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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
（507篇）開進街頭的粉紅診療室，為無家女性修補斷裂的醫療網
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在南美洲北部、緊鄰加勒比海的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的街頭，一輛粉紅色巴士穿梭街頭，專門為無家女性提供醫療服務。
當這些無家的女性一踏上車，迎接她們的護理助理 Mariannys Quintero。她總是溫柔地向每位走進車廂的女性解釋接下來的檢查流程，並輕聲告訴她們：「別怕，妳不是一個人。」這句話由她說出口格外具有力量，因為在不到一年前，她自己也曾是一名無家可歸的孕婦。
被推上街頭的母親們
自 2010 年代中期以來，委內瑞拉深陷經濟與政治動盪，惡性通膨、物資短缺與政治對立持續衝擊民眾生活，也引發大規模人口外移。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的統計，已有近 790 萬人離開委內瑞拉，其中多數前往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是近年來西半球規模最大的人口外移危機之一。
然而，離開委內瑞拉並不代表就此脫離困境。依據 UNHCR 的需求評估，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約有一半的委內瑞拉難民與移民難以負擔一日三餐，也缺乏適當住所。為了維持基本生活、避免流落街頭，有些人只能靠乞討、借貸，甚至以性交易換取生存所需。（延伸閱讀：美建築公司打造「櫃型房間」，提升無家者庇護所舒適性與隱密性）
而 Quintero 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帶著女兒前往哥倫比亞謀生，但卻屢屢碰壁。最終只能帶著 10 歲的女兒並懷著雙胞胎返回卡拉卡斯；但返鄉後，她因無法負擔房租而陷入露宿街頭的困境。
在一間公立婦產醫院醫師的轉介下，屬於高危險妊娠的 Quintero 找到了 Panarosa 尋求協助。雖然後來不幸流產，但在她的低潮期，團隊一路提供了不間斷的醫療追蹤與心理輔導，社工更積極奔走，為她和女兒找到穩定的住所，並聘請她加入組織服務。
「在我覺得自己再也走不出陰霾的那一刻，他們成了支撐我的手杖，」 Quintero 感性地說，「街頭上很多身為母親或懷孕的女性，常常覺得自己孤立無援。但這裡總有人願意傾聽、理解，且不帶任何評判地接納妳。」
崩解中的婦女健康體系
Quintero 的遭遇並非個案，對於留在委內瑞拉的女性而言，困難的不僅只是居所問題，更是連最基本的生育健康照顧都難以取得。
聯合國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曾指出，委內瑞拉公共醫療體系的免費避孕用品短缺約 8 成，醫護人員流失率也估計高達 7 成。另一篇在 2020 年刊登於《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研究報告也顯示，在 851 名的受訪女性中，有 44% 受訪者在過去兩年曾遇到取得避孕措施的困難；約 3/4 的人缺乏乾淨用水與藥品。
2026 年 6 月兩起強震，又使多處醫療設施受損，孕產婦照護、避孕與家庭計畫等服務進一步受到影響。對女性無家者而言，缺乏穩定住所、經濟能力與預防照護資源，更讓求醫成為一道門檻。參與粉紅行動診療巴士計畫的婦產科醫師 Norma Cerviño 便觀察到，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往往也是最難主動進入醫療體系的一群人。
把診間開上路
「如果人無法走進醫院，醫療服務能不能主動走到他們身邊？」這個想法，最早來自一群在聖誕節走上街頭、為無家者送食物與禮物的志工。隨著參與人數與服務規模逐漸擴大，逐漸發展成委內瑞拉非營利組織「街頭聖誕老人基金會」（Fundación Santa en las Calles）。
長期接觸無家者後，團隊發現，對居無定所的人來說，要主動前往固定的醫療或社福據點並不容易。創辦人 Carlos De Veer 因此有了把服務搬上巴士的構想。他希望一名流落街頭的人從巴士一側走進去，在裡頭吃頓飯、洗個澡、接受基本照護，再從另一側以整潔的模樣走出來。（延伸閱讀：重拾尊嚴，從沐浴開始！美國 NGO 將巴士改裝成「流動浴室」，助無家者找回自信）
團隊後來買下一輛退役公車，在建築師與機械技工協助下完成改裝，打造出行動服務巴士 Panabus（註一）。Panabus 上路後，由社工先尋找街友聚集的地點，再把巴士開到現場停駐一整天。車上提供盥洗用品與乾淨衣物，也有心理社會評估、一般醫療、常見疾病治療及基礎牙科照護。截至 2025 年，Panabus 已累計提供超過 6 千人次的照護服務。
從服務數據看見女性的需求
然而，隨著 Panabus 的服務經驗累積，團隊也逐漸看見另一個缺口。根據委內瑞拉媒體《El Estímulo》報導，Panabus 歷年的服務對象中，約 4 成為女性，其中超過一半正值 18 至 55 歲的生育年齡。但以基礎醫療為主的 Panabus，並不具備足以因應婦科與產科需求的專業設備與人力。
因此，基金會進一步延伸「把服務送到人身邊」模式，在 2025 年打造專門服務女性的粉紅色行動診療巴士 Panarosa（註二），並將其定位為委內瑞拉第一個專為無家女性設計的行動婦產科診療單位。基金會總經理 Rodríguez 還曾開玩笑說，大家至今還沒決定，Panarosa 究竟算是 Panabus 的妹妹，還是女朋友。
相較於以基礎照護為主的 Panabus，Panarosa 有婦產科專科醫師隨車看診，提供身體檢查、子宮頸抹片、家庭計畫與避孕諮詢，必要時也能進行超音波檢查。
除了婦產科照護，基金會也與當地長期推動乳癌防治的組織 SenosAyuda 合作，將乳房健康納入服務範圍，進一步補足無家女性過去難以取得的預防性照護。
為女性設計的車廂
Panarosa 延續 Panabus 原有的盥洗與基本照護服務，但在空間與設備上，進一步因應婦科看診需求。車內除了淋浴與盥洗設施，也配置婦科診療床、超音波等設備；看診時則透過具遮蔽效果的車窗，避免外界看見車內，保留患者隱私。
對 Panarosa 而言，隱私不只是空間設計，也關係到女性是否願意接受檢查。婦產科醫師 Norma Cerviño 指出，許多服務對象長期面臨污名與排斥，因此除了提供醫療，更重要的是讓她們能在不被評判的環境裡談論婦科、生育健康等較私密的問題，安心接受所需要的照護。
不過，受限於巴士的儲水量，兩輛車每天能服務的人數並不多，Panabus 約 7 人，Panarosa 則約 5 人。醫療協調員 Alejandra Ceballos 認為，較少的看診人數反而讓醫師有更多時間了解每位患者的生活處境。相較於時間緊湊的醫院門診，巴士上的醫療人員更有餘裕建立信任，也能進一步發現患者在醫療之外的需求。Rodríguez 表示，基金會不追求一次服務大量人數，而是會持續回到同一個地點，直到當地有需要的人都獲得照護。
在醫療之後，從一次看診到重建一個家
Panarosa 不只服務露宿街頭的女性，也會進入醫療資源較難抵達的城市邊緣社區。委內瑞拉媒體《El Estímulo》記者曾跟隨團隊來到卡拉卡斯東部一處居民自行搭建的聚落。當地房屋多以木板與鐵皮搭建，水管也由居民自行接設，一週只有幾天能使用自來水。
不過，基金會剛進入社區時，居民並沒有立刻接受他們。過去曾有其他組織短暫進駐，留下承諾後又離開，因此不少人反覆詢問社工：「你們真的會幫我們嗎？之後還會再回來嗎？」直到團隊一次次回到社區，信任才逐漸建立。後來，就連當地女性領袖也開始主動協助安排看診空間、登記居民名單，再透過通訊軟體、張貼海報與口耳相傳，通知有需要的居民前來接受服務。
其中，一位曾接受 Panarosa 照護的女性表示，她已經兩年沒有做婦科檢查，體內的避孕裝置也早已超過使用期限。她曾前往公立醫院求診，卻因無力負擔後續檢查費用而作罷。直到 Panarosa 進入社區，她才終於更換新的避孕裝置。
對居民而言，Panarosa 帶來的不只是一次看診，而是透過持續回訪與後續追蹤，原本中斷的婦科照護，有機會重新接續。
不只治病，也修復家庭與身分
對基金會而言，醫療只是第一步。當服務對象在心理社會評估中表達離開街頭的意願，而基金會也會提供相關資源，啟動「重返社會計畫」。
計畫不只處理健康問題，也協助服務對象重新與家人建立聯繫、補辦身分文件，並透過編織、縫紉等職能課程，增加取得收入的機會。Rodríguez 表示，Panarosa 服務過程中也經常遇到整個家庭一起流落街頭的情況，因此協助對象不只包括母親，也會延伸到孩子與其他家庭成員，例如協助孩子重新入學、補足落後的學習進度。（延伸閱讀：都市中的人生維修部——「重修舊好」咖啡館邀請無家者吃飯洗澡，修復人與社會的關係）
Quintero 就是其中一例。從懷孕、失去雙胞胎，到重新找到住處，她一路獲得醫療、心理與社工支持。後來，一名社工協助她和女兒安頓下來，她也進入基金會工作。Quintero 形容，一路陪伴她的工作人員，就像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時的一根拐杖。
不過，Rodríguez 也坦言重新離開街頭並不容易，目前重返社會計畫的成功率約為 2% 至 3%。但基金會認為，每成功協助一個人重新站穩腳步，影響的往往不只當事人，也可能延伸到孩子與整個家庭。
讓每一次看診，都是最好的一次
談到未來，Rodríguez 表示，基金會最重要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是要恢復無家者的尊嚴，並在每一次出勤中，盡可能提供完善的照護。她也希望減少社會對無家者的污名，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真正面臨的處境。
長期走進街頭，也讓基金會累積了許多一般醫療體系難以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參與計畫的醫師認為，Panarosa 不只提供女性所需的健康照護，也能留下更貼近現況的紀錄，讓過去容易被忽略的無家女性需求逐漸被看見。這份工作也影響著參與其中的人。Ceballos 表示，能透過自己的專業幫助這些人，讓她更加確定這份工作的意義。
而最一開頭 Quintero 的故事，或許最能說明粉紅巴士一路走來的意義。曾經，她是坐在車上接受照護的人；如今，她成為站在車上迎接其他女性的工作人員。從接受幫助，到陪伴下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這份照護也就這樣繼續往下延伸。
註一：Pana 是委內瑞拉俚語中「好朋友、哥兒們」的意思，因此 Panabus 可以解釋為「朋友巴士」。
註二：rosa 則是西班牙文中的「粉紅色」，因此 Panarosa 可被稱為「粉紅朋友巴士」。
參考資料
- The Bus That Brings Reproductive Care to Homeless Women（Reasons to be Cheerful）
- Venezuela situation（UNHCR）
- Fundación Santa en las Calles（Panarosa）
多元共融職場還缺了什麼？企業如何從包容招募走向包容職場
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開會時，25 歲的 Myles（化名）總是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合群而專注。
他克制轉動手指的衝動，在腦中反覆排練待會要說出口的寒暄，甚至逼自己直視對方的雙眼，即使這樣的對視會讓他感到強烈焦慮。但在同事與主管眼中，他是一名稱職、努力，甚至表現出色的設計師。
可每當會議結束、視訊畫面關閉，Myles 往往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我每天上班都像在演一齣精密的舞台劇。」由於 Myles 在兒童時期便被診斷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簡稱 ASD，註一）。身為一名自閉症工作者，為了符合職場對「正常社交」的期待，他必須長時間隱藏或修正自己的自然反應。這類刻意壓抑、掩飾或補償自身特質的行為，被稱為「偽裝」（masking），經常伴隨高度的心理與認知消耗。
縱觀 Myles 的求職過程，反映出許多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註二）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大學畢業後，Myles 獲得了一家大型企業的實習機會。他原本期待能順利轉為正職，但實習卻在 8 個月後提前結束。此後求職長達 2 年，儘管技術測驗屢獲高分，他仍一再被告知不是公司所要找的「合適人選」。
「那段時間很難熬。我開始懷疑，自己多年投入的使用者體驗設計，是否還走得下去。」隨著收入與醫療保險等壓力累積，他接受職涯教練的建議，運用大學所學的動畫技能，轉向動態設計。
轉職後，Myles 開始承接新創公司的合約工作，並在隔年轉為正職。他喜歡全遠端工作帶來的安靜與彈性，卻也覺得純文字溝通不夠明確：「我偏好面對面溝通，能更快釐清工作；遠端時，大家不見得會把事情說清楚。」此外，Myles 也提到，相較於使用者體驗設計較明確的回饋，動態設計的評價更為模糊，也更容易引發他的焦慮，「我常覺得眼前有一座座高山要爬，並把事情想成最糟的情況。但我的工作表現一直獲得好評，所以其他人大概看不出我有 ASD。」
即使工作逐漸穩定，Myles 仍未向雇主揭露自己的自閉症診斷，也不清楚可以尋求哪些職場調適。正因為他努力隱藏困難，周遭的人更難察覺他承受的壓力。
Myles 的故事並非個案。許多像 Myles 這樣的工作者，在看似友善的招聘制度下錄取，卻在進入職場後陷入了更深、更隱形的孤獨。這正是當前「共融職場」面臨的最大挑戰。（同場加映：台灣職場變革進行式：打造友善職場，為何成為企業永續必修課？）
錄取只是起點，入職之後的真正考驗
近年來，全球企業吹起一股「神經多樣性共融」（Neurodiversity Inclusion）風潮。從《財星》500 強企業（Fortune 500）到高科技新創，紛紛設立針對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讀寫障礙（Dyslexia）等「非典型大腦」員工的專屬招募計畫。
過去 5 年，大型企業如 Microsoft 設計了客製化面試流程；Google Cloud 訓練數百名主管協助自閉症應徵者；JPMorgan Chase 更透過量身打造的面試，聘用超過 150 名神經多樣性員工，且這批員工的生產力比在職十年的員工高出 90% 至 140%。
企業雖逐步打開招募大門，職場制度卻未必同步跟上。對神經多樣性工作者而言，錄取只是起點；真正的考驗，是進入組織後，能否在不必持續壓抑自身特質的情況下工作，而不被不合適的制度長期耗損。
害怕被貼標籤，員工把需求藏起來
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 Next for Autism 針對 400 多名自閉症員工的調查，高達 80% 的受訪者表示，「偽裝」是日常工作中的主要困難。
在職場情境中，這可能包括忍耐開放式辦公室的噪音與燈光、壓抑晃動身體或調整坐姿等自然反應；在會議前反覆演練台詞、表情與語氣；或強迫自己維持眼神接觸、假裝理解幽默與未被明說的辦公室規則。
這些看似細微的調整，卻會持續消耗認知與心理資源。「這就像一台筆電，在後台開了幾十個極度耗電的程式，很快就會發燙、沒電。」一名 ADHD 員工如此形容。
調查也指出，81% 的自閉症員工認為，職場中未被明說的人際動態是一大障礙；僅有 41% 願意在公司揭露自己的自閉症身分。許多人擔心，一旦表達需求，便可能被貼上「難以合作」或「無法勝任」的標籤。
年輕世代面臨的壓力尤其明顯。Z 世代自閉症員工擁有正面職場經驗的比例為 78%，低於 X 世代的 98%。Autism Now 執行長 Gillian Leek 指出，部分年輕員工寧可轉向社群媒體尋求支持，也不願向主管求助，反映出組織內部心理安全感仍有不足。
人才留不住，問題可能不只是薪資
如果說上述調查呈現的是神經多樣性員工每天如何適應職場，安永（EY）發布的《2025 全球職場神經多樣性共融研究》，則進一步指出這些壓力如何影響人才留任與能力發揮。
這份涵蓋全球 2 千多名工作者的報告顯示，僅有 25% 的神經多樣性員工感到自己在職場中真正受到包容；39% 計畫在未來 10 至 12 個月內離職，其中 74% 將不良的人際互動與溝通摩擦列為主要原因。
安永將其中一群具備專業能力與發展潛力，卻因工作制度未能回應其需求而無法充分發揮的員工，稱為「被壓抑型人才」（Suppressed Talents）。這群人約占神經多樣性受訪者的 18%。他們面臨的問題並非能力不足，而是個人特質與既有職場制度之間存在落差，主要表現在績效評估、工作環境與管理方式 3 個層面。
1. 社交表現蓋過專業貢獻
部分神經多樣性工作者在程式開發、資料分析、圖形辨識、深度專注或創意發想等領域具有優勢。然而，傳統職場也常將社交能力、簡報表現、臨場反應與主管觀感納入評估。當這些指標受到過度重視，員工在專業工作上的實際貢獻便可能被忽略。
2. 辦公環境消耗專注與心力
開放式辦公空間中的電話聲、談話聲、人員走動與燈光刺激，可能對感官較敏感、需要低刺激環境維持專注的員工形成額外負荷。他們必須耗費更多心力排除干擾，不僅影響專注，也可能累積焦慮與疲憊。
3. 管理誤解影響評價與發展
許多基層與中階主管未曾接受神經多樣性相關培訓。當員工因感官負荷或資訊處理過載而顯得沉默、疲憊，或無法立即回應時，主管可能將這些反應解讀為態度消極、抗壓性不足或投入程度不夠，進而影響其績效評價與發展機會。
包容職場的下一步，讓制度也接得住
其結果是嚴重的雙重損失：員工在痛苦中折損身心健康；而正處於創新瓶頸、大喊人才荒的企業，則親手將這批具備關鍵轉型技能的高天賦人才，推向大門之外。
神經多樣性共融的真正考驗，從來不在招募端的數字，而在錄取之後——組織是否願意重新檢視評估指標、辦公環境與管理文化，讓「非典型大腦」不必再靠偽裝求生，而能以最自然的方式，發揮他們本來就有的天賦。
重新設計職場，把多元共融落實在日常
問題的癥結，往往不在員工本身，而在職場制度的設計。許多企業對專業的想像，仍建立在特定的工作節奏、溝通方式、會議文化與未明言的社交規則之上，較難回應神經多樣性員工的不同需求。
Next for Autism 執行長 Gillian Leek 直言，「公司聘用時改進了流程，但員工入職後，卻期待他們自行適應。」當偽裝與自我調整成為日常，部分自閉症員工便可能在長期消耗後選擇離職，使企業陷入「招募進來，卻無法留住」的循環。
Hearst 把個人需求納入日常工作設計
媒體集團 Hearst 在 2024 年推出「Neurodiversity@Hearst」計畫，由負責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工作的 Isabel Field 推動。這項為期 15 週的計畫，招募包括自閉症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在內的神經多樣性人才。
Hearst 的做法不只調整招募流程，也從員工入職第一天開始，重新設計工作體驗。
- 從第一天起：實習生獲得降噪耳機和耳塞
- 主管訓練：人資和管理層接受神經多樣性面試與管理培訓
- 個人化工作方式：每位員工的偏好被仔細記錄，例如，某人偏好在安靜、專注的早晨工作，會議則排在下午
- 迭代回饋：主管了解每位員工偏好的回饋方式，而非一刀切的評估
Field 將這些做法稱為「調整」（adjustments），強調透過環境與流程設計回應多元需求，而非把特定群體視為例外。她認為，真正的目標應是建立一套更全面的工作方式，讓每個人都能在適合自己的條件下發揮。
此外，Hearst 也與神經多樣性及身心障礙員工支持平台 Joshin 合作，向員工、照顧者與主管提供個人化教練、培訓及資源導航。無論是神經多樣性員工面臨管理與溝通困難，或員工需要協助處理家人的教育及照顧需求，都能依照個別情況取得支持。
Spectrum Designs 用視覺化管理降低工作門檻
位於紐約的印刷與裝飾品公司 Spectrum Designs，將神經多樣性共融納入企業核心。其 98 名員工中，約 70% 為神經多樣性工作者，其中包括自閉症者。
執行長 Patrick Bardsley 表示，公司透過視覺提示、清楚的指示標誌、連結教學影片的 QR Code，以及影片、文字與語音等多元溝通方式，降低員工理解與執行工作的門檻，使整體生產力提升 30%。此外，Spectrum Designs 也導入「留任面談」（stay interviews），每年與員工進行一對一對談，了解哪些措施確實有效、哪些問題可能促使員工離職，以及員工過去不敢向主管反映的顧慮。Bardsley 指出，許多人擔心表達問題會被視為愛抱怨，甚至帶來負面後果；主動展開這類對話，有助於建立信任，並及早發現制度中未被察覺的問題。
打造不用說出口的「通用設計」，企業降低支持門檻
許多企業雖設有員工協助方案（EAP）或職場調整機制，員工要實際取得支持，仍可能被要求提供正式診斷，並向人資或主管揭露身分。即使只是希望增加遠端工作、配戴抗噪耳機，或取得更明確的工作指令，也可能擔心被質疑，甚至被視為爭取特殊待遇。這使部分神經多樣性員工寧可向外部專業人士、親友或網路社群求助，也不願使用公司內部制度。
若企業採取「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的思維，便能將不同需求直接納入日常工作，而非等到員工提出診斷後才個別處理。例如，提供書面紀錄與非同步溝通、設置安靜空間與抗噪設備，並要求主管清楚說明任務、期限及評估標準，讓員工不必先證明自己的困難，也能取得適合的工作條件。
然而，部分企業領導者仍擔心「做得不夠好」，尤其在多元、平等與包容議題面臨反對聲浪之際，更容易因顧慮而遲疑。Bardsley 與 Field 都認為，企業必須跨越的往往不是成本，而是對改變既有工作方式的不安。
企業也有實際理由投入共融制度。根據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的全球 IT 諮詢公司 Accenture 與倡議企業身心障礙平權非營利組織 Disability:IN、美國身心障礙者協會 AAPD 聯合於 2023 年 11 月發布的《The Disability Inclusion Imperative》研究，分析的 346 家以美國市場為主的企業中，有 103 家被認定為身心障礙共融的領先者。這些共融領先企業在衡量生產力的「每名員工營收」指標上，超越競爭對手的機率高出了 25%。
對於企業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只是招募流程，而是員工進入組織後所面對的溝通、管理與工作環境。當包容被納入制度設計，員工便不必先揭露診斷或反覆證明需求，才能獲得完成工作所需的支持。
註一：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種與腦部發展相關的神經發展狀況，主要特徵包括社交溝通與互動方式的差異，以及較固定、重複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不同自閉症者的特質、能力與所需支持程度差異很大，因此以「譜系」描述其多樣性。
註二：「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指的是神經系統型態的自然變異，包括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讀寫障礙等。此框架不將這些差異視為「障礙」或「缺陷」，而是承認不同的神經型態帶來不同的優勢和挑戰。在職場脈絡中，「神經多樣性友善」意味著企業設計的系統與文化能容納不同的神經型態，使各種員工都能發揮潛能。
參考資料
- The Disability Inclusion Imperative（Accenture ）
高牆內的蝴蝶效應：美國受刑女性守護瀕危物種，也找回重返社會的路
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在這裡，我不再只是個編號，而是一個有能力孵育生命、對世界有所貢獻的研究員。」
在冰冷、佈滿鐵絲網與警衛巡邏的女子監獄旁，有一座充滿生機的綠色溫室。
溫室內，長桌上整齊排列著一盤盤寄主植物。嫩綠的車前草葉片上，黏附著比沙礫還細小的蝴蝶卵；黑色、綴有黃色斑點的毛毛蟲，正以極緩慢的節奏蠕動。幾位身穿灰色囚服的女性，正手持棉花棒與精密鑷子，小心照料著比沙礫還細小的蝴蝶卵。
她們不是一般的保育志工，而是密申溪女子矯正中心（Mission Creek Corrections Center for Women, MCCCW）的受刑人；她們正在培育的，是已被列入美國聯邦瀕危物種名單的「泰勒棋盤格蛺蝶」（Taylor's checkerspot butterfly）。
這項行動來自「監獄永續計畫」（Sustainability in Prisons Project, SPP），由華盛頓州矯正署（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與常青州立大學（The Evergreen State College）共同推動。該計畫將監獄中未被充分運用的人力，轉化為生態保育的重要支持系統，讓受刑人透過教育、培訓與實作，深度參與瀕危物種復育與棲地修復。
缺乏自由的高牆裡，改寫蝴蝶滅絕的結局
泰勒棋盤格蛺蝶曾廣泛分布於太平洋西北地區的草原，如今卻因土地開發、農業擴張與入侵物種威脅，失去了 97% 的原生棲地，野生族群正一步步走向滅絕的邊緣。「這原本可能是一個物種滅絕的故事，但我們找到了一個不同的結局。」SPP 計畫主導人 Kelli Bush 表示，這場保育轉機令人意想不到地出現在監獄之中。這項工作不只回應生態危機，也讓參與者在日復一日的照護中，重新建立責任感、目標感與自我價值。
在密申溪女子矯正中心，想成為一名「蝴蝶技術員」並不容易。這個職位在獄中相當受歡迎，申請者必須經過正式甄選，包括提交書面申請、闡述自身對生態保育的熱忱，並接受由矯正署官員、大學研究員與生態學家組成的面試小組提問。錄取標準不單看過去的學歷，更重視學習意願、耐心以及團隊協作能力。
2025 年 1 月，受刑人 Margaret Taggart 通過甄選，正式加入團隊。「我得到了這份工作，這感覺像是某種真實的東西。」Taggart 回憶道，在監獄裡，一個人的身分常被號碼、紀錄或過去的錯誤所定義；但在溫室裡，她被看見的是興趣、能力與學習意願。她不再只是受刑人，更是一名專業的技術員。
「在進來這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蝴蝶也會瀕臨絕種。」對 Taggart 而言，親手照顧蝴蝶、見證生命蛻變帶來了難以言喻的成就感。「這種工作是重複、充滿意義且帶著溫柔感的。你從牠們出生的那一刻就開始照顧牠們，感覺就像你真正認識牠們一樣。」
撕掉「受刑人」標籤，撐起瀕危蝴蝶的復育現場
然而，照料瀕危蝴蝶絕非感性的空談，從 2011 年開始，SPP 先以較不敏感的彩繪蛺蝶（painted lady butterfly）進行試點，隔年再擴展至泰勒棋盤格蛺蝶的復育工作。多年下來，這項計畫已累計養殖並釋放超過 8 萬隻毛蟲進入已恢復的草原生態系統，成為復育行動中的重要一環。
這背後是一套極其嚴謹的科學管理。技術員每天需要監測卵群以避免血統混雜、檢查幼蟲的進食與飲水、記錄植物維護進度，並持續追蹤數據。
為了維持族群的遺傳多樣性並降低疾病傳播風險，每一隻泰勒棋盤格蛺蝶都必須被單獨飼養在特定的寄主植物上。由於幼蟲對環境變化極度敏感，技術員在接觸器具前必須嚴格執行消毒，並定時記錄溫室內的溫濕度與光照變化。在長期的細緻觀察中，她們累積了豐富的經驗，能準確辨識幼蟲在不同蛻皮階段的生理變化，並將每一次觀察轉化為高價值的學術研究資料。
這套繁育系統的成功，還仰賴監獄內部的跨部門協作。由於泰勒棋盤格蛺蝶幼蟲對食物極其挑剔，主要依賴狹葉車前草（Plantago lanceolata）。為此，另一批受刑人組成了車前草種植小組，在監獄外的農場專職培育。剛孵化的幼蟲體型極小，無法咬動堅硬的纖維，種植小組每天都必須精準篩選出最柔嫩的葉片送進溫室。從土壤種植、葉片挑選到幼蟲喂餵養，每一個環節都扣扣相連。
甚至在秋冬季節，當氣溫下降、植物枯萎，幼蟲進入休眠的「滯育期」（diapause）時，技術員的工作也沒有停止。她們會利用這段時間閱讀生態資料、修訂照護手冊，並參與由常青州立大學講師主持的生態學研討會。換言之，這份工作不只是重複性的勞動，也包含知識累積、流程改善與科學判斷。
這套監獄繁育系統的韌性，也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備受考驗。外部科學家、志工與大學輔導員因防疫限制無法進入監獄，原本高度仰賴跨界合作的復育工作一度面臨中斷風險。然而，受刑女性技術員憑藉過去累積的經驗、詳細手冊與團隊協作，持續進行繁育工作。
這項經驗也讓她們向外界證明，她們並非保育計畫中的助手，而是實際參與科學實作的技術人員。2024 年，SPP 計畫更獲得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頒發的「物種復育冠軍獎」（Recovery Champion Award），肯定其在泰勒棋盤格蛺蝶保育上的貢獻。
蝴蝶效應的起點，為受刑人帶來生命的轉變
對參與計畫的受刑女性而言，SPP 的影響不只在於照顧瀕危蝴蝶，更為她們提供一條通往復歸社會的路徑。
許多受刑人在入獄前面臨貧窮、成癮或家庭暴力的困境。SPP 計畫則是打破了這個惡性循環，透過規定時數的培訓與學科考核，參與者能取得生態教育、園藝或溫室管理等專業技術證書，成為出獄後重返校園或投入景觀綠化、生態復育領域的敲門磚。
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讓參與者重新經驗「被需要」的感受。在監獄中，一個人常被過去的錯誤定義；但在溫室裡，她們每天觀察幼蟲、記錄數據、照顧寄主植物，並為瀕危物種的存續負責。這種責任感，不只是技能訓練，也是一種自我價值的重建。
SPP 計畫的設計，也建立在教育與更生密切相關的理解上。研究指出，當人們有機會接受教育時，再犯率下降 43%；而當教育與自然、保育和實作經驗結合時，參與者不只學習知識，也能在具體工作中看見自己的能力。因此，華盛頓州的監獄陸續發展出不同形式的 SPP 計畫，涵蓋養蜂、原生植物園藝，以及西北池龜（Northwestern pond turtle）、俄勒岡斑點蛙（Oregon spotted frog）等物種保育工作。
SSP 計畫為 Taggart 帶來人生改變，她已完成生態學與動物飼養相關的大學學分課程。原本在獄外從事汽車維修工作的她，如今開始考慮在出獄後攻讀環境相關的副學位，「這個計畫的教育部分真的激勵了我，讓我想更深入學習，追求一個學位，這是我之前從未做過的事。」她說，「它給了我信心，相信我能學習、能成長。」
參考資料
- Taylor's checkerspot（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Fish & Wildlifd）
- Endangered Butterflies Are Thriving Behind Bars（ Reasons to be Cheerful）
不只回收衣服，而是讓衣服回到土地：加州社企如何打造可分解的衣服？
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你可曾想過，每天穿在身上的衣服，本質上其實是「化石燃料」？走進現代人的衣櫥，隨手翻開衣服的洗滌標籤，常會看到「聚酯纖維（Polyester）」、「尼龍（Nylon）」或「亞克力纖維（Acrylic）」等字眼。這些名字聽起來科技感十足的化學纖維，本質上都是石油化學副產品。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統計，全球服飾產量在過去 20 年間翻了一倍，而其中超過 60% 的衣物含有合成纖維。當我們洗滌這些衣物時，無數肉眼難見的「微塑膠」會隨著廢水流入江河大海，最終經由食物鏈回到人類的餐桌。
但更致命的危機，其實是藏在看不見的農田與染整廠裡。
為了應付龐大的棉花需求，傳統棉花種植高度依賴化學農藥與單一作物種植（Monoculture），這導致全球大量的可耕作土地面臨嚴重的退化與沙化，土壤失去了捕獲二氧化碳的能力，反而成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源。
在後續的加工環節，為了讓衣服防皺、顯色、防霉，工廠使用了含有重金屬、甲醛及致癌芳香胺的化學染劑與整理劑。這些「毒衣服」不僅在生產過程中嚴重污染了當地的水源，殘留的化學毒素也長期威脅著消費者的健康。
在快時尚席捲全球的今日，我們用極低的價格購買衣物，卻付出了土壤枯竭、微塑膠充斥海洋、水源遭受劇毒化學染料污染的慘痛代價。
不只是有機棉，衣物後加工裡被忽略的環境風險
洛杉磯時尚區的一間頂樓工作室裡，沒有一般成衣工廠常見的大量布料堆疊，也看不見快速運轉的產線。取而代之的，是乾燥植物、天然染料，以及一件件帶著溫潤土色調的衣物，如利用加州罌粟花染出的橙色睡衣、茜草根染成的珊瑚色休閒服，還有未經染色的米白棉質 T 恤。
「納瓦荷人（註一）會用這個來染黑色布料，我現在正在尋找一種豐富的天然黑色。」美國加州社會企業 California Cloth Foundry 創辦人 Lydia Wendt 站在大木工作台前，指著白色釘板上的乾燥植物說道。
Wendt 並非一開始就來自創業規劃，而是源於她對主流時尚產業的長期質疑。
年輕時， Wendt 曾是模特兒，後來進入紐約流行設計學院學習紡織設計，並與三宅一生、Calvin Klein 等國際品牌或設計師合作；多年服飾設計與紡織品開發經驗，讓她看見服裝供應鏈對合成纖維、石化染料與化學處理流程的高度依賴。而真正讓她無法再忽視這些問題的，成為母親後，她開始重新檢視兒童衣物中的化學添加物；39 歲罹患乳癌、經歷手術與化療後，她更對有毒石化材料產生強烈警覺。
康復後，Wendt 在舊金山藝術學院教授永續時尚設計，並與學生一起採集野生蘑菇與本土灌木進行天然染料實驗。這段教學與實作經驗，讓她重新思考衣物與身體、土地之間的關係。「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能吸收穿著衣物中 64% 的化學物質進入體內。」Wendt 認為我們應該以對待食物的態度來對待衣物。
「大多數染料和塗層都是石化產品。人們買一件有機 T 恤，以為自己在做健康的選擇，但它閃閃發亮、顏色烏黑、印有白色圖案等，這些全都來自石化產品，直接接觸你的皮膚。」Wendt 表示，許多消費者以為買到「有機棉」或標榜永續的 T 恤，就是做出了更健康的選擇，卻往往忽略了衣物後段加工的問題。布料上的染料、塗層、整理劑與印花，未必會被清楚揭露；而這些細節，正是時尚供應鏈最不透明之處。
Wendt 對主流時尚產業的質疑，也延伸到各種看似安心的認證標籤，「即使是 GOTS（註二）認證的棉花，也可能含有高達 30% 的其他纖維。」Wendt 坦言，「Oekotex （註三）紡織安全標準不代表 100% 天然和無毒，認證只表示毒性低於人類穿著時被視為有害的水平。它不表示染料是天然的，也不代表不致癌。」
從源頭到終點，重新打造一件可分解的衣服
面對時尚產業日益沉重的環境代價，CCF 想回答最根本的問題不只是衣服能不能被回收，而是一件衣服從原料、染色、加工到被丟棄的整個生命週期，是否都能擺脫對環境與人體不友善的生產方式，且嘗試建立一種更接近健康生態系統的時尚模式。Wendt 將這樣的概念稱為「再生時尚」（regenerative fashion），讓衣服不只是被生產、購買、穿著與丟棄的商品，而應該能在生命週期結束後回到土壤，成為自然循環的一部分。
因此，CCF 的產品開發圍繞著「生物循環」（Biological Cycle）展開，並從源頭、製程與終點重新設計服裝生產流程。
在源頭端，CCF 拒絕使用合成纖維，改以棉花、羊毛等天然纖維為主，並選擇來自採行再生農業的在地農場。這些合作的農場透過輪作、放牧管理與減少合成化肥使用，提升土壤健康與儲碳能力。這類符合條件的纖維可被標示為「Climate Beneficial™」（註四）強調農業不只是提供原料，也能參與土壤修復與碳吸收。
其次是在染色與後整理階段。Wendt 認為，要讓衣物真正可堆肥，最困難的關鍵往往不是布料本身，而是染料、塗層、柔軟劑與其他加工程序。許多標榜有機棉的衣服，最後仍可能使用石化染料或化學整理劑，使原料端的永續努力被後段加工抵銷。因此，CCF 嘗試發展以生物基為主的染整方式，使用櫟樹膽、核桃殼、茜草根、靛藍等植物與無害礦物作為染料，並以天然酵素與無毒製劑取代傳統強鹼洗練與化學柔軟劑，降低布料中的有害殘留。
在衣物生命週期的終點，CCF 強調「土壤至土壤」（Soil-to-Soil）的閉環設計。一件衣物不只布料要來自天然纖維，縫線、標籤、染料與包裝等細節，也都必須盡可能符合可分解、可回到土壤的原則。CCF 的布料在第三方實驗室測試中，能在標準堆肥環境下於數週至數個月內降解，最終有機會轉化為土壤中的有機質。
當布料像食物一樣，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差異
Wendt 曾參與 The North Face 與 Fibershed 推動的 Backyard Hoodie Project（註五），負責供應鏈管理、紡織設計與專案整合，也把這個經驗放入 CCF 的營運中。如今，她只購買在美國種植的棉花，主要來自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和加州。她親自挑選將棉花紡成紗線的紡織廠，強調與農民、編織工、染色工和裁縫承包商的直接關係。
但這樣的生產方式代價並不低，國內製造成本至少比海外生產高出 40%。但在 Wendt 看來，近距離供應鏈帶來的不只是成本，也是一種責任。「這就像農場直送餐廳，人們已經認識到餐廳透明說明食材來源和在地採購的價值。衣服產業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她說。
由於 CCF 產品不使用常見的石化染料、甲醛與刺激性化學物質，而是採用天然酵素，並從金盞花、加州罌粟花、茜草根、栗樹、纈草、接骨木、靛藍與紫檀等植物中提取色素。這些天然染料呈現出的顏色，比合成染料更柔和，也更容易出現細微差異；但 Wendt 並不把這視為缺陷，「好食物看起來不一樣；每個蘋果都不同，布料也是活的。」
「市場就像塑膠產業一樣，主流時尚品牌正在用廉價商品充斥市場。」Wendt 表示，這樣的做法並不容易進入主流市場。習慣標準化化學配方的紡織廠，往往難以適應植物染料的變異性；零售商與消費者也長期習慣低價、快速、顏色一致的商品，讓再生時尚面臨價格與規模化的挑戰。
即便如此，CCF 仍逐漸累積一群忠實顧客。Wendt 坦言，許多人最初是因為敏感肌膚、對合成纖維的不適，或對環境健康的關注而接觸這個品牌。對她來說，「如果你穿著真正接近其起源的衣服，你的免疫系統不必一直處於超警戒狀態。」衣服越接近自然來源，人體與環境承受的負擔就越低，而這也正是「再生」的意義之一。
此外，CCF 的衣服無毒到可以在後院進行堆肥、剪裁廢料會被回收再紡成紗線、包裝使用可堆肥的植物纖維素袋，就連標籤也以紡織廢料製成、並用植物油墨印刷。她而言，這些做法證明紡織品不必然是垃圾，也可以被設計成回到土壤的生物營養。雖然這樣的模式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依賴合成纖維、低價勞動與快速生產的全球時尚產業，但 Wendt 希望，這些能被長久穿著、甚至傳承下去的衣物，能為產業提供另一種標準。
「我只是認為，生活得更簡樸，重視你購買的東西，並願意去學習，真的很重要。」Wendt 說。
註一：納瓦荷人（英語：Navajo；納瓦荷語：Diné）是美國西南部的一支原住民族，為北美洲地區現存最大的美洲原住民族群，人口估計約有 30 萬人。
註二：GOTS 是全球最嚴格的有機纖維認證標準，但仍允許非有機材料的添加。
註三：Oekotex 是歐洲建立的紡織品檢測與認證系統。
註四：Climate Beneficial™ 是一項創新的農業與纖維驗證系統，由非營利組織 Fibershed 所創立。該標章專注於推動再生農業，透過土壤固碳、改善水土保持與生態多樣性，讓紡織纖維（如羊毛、棉花）的生產不僅對環境無害，更能積極修復地球生態。
註五：Backyard Hoodie Project 是 The North Face 與 Fibershed 合作推出的在地供應鏈示範專案，核心目標是盡可能在加州阿拉米達總部 150 英里範圍內完成一件連帽上衣的原料取得、設計與製造。 這個專案強調區域紡織系統、支持在地農民與美國製造，也試圖透過更少浪費的設計，示範永續服裝可以如何落地。
參考資料
- This Brand Wants You to Compost Its Clothes - Reasons to be Cheerful（Reasons to be Cheerful）
- Style That's Sustainable: A New Fast-Fashion Formula（McKinsey & Company）
- Measuring Fashion Global Impacts Study（One Planet Network）
- The North Face Introduces Locally-Grown Hoodie（TriplePundit）
世界盃不只拚冠軍，也減廢：多倫多球迷把手上的杯子變成永續關鍵
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當世界盃足球賽進球瞬間，全場球迷起身歡呼，啤酒杯在看台間高高舉起；但當終場哨聲響起、觀眾散去，留在場館裡的，卻是被踩扁的一次性塑膠杯、滿地狼藉的垃圾，這並不是單一場賽事的問題，而是全球體育場館、演唱會與音樂祭反覆上演的日常。
大型活動創造了熱情、流量與商機，卻也在短短數小時內製造大量一次性廢棄物；那些被清潔人員快速掃走的塑膠杯，看似讓場地恢復乾淨，實際上卻只是把問題從觀眾眼前移開，並沒有真正解決。
被掃走的問題，沒被解決的危機
去年夏天，英國倫敦溫布利球場在 Oasis 樂團重聚演唱會散場後，清潔人員清掃滿地空塑膠杯的畫面曾在網路上引發討論；那場演唱會售出超過 25 萬品脫啤酒，也讓大型活動背後的一次性杯具問題再次浮上檯面。空杯被掃走，場館看似恢復原狀，但這些杯具接下來如何被回收、處理或丟棄，才是大型活動真正難解的環境課題。
2026 年世界盃即將在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 16 個城市登場，其中多倫多與溫哥華是加拿大的主辦城市。面對賽事期間即將湧入的人潮與飲料消費，多倫多選擇從源頭重新思考杯具使用方式，而這套做法並非憑空出現。早在 Oasis 演唱會引發一次性杯具討論前，Coldplay 便曾在多倫多羅傑斯體育場（Rogers Stadium）舉辦 4 場演唱會，並與 Muuse Canada 合作推動可重複使用餐飲容器試點專案，以部分飲品取代一次性杯具與包裝。根據 Live Nation 統計，這項專案成功避免超過 7 千磅塑膠廢棄物流向垃圾掩埋場，也讓大型活動減塑從理念走向可被驗證的實際操作。
基於這次試點經驗，Muuse Canada 隨後與羅傑斯體育場及 RBC 露天圓形劇場簽訂合作合約，預計在近 100 場演唱會中提供可重複使用容器服務，讓這套可重複使用容器模式得以擴大並長期運作；此外，多倫多市政府也邀請 Muuse Canada 參與 2026 年世界盃，於多倫多約克堡的「世界盃球迷節」（FIFA Fan Festival zone）推行可重複使用杯子系統。
「密閉生態系」的威力，讓循環杯自然回家
對許多推動減塑的社會企業而言，可重複使用容器最困難的地方，往往不是杯子本身，而是「如何讓消費者願意歸還」？例如，在街邊咖啡館或便利商店，消費者買完飲料後去向難以預測，杯子容易流失，回收、清洗與補貨成本也因此提升。
但 Muuse Canada 看見，體育場館、音樂節與大型活動正好具備街邊消費所沒有的條件：人群集中、場域邊界明確、餐飲供應商相對固定，形成一種「密閉生態系（closed ecosystem）」。
Muuse Canada 的 Scott Morrison 常用 IKEA 自助餐廳作為比喻，「當人們走進 IKEA 餐廳時，不會懷疑餐盤、餐具和玻璃杯應該留在現場，因為整個空間設計已經清楚告訴你：這些物品是要被歸還的。若擅自帶走餐具，反而會顯得不自然。」
這個邏輯放到大型活動也同樣成立。在付費入場的音樂節、有明確出入口的體育場，或是學校、企業總部等限定空間中，觀眾集中在同一個場域內消費，向同一批供應商購買餐飲。只要回收箱、動線與標示設計清楚，歸還循環杯就不再是額外負擔，而會成為活動體驗的一部分。
不只是換一種杯子，把循環容器做成可運作的商業模式
Muuse Canada 的運作邏輯看似簡單，背後卻是一套完整的循環系統。飲料以可重複使用的 PP 杯供應，使用後由消費者投入場館內指定回收站；杯子集中後，再送往商業洗滌設施清洗，並經品質檢驗合格後重新進入流通。根據 Muuse 的設計，每個杯子最多可重複使用 500 次。這套模式不再讓杯子走向「生產、消費、丟棄」的線性終點，而是透過「使用、回收、清洗、再使用」的流程，讓它在成為垃圾之前回到系統之中。（同場加映：不帶環保杯，也能實踐零浪費生活——專訪好盒器共同創辦人宋宜臻）
然而，「循環」要在世界盃、演唱會或大型體育賽事中穩定運作，靠的不是觀念宣導，而是一套能支撐現場人流、物流與品質控管的商業模式。Muuse 的核心做法是「容器即服務」（Container-as-a-Service, CaaS）：它不把杯子賣給活動主辦方，而是提供包含租借、回收、清洗、配送與數據監測在內的完整封閉且循環的服務。
這也是 Muuse 特別強調在地化物流的原因。相較於把廢棄物運往遠方處理，Muuse 透過本地商業清洗與檢測鏈，讓杯子盡量留在城市循環內。這不只可以降低跨境運輸與長距離配送的負擔，也讓供應鏈在疫情、貿易摩擦或國際物流不穩定時更具韌性；同時，杯子的清洗、檢驗與配送流程留在本地，也能創造在地工作機會。
這套模式之所以重要，不只在於減少單場大型活動的垃圾量，更在於回應一次性用品退場後的下一個問題，「當塑膠杯、吸管、餐具等拋棄式用品逐步受到限制，場館與活動主辦方該用什麼系統取而代之？」對大型活動而言，真正的挑戰不只是「不用塑膠」，而是如何在數萬名觀眾同時消費的場域中，重新設計杯具的使用、歸還與流通方式。從場館動線、供應商配合，到回收、清洗與重新配送，都需要一套能實際運作的基礎設計。
因此，真正需要被檢視的，不只是替代材質是否看起來更容易回收，而是整套系統是否仍建立在「用完即丟」的邏輯上。以多倫多 BMO 球場選擇的一次性鋁杯為例，支持者常強調鋁材可以回收，但回收並非沒有成本；鋁杯仍需要經過熔化、再加工與重新製造，過程耗能，也不一定能在本地完成。根據多倫多環境聯盟（Toronto Environment Alliance, TEA）的研究，光是在 BMO 球場舉辦的 6 場世界盃賽事中，若使用一次性鋁杯，就可能產生 54 萬個廢棄杯子，約 9.7 公噸廢棄物。
這正是 Muuse 想凸顯的差異：回收固然重要，但在「減量、重複使用、回收」的 3R 原則中，回收仍是末端處理；重複使用則把問題往前推，在杯子成為垃圾之前，就讓它回到系統中繼續被使用。對大型活動而言，循環杯的價值不只是減少垃圾量，更是重新設計一套讓杯子能被歸還、清洗、再使用的規則。
大型活動的永續下一步，打造負責任的活動文化
Oceana Canada 資深塑膠倡議者 Anthony Merante 認為，多倫多世界盃球迷節導入可重複使用杯具系統，不僅是一項減塑措施，更可能為大型運動賽事樹立新的標準。（同場加映：擺脫一次性塑膠杯的時代來了：從巴黎奧運場館到日常生活，開始使用循環杯吧！）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經驗同樣值得參考。近年無論是馬拉松、音樂節或大型展演活動，都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人潮，也產生大量一次性廢棄物。如何透過場域設計、在地物流與參與者溝通，建立可重複使用容器系統，將是未來提升活動永續性的方向之一。
Muuse Canada 執行長 Morrison 對未來充滿信心，「在未來 5 年，你會看到這種做法普遍出現，這應該成為每個體育場的標配。沒有任何理由這不會成為現實。」當歸還容器變得像在 IKEA 餐廳放回餐盤一樣自然，循環就不再只是環保口號，而能成為日常行為；永續不一定從垃圾桶開始，而是從活動開始前的系統設計開始。
參考資料
- Tackling Plastic Pollution is a Non-Partisan Issue（Oceana Canada）
- Plastic-Free Playbook（Oceana Canada）
用塔吉鍋燉出新生：摩洛哥的希望廚房，將偏見化為社會影響力的美味配方
社企流／編譯：Jenny Yeh
在充滿異國色彩的摩洛哥歷史古城馬拉喀什（Marrakesh），整座城市正因 2025 年非洲國家盃（AFCON）足球賽的進駐而沸騰。走進位於 Sofia 社區的 Amal 塔爾加中心（Amal Targa Center），熱烈的歡呼聲夾雜著燉煮香料的濃郁香氣撲鼻而來。中心特別規劃了充滿活力的球迷觀賽專區，各國遊客與在地居民齊聚一堂，一邊為球隊吶喊，一邊品嚐由中心學員親手製作、熱氣騰騰的塔吉鍋（Tajine）與庫斯庫斯（Couscous）。然而，這幅看似純粹歡樂的畫面，背後其實承載著一場長達十餘年、以廚房為戰場的女性賦權運動。
摩洛哥擁有豐富的文化與歷史底蘊，卻也是全球性別落差最顯著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5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摩洛哥在 148 個受評比國家中排名第 137 位。儘管政府近年持續推動法律改革（註一），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比例仍長期偏低。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2024 年摩洛哥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約 22%，自 1990 年代以來未見顯著提升。
這並不代表女性缺乏工作能力。許多人長年承擔家務、照顧與烹飪等無酬勞動，只是這些日復一日累積的經驗，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責任，而非可以換取薪資、累積資歷與獲得專業認可的技能。女性的勞動價值，因而經常被侷限在家庭內部，難以進入正式經濟體系。
「我們不要用手遮住太陽。在摩洛哥，就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活在父權規範之下。」馬拉喀什卡迪・阿亞德大學的性別研究學者與社運人士 Fatima-Zohra Iflahen 如此形容。
對失婚、喪偶、單親或缺乏家庭支持的女性而言，處境更加艱難。在傳統家庭結構與性別分工仍具有深刻影響力的社會中，一旦失去男性經濟支柱，她們面對的不只是收入中斷，還包括求職歧視、社會污名與心理壓力。寡婦、離婚女性、單親媽媽，甚至未婚懷孕的少女，經常被貼上負面標籤。即使具備維持生活所需的能力，也未必能找到重新進入職場的入口；部分人甚至被迫流落街頭，每月僅能靠著 20 至 30 迪拉姆（折合新台幣不到百元）的微薄施捨艱難度日。
藏在廚房裡的社會解方，為弱勢女性烹調未來的餐廳
Amal 的創辦人 Nora Fitzgerald Belahcen 長年居住在摩洛哥西南部的馬拉喀什。她的父母來自美國加州，而她出生、成長於摩洛哥，能流利使用阿拉伯語、法語與英語。對 Nora 而言，這座城市不只是生活所在，也是她理解摩洛哥女性處境的起點。
十多年前，Nora 每天經過一個路口時，總會看見一位年輕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在街頭乞討。那兩個孩子和她自己的孩子年紀相仿，但這位母親每天在街頭忍受風吹日曬，只能勉強賺到 2 至 3 美元，讓孩子勉強生活下去。
「我的心徹底碎了。」Nora 曾回憶道。她知道，自己不能只是一次次從她身邊走過。Nora 也清楚，一時的施捨無法真正改變貧窮。若要讓女性擺脫弱勢處境，關鍵是讓她們有機會建立穩定收入與經濟自主的能力。於是她開始思考：什麼樣的訓練，能銜接她們既有的能力，又能真正連結市場需求？
答案，藏在摩洛哥家庭的廚房裡。
在摩洛哥，許多女性從小便跟著家中長輩學習料理，熟悉辛香料搭配、在地食材運用，也掌握塔吉鍋、庫斯庫斯等傳統菜餚的烹調方式。這些能力長期被視為家務勞動，卻很少被看見為具有市場價值的專業技能。
2006 年，Nora 與兩名正在努力養活自己與孩子的女性，從一間小型烘焙坊開始了 Amal。她們製作布朗尼與乳酪蛋糕販售，從小規模合作起步，逐步證明許多身處經濟困境的女性並不缺乏能力，真正缺少的是讓能力被看見、被訓練，並轉化為收入的機會，「這群女性絕非等待拯救的無助受害者，她們其實是身處逆境的生存專家。」Nora 形容。
2012 年，Nora 正式成立 Amal 女性培力中心與摩洛哥餐廳（Amal Women's Training Center and Moroccan Restaurant）。「Amal」在阿拉伯文中有「希望」之意。這份希望不是一次性的救濟，而是一套以餐飲實務為核心的培力模式，透過廚藝訓練、餐廳實作與就業支持，協助女性累積工作經驗，重新建立進入職場的信心與條件。
翻轉弱勢女性的命運計畫，讓受助者蛻變成專業主廚
走進位於馬拉喀什吉利茲區（Gueliz）的 Amal 旗艦餐廳，綠意盎然的戶外花園經常座無虛席。這裡不只是旅人與老饕們口耳相傳的餐廳，更是一座協助弱勢女性重建自信、學習技能，並重新走向職場的社會創新基地。
Amal 發展出一套為期 9 個月的深度培訓計畫，每年招收約 30 至 40 名面臨生活困境的女性。這個培訓計畫不只是教會學員「如何做菜」，而是結合餐飲專業訓練、基礎教育、心理支持與就業媒合，逐步陪伴女性建立起經濟自主能力。
在專業技能上，學員會接受系統化的餐飲訓練，內容涵蓋食材處理、刀工、傳統摩洛哥料理、食品安全與商業廚房運作流程等，並由專業主廚擔任導師，讓她們在真實餐廳環境中累積實戰經驗。
對 Amal 來說，技能訓練只是起點。許多學員在來到這裡之前，長期面對貧困、歧視、家庭壓力或社會孤立，也缺乏完整受教育的機會。因此，計畫中除了餐飲訓練，也納入法語、英語、基礎數學、顧客服務與職場溝通課程，並提供心理支持、財務規劃、健康衛生、法律權益與生活技能培訓，協助學員重建自信，累積重新進入職場的能力。
完成培訓後，Amal 也會協助她們銜接馬拉喀什當地的餐廳、觀光飯店、摩洛哥傳統旅宿（Riads）、私人別墅與外燴工作，並持續追蹤就業狀況，確保學員能在相對安全、薪資合理的環境中穩定工作。
「在來到 Amal 之前，我是一個絕望的失婚婦女，我覺得人生這班列車早已離我而去，活著毫無意義。」畢業生 Samira 曾分享，「但在這裡畢業後，我明白了一件事：學習永遠不嫌晚，要改變命運、達成自我目標，任何時候都可以是起點。」
如今，已有超過 300 位弱勢女性從 Amal 畢業，80% 以上的畢業生在結業後進入餐飲與觀光產業工作。對許多學員而言，收入提升不只是生活條件改善，更代表她們有能力負擔房租、子女教育與醫療費用，重新掌握自己與家庭的未來。
不只賣塔吉鍋，Amal 也端出女性的第二人生
要讓完整的培訓計畫及這套系統，能長期且持續不斷運作，Amal 不能只單靠補助、捐款等慈善，而是需要建立能自我支持的社會企業模式。Amal 的餐廳不僅是學員累積實戰經驗的場域，更是組織重要收入來源；另外，Amal 也開設摩洛哥傳統廚藝課，讓到此遊玩的國際旅客，能在學員及主廚的帶領下，認識傳統香料、學習製作塔吉鍋或庫斯庫斯等摩洛科傳統料理。學員們與也能藉此練習語言、服務技巧等，也讓旅客由單純的消費者身分，成為理解並支持女性培力的參與者。
隨著影響力擴大，Amal 也將服務延伸到更多被忽略的群族身上。例如，它開設了馬拉喀什首家手語咖啡廳 Sign Cafe，由聽障人士擔任咖啡師與服務人員；店內菜單設計了手語示意圖，鼓勵顧客用簡單手語點餐。對聽障人士而言，這不只是工作機會，也是一個讓社會重新學習溝通與理解的空間。
不只把菜端上桌，也把希望送進災區
從餐廳、廚藝課、外燴服務到手語咖啡廳，Amal 一方面創造收入，另一方面將資源投入學員津貼、交通補助、托育支持與心理輔導，讓培力模式得以持續運作。2023 年，創辦人 Nora 獲得「世界 50 最佳餐廳（The World's 50 Best Restaurants）」所頒發的「變革先鋒獎」（Champion of Change），讓 Amal 從馬拉喀什的一間餐廳，走向國際社會創新舞台。
而 Amal 的價值，不只體現在平時的就業成果，也在危機中展現出社群互助的韌性。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創觀光業，馬拉喀什遊客銳減，對仰賴餐飲與觀光收入的 Amal 造成巨大衝擊。然而，組織沒有停下腳步，而是將廚房轉為抗疫支持行動，為前線醫護人員與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食物與物資。
2023 年 9 月，摩洛哥發生強震，阿特拉斯山脈沿線許多偏遠村落受創嚴重。Amal 的學員與畢業生也投入救災，與世界中央廚房（World Central Kitchen, WCK）合作，製作大量便於保存與運送的餐食，支援道路受阻、物資難以抵達的災區。這些行動讓外界看見，曾經被視為需要援助的女性，也能在社會最需要的時刻，運用自己的專業成為支持他人的力量。
註一： 摩洛哥雖於 2004 年修訂了家庭法（Moudawana），在法律上提升了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並賦予更多離婚自主權，且 2011 年新憲法亦宣示性別平等，但在鄉村及保守都市邊緣，傳統宗族觀念與性別分工依然強大。失婚女性在求職時常面臨嚴重的社會歧視，導致社會企業在介入時，除了提供技能培訓，更必須處理深層的心理污名與社會孤立問題。
參考資料
- A Recipe For Women’s Empowerment in Morocco（Reasons to Be Cheerful）
- Morocco - Mind the Gap: Empowering Women for a More Open, Inclusive and Prosperous Society（World Bank Group Report）
- Devastating quake strikes Morocco（World Central Kit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