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創新」的契機在中美兩國有所不同。美國2011年10月通過B型企業（B Corporation，指除營利外，具有公益性營業目的，也明文保障員工權利的企業）法案，提供種種優惠來鼓勵創造社會價值的企業，目前已有五個州關注。中國則是在大政府背景下出現公益創新，近年來賑災金額與基金會總數持續增加。
另一個受關注的議題在探討如何在扶貧中運用「社會創新」，例如史丹佛大學的D Light、Embrace等。在社會影響力投資概念的影響下，如何更有效運用資金，進一步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其對公益的看法，以及引發社區更大的參與積極性，是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合作的新趨勢。
以下全文轉載自新浪金融理財
社會影響力投資：在公益慈善與風投間創造價值
2012-04-16 Kim Meredith 斯坦福大學公益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公益這個概念，常常被理解為慈善捐贈，往往指的是經濟上的捐助。但事實上它的含義要廣泛得多，可以是智力資本、金融資本，也可以是人力資本的捐贈。公民社會是私營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公共區域，也可以稱為「獨立部門」。在美國獨立部門的就業人數占了全體就業人數的10%，它的資金來源就是公益資本。至於社會創新作為一種新的策略和理念，在政府、商業和公益這三個領域是共通的。這三個領域都在尋求創新的方式，並利用他們各自獨特的力量或者說影響力來推動社會創新。在中國，在我觀察到的社會語境中，社會創新這個理念，以及商業、政府和公益這三個領域之間逐漸模糊的界限，已經引起社會大衆關注。
社會創新的契機與中美慈善捐贈的差異
美國出現的社會創新方面的新理念，特別關注三個社會領域之間越來越模糊的界限。上周我們與「加州參議院銀行和金融機構委員會」在斯坦福大學曾組織一場會議，談到了一些新型公司——靈活的目的企業、福利企業以及它們與NGO的模糊界限。2011年10月通過的法案為這一類企業提供了種種便利，但僅有少數加州企業參與注冊。而美國僅有5個州有意識並且已經立法來尋找和鼓勵創造社會價值的企業，加州是其中之一。對這類企業的資助來自何方？可能來自慈善的捐贈——這會引起非政府組織的擔憂；也有可能來自一些風投、股權投資或者銀行業。
談到中國的公益創新，我不禁想到中國文化的兩大傳統——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在中國，企業逐漸向著社會目標的方向轉變，我認為是基於這兩大傳統的一種自然演變。中國有着強政府的悠久歷史，而美國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公民社會萌芽時，還沒有形成全國政府。學校、宗教組織和醫院都是由公民自己建立的，並且在之後的兩百年裡，與政府平行地發展着。而中國是先有強有力的政府，再出現公益組織，所以情形決然不同。中國在外交上的睦鄰政策，比如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之後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在我看來也有着重要的意義。
根據世界銀行的記錄，中國現有1843家基金會，2009年至2010年的增長達到32%。由此可見公益慈善在中國文化中的厚重分量。
中國慈善捐贈總額只占到GDP的0.1%，和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總共捐贈了600億人民幣，這個數字與2007年和2009年相比都要多出300億，這是政府呼籲企業捐贈的成果，2008年之慈善捐贈回到了比較正常的水平。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政府不會出面號召企業捐贈。這體現了中美兩國慈善運營的方式有所不同。
另外一個區別在於，中國捐贈的10%-15%為個人捐贈，80%-85%為企業捐贈，而在美國占主要比例的則是私人捐贈。美國在2004年到2008年慈善捐贈總額達到三千億美金，占GDP2%-2.2%，這2%或者2.2%GDP創造了美國10%的就業機會。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大約30%的資金來自政府，同時政府也會減免一些稅收作為優惠政策。隨着慈善變得越來越重要，如何更加有效地做慈善已經成為我們熱論的話題之一。這三千億美元的71%來自於私人捐贈，這是2010年的情況，過去40年亦然。另外8%來自於個人遺産，兩者相加即占到了83%-85%，人均每年2000美元左右。此外，基金會的貢獻是14%，而公司在5%左右。這個比例，中美兩國是反過來的。在美國很大一部分捐贈給了宗教組織，這個比例已經從50%下降到了35%，而這些捐贈裡只有10%最終留在宗教機構，絶大部分在社會領域再分配。
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合作的新趨勢
另外一個備受關注的方向，則是探討如何在扶貧中運用社會創新。比如在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就有一些專門針對扶貧的項目和發明創造，比如De Light、Embrace(一種兩千美金啟動資金的孵化項目)。在美國加州，尤其是斯坦福大學，我們一直在探討怎麼樣利用資源推動社會創新的情況。
公益事業目前存在一些新趨勢，包括全球化、微型金融、投資者合作、捐贈圈、複雜性趨勢、公益創投、價值分享。我們需要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人結合起來，同時要更加有耐心。對於一些風投來說，要得到期望的投資回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社會影響力投資概念的影響下，我們如何更進一步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對公益的看法？在不斷舉行的會議和沙龍中，很多問題會不斷湧現出來，所以這項工作要做得更加具有戰略性。美國公益界像今天這樣的對話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提出問題，希望能夠得到大家更好的回答，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策略以及評估的標準，看看對整個社會能夠産生多大的收益和效應。我們會越來越多地看到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解決社會問題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集結在一起，而不是單獨的一種力量。
影響力投資非常關注對資金的使用，尤其關注對社會所産生的影響力，能不能引發出社區更大的參與積極性，是否試圖了解投資人在想什麼，願不願意付出耐心資本。當一個公司産生經濟效益的時候，分享價值隨之産生，盈利和社會影響這兩者如何能夠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在這方面有一些相應的金融工具可以借助。在美國可以向政府籌措資金。籌資對於社會影響力方面的一些長期産品的創新非常重要。同時它的比較優勢、在金融方面的績效都是重要的衡量因素。在非盈利和商業這兩者之間走鋼絲，非常需要領導者和相關的人力資源。
建立相應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每個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五個人是必須要公佈的，公共披露或者信息公開的機制對於整個企業的運轉是非常重要的。
要縮小鴻溝或者說縮小差距，作為企業的領導人，如果與非盈利NGO進行合作，如何確保公共和私有部門兩者完美的結合？更好地發覺企業社會責任所能夠發掘的潛力，作為一個企業或者公司來說，你們和政府還有非盈利機構如何更好地取得平衡，從而發揮最大的合力，這一點最重要，同時也要有共同解決的問題。對於政府的領導者來說，他們也非常樂於看到這一點。看一下中國的公益和慈善事業，我們必須要了解，它對於整個社會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以及我們應當為此成立一些什麼樣的基金。比如，非洲對水資源進行了非常重要的資金的籌措，人們會問，水和整個非洲的慈善事業究竟有什麼樣具體的關聯呢？事實上，當人們進行評估以後，所有人都同意，需要開發水資源的領導力，而且尤其需要女性的領導。因為社會資源方面的僱員有90%到95%是女性，對於剩下5%的男性來說，他們如何為女性提供相應的培訓，如何提高她們的領導力，由此達到逐漸消除差異和鴻溝，更好地把婦女納入到整個社區的工作中來。
在美國，他們也做了一些類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強商店僱員的能力來說，她們來自於低收入的婦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較低下的婦女。我們會問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試的，你是怎麼樣來賣貨的，我們會為她們提供相應的培訓。這樣，我們幫助失業的女性僱員重新找到工作，幫助她們取得更好的工資績效，所以這是一種很好的消除鴻溝的做法。
我們必須要通過教育，通過減貧，或者通過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來促進整個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時，也需要把一些實踐者、專家和相應的機構納入進來。
中美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新趨勢
吳伯凡（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主編）：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創新，與許多商業的創新一樣，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把賺錢的商業和滿足社會福利的 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講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古老中國的哲學命題，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寓義於利」。這是所有企業、非盈利部門包括政府部門應該關注的問題。我們 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財經媒體，一直倡導集中三種部門的人一起探討這個問題。社會創新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投資，用投資的手段來啟動社會創新。
王振耀（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速度要比我們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萬美元是發達國家的門檻。到目前為 止，中國社會對人均GDP1萬美元還沒有做好准備。當社會財富量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階段，需要我們進行大量的社會創新。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公 益慈善事業面臨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轉型，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小額捐贈和學雷鋒做好事，而是要運用慈善組織、大額的捐贈、金融投資等各種社會要素來提升中國 社會。
目前還有三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夠，現在非常缺乏像21世紀社會創新研究中心這樣的對話平台和經常性的聯繫。第二，沒有通俗化的系統理論 體系做支撐，來說服中國大衆。第三，倡導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種多樣的活動。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衆在一塊擺攤參與社會創新，用財政款項來做社會創 新。
今天《21世紀經濟報道》其實已經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台，我希望這個平台能夠促進整個民族理念的轉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潛能的生産力，為中國的公益慈善和社會發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斷的動力。
成卓(愛心火炬基金髮起人兼主席)：美國政府對社會企業的優惠政策比如說稅收減稅是怎樣的？
Kim Meredith：現在美國能夠給社會企業比較靈活的政策，最近加州發布了《社會企業法》，允許社會企業盈利並享受一定的減稅優惠，還鼓勵社會企業接受捐贈。
Elliott Donnelley（美國西部慈善論壇主席、白沙投資集團總裁）：很多創業公司一方面做資産組合投資，另一方面又做影響力投資，他們整體的態度還是比較謹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贈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過去「捐贈者指示基金」的捐贈對象僅限於非盈利領域，現在可以做影響力投資了，他們通過自身項目的推動，也推動法律體系針對這種捐贈形式做到進一步完善。同時他們也在創造産品和服務，比如小額信貸服務和一些水資源項目，給捐贈者更多的選擇。政府也會出台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進一步監管，相關人 士包括捐贈者都在推動政府政策的出台。
Kim Meredith：事實上每個人都在推動法律的變革，為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基礎建設做貢獻。剛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們得以讓捐贈人把減稅後的資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會項目。不管對個人還是風投公司，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們原來只做投資，獲得的利潤全部投入社會項目，産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力。他們已經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Elliott Donnelley：我們家族基金會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討和探索，比如在「捐贈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給了類似谷歌這樣的公司，結果獲得了 10億美元的利潤，他不能要回這筆錢，這筆錢還是留在資金池中，只能繼續投給新的社會項目。另外，在傳統的非盈利組織裡出現了「非盈利財政分紅」，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項目關聯投資，讓其他人向現存的「捐贈者指示基金」賬戶投資。這種機制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們對這種投資提供一定的財政激 勵，如在管理費之外保證6%的年利息率，若此賬戶盈利更多，投資者還能得到更高的「分紅」。這種多樣、複雜的金融機制在慈善基金會中出現，是非常激動人心 的。
慈善能否經營，慈善如何經營
趙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興市場研究院研究員）：在美國和歐洲，個人的捐款已經能夠被投放到二級市場進行再生産，而且個人 可以創辦基金會。政府甚至設計出一套政策，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幫助政府和公衆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來償付公共債券，這些社會企業的項目可以發行社會債券，每個人都可以投資。在中國，個人的資金給到非盈利組織這一步是明確的。到底什麼是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擴大中國非營利組織和中國慈善捐贈人資金來源的 機制建設？它可以來自基層設計、政府層面、銀行部門的金融産品創新，以及社會企業自己的産品創新。
王行最（扶貧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慈善需要經營，慈善必須要經營。一種意見是，基金會屬於慈善性質，不能經營它。但經營並不等於商業化賺錢，非盈利組織也是要盈利的，只不過所盈的利用於什麼目的，是工作人員分了，還是所謂股東分了，還是繼續投到公益裏面，這是本質的區別。我們一直堅持慈善 是可以經營的，以財務管理為核心，以最小的人員投入産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隱性的小額信貸，它與傳統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經營是社會企業的一種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會影響和社會目標，但是採取商業化的方式經營。但這一形式同樣遭受到捐贈人的負面反饋。我把錢捐給你，你拿捐款發放貸款，而且用的是非優惠的利率，近似於高利率，這怎麼行？如果一筆錢你捐了 100萬，發給100個學生應該是1萬塊錢，一年以後全沒了。但這筆錢如果作為小額貸款發下去，到一年期收回來，會不斷增值。
小額信貸確實促進公益慈善發展和社會創新。但是我們的融資碰到很大的問題。我們跟國家開發銀行合作，國家開發銀行的總體戰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融。我們也跟農行合作，農行商業化以後往深一層，鄉鎮一級肯定覆蓋不到，這樣我們用小額信貸的方式給它嫁接，等於把服務半徑延長，這也是農行服務三農的方式。在小額信貸沒有合法化名分的時候怎麼辦？干的足夠大的時候，國家自然就認可你了。比如現在放款一千萬，服務對象五千人，讓國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嗎？但是當服務一百萬農戶，年貸款量超過100個億的時候，我相信那個時候就有分量。
我問Kim一個問題：中國公衆捐贈不超過20%，西方國家公衆捐贈往往是80%或者超過80%以上，這個問題很困惑我們，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可能由於稅收的問題，還是說美國慈善傳統？美國的慈善是從貧民慈善發展起來的，從社區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中國所謂慈善是政府推動的，是自下而上的。
Kim Meredith：你剛才講的很有意思。政府在這方面發揮了一點作用。事實上我想要澄清的一點是，確實美國政府有自己的稅收政策，但是我們也能看到整個公民社會的成長，以及他們與政府之間不同的關係。因此我覺得這是一個1+1等於3的發展模式，在中國也可以適當的借鑒。
在美國，個人是不是願意交的稅款用於慈善呢，這是我們的個人稅收政策所決定的。對於企業來說，由於整個市場上不斷有慈善家湧現出來，不斷産生積極的社會影響，他們不得不迎頭趕上。監管機構也在跟蹤企業在社會公益方面的運作和做法。社會公衆，或者說企業的潛在股東們對這方面的關注也日益加深。現在美國在激勵機制這方面也在不斷改進。
成卓：你是否認為企業在未來會有更多的貢獻？比如說來自於企業社會責任方面。
Kim Meredith：我現在很難下結論說會有這個趨勢。在2009年企業慈善增加了10%，2010年又增加了8%，兩年內增長近20%。這種比例的上升背 後，也可能是經濟形勢造成個人捐贈的數值下降了。但是縱觀50年左右的時間，我們會看到，企業的捐助逐漸呈現增長的態勢。美國國會正在討論，對個人和企業的慈善捐贈稅收減免政策是否要調整。如果這樣的政策轉變真的發生，企業的慈善所占的比例可能也會發生一些轉變。
Elliott Donnelley：從傳統慈善公益來看，美國慈善款的效率很低，我們需要有非常聰明的決策和戰略才能夠擁有高效率和明智決定。往好的方面看，現在出現了很多聰明的投資者，不再進行低效的慈善投資，而是進行高效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在商業領域，公司是基於利益的，如果公司破産就出局了，因此商業領域的資金是高效的。我覺得中國也有這樣的一些趨勢。在美國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更高效地配置這些資源，在中國可以來思考一下如何對西方的做法去粗取精。
趙萌：我們一直討論美國有什麼，中國有什麼，包括基於政府、民間、宗教的機制，包括透明度、問責、第三方認證等問題。如果有一些機構幫助非盈利組織，會更有效益。特別像社會企業指數，或者專門提出來一些指標，衡量哪些公司做得好，告訴人們從什麼公司接受捐款。第三方認證機構非常重要，人們需要了 解，我做投資以後誰來真正檢驗這個過程是否公正和有效率。中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現在各個大學几乎每個星期都在開展這樣的討論，事實上會形成一種環境，讓人們自然地互動，慢慢打破一些隔膜，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肖晗（嵐山社會基金創始人）：我覺得，目前中國整個公益行業缺少一種動力。多年來互聯網行業突飛猛進，它的動力是什麼，如果能把這種動力引入到公益行業裡來，對這個行業有極大促進作用。現在公益組織都覺得缺人，缺錢，缺效益，缺自由導向，沒人去問責，沒人去要求透明，所以整個公益行業跟現在基本的商業機制有點脫軌。其實社會投資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商業化的機制引入到公益行業裏面來，讓公益行業更有效率，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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