多年耕耘的事業無人接手，王繼維決定回到家鄉，發展地方的產業。
從關注在地議題開始，他注意到，香蕉對在地人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旗山曾經因香蕉外銷輝煌一時，卻在景氣反轉後失去信心。「老一輩的人看著香蕉產業從輝煌到崩盤，他們會覺得那個時代過了。你會看到很多人在講香蕉，但是你看不到香蕉。」
2008 年的時候，旗山老街甚至沒有香蕉可以買，當地人對香蕉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但王繼維看到的是，旗山在香蕉產業的歷史沒有被認識。基於回應地方的需要，他和夥伴們開始探索香蕉產業的歷史，並嘗試研發香蕉的周邊產品。「地方有需要什麼，我們就去從這裡去嘗試，不做就可惜了。」（同場加映：5 位返鄉青年的文化復興：用一間書店，串起蘇澳的過去與未來）
一步步種下信任的種子，讓香蕉產業從失落到再生
剛開始在老街推廣香蕉蛋糕、香蕉脆片時，左鄰右舍並不看好。面對冷嘲熱諷，他們選擇以持續的實驗，慢慢打開新的空間。在老蕉農試吃香蕉蛋糕後，陸續分給親朋好友吃，大家開始認同這個點子，後來引發媒體興趣，王繼維帶記者到產地探訪，帶來更多關注，逐漸形成正向循環。
王繼維說：「實驗就是在打開地方的結構的一個門，就算不一定成功，也至少努力過。」台青蕉團隊以務實、實驗、漸進的態度，一次次累積行動和影響力，終於讓香蕉再次成為旗山的共同記憶。（同場加映：來一趟海港低碳旅行——搭船迎風眺海、嚐遍綠色餐廳！）
香蕉蛋糕成功後，台青蕉團隊持續開發新產品，推出香蕉冰、香蕉脆片、香蕉花茶等各式商品，2013 年更跨足農業，嘗試以自然農法種香蕉。近三年，團隊還投入香蕉纖維的研究，開發編繩、包材、提袋等新型態商品，讓香蕉不只是一根水果，而成為跨域產業的起點。
「我們每年都設定要推出一個新產品，不只是賣吃的，也要讓人看見香蕉的更多可能。」王繼維說。
用音樂和行動寫下地方篇章，唱出農村的酸甜
除了銷售香蕉產品，延續王中義參與地方議題的精神，台青蕉團隊持續舉辦蕉農體驗、走讀活動，製作旗山小旅行地圖，參與古蹟保存運動，更將文史考察的成果寫成《小鎮專門店》一書。特別的是，王繼維將對故鄉的情感與熱愛的音樂結合，用搖滾樂講述旗山的故事。2010 年開始，團隊更舉辦「搖旗吶喊 Cishan Rock」音樂節，一方面帶動社區音樂風氣，也透過音樂節活動喚醒民眾對地方公共議題的關注。
「語言的盡頭是藝術，你沒辦法用語言表達，藝術反而是很好的呈現方式。」王繼維舉例，去年樂團推出的單曲《緣投的水果不太甜》，就在傳達農村的價值。「緣投」在台語中有「剛好對味」、「剛好合拍」的意思，就像水果有外觀不完美的「緣投」，展現了真實的滋味。如同農村，看似不起眼，卻蘊含真誠和深厚的價值。
台青蕉也試圖翻轉地方人口外流的困境。2018 年起，團隊啟動「敢做移居共創空間」，邀請外地人短期移居旗山，從事農村體驗、共創行動。2019 年，團隊發起「影像交換所」計畫，以物資換取在地長輩的人生故事和老照片，陸續舉辦了「地方影像展覽」、「社區炊香蕉粿」等趣味活動，以及為國中生辦的影像交換營，讓社區的記憶被看見。
觀光熱潮下的隱憂：店租上揚、複製型商店出現
不過，這一路走來也不全然順遂。移居者的期待與現實落差、地方居民的觀望與檢舉，都考驗著社區共創的韌性。旗山的聚合經濟雖然擴大市場，但隨之而來的是老街店租水漲船高，也出現複製型商店以香蕉為噱頭，進駐老街販售觀光商品，甚至有越南新移民把越南的香蕉烤餅帶來銷售。
洞悉旗山的每個變化，王繼維認為，地方創生要成為地方的一個循環，不只是銷售商品，而是要讓這個地方重新活絡。如果業者沒有使用旗山的香蕉，甚至用國外的食材，不僅在地蕉農得不到利益，也破壞了遊客對旗山這個品牌的信任。
另一方面，儘管有年輕人回鄉創業，但滿街的飲料店、火鍋店供過於求，面臨倒閉潮，顯示大家對地方的想像不夠多元。
以做出差異性來守住競爭力，耐心耕耘就有機會萌芽
即便存在這些隱憂，王繼維仍相信，只要願意耐心經營，新的在地經濟模式終將茁壯。接下來，他希望台青蕉團隊經營的各個據點都能獨立營運，也計劃發行素食地圖、友善伊斯蘭的清真地圖等，為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國際旅客做好準備。而音樂作為台青蕉的核心，未來也將持續創作，到各地巡迴演出。
「地方為什麼要有特色？就是要有差異。」王繼維特別強調，差異是真正的競爭力。因此，他們未來會專注把旗山小旅行、地方產品的差異和真實表現出來。
從老街店面、民宿、工作坊，到音樂創作、產品設計、教育課程，台青蕉團隊持續用行動證明，地方的價值不在於重複，而在於不斷創造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