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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政府:推動社會企業應擺脫KPI思維,做好「只有政府能做的事」

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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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以涵

從2009年參與「若水」擔任實習生、2010年進入美國獨立顧問公司服務社會企業、再到2012年與夥伴們創辦了「社企流」這個平台至今,我在社會企業領域的學習已經將近7年的時間。

而政府將2014年訂為「台灣社企元年」,近兩年投入許多資源、大力支持社會企業發展,也讓我常開玩笑說,自己彷彿見證到這個產業在台灣的起飛階段,「創立社會企業」成為許多人的職涯選項,像社企流這類「服務社會企業」、原先有點冷門的中介組織,也在政策挹注下多了不少。

這幾個月來,我外出演講、開會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便是,「覺得新政府上任後會如何看待、發展社會企業」。這次《報導者》請我從社會企業工作者的角度,提供新政府就職百日內的施政建議,我想是個很好的整理跟呼應,因此提出淺見如下:

在思維上,鑑古知今、不被KPI綁架;在行動上,與私部門各有擅長、分頭進擊。

首先,建議新政府先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經驗。

這幾個月來社會企業界最常討論的便是:目前執政者非常重視社企,新政府上任後是否會全盤推翻前朝政績?

可見大家或多或少皆擔心,政策會因為政黨輪替而中斷、轉彎或歸零。社會企業並非單一產業,近兩三年來,以各社會企業欲解決之社會議題、或註冊立案的型態來稍微分類,便已橫跨經濟部、勞動部、衛福部、教育部、內政部、農委會等部會,因而許多公部門及相關法人組織,皆對國內外社會企業發展進行了通盤研究、制定相關政策。

建議新政府上任後,可先充分了解前任政府在處理社會企業議題上的經驗與學習,包括設定目標、採取策略、達成效益、箇中優劣等,民間也有許多彙整社會企業創業者草根智慧的著作,如《社企力》、《讓改變成真──台灣社會創新關鍵報告》、《我們,創愛的業》、《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等可供參考,之後再就新政府在投入支持社會企業上的目標(是促進兼容經濟發展?還是降低失業問題?)與架構(由經濟部掌管?由勞動部主事?)進行討論,如此的政策規劃會更完善,而非從零開始。

其次,建議新政府拋開以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為導向的思維。

無論國內外,我所認識負責社會企業發展的政府部門代表,都是非常認真做事的前輩們,但礙於政府採購及預算制度的僵化,必須要在較短時間內看到施政成果,以及將施政成果與容易量化的數字連結,導致立意良善的社會企業發展政策,在標案等層層委外後,第一線執行上變成為了追逐KPI而目標錯置的現象,我就聽聞有部會要求第一年要辦100場社會企業推廣活動、第二年要辦200場等,十分可惜。

透過政府資源而辦了幾場活動、輔導了幾家社會企業等產出固然重要,但公部門更應該從中長程角度出發,去思考這些政策的效益,究竟提升了多少社會大眾對社會企業的認知與參與程度?提升了多少社會企業創業者的存活率?這些需要投入長時間觀察與分析的效益,更是民間組織較無資源去做的。

第三,建議新政府專注於「只有政府能做的事」,與民間組織們各有擅長,分頭進擊,打造公私部門協力的社會經濟支持環境。

換言之,先盤點民間目前在服務/支持社會企業的各種中介組織,例如教育推廣(如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社群交流(如亞太B型企業協會)、資金挹注(如活水社企投資開發)、能力建置(如社企流的育成計畫)等,民間組織已經在做的事,政府就無須重複;期望做到的事,政府與民間可協調分工;無法做到的事,就是「只有政府能做的事」──如政策法規調適、閒置資產活化等。

舉例而言,英國是公認在社會企業領域發展較成熟的國家,約7萬家社會企業,雇用了將近100萬名員工、生產總值也在英國年度GDP中佔1.5%。英國在2008年通過《靜止帳戶資金投入社會建設法》(The Dormant Bank and Building Society Accounts Act),將國內銀行存款戶中,屬於靜止帳戶的閒置資金,集結為「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提供社會企業投資、貸款等財務支持;英國也於2012年通過《社會價值法》(Social Value Act),規定政府機構在選擇採購對象時,須將採購對象所創造的社會、環境價值列入考量,期望以公共服務優先採購,支持社會企業發展。

更有像社會效益債券(Social Impact Bond)這樣的概念,被英國、美國政府所採用,由政府與民間金融機構合作,以改善某個社會問題作為標的,發行債券,向個人或組織進行募資,並成立相關機構改善該社會問題。經過一段履約時間後,若該社會問題的改善程度已達原先目標,則由政府支付經費給發行債券的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再給付本金與利息給出資者,若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則政府將不必給付任何費用給投資者。

2010年,英國司法部與社會金融公司合作發行一檔社會效益債券,從17位社會投資者募得500萬英鎊(相當於台幣2億4千萬元),要在2014年時,將劍橋某地區受刑者的再犯率降低7.5%;2012年紐約市政府與高盛發行960萬美金的社會效益債券,期望於4年內降低紐約市青少年重複入獄率10%,這些都是社會效益債券的先行範例。

既然社會企業是新趨勢,政府在政策推動上也可以有新思維,無論是活化靜止戶資金、優先採購公共服務、或是設計社會效益債券,如何透過各種政策法規工具的再設計,來激發社會創新的能量,是我期望新政府能夠投入更多時間去促成的。

只要多一些引導,我相信台灣公務員能被激發出的創新思維,不輸其他國家。例如為何不舉辦邀請各部會公務員參與的黑客松,討論歐美亞各國的社會創新政策在台灣推動的可行性?

俗話說十年磨一劍,每個領域的專業都需要累積,因此雖然已經與社會企業認識7年了,我還是常常覺得自己有學不完的新知與能力,希望能藉此篇文章開啟更多思考與討論。

常聽人說,台灣的社會企業正處於萌芽階段,我想也是在這個階段,可塑性、靈活性是最高的,即將上任的新政府,如何建構一個開放、參與的服務體系,並與民間先行有年的教育、管理、投資等社企支持網絡相互合作,讓台灣得以展現多元靈活的社會企業型態、擁有益發健全的社會經濟範疇,是我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實務工作者,對新政府最大的期許。

全文轉載自報導者

出世 vs. 入世,學術能為世界做什麼事?

2016.05.15

文:侯勝宗

台灣學術界最近發生二件事,都跟教授應該維持「出世」的超然地位或者「入世」參與社會有關。

第一件是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旅美華人科學家馬中珮發現宇宙偏鄉的「巨大黑洞」,質量是太陽的170億倍,研究發現有助於人類瞭解宇宙的演化;另一件是生化科學家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捲入浩鼎事風波。這二位教授都是探索未知、領引知識的世界級科學家。一位是「出世」探索未知的宇宙世界,一位是「入世」致力於疾病問題的解決。在學術專業上,二位都有重大的貢獻。

然而學術工作者究竟該「出世」潛心於未知世界的探索,或「入世」致力於現今社會的經世濟民,孰優孰劣,成為近來熱門的思辯課題。

這讓我想起印度窮人銀行家──尤努斯教授(Muhammad Yunus)的故事。

出世或入世,是不同的實現手段

2006年印度尤努斯教授與孟加拉鄉村銀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們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尤努斯早年任教於美國的中田納西州立大學和孟加拉的吉大港大學,作為一位經濟學教授,尤努斯發展了「小額貸款」和「小額金融」理論。但當他在孟加拉的大學內教書時,卻對於校園外真實社會每天所發生貧窮的問題,十分關心。

1974年孟加拉發生大饑荒,尤努斯正式投身於反貧窮的社會創業,並於1976年正式創辦了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專門提供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小額貸款。隨著銀行的發展,鄉村銀行亦推出了其他為貧窮人士服務的信貸系統;除了微型貸款外,銀行還提供住屋貸款、子女助學貸款、出國留學貸款、太陽能電燈等金融商品,建構多元的創新服務。

學術工作者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常常會有不同的選項,有時會有所混淆,往往不是學術目的本身所造成,而常是實現學術的手段有所不同。

上述三位知名學者投身於各自領域的研究天地中,其目的都是在探索未知、創造價值。但因為分屬不同科學領域與知識系統,因而有不同的價值創造與實現手段。例如,有別於馬中珮教授與翁啟惠院長二位從事於自然科學(nature science)研究,尤努斯則是致力於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的理論與實踐。三位都投入於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但是實踐價值的方式卻大不同。

其中,馬中珮教授從事於物理天文研究領域,專心致力於實驗與模型之中,為人類想像未來的浩瀚宇宙,屬於純然出世的學者。翁院長從事於醣分子合成及醣蛋白研究研究領域,並藉由申請專利、創辦公司研發新藥,尋找並解決疾病源頭,屬於兼顧出世與入世的學者;尤努斯教授則從事於社會經濟研究領域,為消除貧窮提出解決對策,並離開學術界,投入社會創業,成為擁抱入世的學者。

只追求期刊表現,正是目的與手段的錯置

國內大學也正面臨目的與手段錯置的苦果。近年來,台灣上百所大學瘋狂追逐頂尖大學與卓越研究,而造成教授哀鴻遍野,便是一例。

學術的最終目的應該是要創造對社會的影響力(social impact factor),論文發表只是實現社會影響力的方式之一;

而論文是否被收錄於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則是評價論文被引用率高低的手段。

但如今發表SCI、SSCI論文,卻成為學術工作者競相追逐的唯一目標。此種過度重視國際期刊發表的評鑑機制下,教授必須持續於追求論文的產出與數量,而無太多心力將研究方向對準回應國家發展、社會需求及發掘科學真相等重要科技發展目標,導致學術研究與社會需求脫鉤。

此種目的與手段的錯置,嚴重地影響台灣的國家競爭力。

台灣是一個小國,為了追求國際頂尖大學排名,將過多的資源投入於與台灣社會現象無關的出世研究,而犧牲教學,不僅無法培育出符合本土產業或社會所需的人才,更浪費了珍貴的人力資本。相反地,類似尤努斯用學術致力於解決孟加拉貧窮問題,此種強調與社會接軌、回應人民需求的入世學術可能更適合台灣小國的現況。

入世研究源自於入世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意指大學教授從原本只服務學術社群的研究工作中,加入與實務社群的合作互動與知識交換,整合教學與服務工作,讓學術研究成果亦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公共利益。

此種釋放大學教授研究能量,鼓勵教授帶領學生共同參與社會的問題解決,可能才是解決後頂大時代教授過多的務實之道。國內大學教授為了讓論文能被刊登於英文期刊之中,而習慣於為西方理論從事學術代工的發表模式,也是到了該翻轉的時刻了。

要走向出世還是入世,教授,你準備好了嗎?

全文轉載自天下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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