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one 永續觀點
2007 年頤德國際集團率先成立 CSR 部門提供顧問服務，並於 2013 年啟動臺灣第一家 CSRone 永續報告平臺。CSRone 團隊每年定期發布臺灣 CSR 發展現況分析報告，期許與臺灣企業攜手接軌國際 CSR 前沿議題與趨勢，共創永續美好未來。網址：https://www.csronereporting.com/
專欄文章
（27篇）GRFC 2025：全球近 3 億人挨餓，台灣每年浪費 405 萬噸食物
CSRone／文：鍾筱敏
民以食為天，古今中外歷史上因「飢荒」所引發之社會動盪、政變甚至政權更替的案例不少，例如：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的導火線之一就是「饑荒無食」；唐末黃巢之亂即因黃河下游連年旱災與蝗災，導致山東、河南等地嚴重饑荒；法國大革命巴黎民眾因為「麵包荒」與稅負過重而暴動，進而攻佔巴士底監獄，爆發革命；俄國二月革命則是糧荒觸發民眾罷工、士兵倒戈，最終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可見糧食危機不只是經濟與民生問題，更是潛在的政治與社會動蕩引爆點。
今年 7 月 30 日由糧食安全資訊網絡（Food Security Information Network 簡稱 FSIN）所發佈的 2025 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2025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簡稱 GRFC 2025）中，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在序言中引述報告內容：2024 年有超過 2.95 億人面臨嚴重飢餓，這是連續第 6 年出現成長數據。從加薩和蘇丹，到葉門和馬里共合國，衝突和其他因素引發的災難性飢餓人數創歷史新高，將許多家庭推向飢餓的邊緣。流離失所的人數也急劇增加，暴力和災難迫使許多家庭背井離鄉，導致各個年齡層的人營養不良甚至死亡。同時，極端氣候事件日益加劇，嚴重破壞全球糧食安全，導致收成嚴重受損，供應鏈斷裂。
此報告中提及全球超過 45% 的人口受糧食危機影響，無法可靠地獲得充足、安全和營養的食物，其中婦女、兒童、農村家庭和受衝突影響的社區受災最為嚴重。2024 年的糧食危機歸因於氣候變遷的災難、經濟不穩定和政治動蕩的交匯，災害對農業、畜牧業和漁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並破壞了土壤的生產力，而加劇環境衝擊的是經濟挑戰，尤其通貨膨脹飆升、燃料價格上漲和貨幣疲軟等，推高了食品和必需品的成本，侵蝕了家庭購買力；加上政治不穩定和抗議活動擾亂了供應鏈、市場和政府運作，進一步破壞了糧食系統的穩定。（同場加映：一場全球糧食危機「完美風暴」已然觸地，風險將成為新常態？）
糧食危機對 SDGs 的衝擊
近期聯合國高階政治論壇中相繼提及糧食安全受衝突、氣候變遷、疫情、經濟下滑與不平等多重挑戰，並強調不可單獨處理糧食問題，而應採系統性策略，兼顧糧食與氣候、貧窮、自然資源等，令人擔憂的是糧食危機嚴重影響 SDGs 的實踐進度，參考聯合國食物系統多層結構圖，整合 GRFC 2025 與 202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報告觀察，筆者認為目前關鍵影響項目包括：
SDG 1 消除貧窮：農村貧困惡化，小農生計受氣候與市場夾擊，影響其農作物生產的韌性。
SDG 2 終結飢餓：全球仍有超過 7 億人面臨飢餓挑戰，2030 年「結束飢餓」目標嚴重落後。
SDG 3 良好健康與福祉：飢餓與營養不良影響孕婦與嬰幼兒健康與存活率，造成長遠損害。
SDG 12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全球食物浪費未下降，缺乏法規約束與公民教育。全球家庭每日的食物浪費可以提供超過 10 億餐，平均每人每年浪費 79 公斤食物。
SDG 13：氣候行動：農業排放與森林砍伐使氣候變遷加劇，反噬損害糧作，生物多樣性與土壤品質也因而退化，使傳統農業系統失去彈性 。
SDG 16：和平與正義：糧食危機可能引發社會不安與政治暴力。
SDG 17：夥伴關係：糧食安全高度仰賴跨國糧食供應鏈與貿易關係，衝突與貿易壁壘易導致糧荒。
上述 SDGs 糧食危機關鍵項目連動，產生以下之系統圖
除此之外，若加入川普關稅政策的影響評估，不只是貿易障礙，SDGs 受糧食衝擊的項目還包括 SDG 10：消弭不平等：關稅政策將加劇全球糧食市場的不平等，減弱發展中國家的議價能力，而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更受價格波動衝擊，難以制定長期糧食政策；及SDG 8：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美國農業將受到打擊，特別是出口型農戶與農業供應鏈相關產業，一些糧食出口國如阿根廷、巴西等，雖然短期受益，但整體市場波動不利於長期農業穩定與相關就業，恐造成農民收入與農業就業的不穩定。
如何面對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攸關每個人的生計，如何面對糧食危機，不同利害關係人有其不同的行動方針，根據 GRFC 2025、聯合國未來契約（Pact for the Future）、SDGs，彙整如下。
政府戰略的重點
- 轉型農業與糧食體系：從緊急援助或貼補政策，轉向具有抵禦能力、包容性和氣候智能型的生產與管理系統。
- 建立貿易危機意識：使貿易成為糧食安全的驅動力而非障礙，致力於建立公平、透明、有韌性的貿易體系。
- 定向人道援助：優先考慮受衝突和氣候變遷影響的地區，予以農糧永續發展的支持與規劃，以及在危機中保障嬰幼兒的食物來源。
- 整合性政策發展：將糧食、氣候、生物多樣性和金融政策連結起來，為糧食系統投資釋放優惠融資與債務減免，降低農業發展的氣候風險。
企業的任務
- 負責任的供應鏈：使採購、物流與人權和環境標準保持一致，並實施供應商多元化，以降低危機風險。
- 創新提升韌性：投資農業生態學、再生農業和人工智慧產量預測，以減少浪費並提高生產力。
- 以技術提高產品營養：改進產品配方，提高營養價值；支持脆弱地區的本土生產者。
- 拓展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與各國政府和聯合國機構合作，擴大校園供餐規模，改善營養，同時支持當地農民；加強冷鏈基礎設施，確保食品運送的安全，並減少損耗；推廣或開發更耐高溫、耐旱、耐澇或抗蟲害之氣候適應性種子，減少氣候變遷的影響。
個人和社區行動
- 改變飲食習慣：選擇多樣化、本地採購和當季食品，以減少對進口糧食的依賴和環境影響。
- 減少食物浪費：使用膳食計劃應用程式或簡單的每週菜單規劃，只購買所需食物；冰箱或食品儲藏室採用「先進先出」原則；追蹤每週丟棄的物品，以發現與改善不良的習慣。
- 食物共享網路：加入或創建「社區冰箱」或剩食共享平台；與學校餐廳合作，將未使用的剩餘食物重新分配給慈善機構。
- 教育推廣：在學校進行食物浪費知識普及活動，並與永續發展目標和氣候行動相結合；弘揚傳統的「從根到葉」或「從頭到尾」烹飪方式，培養充分利用食材的習慣。
GRFC 2025 警告，全球 1/3 的食物產量被損失或浪費，而嚴重飢餓人口正在上升；台灣總糧食損耗量約一年 405 萬公噸，相當於每人每年浪費 170 公斤食物，等同每天丟掉一個便當。然而台灣糧食自給率僅約32%，主食以外的穀物如：小麥、玉米、大麥等，高度依賴進口，國產牛肉僅佔 5%，卻仍有大量浪費，更遑論廚餘若進入掩埋場，會產生甲烷等溫室氣體，加劇氣候變遷之環境衝擊。糧食危機對於永續發展的影響，遠超過人們的理解與關注，卻是從政府、企業到社區與個人，都責無旁貸的議題。
參考資料
再次漂綠還是譜出減碳重生藍圖？Oatly 獲「氣候解方公司」認證
CSRone／文：游絨絨
曾是植物奶市場的風雲品牌，Oatly 經歷高速擴張與股價暴跌後，正試圖以「永續」重塑企業核心價值。本文回顧 Oatly 從高峰滑落的歷程、其涉及的漂綠訴訟爭議，最後聚焦其榮獲「氣候解決方案公司」認證的永續承諾。
從「神壇」跌落的植物奶明星，Oatly 的黃金與幻滅時刻
Oatly 曾是植物奶界的明星，來自瑞典的它不僅推廣燕麥奶，更以鮮明的品牌語言、環保形象與潮流視覺，成為年輕世代餐桌與咖啡館裡的時尚象徵。隨著植物性飲食成為全球趨勢，Oatly 在 2021 年登上美國 Nasdaq 上市，市值一度突破 150 億美元，風光一時。
但這場華麗冒險很快遭遇現實碰撞。Oatly 大舉擴張生產據點，卻因產能規劃失當、供應鏈紊亂、疫情干擾而導致供貨延遲、通路流失，甚至失去星巴克等關鍵合作夥伴。傳統乳品品牌亦加速布局植物奶市場，Oatly 面臨高度競爭。3 年間，股價暴跌近 97%，從新創神話轉為「成長焦慮」的經典案例。
Oatly 捲入漂綠訴訟，集體訴訟揭開誇大疑雲
2021 年 Oatly 於美國掛牌上市不久，便遭投資人提起集體訴訟，指控其在招股說明書與公開言論中過度誇大產品的環保效益與財務潛力，構成「漂綠」（greenwashing）行為。該案歷時三年，最終 Oatly 在 2024 年獲法院批准以 925 萬美元和解，和解金由公司保險支付。雖然 Oatly 否認所有不法指控，強調和解非認錯，而是為避免高昂訴訟成本 。但此案已讓其永續承諾受到更嚴格檢視，凸顯企業在 ESG 溝通上不容有失。
Oatly 的永續品牌形象，也在 2021 年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以下為主要時間軸：
據 Business Wire，訴訟指出，Oatly 在整個集體訴訟期間（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做出虛假和/或誤導性聲明，以及／或者未能揭露：(1) Oatly 誇大其毛利率、收入和資本支出財務指標；(2) Oatly 誇大其配方和製程的專有性；(3) Oatly 誇大其在中國的成功；以及 (4) 因此，該公司在所有相關時間的公開陳述均嚴重失實並具有很大的誤導性。訴訟稱，當市場瞭解真實資訊之後，投資人便蒙受了損失。
此外，Oatly 曾於 2020 年接受來自私募基金「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的大額投資，而該集團長期被外界批評涉及破壞森林與高碳排的投資項目，此舉也引發消費者與氣候行動者對 Oatly 永續立場的質疑。
根據 BBC 報導，英國廣告標準局（ASA）亦於 2022 年裁定 Oatly 的廣告違反規範，認為其對產品環保效益的表述過於誇大，構成誤導。（同場加映：《2024 年永續溝通與揭露手冊》面對漂綠風險，正確選擇揭露框架、精準與利害關係人議合成為關鍵）
以永續為品牌再定位核心
在歷經一連串營運與財務挫折後，Oatly 將目光重新聚焦於品牌初衷──以植物為本、推動產業轉型、實現低碳飲食未來。2025 年，Oatly 宣布成為全球第一家獲得「氣候解決方案公司」（Climate Solutions Company）認證的食品品牌，為其永續轉型注入嶄新定位與國際認可。
該認證依據「氣候解方框架」（Climate Solutions Framework）所制定，由國際倡議組織 Exponential Roadmap Initiative（ERI）與牛津大學 Net Zero 倡議共同開發，於 2024 年正式發布。此框架旨在辨識真正具備減碳潛力的產品與企業，並設下嚴格標準：入選產品需在碳排放表現上至少優於市場同類選項 50%；而企業本身則需達成一系列條件，包括：
- 至少 90% 的營收 來自符合氣候解方標準的產品；
- 訂有涵蓋範疇一、二、三（Scope 1–3）的近期減排目標與淨零承諾；
- 每年揭露減碳進展；
- 積極參與並推動產業結構轉型。
Oatly 的獲認不僅彰顯其產品在氣候表現上的優勢，也代表其已從單一產品轉向更系統性的氣候治理實踐，為食品與飲品業如何落實減碳目標提供了具體範例。
揭示 2050 減碳藍圖：從生產到倡議的全鏈減排
根據 Oatly 公布的減碳路徑圖，公司承諾：
- 以 2020 年為基準，2030 年前產品碳足跡降低 40%；2040 年達 70%，2050 年降至 89%；
- 在 2030 年前，至少 90% 的營收將來自於氣候影響比當地乳品類產品平均值低 60% 以上的產品。
為實現此目標，Oatly 擘劃出涵蓋 4 大面向的永續策略：
- 氣候：主動量化社會減排影響 Oatly 與牛津大學、ERI 合作制定「Spheres of Influence」影響力模組，不只計算自身碳足跡，更強調企業對產業與消費行為的引導力。此外，Oatly 也已採用再生能源、綠色運輸，並規劃於全球各生產基地推動區域性氣候行動。
- 自然：推動再生農業與包裝創新 Oatly 正致力於將「再生農業」（regenerative agriculture）的耕作方式，應用在約三分之一的燕麥原料來源上，目標是在 2030 年前達成這個比例，並持續擴大再生農業在整體供應鏈中的比重。同時，Oatly 也優化水資源管理（目標：每升產品用水量降至 2.2 升）並採用可回收或可再生包材。
- 人員：擴大內部與供應鏈多元共融 Oatly 設下 2027 年組織多元性指標，並推動薪資透明、員工職涯發展計畫。在供應端，則承諾協助 100 位以上農戶轉型為再生農業實踐者，帶動整體農業體系邁向低碳永續。
- 營養：深化植物飲食推廣角色 Oatly 強調燕麥奶作為營養均衡、環境友善的替代飲品，並運用品牌力參與公眾教育與政策倡議，例如要求乳品業標示碳足跡，呼籲終止對高碳飲食的政策補貼。
Oatly 的永續轉型，實踐還是包裝？
從跌落神壇的品牌，到重拾「氣候解方」標章，Oatly 的轉型之路無疑充滿戲劇性。這不僅是一場企業的危機處理，也映射出 ESG 世代下品牌需面對的高度審查：永續不能只靠說，必須靠做，也得公開驗證。
Oatly 的承諾是否能扭轉信任危機？減碳藍圖又能否如期實踐？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Oatly 的永續之路，或許仍是一場「進行式」的實驗，但也為全球食品業如何面對漂綠質疑、重塑永續行動，提供了一面鏡子。
資料來源
- For Oatly, Execution Has Been the Biggest Problem（The Food Institute）
- The oatly sustainability plan（Sustainability Plan | Oatly）
- 迎接大股東後反遭抵制？知名燕麥奶品牌「Oatly」環保形象因2億美元而「黑」了！（食力foodNEXT）
- Oatly settles greenwashing lawsuit for $9.3m（The Plant Base）
聯合國最新報告：全球再生能源轉型已跨入「正向臨界點」
CSRone／文：游絨絨
根據聯合國 7 月底發布的 2 份最新報告，全球向再生能源的轉型已經跨過「正向臨界點」（positive tipping point）。數據顯示，太陽能與風能如今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新增發電量中最便宜、建置速度最快的選擇。
再生能源年增長創歷史新高
2024 年，全球新增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 5.82 億千瓦（GW），比 2023 年增長近 20%，創下有紀錄以來最大年度增幅。幾乎所有新建的電力容量都來自再生能源，而且去年幾乎每個大洲新增的再生能源裝置都超過化石燃料。
聯合國多機構的《把握機遇時刻》（Seizing the Moment of Opportunity）報告指出，去年全球近 3/4 的新增發電量來自風能、太陽能及其他綠色能源。
聯合國秘書長 Antonio Guterres 表示，這顯示「自《巴黎協定》點燃潔淨能源革命的 10 年以來，我們已經取得的重大進展」。
成本優勢明顯，資金流向綠能
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的進一步分析證實，全球超過 9 成的新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低於最便宜的化石燃料選項。
Guterres 在發表報告時表示，世界正站在能源新時代的門檻上，化石燃料的道路越來越窄，潔淨能源的朝陽正冉冉升起，只要看看資金流向就能明白這一趨勢。
2024 年，全球對潔淨能源的投資達 2 兆美元（約 1.7 兆歐元），比化石燃料多出 8 千億美元，且較 10 年前增長超過 70%。IRENA 數據顯示，2024 年全球最便宜的 3 種電力來源分別是陸域風電、太陽能和新型水力發電，其中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分別比成本最低的化石燃料便宜 41% 和 53%。
Guterres 補充，過去數十年，碳排放與經濟成長幾乎同步上升，如今在許多已開發經濟體中，碳排放已達高峰但經濟仍持續增長。僅 2023 年，潔淨能源產業就貢獻了全球 GDP 增長的 10%，並驅動歐洲近 1/3 的經濟成長。
從國際到美國，綠能轉型面臨政策與供應鏈雙重壓力
IRENA 署長 Francesco La Camera 警告，全球再生能源的進展並非理所當然，地緣政治緊張、貿易關稅與原物料供應瓶頸，可能拖慢轉型速度並推升成本。雖然隨著技術成熟與供應鏈強化，成本預期將持續下降，但全球貿易摩擦、原料短缺，以及特別是中國製造格局的變化，都可能在短期內使成本回升；在歐洲，許可程序延遲與電網容量不足等結構性問題，也讓高成本壓力持續。
在美國，IRENA 報告指出，2018 至 2023 年間，太陽能與風能年均成長率達 12.3%，但自川普今年初重返白宮後，政府已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削減多項聯邦再生能源計畫，重新聚焦化石燃料發展。
聯合國秘書長 Guterres 雖未直接點名美國，但強調依賴化石燃料的國家正走向危險道路：「堅守化石燃料的國家不是在保護經濟，而是在破壞它——推高成本、削弱競爭力，並鎖死將成為沉沒成本的資產。」他指出，再生能源才是能源安全的聰明選擇，「陽光不會漲價，風也不會遭禁運。」
La Camera 補充，要守住再生能源轉型的成果，全球必須加強國際合作，確保開放且具韌性的供應鏈，並為政策與投資建立穩定架構，特別是在全球南方國家。「再生能源轉型是不可逆的，但它的速度與公平性，取決於我們今天的選擇。」
台灣綠能佈局仍與化石燃料並行
在全球能源轉型加速的浪潮中，台灣同樣面臨機遇與挑戰。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與多方統計，2024 年台灣電力來源仍以化石燃料為主，佔比逾 83%，其中天然氣與燃煤分別為 42.4% 與 39.3%；再生能源占比約 11.6%，以太陽能（約 5.2%）與風能（約 2.2%）為主。雖然比重仍低，但與 2015 年的 4.2% 相比，過去 10 年已接近 3 倍成長。（同場加映：能源轉型的全球困境：每分鐘仍有上千萬美元補貼化石燃料？）
政府設定 2025 年再生能源占比達 20%、海上風電裝置容量 5.7GW、太陽能 20GW 等目標，不過部分專案因審核、土地及供應鏈因素，預計延至 2026 年完成。國際投資動能也在持續，丹麥風電商 Ørsted 近期完成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場的專案融資，並同步推動風場釋股計畫，預計在商轉後完成股權交易。該風場位於彰化外海約 50 至 60 公里處，總裝置容量 632 MW，其中第一階段（294.8 MW）已營運，第二階段（337.1 MW）預定 2025 年底前完工併網。
整體而言，台灣正邁向能源轉型，但短期內仍高度依賴進口化石燃料。在全球面臨地緣政治與供應鏈挑戰的背景下，加快轉型速度、確保供應鏈韌性與市場機制健全，將是未來能否趕上國際趨勢的關鍵。
資料來源
- 全球新增發電量 7 成來自綠電 聯合國：成本已比化石燃料低（公視新聞網 PNN）
- 沃旭能源大彰化西南離岸風場順利完成專案融資（沃旭能源）
成為首批氣候移民：從吐瓦魯氣候韌性策略，台灣如何借鏡？
CSRone／文：陳子郁
吐瓦魯作為台灣的友邦，正面臨極端氣候下的生存挑戰。因長期海平面上升，該國不僅失去耕地、水資源與基礎設施，甚至需規劃全球首宗「國家級遷移」行動。此一案例不僅揭示氣候風險對主權與人權的衝擊，也提供企業與政府在永續管理上重要的參考座標。
國土即將沉沒：吐瓦魯的存亡倒數
吐瓦魯由 9 座環礁組成，國土總面積僅約 26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不到 2 公尺，幾乎與海面持平。根據 NASA 2023 年的觀測數據，吐瓦魯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遠高於全球平均，Funafuti 主島每年上升約 3.9 毫米。若趨勢持續，預估至本世紀中葉，多數國土將淹沒於潮線之下，嚴重威脅人民居住與生存權。（同場加映：保存即將消逝的太平洋天堂，吐瓦魯在雲端上重建家園）
全球首例「氣候簽證」與舉國遷移計畫
面對國土沉沒的現實，吐瓦魯政府於 2023 年與澳洲簽署《Falepili Union Treaty》，開啟全球首個「舉國遷移」的氣候移民計畫。自 2025 年起，澳洲每年將提供 280 個「氣候簽證」，允許吐瓦魯公民與家屬移居澳洲、享有居留、就學與醫療權利。首輪申請開放短短一個月內，已吸引超過 8700 名國民登記，幾乎佔據全國人口的 8 成。這不僅顯示民眾對未來環境的擔憂，也揭示氣候移民將不再是科幻小說，而是迫在眉睫的政策選項。
然而即便國土可能被海洋吞噬，吐瓦魯並未選擇放棄主權。他們推動「數位國家」計畫，透過 3D 掃描保存島嶼地貌、文化資產與歷史記憶，並修憲保障：即使國土消失，仍保有國家主權與海域權利。這項做法已獲得部分國際法學者與聯合國相關討論支持，是主權與永續共存的新型典範。
從搬遷到調適的雙軌策略
除了遷移，吐瓦魯也積極強化本地的氣候韌性。由聯合國與綠氣候基金資助的「沿海調適計畫」（TCAP）自 2017 年啟動，包括填海造地、修築堤防、加高主島等工程。2022 年起於 Funafuti 實施的大規模填海造陸工程，預計新增 7.8 公頃可抵禦未來極端氣候的新土地。這套調適與遷移並行的雙軌戰略，讓吐瓦魯即使在氣候變遷中也保有選擇權。
從友邦經驗思考未來風險，島國警訊下的 ESG 應對策略
作為同樣面臨極端氣候挑戰的島嶼國家，台灣可從以下幾個面向參考與借鏡：
1. 氣候移民與國際合作框架：
吐瓦魯與澳洲之間的雙邊條約為未來建立「氣候遷移管道」提供了範例。台灣在與友邦或地區合作時，也可思考建立跨國遷移與救援合作機制 。
- 建立區域型「災害遷移協定」，針對因極端氣候（如海平面上升、乾旱、颱風重創）而可能需遷離家園的居民，預先擬定跨國協調機制。
- 強化太平洋友邦合作，將「氣候外交」納入發展合作議程，提升區域氣候安全的整體韌性。
- 與民間企業合作開發「氣候避險庇護計畫」，結合住宅、基礎設施與社福轉移的避災方案。
2. 數位主權保存機制：
吐瓦魯推動「數位國家」與文化資產數位備份，在面對領土消失風險時仍保有國家身分與文化記憶，代表著主權不應被侷限於實體土地。面對災害風險或網路戰爭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數位備份與文化保存是新時代的主權防線。
- 推動「災區數位主權儲備計畫」，針對離島與高風險地區建立文化、土地、原民智慧等關鍵資產的數位保存系統。
- 強化政府與民間資料韌性，建立異地備援與主權資料保全機制，以防範天災與網路攻擊雙重風險。
- 結合區塊鏈與開源平台，確保資料在災害後仍可溯源、公信、重建。
3. 災害調適工程的提早部署：
TCAP 計畫凸顯基礎建設在氣候變遷下的重要性。台灣沿海與離島也應積極評估地勢與氣候風險，及早投資防護設施。
- 強化「預防型韌性工程」導向，如築堤、地基加高、綠岸緩衝區等，以抵禦極端風暴與海平面上升。
- 導入 ESG 融資工具（如綠色債券、防災保險等）促成公私協作，提升韌性基礎建設的資金可近性與永續性。
4. 國際資金整合能力：
吐瓦魯善用聯合國與綠氣候基金籌措建設資金，提供台灣民間與政府部門合作申請國際永續基金的操作參考。
面對沉沒的不只是他國，也是我們的未來
在全球暖化持續推升海平面、極端氣候頻率加劇的情境下，吐瓦魯的經驗清楚指出，「適應」與「治理」不能被動等待災難來臨，而是需要前瞻佈局與多元方案並進。特別是對台灣而言，雖非立即面臨沉沒風險，但包括沿海聚落、離島地區、基礎設施與文化資產，皆暴露於氣候災害衝擊之中。
台灣應從友邦經驗出發，提早行動，發展屬於自身的「氣候韌性策略」與「災害遷移規劃」。同時強化國際合作、數位備援機制與社會支持體系防患於未然，才得以守住國家安全與永續發展。
荷蘭新創 De Clique 打造「在地再利用」供應鏈，零廢棄成新日常
CSRone／文：游絨絨
早在 2020 年，阿姆斯特丹就已經訂下宏大的目標：要在 2050 年成為一座全面循環的城市，並承諾在 2030 年前將原生材料的使用量減半。為了實現這項願景，當地政府與研究機構攜手合作，並積極推動各種創新實驗與專案。企業也沒閒著，紛紛思考如何活用廢棄物，為這座城市打造更環保、更永續的未來。（同場加映：從包裝材料、設計製造到末端回收，企業如何邁向零廢棄？）
材料消耗失衡，城市成為轉型起點
根據統計，全球每年消耗的材料超過 1 千億公噸，從金屬、塑膠到石材應有盡有。但其中，只有約 3 成真正用於長期建設；其餘絕大多數，不是被焚燒就是躺進掩埋場，白白浪費了大量資源，也帶來龐大的環境壓力。這樣的現況，讓「循環經濟」的呼聲越來越大——希望資源能被反覆使用，而非一次即丟。
不過，想實現真正的循環經濟，意味著我們得重新設計整個生產與營運系統。但也正因為氣候危機日益嚴重，許多城市已經開始行動，把這個看似宏觀的議題「在地化」，一步步拆解成可以執行的城市行動。畢竟，全球城市每年消耗約 75% 的原材料、製造超過一半的碳排放，城市本身，自然成了轉型的關鍵。
用「剩餘資源」創造新價值──來自荷蘭的 De Clique
在荷蘭的鹿特丹與烏特勒支，一間名為 De Clique 的社會企業，正用創新的方式，重新定義我們眼中的「廢棄物」。創辦人 Anja Cheriakova 在 2019 年創立這家公司，專門收集來自餐廳、超市、市場的各類生物廢棄物——像是咖啡渣、果皮、蔬菜邊角料等等——並以 CO₂ 中性的方式進行分類與回收。
他們不只是回收，還打造了一整套在地再利用的供應鏈：咖啡渣送去種菇，長出可以變成美味小點的秀珍菇；橘皮則搖身一變，成為清潔劑的原料。更厲害的是，這些「剩餘物」還能拿來做肥皂、釀啤酒，甚至是烘焙用的麵包材料。
光是在一座城市，De Clique 每個月就能成功減少超過 1 萬 5 千公斤的廢棄物被送進掩埋場。
截至目前，De Clique 已與超過 125 間本地企業合作，從學校、博物館到園藝中心都有他們的身影。接下來，他們計劃將觸角延伸至超市，甚至複製這套模式到全荷蘭。最終目標是：每座城市都擁有一個「De Clique 中心」，讓剩餘資源得以在地循環，變廢為寶。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採用「Steward Ownership」的營運模式，旨在將公司的控制權與經濟利益分開，確保公司長期服務於其使命和價值觀，而非最大化股東價值。例如獲得 50 萬歐元的投資，但投資人不能從中提取利潤，所有決策都以實踐企業使命為優先。
談到未來，Cheriakova 這樣想像：「希望 10 年後，『零廢棄』能成為日常。當人們面對剩下的材料，會自然地問自己——『這些東西，還能被誰用？』」她希望大家買的是「真正需要」的東西，並在使用與消費中，重新找回與土地、社群之間的連結。
參考資料：
- How will Amsterdam become a fully circular economy by 2050?（New Scientist）
- This company diverts 15,000 kilos a month from landfill. And that’s just one city（Sustainable Urban Delta）
- Aiming for 100% circularity: Amsterdam（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勞資關係變革！企業如何因應新世代人力風險
CSRone／文：何亭儀；核稿：繆葶
在永續中的環境保護與公司治理面向中，企業組織已可逐步具體化資訊；不過在明確評估並處理「利害關係人」的社會責任維度上，企業則紛紛透過社會公益、外部單位共創等模式，以彰顯社會面向的永續績效。然而伴隨而來的是誤觸社會漂洗的風險，在公眾及員工對人權的關注度提高的狀況下，適時適度對員工的有效議合也越發關鍵。從今年 5 月百度公關主管在社群媒體發布職場點評的不當發言，造成百度公司市值一夜間蒸發 520 億的事件來看，網路評論即顯示出公眾對企業的要求，除了浮於表面的形象更會深入審視企業的內部文化，如若企業不善待員工、供應鏈勞動者，更會受到民眾深度審核，連帶造成的負面形象衝擊及人才招募困難，都是事發後難以挽回的狀況。
新世代職場價值轉變 「人權」之於企業風險的重要性提升
近年來，社群上吹起多種關於職場與生活的風潮，包含安靜離職（Quiet Quitting）、躺平、懶女孩工作（lazy girl job）等，在在彰顯新世代工作者追求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以及面對職場文化的不滿。不同於過往企業能單純透過薪資、福利、分紅獎金等傳統條件驅使員工為公司貢獻忠誠，隨著新世代的工作者踏入職場、成為重要的勞力組成後，勞工對於雇主以及更廣泛的企業寄予了不同的期望。
根據 Deloitte《2024 年全球 Z 世代與千禧一代調查》顯示，這兩個世代已佔據職場總勞動力五成，且皆將工作與生活平衡視為最高優先，甚至遠高於職稱和物質財富等其他傳統的成功標誌。除此之外，調查也顯示有一半的 Z 世代和 43% 的千禧世代都表示可能拒絕與個人價值觀不一致的任務或僱主。總結而言，新世代的勞動力，期待在目標驅動的組織中進行有意義的工作，並擁有平衡工作和個人事項的靈活性，同時具備心靈健康支援以及職涯中學習和成長的機會，過往「以錢換勞力」的模式將不再適用，更重要的反而是個人價值、參與感等。
除了新一代對於工作職場期待轉變，隨著後疫情時代來臨，薪資不敵通膨、對人工智慧（AI）的恐懼與不滿，再加上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勞動者更集結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根據報導，2023 年光是美國就有 393 起罷工，參與勞工人數更超過50萬，而罷工風潮也延續到今年。全球重要的成衣生產大國孟加拉，上萬名工人因長期薪資過低、不敵通膨走上街頭；亦或是今年美國的國際碼頭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ILA）為訴求更優渥的工資，並保障不會受到自動化影響而進行罷工。這些行動表明更多勞工開始採取有組織的罷工運動來塑造自身價值和獲取協助，積極參與並影響人力資本的發展。
總體而言，如何在公司職場給予現代工作者符合實際需要的福利與支持，並促進更透明和信任的勞資關係，都將持續考驗企業。例如在揭露相關資訊與納入更多的措施上，現歸屬湯森路透社基金會的「勞動力揭露倡議」（Workforce Disclosure Initiative, WDI）在 2023 年報告就指出，投資人認為企業在「人權」領域資訊的揭露仍匱乏，不過 2024 年最新的調查中部分項目有微幅改善——設立申訴機制（Grievance Mechanisms）一舉，就從不到半數符合提升至 61%。這或許源自過去幾年裡，企業面臨來自投資者和立法者等各方壓力，投資者意識到勞動力管理對企業長期穩定帶來的風險和機會，因此要求分享更全面、更具可比性的勞動力和人權數據，企業就被要求必須以人權盡職調查以更好地處理和保護員工。而且消費者本身也正在行使作為利害關係人的權利，要求公司在勞動力問題上提高透明度，特別是那些客戶參與度高、品牌和行銷工作知名度高的公司。包含利害關係人的監督、來自多項國際規範文件將人權納入必要的揭露標準壓力，企業將人本思想回歸組織進行自省已成定局。
員工參與感、滿意度與企業表現息息相關
從前述可以看出，面對應聘者不同於以往的期待、社會大眾的監督與來自投資人壓力，都是迫使企業轉向檢視自身的因素。除此之外，隨著全球經濟放緩和裁員增加，COVID-19 疫情後帶來的大規模工作轉換也正消退，結合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企業如何延續對人才的吸引力成為後續發展的決定因素。
為應對員工參與度和工作滿意度下降，許多企業也早已透過尋找薪資以外的福利來補足，其中包含提供日照、心理健康福利，甚至住宿補助等，像 Verizon 就有所謂員工援助計劃（EAP），為員工與員工的家人親屬提供免費的心理、法律與財務等諮詢服務；也有更多企業在員工招募上採取新的培訓和發展方式，幫助員工擁有在當今職場取得成功所需的能力，並符合員工對於職涯發展的期待。例如 Apple 與 Google 等公司都提供了高額的學習補助費用，鼓勵員工在職業相關的課程和學位上進修。除此之外，根據Gallup的《2023年全球工作場所報告》，基於職務範疇不明、與組織使命或目標聯繫感不高，年輕員工對工作和僱主最為疏離，疫情後更導致 59% 的員工缺乏參與感，伴隨工作滿意度下降 11％ 。但報告也提到只要經理每周與團隊成員討論協作、目標和優先事項並認可員工的優勢，就會比任何其他活動都更能建立高績效關係；另外透過提供娛樂性質福利吸引員工回歸實體辦公，並清楚訂出實體辦公的同時提供混合辦公的彈性，都更能建立連結與忠誠度。
人資角色以三核心關鍵建立永續人才庫
近年隨著 DEI 風潮與不平等相關財務揭露計畫（TIFD）的發展，再結合新世代對個人生活與價值觀的重視，以及企業形象與內部文化是否相符的關注度上升，如何落實永續文化變成員工的價值主張（Employee Value Proposition, EVP）受到企業重視，同時在人力資源的訓練與人才培訓上拓展永續思維，將會大幅影響企業後續的競爭力。
實際上，國際重要指標如道瓊永續指數（DJSI）在 ESG 的社會面，就有針對人力資本的發展（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人才培育（Tal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等具體表現進行評分，例如員工訓練與發展投入、員工滿意度、長期激勵、績效考核形式等，可見企業的人才發展是實踐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人力資源部門將是重要參與者，勢必要理解 ESG 並將其納入組織在各面向所需的專業培養，協助企業形成完整融入理念的工作文化，接著進一步將永續人才經營中「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的概念納入，才能在後疫情下高度變動的時代中維持公司的人才永續。麥肯錫顧問公司的調查也表示，隨著世界進入後疫情時代，舊有的管理系統——統一性、官僚主義和控制的等級制度——將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一個更靈活、回應更迅速的模式，而人力資源長可以透過在三個關鍵領域–組織目標、營運模式、成長方針–積極變革，協助企業進行符合當代與未來趨勢的轉型，穩固對人才的運用與吸引力。
面對轉型，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源可以根據上述的三個關鍵領域結合社會面向的重要議題，提出融合兩方的策略。首先，人資可以協助建立以組織核心目標為導向的企業文化，關注員工需求與感受、創造個人化、真實和激勵人心的體驗，透過目標驅動模式讓員工能全心投入並且保持熱情，同時審視組織真正創造價值的地方以及頂尖人才如何做出貢獻，讓員工能在其適用之處達到個人實現並驅動組織。而在營運上，可以透過數據驅動推行更為敏捷、平面化的組織轉變，以管理流程的核心要素來幫助創建運算方法，包括團隊績效管理和能力建設等來確保是否需要調整組織、加強員工訓練的相關內容。最後就是強化員工的參與和福祉，包含在面對數據化驅動社會下，如何提供合適的資源、平台協助員工在職訓練，以及進行更多的額外學習，調整培訓來融入學習文化。
企業 ESG 實踐 以人為本從員工開始
經歷疫情，勞力市場、商業營運模式、辦公方式的大幅度改變，加上激烈通膨、地緣關係與氣候變遷帶來的各項劇烈變動，社會不平等風險已經成為世界各地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對於企業來說更是如此，過去單純透過經營品牌公共關係以及塑造企業形象的模式已然不再適用當下資訊快速傳播的世界，在勞工組織的團結抗爭影響擴大，與投資者對透明度和風險揭露要求提高，結合持續短缺的勞力資源以及各地政府日益嚴謹的政策，企業誠實地回歸內部政策進行檢視，關注人權、勞權如何進行改善，不僅僅是對於規範的回應，更是能協助適時轉型、留任與吸引人才的有益策略。重新思考並整合 ESG 當中的社會面向與組織目標，回歸以人為本的本質，讓員工能真正認同品牌理念並感受到尊重、工作的意義與願景，才可能實現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資料
- Generation Z Is The Most Racially And Ethnically Diverse Yet
- Gen Z Workers Value Mental Health — Here's How You Can Support Them
- True Gen’: Generation Z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anies
- Gen Zs And Millennials Seek Purpose And Progress In A Changing World: Insights From Deloitte’s 2024 Gen Z And Millennial Survey
- 20+ Gen Z Statistics For Employers
- The Impact Of Gen-Z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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