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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動物受害時該如何報案?他們利用聊天機器人,為毛孩權益發聲

202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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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新聞/文:鄧孟泫、王慧婷

當遇到動物受虐、受害案件發生時,你知道該如何舉證、報案嗎?許多民眾在遇到動保案件時,時常因不了解舉證流程而將屍體火化、唸咒超渡,導致報案時因證物毀損而無法成案。為了提高大眾對於動保案件的認識,「動保法律互助」不僅以淺白的方式向民眾解析動保案件,更創設全台第一隻動保法律互助機器人,協助民眾通報案件;每月提供 2 至 3 次免費的動保刑事案件法律諮詢,讓更多案件有機會成案。

結合不同專業,送養志工隊轉型為亞護會

中華亞洲環境生態護育交流協會(以下簡稱亞護會),最初是一群在臺北市動物之家中負責「幸福轉運站」的送養志工隊。創辦人左湘敏在擔任志工的 16 年裡,發現儘管很努力地送養了許多動物,但收容所裡的動物仍然爆滿、送養不完,因此決定開始轉型,「如果沒有真正去改善大環境,那動物的處境永遠不會改善,因為不管我送多少出去,動物要面對的是真實的社會。」左湘敏說道。整合動物保護、環境教育等不同專業,將議題擴展至環境與生態護育,向大眾推廣生命教育。

因大橘子虐殺案,發現動物案件成案不易

2015 年 12 月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的流浪貓「大橘子」,遭到台大陳姓僑生虐殺的案件,喚起了許多台灣人對於動物議題的關注,亞護會理事長何承翰當時為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隊長,協助當時的愛媽報案的過程中,發現動物案件成案的不容易,歷經 26 小時與公部門的交涉,案件才終於成案。

成立動保法律互助,帶民眾了解《動保法》

為了推動修改《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提高刑事罰則,國際間共計 247 個動保團體於 2016 年 4 月發起「為毛孩子連署」行動。

2017 年完成修法後,對於吃貓狗及用汽機車拉狗,從原本的無法可罰,到訂定處罰罰鍰;同時,虐待動物的刑責也從原來的一年,提高成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然而,何承翰、左湘敏發現,儘管法案修過,一般民眾、政府公部門,甚至是執法人員的認知,還跟不上這一套法令的修訂,因此在修法後將原「為毛孩子連署」粉絲團改名為「動保法律互助」,希望帶領民眾認識修法內容,提升大眾對於《動保法》的認知。

創立之初歷經黑暗期,案件類型五花八門

動保法律互助初期在協助民眾通報動保案件與舉證時,由於一般民眾不了解發生什麼樣的動物案件應該向誰報案,以及什麼樣的案件觸犯什麼法律,像是:狗狗在鄰居家盆栽上尿尿, 鄰居要告他毀損,但由於毀損的首要構成要件必須是「故意為之」,因此並不能算是毀損。也有民眾詢問:當自己養的寵物,被別的飼主養的動物咬傷,如何尋求法律維護權利?如果是故意的,由於已涉嫌虐待動物,可向縣市主管機關檢舉,或是向警察、檢察官提出告發;如果不是故意的,則可以向對方要求造成動物傷亡的民事賠償責任。因此,一開始回答的問題類型五花八門,大多是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左湘敏也談到,一開始遇到許多熱心民眾不斷轉傳正在處理或是處理過後的新聞事件連結,導致訊息不僅回覆不完,也覆蓋掉真正需要協助的報案訊息。

為分流訊息,創設全台第一隻動保機器人

在訊息回覆不完、忙到焦頭爛額時,左湘敏和何承翰在偶然機會下,看見「離婚機器人」的諮詢網頁,啟發了創設動保聊天機器人的想法。然而,機器人的創設,在與人的互動上必須講求邏輯。左湘敏說,由於她對機器人的建構是「完全的菜鳥」,於是委託心理師張義平設計第一版的動保聊天機器人,並與製作聊天機器人系統的平台 CHATISFY 合作。

目前動保機器人已升級至第三版,動保聊天機器人的運作,一開始會提供使用者幾個選項,像是使用者若是希望取得「認養合約」、會自動將拍攝時間與地點顯示在照片或影片上,使舉證照片與影片的拍攝更加容易的「時間相機」,則可以點選「下載實用工具」;當事人若想要報案,則可以點選「學習舉證須知」,學習判斷案件是屬於行政裁罰或刑事責任,從而知道要向動保處,還是警察局報案,確認報案所需要收集的證據,當事人也可以透過機器人預約法律諮詢。而對於其他像是新聞事件轉傳的訊息,則會由機器人向使用者道謝,取代過去人工的一一回覆。

有了動保聊天機器人在前端分流訊息後,讓真正報案的資訊可以進來,從中判斷哪些案件需要與律師諮詢與討論策略。也因為一開始由機器人與民眾互動,讓報案人在一開始較能夠冷靜下來,想清楚動保案件中的人、事、時、地、物,節省了互動過程中許多的人力與心力。

尋求法律專業,成立動保法律諮詢小組

初期面對案件與問題類型的五花八門,也讓左湘敏和何承翰了解到他們必須尋求法律專家,解決這些問題。第一年他們找了一家商事法律事務所合作,但結果不如預期,左湘敏說,一開始以為律師應該所有的法律都懂,但是實際上商事律師的法律專業仍以商事法為主。接著則與另一家對動物較有熱情的律師事務所合作,但由於對方太過忙碌,而無法持續追蹤案件進度。

直到近幾年,開始與梅玉東律師合作,集結不同專業領域的人,成立「動保法律互助諮詢小組」。案件會先由機器人與左湘敏經過層層篩選,判斷案件的複雜、嚴重程度是否需要進行諮詢。每個月則會針對這些篩選過後的案件當事人,提供 2 至 3 次的動保刑事案件公益法律諮詢,小組成員有律師、錄案師、社工師,以及動保委員與個案進行每次 40 分鐘的討論與諮詢。

諮詢過程中,律師梅玉東扮演主要與個案討論的角色,告訴當事人如何與檢察官、法官應對,對於案子進行較有利,除了歸類案子以民法、行政罰,或是刑法處理,也會給予當事人司法程序的協助(例如:如何寫書狀),其他人則會在一旁進行補充,像是當事人若碰到承辦人員不願意讓案件成案的狀況,本身也是動保委員的何承翰在與公部門交涉上較有經驗,則可以提供當事人報案過程與承辦人員應對上的建議。

對於討論案件上,集結不同專業的人很重要的原因,左湘敏說:「每個人從他的專業出發只會看到一部分。可是處理一個案子通常不是一個專業就可以解決,它必須兼顧很多面向」。

動保刑事案件成案困難,保存證據很重要

動保案件在刑事的司法體系中有完善的救濟體系,當收到不起訴處分時,可以聲請再議,若遭到駁回可再聲請交付審判,儘管不一定會成功,但相較於行政罰有較完善的把關,且處罰較重。然而動保案件並不是那麼容易能進到刑事的司法體系,梅玉東談到原因在於,《動保法》傷害動物有刑事罰則的僅有第廿五條與廿五條之一,且主要處理故意侵害動物的案件型態,對於犯罪的構成要件也非常的嚴謹,如「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或「使用藥物、槍械,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者」。因此儘管有完善的救濟體系,只有少數案件能進到刑事訴訟中。

左湘敏提到,最近有一個案件:當事人飼養的兩隻狗遭到鄰居毒死,畫面雖然清楚拍到是鄰居夫妻拿著手電筒在那裡鬼祟地起立蹲下,但最後檢察官仍以不起訴處分,原因是這對夫妻說他們沒有在放毒藥,而是妻子的零錢掉了,所以丈夫拿著手電筒起立蹲下是在幫妻子找錢,因此無法百分之百確定是鄰居夫婦所為。

何承翰說:「如果走刑事,舉證的責任就非常地重,一開始沒有想到驗食器上面的指紋、保存好證據,其實你後面要再追回來幾乎都不可能。」時常有民眾在發現動物案件後,因宗教信仰,將屍體火化,導致因證據毀損而無法成案,因此動保法律互助也一直向民眾宣導保存證據與堅持報案的重要性。

而近期舉證成功的一個案例,是發生在基隆市崇法街,有一戶人家飼養的黑狗,從四樓摔下來到馬路中央。飼主宣稱是狗狗自己跳下來的,但經過動保法律互助成員實際到現場測量,狗掉落的位置,卻飛越了一個車道和平台,建築物只有 12 公尺高,但狗陳屍在 6.7 公尺以外的馬路中央,代表狗不可能是失足掉落,而是經過外力被丟出來的,因此經過計算與檢察官的詢問,最後飼主承認是自己將狗丟到樓下的。

培訓錄案師,警方與動保員間協助的角色

左湘敏說,台灣目前並沒有所謂的動保警察,在動保案件的處理上,警察雖有偵查權但並不了解《動保法》、動保員沒有警察的偵查權且為上下班制,假日無法運作,因此雙方要合作更是難上加難。

而錄案師既了解案件、能快速分辨案件適用的法律,也能在與當事人對話的過程中,幫助他回顧案情,完整記錄案件經過。在警察與動保員及報案者之間擔任協助的角色,讓案件能順利成案。左湘敏形容「錄案師」為動保警察出來之前黑暗時期的一個工作者,她也強調,錄案師並不是要取代任何一個職位,而是存在於動保警察出來之前的一個緩衝的組織。

錄案師的培訓課程,主要分為 3 大項:首先,須先建立《動保法》的概念,了解什麼樣的案件會觸犯什麼法律、有什麼樣的罰則;第二步,則請心理師到課堂上教導學員如何不在錄案的過程中心理受創,以及如何在傾聽目擊者說話的過程中,與目擊者建立信任感,聽出言外之意。

最後一步,則是帶領學員認識「錄案表單」的填寫方式,錄案表單是為了確保錄案師在與目擊者或是當事人談話過程中,能把必要的資訊記錄下來(像是:動物受傷程度、行為人攻擊動物的頻率),轉介案子時能讓下一個單位在看完表單後,就能大概了解狀況,以節省轉介過程所耗費的時間。

左湘敏談到,她曾經遇過一個案子是妻子長期被丈夫家暴,而丈夫也攻擊飼養的狗狗,而當她幫這位女性報案後,過了 8 個小時後,承接到的主責社工才回她電話,但社工拿到的資料和她花了一個多小時跟 113 保護專線講過的資料「完全是斷層」,等於在轉介資料時,又需要再花費一個小時重新說明,導致轉介過程耗費掉許多時間。因此錄案表單的紀錄,則可以避免轉介過程中時間的浪費。

及早覺察動物案件,防止更多遺憾事發生

左湘敏觀察歷年動物案件也發現,暴力的行為是一個歷程,它是會一直延續下去的,許多涉犯重大動保案件的人,在觀察整個脈絡後發現有將近 4 成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對人傷害及其它的行為。何承翰說,只要有任何的紛爭發生,就有人去關注,其實到後面很多都不會衍生成動物案件,也可以阻止後面更讓人難過和遺憾的事情發生的可能性,「甚至我會覺得寧可真的搞錯也好,我還是會多一點雞婆去關心,這樣才真的會有機會改變。」

經過努力,案件受理與破案率提高

創立動保法律互助的 4 年多裡,左湘敏談到最辛苦的地方是引導民眾正確報案,努力讓案子可以有機會成案的過程。而她也發現今年下半年度案件主動受理以及破案的機率提高了,這是一個正向的發展。而過去許多人看到動保案件將屍體燒掉的狀況,在宣導了多年之後也有所改善,現在有更多人建立了「把證據保存下來、堅持報案」的觀念後,成為下一顆種子繼續向其他人播種理念。

(來源:生命力新聞)

採訪側記

採訪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動保法律互助諮詢小組每一個人對於動物的熱情,從過去擔任送養志工行動的付出,到現在致力於制度的改革、理念的傳播,保有對動物的感性與面對現行法律時的理性,結合不同領域的人,讓動物案件議題不再只有單方面的聲音。每一個人為了動物學習法律和各方面的事物,是為了捍衛動物的權益,這樣的精神尤其讓人感動。下一次看到動物案件時,別忘了保留好證據、堅持報案,讓每一個生命都能被好好對待。

全文轉載自生命力新聞,原文標題:動保法律互助 帶民眾了解動保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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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Forty 陳凱翔X若水國際陳潔如:社會創新組織的影響力,該怎麼衡量?

2022.02.24
合作轉載

人類的經濟、科技與社會已然進入發展的顛峰,時代的巨輪若要再前進,端視此刻你我願意用什麼態度回應多元社會議題。只是,有社會就有人,這樣的改變往往複雜又困難,甚至沒有標準答案。

在社創領域,如何定義及衡量影響力?這是一門全新的領域,也是有志投身於此的工作者必須不斷思考的核心議題。本文轉載自志趣相談室的系列文章,由若水國際執行長陳潔如(S)與 One-Forty 創辦人陳凱翔,一起分享第一手的實戰經驗。

文:若水國際志趣相談室編輯團隊

Q:社創組織,如何思考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凱翔:我以前一直在想如何讓組織變大,發揮更多「直接影響力」,也就是每年透過移工學校,協助了幾位東南亞移工。但是以 One-Forty 的規模,要做到像國際型組織一樣協助幾 10 萬位的受助者,現階段是不太可能的。

這幾年,我反而越來越希望能發揮「間接影響力」,也就是讓 One-Forty 變成一個好的範例,啟發其他社創組織。因為我們組織的願景其實是「Redesign NPO」,一個以設計為核心的社會創新組織,所以受助對象其實不限於移工。而是如何透過移工議題實踐這些方法論,最終可以讓這套方法同樣應用到像是環保、食安等其他的場域。

S:若水也是,不會只聚焦在身障就業身上,也希望透過組織的「Tech for Good」理念,促成更多企業的合作,和社會思維的轉變。

社創領域的不同族群,甚至每一個受助對象,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如何讓一套原本適用於東南亞移工或身障工作者的方法論,可以被套用到各種不同領域的組織使用,這點我也在嘗試。

凱翔:我其實準備了一個道具(笑)。

社會議題其實沒有標準答案,我們要試圖理解不同問題背後的結構,找到 insight,再去實踐;而且社創領域的工作者很多元,大家看事情角度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們試著濃縮經驗,把 One-Forty 的方法論做成一副牌卡,為團隊創造出共通語言,讓大家討論時能夠在同一個頻率上。

當然,方法論只是一種通用思維,不可能完全複製到每一種議題上。你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蹲點,做田野調查,了解第一線受助者的需求痛點,這些都沒有任何工具和捷徑可以取代。

​Q:社創組織,如何定義和衡量影響力?

凱翔:One-Forty 目前發展兩件事:一個是移工教育,另一個是社會參與溝通,也就是減少社會對移工的歧視。

前者是量化指標,比較好測量,但我覺得一個組織邁向卓越的自我要求,不能只停留在數字,而是要思考做了這些事情之後,產生的效益是什麼。例如,移工受教育回國後,是不是真的有改善經濟狀況,提升自我價值感?這些就比較難被量化。

我們除了自己測量,也和專業學術單位合作,了解疫情期間移工的心理狀態變化,舉辦線上活動讓大家有歸屬感。同時,也會嘗試一些創新專案,看有沒有機會被納入政府體制。

7 年前,我們創辦台灣第一座移工學校,但現在不止我們,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都有自己的移工學校了。下一步,我們也希望移工學習包等計畫可以擴大,讓政府和社會創新者看見我們做了那些嘗試,可以直接取用這些經驗,我們也可以一直往前突破,開創新的東西。

S:我和凱翔的看法很接近,若水想做的直接影響力,是創造更多的身障就業機會,但這牽涉到組織的能量,是否足夠規模化。

至於間接影響力,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層次,首先是希望可以影響更多的企業,聘僱身障者。因為我們透過田野調查看見,許多企業聘僱身障者是為了不要繳交代金,而不是真的把身障者視為人力資源,身障者的工作較缺乏職涯規劃,以及和企業內部團隊之間的連結和參與。

(居家 AI 數據標註師汪雪真的「Tech for Good」故事。來源:若水國際 Youtube
 

​這其實是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沒有對錯。但我們想用全新的方法,讓企業改變思維,覺得身障者也可以是人力資源。

未來,我們希望進一步做到的間接影響力,其實是「Tech for Good」。不限於身障就業領域,而是想用科技的方式,啟發更多不同領域的社會創新者,促進社會變革。

凱翔:沒錯,想把身障者變成人力資源,其實它真的不是站在同情或者弱勢的角度來看。

這也是我們和政府或民間企業交流的時候,一直強調的事:把移工從鄰居變成人才,讓返鄉台商可以雇用,甚至進一步成為台灣的文化大使。

每一年都有 3 萬名移工會離開台灣,回到自己的國家,怎麼讓他們在台灣有好的體驗,回去以後傳給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更多人?用這種新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很多新的可能性。

比如,在疫情期間沒有觀光客的時候,我們設計讓全台移工有機會到台北 101 和故宮玩,當時每位移工都在 101 觀景台和家裡視訊直播。當移工回國以後,這可能就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影響力:建立台灣的在東南亞的國民外交形象和品牌。

如果我們把移工視為弱勢或者社會問題,我們只會想著怎麼去解決問題,但是轉換視角來看,很多事情就不一樣了。

S:是,假如若水創造了一個身障就業工作機會,在量化指標上只能算成一個人,但是他的改變其實是大於一的,從需要靠家人撫養,到自己能夠賺錢回家,整個人的狀態的改變。

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哪些尊嚴和自我價值感的改變?我覺得這些其實是最難衡量的。

不只沒有具體的數據可以測量,人的成長其實不是垂直向上發展,而是盤旋而上的螺旋,常常會前進 3 步,後退 2 步,包括我自己也是(笑)。所以沒辦法套入 x+y=z 的公式來計算。

所以我覺得未來在做和人有關的議題上,除了社創領域常用的 SROI(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可能需要長出一套面向更廣的衡量方法,來確定我們走在對的方向上。

Q:對於未來 5 年的發展,有什麼規劃或想像?

凱翔:前陣子我回母校演講,我問大家,畢業後想要成為 NPO 工作者的人可不可以舉個手?結果全場上百人,只有兩個人舉手,這讓我很興奮(笑)!

可能我的個性就是大家越覺得辦不到,越少人覺得 NPO 是一份好工作的時候,我就越想要打造一個更好的雇主品牌,也就是人才招募相關的品牌認知,讓大家知道成為一個 NPO 工作者不只有熱情,也可以養成專業和好的職涯發展,和組織一起成長。

所以 2021 年,我們在內部成立了 One-Forty 大學這個支持系統,花更多時間訓練夥伴成為專業的 NPO 工作者,不只是商管領域的能力,還有專屬於 NPO 的通識思維、反思能力,還有如何去打造組織文化等等。

我覺得 One-Forty 很像變形蟲,不只是一個社福單位,其實也是在做第一線教育,在教育圈帶大家認識移工議題,在設計圈又可以談社創競賽,拿到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的金獎,所以人才如果對這些有嚮往,也可以在這裡有設計、策展、自媒體行銷等發展空間。

我很希望 5 年後,這些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會很嚮往到 One-Forty 工作,或者踏上社會創新之路,當然,也要讓大家感受到我們在持續創新,成為大家心中好的範本,人才自然會來。

S:我覺得未來若水很重要的,是如何影響一間企業在聘僱身障者的思維,甚至是結構或方法。這其實和雇主品牌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有好的雇主品牌,才會有更多好的人才來放大影響力,把這些思維或方法帶進企業,讓大家願意買單。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雇主品牌絕對不是包裝出來的東西,他是一家什麼樣的組織,才會有什麼樣的雇主品牌,所以「真實」很重要。

凱翔:對,雖然身處的領域和採取的作法、形式不同,但我們都想要保持真實,做好一件事——用創新的方法,做對社會好的事情,啟發這個世代的更多人響應。

S:同系列的其他兩篇文章中,我和凱翔也會談到彼此在商業到社創的跨界如何選擇,以及如何面對社創經營挫折,從脆弱中找回力量。希望這些經驗,能幫助大家的影響力職涯更清晰有力!

關於若水國際和One-Forty

若水國際希望透過科技和商業的力量,以社會企業的型態,為身障者提供不一樣的工作機會和選擇,改善生活並提升自我價值。

One-Forty 則是一間協助東南亞移工的非營利組織,設計各種培力課,讓來台灣工作的東南亞移工可以提升自我價值,創造一個更友善的社會。

雖然關注的弱勢群體不同,但是兩者都是在做改變「人」的事情,希望透過自己的行動,為人創造正向改變。

全文轉載自志趣相談室,原文標題:【跨世代對談3】社創組織的影響力,該怎麼衡量? | One-Forty陳凱翔×若水國際陳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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