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景工程基金會／文：劉十賢
三層組合抽屜、兩個大提袋，一對情侶的全部家當。夜晚台北街頭，他們正忙著搬「家」，不過起點終點都是間青年旅舍。
只要願意忍受僅 3 坪的無窗空間，付得出一萬二月租，包水電又隨時可以離開的青年旅舍，也成為一種長居台北選項。36 歲的紀錄片導演蘇威銘以短片《無依之地》刻劃出青年旅舍中另類的遊牧生活。
入住青旅半年，看見年輕世代絕望感
在成為紀錄片導演以前，蘇威銘在電視台和網路媒體擔任攝影記者，習慣深入新聞現場找故事畫面，也重視畫面背後的議題脈絡。
蘇威銘說：「我覺得攝影記者不只是拍照的人，『記者』工作是『攝影』的前提。」
蘇威銘的「記者精神」驅使他在偶然聽說青旅定居現象後，親身入住青旅半年。那段穿梭在 7、8 間旅店的時光，蘇威銘接觸到零工工作者、病弱長者等各種難以在傳統租屋市場上安居、經常得要搬遷的人，其中他最難忘是青旅裡的年輕世代。
蘇威銘回憶，某天凌晨 3 點多，他被狹小空間的悶臭味薰醒，看到 10 點才下班回房的「室友」雙眼布滿血絲，死盯著天花板直到天亮，徹夜未眠後再接著換裝上班。蘇威銘說，「他渾身散發的絕望感，讓我覺得一定要好好拍下這個場域的故事。」
尋覓一段時間，蘇威銘找到一對在青旅住了半年以上的年輕情侶——愛德華和鯨魚（化名）。
城市邊緣的「亡命鴛鴦」
「他們不覺得住在青年旅館丟臉，也有很多苦水想說，所以願意讓我拍攝。」蘇威銘說，愛德華是工程師，有穩定正職，但薪水不到 4 萬元，鯨魚則是時薪制的店員，兩人從學生時期交往至今 4 年多。目前光是分擔青旅房租就已經去掉 1/3 薪水，也看不到薪資成長的可能性，生活處處受限。
有次，愛德華和鯨魚在原居住的旅館遇上精神異常的住客，對方歇斯底里地指控兩人破壞她的婚姻，他們嚇得緊急收拾行李、退房，找尋下個落腳處。
蘇威銘形容：「他們總是提著大包小包說走就走，像一對逃到台北的亡命鴛鴦。」沒有足夠資本，在高樓林立的台北城要找到一處容身之所很難，入住下一間青旅，是最快也最有彈性的選擇。
「反正住得起的地方環境都差不多，住青旅起碼還有個櫃台、不用繳水電費，要走就可以走。」蘇威銘說，兩人捨棄傳統租屋模式，選擇流動性高的居住方式，正反映青旅遊牧族「漂泊到哪都無所謂」的心境。
半個家鎖在櫃子裡
入住「新房」後不久適逢年末，侷促空間裡，愛德華和鯨魚無法在單人床上各自躺平，於是交疊在一起，用小型投影機看跨年煙火，笑嘻嘻地聊出國看極光的夢想，即便那遙不可及。
房間另一角，無處安放的行李還塞在當初的大提袋裡。
「他們能夠在惡劣的環境下隨遇而安，甚至創造一些小確幸，這點蠻打動我的。」蘇威銘說。
談及小確幸，蘇威銘說，鯨魚喜歡夾娃娃，鏡頭記錄下她熟練夾起戰利品的模樣。「我覺得夾娃娃是他們少數能負擔的玩樂，也讓她感覺自己可以掌控一些事。」
不過，鯨魚的住處不容許她把僅有的一些戰利品留在身邊，她只能帶著新玩偶來到租借倉庫，上鎖的櫃子裡還有許多「玩偶前輩」和生活用品。
蘇威銘描述：「倉庫放的都是日常中用不到的東西，像廢棄物，又像珍藏的寶物，蠻矛盾的。」鎖在鐵櫃裡面的也許不只是物件，還有布置未來家居的一絲渴望。
個人選擇突顯居住不正義
蘇威銘說，雖然長住青旅不是普遍情況，「但我想用比較極端的個案，呼應年輕世代難以安定的心態。」
《無依之地》拍攝期間，蘇威銘深入愛德華和鯨魚的生活環境，看著他們經歷數次搬遷。蘇威銘不諱言，小倆口或許不必「躺得那麼平」，他說：「我覺得他們可以再努力一點突破現狀。」可是有時也覺得受訪者的故事反射出自己相似的處境。
「我的收入和資源比他們多，買房一樣遙不可及，頂多是能租好一點的老公寓。」蘇威銘說，雖然和妻子沒有生育計畫，「就算有，以我每個月付完房租的餘額來看，也很不妙。」
努力增加收入，並無法飛躍式地改善生活品質，無怪乎有人乾脆選擇躺平。
蘇威銘提到社會學著作《無住之島》對居住正義的定義：「使人民透過買得起房、租得好房，或住宅補貼、社會住宅等多種方式安居。」對照之下，他從受訪者身上看到的現實是：「即便不侷限在買房，金字塔底層的人一樣無法透過其它方案獲得安居的權利。」
蘇威銘進一步指出，房租占年輕人所得比率高、社宅數量遠遠不夠，像愛德華和鯨魚這樣有收入的青年，不屬法律定義的弱勢，難申請到租屋補助，還要面對不平等契約、租屋環境老舊不安全等問題。
蘇威銘認為，「個人不能安居，國家生育率、消費力、經濟表現都會受到影響。」
青年世代的旅店遊牧像是妥協，也像反抗；拉長焦距，從蘇威銘的鏡頭看得見低薪、高房價的時代難題。
全文轉載自願景工程基金會，原文標題：【無依之地】凝視台北「青旅遊牧族」——專訪導演蘇威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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