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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社會問題,便是優良設計——在 2018 日本優良設計大獎,看見台灣社會創新力

文:柯雙華

近年來越常提及的「設計思考」、「社會設計」,讓設計的範疇走出平面或產品,延伸至「為社會而設計」,創造永續的社會影響力,從根本解決社會上的各樣需求。

2018 年有「東方設計奧斯卡」之稱的日本優良設計獎「Good Design Award」,從全球近 5 千件作品中評選並表揚兼具創新力及社會影響力的作品,數間台灣團隊獲獎並選為優良設計百佳獎 (Best 100),獲獎作品包含 Gogoro 智慧機車、點點善「天賦城市計畫」、玖樓共享公寓、The Affairs 週刊編集、台中市政府「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台中歌劇院等逾 60 件,創下歷年來台灣最高獲獎數。

Good Design Award 第二名:Gogoro 以科技創新結合永續能源,改寫都會交通面貌

此次拿下 Good Design Award 第二名殊榮的 Gogoro,為歷史上第一個進入決賽的台灣品牌。 Gogoro 從用戶體驗出發,透過優異的車體設計、能源管理平台與電池交換的能源使用方式,在台灣成功翻轉了電動機車的騎乘體驗,並且創造出全新的產業,目前已擁有超過十萬名車主,共同減少超過 3300 萬公斤的二氧化碳,相當於超過 300 萬棵樹的吸收量,為透過設計對環境與社會帶來正向改變的實例。

Good Focus Award 社區設計奬:點點善「天賦城市計畫」,盼讓弱勢不再存在

獲頒 Good Focus Award 社區設計奬的點點善,其理念為「讓公益融入生活」,致力開發與跟不同身心受限者合作的可能。

2016 年,點點善發起第一個「翻轉天賦計畫」,陪伴憨兒手繪創作,並協助將憨兒創作商品化;2017 年,點點善接著推動「天賦城市計畫」,望能從根本改善身障街賣者的處境,譬如以聘僱制取代分帳制,提供街賣者勞健保及薪水、協助就職訓練等。如今已經能在台北西門町看見由點點善設計打造的街賣車,除了可購買公益商品,也提供行動充電、WiFi 網路、愛心傘等服務,成為友善的「街頭補給站」。(同場加映:當街賣者不再說「請幫幫我」、憨兒變身設計師——點點善建構「天賦城市」,盼讓弱勢不再存在

Good Design Award:玖樓共生公寓為租屋族設計美好生活

談到這次參與 Good Design Award 的起心動念,玖樓共同創辦人柯伯麟表示:「玖樓的核心能力一直是『設計』。」玖樓自 2015 年起在台北尋找閒置公寓,並協助房東進行公寓整理,透過將客廳轉化為共同工作室、將廚房開放共食等方式,進行空間改造。玖樓深信:「房子是租來的,但生活不是」,他們致力讓租屋族在疏離的城市中重新建立連結,並共同實踐理想的生活樣貌。近年更與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合力「三峽北大青銀共居計畫」,是台灣第一個以「青銀共居」為旨的居住計畫,打造世代共享的創新住宅文化。(同場加映:「房子是租來的,但生活不是」:「玖樓」打造共生公寓,讓青年住進有生命力的空間

「台灣的設計力已走在世界的前端。」在台灣得獎者共同舉辦的記者會上,Good Design Award 幕後主辦單位「日本設計振興會」事業部長矢島進二表示:「台灣設計能力不斷提升、影響領域不斷增加。」 Good Design Award 自 1957 年開始舉辦,擁有 60 年歷史,從傳統的優良設計認證獎項,轉至近年呼應未來世界永續發展的議題。如今,評委們更看重每項設計作品是否能讓產業提升、對經濟整體是否有助益,以及是否真的為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等面向。今年,台灣團隊於 Good Design Award 中表現優異,更讓人看到台灣在社會創新領域極具潛力的發展力與影響力。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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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印度農業不再「又苦又窮」:他把農民變網紅,用 YouTube 傳遞務農絕招

2018.11.13
合作轉載

文:仁人學社

「農村很窮,農民很苦,農業很危險。」這句話是對中國三農問題最廣為流傳的概括,而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另一個農業大國 ——印度。

據統計,印度有 61 萬個村莊,超過 6 億的農業人口。印度平均每個農民的年負債額達到 300 美元,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每天的收入還不到兩美元。為了改善生計,農民不得不過度使用化肥、農藥來提高畝產,時間長了就會導致土質下降,耕種成本反而上升。與此同時,一些先進的農業技術和農耕方法卻遲遲得不到有效推廣。

印度的三農問題

2003 年印度政府曾經做了一次調查,發現農民獲得農業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是農民之間的口耳相傳,這種方式的效率可想而知。印度其實有 10 萬多名政府的農業技術員,負責下到田間地頭向農民普及農業知識和技能。可是平均每兩千個農民才能攤分到一個農技員,而要見到一次農技員一般要等上半年。

如何以合理的成本提高農技推廣的速度和效率?這成了破解印度三農問題的關鍵。

說起「美國偶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風靡全球的選秀節目。而印度一家叫做 Digital Green 的非營利機構發現,自己做的事情無異於開辦了一個「農民偶像」節目。

這家機構的網站上有 2600 多段 8 至 10 分鐘長的視頻,內容都與農業有關,出場人物都是真實的農民。最常見的形式是一個農技員在村裏訪談一位當地的種植高手,問一些農民們最關心的基本問題:「如何決定要種什麼莊稼?如何保持土壤肥力?如何嫁接?如何清除雜草?……」然後種植高手會逐步演示自己的經驗。

一個「農民偶像」節目的誕生

觀眾自然也是農民,他們興致勃勃地觀看視頻,從自己的同行那裏學習經驗然後實施。有一段視頻介紹的是一種叫做滿江紅的水生作物,可以很容易地培育並添加到動物飼料裏。吃了這種飼料的奶牛,產奶量可以提高 15% 至 20%。這段視頻一度成為最受農民喜聞樂見的視頻。

漸漸的,Digital Green 發現自己完全不用為尋找「演員」發愁。總會有農民主動聯繫,希望出鏡介紹自己的經驗,或者在學習了別人的經驗之後,想在視頻裏露個臉分享一下。在他們看來,這種「上電視」一般的待遇是莫大的榮譽和向鄉鄰們炫耀的資本。而在面對鏡頭時,這些群眾演員都表現地分外認真,結果大大減少了視頻的翻工和後期製作成本。

現在 Digital Green 還模仿 Facebook,開辦了 Farmerbook,為眾多「農民偶像」開設了專屬的頁面。這下子,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就更高了。

Digital Green 的創始人是一個印度裔的美國小夥子 Rikin。從 MIT 畢業後,Rikin「反向」移民回到了印度,想做一些「接地氣」的事。作為一名電腦專業的高材生,他很容易便想到利用科技來解決印度的三農問題。

Rikin曾經花了 200 多天,和一家非營利機構的農技員一起走村串戶,觀察拍攝農技員和農戶之間的溝通,不斷測試什麼樣的視頻最吸引農民觀看並接受。他發現農民在觀看視頻後,通常會問兩個問題:「這個人是哪個村的?TA 叫什麼名字?」顯然,農民們更願意從自己同行那裏學習,而不是由一個社會經濟地位有很大差距的「專家」來「教育」自己。

好主意是怎樣煉成的

與各地已有的服務農民的各類政府和非營利機構保持合作,是這個專案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Digital Green 通過這些在地組織接觸到農民,取得他們的信任,找到種植高手錄製視頻。視頻的內容和形式會充分考慮到當地特色,還會特意製作不同語言的版本。錄製好的視頻集中上傳到雲端中心資料庫,並在可以聯網時與地方資料庫同步。各地的農業技員從 Digital Green 那裏拿到移動盤和投影機之類的播放設備,在當地組織農民觀看學習。

通過結合高科技(比如「雲端技術」)和「低科技」(比如投影機和簡易攝錄機),Digital Green 模式把農民對農業知識技能的接受率提高了 7 倍,而成本效率則提高了 10 倍。如今,該模式已經從印度擴展到了衣索比亞和迦納,那裏也開始有了自己的「農民偶像」。

全文轉載至仁人學社,原文標題:當 YouTube 遇上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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