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裡講取捨（trade-off），也就是說每件事情有好一定會有負面的犧牲，選了一樣就不可能得到另一個，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
今天接到一封很長的站上信，大意是一個年輕的大三、大四生看到我分享的留學資訊與部落格，生起了想要念公共政策探索貧窮與發展的夢，接下來問了生涯規劃相關的問題，這個情節和當時的我很類似，不同的是我當年更懵懵懂懂，也沒那麼早就找到自己的生涯目標，也找不到可以問的人，因為台灣似乎沒有人在念類似的東西，我只能靠著自己亂闖亂撞，走到現在這一條路。
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堅持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只是方式變了。當年的我想要在國際非營利機構工作，回當年啟發我的印度做實習，或到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做研究，貢獻一己之力。這六年來，我做到了：碩士第一年的暑假，在柬埔寨做研究，挨家挨戶用翻譯的方式訪問100多戶微額貸款的貧窮戶；之後的一年，長期和微額貸款的非營利機構合作，整理貸款戶資料，分析研究，也第一次從創辦人手中接過學生研究第一名的獎狀，給了人生最大的一次英文演講，與會人員有各界非營利機構的經理人與捐贈人、學生與各種對扶貧服務充滿熱誠的有志之士，而我的名牌寫的是Keynote speaker，還要站在Podium（演講桌，上面還黏著可自由彎曲式麥克風的那種）前面（請讀者容忍我回味炫耀一下這難得的第一次！）；博士生第一年的暑假，在印度展開自己初步的質化訪問，住在鄉下的村落和農夫們生活互動幾個禮拜，訪問了很多當地的婦女團體。
而現在，這些經驗，都慢慢轉化成我研究的動力，可是熱情已不再如此強烈，取代的是對許多學者與非營利機構的批評，也對自己當年自以為是的想法與研究感到汗顏。當時選擇做研究，就是因為和非營利機構的合作經驗發現，他們做的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服務，認為這是機構的使命，也不願見我研究報告中指出他們服務根本最大的疑問，是貸款的對象越來越趨向非貧窮戶，微額貸款也沒有明顯促進家戶更好的生活，而他們的反應，是樂見我的研究能力，給了我獎金，但是希望我修改所有過度直白的批評。原來，做事的人，不在乎真理或知識是什麼，他們堅持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於是我選擇了博士班，因為我想知道，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要怎麼做會更好。但唸了博士之後，發現世界上也許沒有真理，許多研究的結果都有其問題所在，而某些學者一心想求的是發表學術論文，也不論這些紙到底是否對真實世界有用。
於是我更困惑了，會做事的人不求事情的來由，甚至不用嚴謹的方法評估到底提供的服務有沒有效；做研究的人只求研究嚴謹、問題有趣，可以與其他學術文獻與理論對話，但是不關心這些觀點能不能被應用。當然，厲害的人是兩者能兼顧，但是世界上又有幾項兩全其美的事情。非營利機構不願意正視他們流失貧窮戶的問題，也不願意花錢評估服務是否有效，因為他們還需要顧及財務的困難，教授不問理論能被真實世界應用，不關心非自己研究領域以外貧窮國家的發展，因為他們要升等，所以要務是專心衝發表期刊的數目。而能力小如我，又有多少力量能夠兼顧，要畢業，要取得可信的資料，要在有趣的問題中和文獻對話，也滿足指導委員們對計量方法的期待，現今還得考量夫妻兩個人的生涯規劃，三不五時思鄉的情緒也會發作，最後只能選比較不愧對自己與他人的一邊站著，保持彈性，虛心學習，秉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還要在艱困中時時提醒自己莫忘初衷罷了。
而像今天這樣美好的種子，也是我課業之餘所樂見的貢獻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