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社會影響力的路,該認輸了嗎?
編譯:周承緯
編按:原文刊載於衛報(Guardian Professional),作者James Perry為社會投資基金會Panahpur的執行長。全文以作者第一人稱口吻改寫。
愛因斯坦說:「並不是每一件計算得出來的事情都是有意義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都是能夠被算出來的。」或許是時候該記取教訓了。
愛因斯坦的偉大突破,在於他將既有的認知放在一旁。「時間和空間是線性而固定」的想法在科學界根深蒂固,並且使得科學家們無法解釋許多宇宙的現象。而發現時空的彈性,讓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並體悟到如果要突破,哲學思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有感而發說出:「並不是每一件計算得出來的事情都是有意義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都是能夠被算出來的。」
我和太太最近帶著還在念小學的孩子們到南非旅行七週,親身體驗截然不同的文化,我們覺得這對孩子們來說會是一個美好的經驗,但校方卻不這麼認為。學校的Ofsted評鑑(編按:英國的教育評鑑制度)會因為孩子的缺席、或孩子的學習評量成績略差而受到影響。教育系統在凡事以科學量化的概念下,無法看到這趟旅行的價值。
我和Panahpur的同事們,是所謂的社會投資者(social investors)或影響力投資者(impact investors),我們試著用科學方式來管理資金、追求社會性目標,並在經濟與社會效益上獲得報酬。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SROI)其實是一門藝術,它是否可被測量?且如何測量?
許多有為的政府在面臨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時,也都束手無策,普遍的認知是慈善團體、宗教團體和一些社福單位扮演了社會上無可取代的角色,但這些團體需要資金,才能發揮足夠影響力。可是一旦政府將服務社會的工作外包給這些團體,又將再重複一次錯誤-只著重在投入資源,而忽略了產出結果。以上種種問題,使得社會影響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和結果論酬(payment-by-results,PBR)的概念逐漸浮現。
我們直接投資了第一家社會影響債券─HMP Peterborough,並陸續間接投資了其它家。結果論酬成為目前盛行的概念,它能讓資本分到真正能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身上,如果慈善團體、社福團體能解決政府單位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並且幫助人們改善生活,那我們就等他們有了成果之後,再付錢!
雖然這麼說,但是大多的慈善團體沒有條件承擔這樣的風險,這也意味著結果論酬真正可行的對象,只剩下私人機構。私人機構有責任盡量從合約中獲利,並分配到股東的手中。如此一來,結果論酬合約變成了私人機構的專屬工具。
在我提到愛因斯坦前,事情就已經夠複雜了,但我相信他能了解棘手的社會問題正漸漸侵占社服預算的大餅,人們唯有透過複雜、費時又充滿不確定的轉變過程,才能解決這個問題。Graham Allen透過研究指出,最有效率的,是在身患殘疾、身處弱勢的人們陷入高風險生活的前三年內便介入、關心他們,協助他們一個個重新站起來。
平心而論,在複雜的社會問題中,要使投入與產出產生關聯常常是不可能的。充滿不確定的社會痊癒過程中,我們還得面對混亂不定的客群,所以對這些社會問題需要的是長期介入,需要恆心、更需要愛。然而我們真的能衡量這些介入後的結果嗎?分秒必爭、獲利為首的金融體制能接受這樣巨大的改變嗎?
社會影響債券,例如HMP Peterborough或Essex,無庸置疑地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機會,透過協調政府、投資者和納稅人的方式,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但或許我們要更進一步討論的是,我們是否能虛心接受社會上有許多付出是無法直接衡量回報的?我們必須像愛因斯坦跳脫舊有的思維,相信投入和產出的社會結果並非永遠都線性而固定。
若我們這麼做的話,我們勢必得重新定位普世價值。我們必須說服自己,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縱使有時候需要把納稅人的錢投入弱勢族群,而且不會立即見效,我們仍然要做,只因為我們相信這麼做是對的。
如果我們能做到這個程度,或許就能把資本投入最能帶來長遠影響的組織中;如果我們做不到,結果論酬就會淪為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的一項合約術語而已,或者,就如愛因斯坦所說,我們僅在做能夠被衡量的事,而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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