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試刊號的《四方報》封面，刊登了一張越南舞團在二二八公園表演的照片。沒多久，我們收到一封字跡娟秀工整的越文信，是這個舞團的召集人范草雲（Pham thao van）：「…...拿著朋友送來的《四方報》，我非常非常開心與感動。自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問過自己，為什麼在這樣擁有眾多越南人聚集的地方，卻沒有一份屬於我們自己的報紙？有時候，我到各個書店去找越南報刊，卻只能失望而歸。少量越南報紙與雜誌在朋友間傳閱，傳來傳去，都已經破爛而且字跡模糊了。然而看到那些熟悉的越南字，我還是感到很開心，就好像有至親好友在身邊。如今，《四方報》的出現讓我的願望得到滿足。屬於越南人的聲音終於誕生了，從今往後，離鄉背井的我們將擁有自己的報紙，真的很感激編輯部的各位......」
我們也同樣心懷感激。一個秋日午後，三位編輯部人員前往臺北市民生公園，草雲招呼附近的越南籍幫傭來此相會。這些幫傭就是她的舞團成員，平時趁著推老人家出門曬太陽的空檔排舞練舞，假日參加活動賺點外快。十幾個人在公園裡，中文、越文摻雜著聊天，很開心。自此之後，曾在越南擔任記者的草雲，便以她敏銳的觀察、俐落的文筆，不斷投稿給《四方報》，雖然語言上有點障礙，但不能阻礙我們成為好朋友。
有一陣子，草雲常常打電話來，希望我幫他介紹新工作。草雲平時除了「合法」地照顧阿嬤之外，還得「違法」打掃雇主家的兩棟透天厝，替十幾位雇主家人張羅吃喝、洗衣拖地。不過，工作沈重並非她想換工作的理由。她之所以需要新工作，是因為雇主不願意繼續聘用她，想另外找個更乖、更耐操的幫傭。然而，草雲萬萬不能失去這份工作，她在越南的一家老小，全都仰賴她這一萬多元臺幣的薪水呀！而她當初為了來台灣工作所借貸的數千美金仲介費，也還沒還清呢！
但是我能做什麼呢？與高鼻藍眼口操英文的「老外」不同，「老外」和「外勞」適用不同的法令，東南亞藍領移工受到種種限制綑綁，換工作談何容易。
對雇主來說，「換個外勞」只是有點麻煩，但是對移工來說，卻是天塌下來的大事！即使現今台灣的法令已較為寬鬆，換工作的方式之一，是在新雇主、原雇主、移工本人三方合意的狀況下，好聚好散。另一種方式，則是由仲介公司代為辦理「轉出」，但移工若在轉出後六十天仍然找不到新雇主，仍將面臨遣返的命運。
再一次接到草雲的消息，她已經逃了。她斷斷續續傳來手機簡訊，報平安、更改寄送《四方報》的地址、或者索取紙筆繼續寫稿。草雲有時在臺北、有時在桃園、有時在工地、有時在山區、有時候賣麵、有時候當幫傭，透過另類的仲介，在不同的崗位，為「台灣人」服務。我們透過她的稿子，揪著心跟隨她的輾轉流離，也才約略看到所謂「逃跑外勞」的心情與生命，發現另一個由「逃跑外勞」的血淚撐起的寶島台灣。
移工一旦「自力救濟」換了工作，就成了警察眼中的要犯、黑道手中的羔羊、千夫所指的惡棍、或是誤入歧途的笨蛋！雖然所謂的「逃跑」，也不過就是「翹班」、「跳槽」。選擇工作的自由應該是基本人權，怎麼被當成了犯罪？
即使把法規搬出來，「逃跑外勞」也僅僅違反了與雇主的民事僱傭契約，在「未經許可」的狀況下居留與工作（牴觸「入出國及移民法」與「就業服務法」中的行政規定）。甚至，法律上根本沒有「逃跑外勞」這個詞，她／他們只是「行方不明」，處在一個雇主、仲介、國家機器都不清楚的狀態。就算被抓，也只需繳交最多一萬元的罰款，這意味著台灣法律清楚定義，「行方不明」造成的危害，遠比危險駕駛、逃稅漏稅要輕微得多！
遺憾的是，就像當初沒辦法替草雲找到新工作一樣，我們對於台灣社會將「逃跑外勞」的妖魔化也束手無策！能做的，也許就是提供一點報紙版面，讓她／他們把心情故事說出來、寫下來，以微小的力量，對抗主流社會對「逃跑外勞」的污名與仇視。
於是從草雲逃跑開始，《四方報》開闢了「逃」的專版，留給向來無聲的「逃跑外勞」們。然後，這個版面就沒停過，各式各樣的文字與畫作湧進編輯部，承載著太多太多的委屈、辛酸、不得已。我們也刻意將這些書信翻譯成中文刊登，讓許多對逃跑外勞不解、誤解的臺灣人，尤其是曾經「被」移工逃跑的臺灣雇主，有機會瞭解這些隱藏在臺灣寶島陰暗處、掙扎求生的艱苦人、異鄉人。
感謝時報出版不計成本出版此書，《四方報》也將另行出版越文版。希望這些第一手的流亡經歷，能讓不同處境、不同階級、不同角色的人，彼此稍稍多一份諒解、多一份寬容。
但願《四方報》儘快不需要「逃」這個版面。但願台灣成為所有人的寶島，不再是她／他們的牢。
（原文為時報出版《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一書之導讀）
圖片來源：時報悅讀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