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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企認證」應該緩行

201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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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社會企業」是最近幾年裡很時髦的一件事兒,比它更時髦的事情大概就是做「社企認證」了。筆者已經不止一次地聽聞一些機構和地方政府部門在倡議盡快推出有中國特色的社企認證標准,甚至立法形式,以便推動這個新興行業的發展,趕上世界的潮流。在最近一次筆者受邀參加的某地社企認證標准論證會上,筆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觀點,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社企認證應該緩行。

首先,社企認證應該是在行業有了一定成熟度時才去做的事情,更准確的說,是有了一定成熟度時才會自然發生的事情。縱觀世界上那些已經有了社企認證的國家,概莫如此。以公認社會企業最發達的英國為例,2002年英國貿工部首次給出社會企業的官方定義,2003年的所做的調查顯示當時英國已經有5300家機構能夠符合定義。2010年,英國社會企業標識公司(SE Mark)推出了社會企業認證標准,次年,由具有行業聯合會性質的英國社企聯盟(SEUK)發起的調查顯示,全英國已有62000余家社會企業,從業人員近80萬(占英國就業人口的近3%),對GDP的貢獻超過240億英鎊,已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可小覷的一支力量。

再看中國的社企領域,目前還處在數量少、規模小的散點式發展階段。根據筆者的估計,全行業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企業不會超過500家(別急著皺眉頭,先想想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再說。)假若此時推出某種社企認證,難免落入看上去很美,卻只是凌空蹈虛徒具一紙空文的境況。

有人可能要說了,這個行業現在還不成氣候有什麼可怕,做認證不就是為了促進它的發展嗎?這種想法要麼過於理想化,要麼有點自以為是。拿韓國來說,韓國在2007年推出《社會企業促進法》,有了社會企業這個專門的法律形式。然而因為要求很苛刻,很多具備了社會企業性質的機構不願意采用這種形式注冊,結果按照法律,這些機構就不能在經營過程中聲稱自己是社會企業,他們的郁悶可想而知。現在一些機構和地方政府意圖推出的社企認證標准,意在鼓勵某些特定領域或向特定人群提供服務的機構的發展。如果這樣的標准推出,勢必會抑制社會企業在更多領域裡的更多可能性。我們必須意識到,任何認證標准在規定了什麼才「是」的時候,也就規定了什麼「不是」。在如今行業發展還處在初級階段之時,更應該鼓勵的是在符合社企基本性質之下去做大膽的嘗試,野蠻生長,而不是過早的通過認證來做取舍偏廢。

另一方面,在沒有社企認證的情況下,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真的就受到了很大限制嗎?事實恐怕並非如此。最近幾年,社會企業領域的各類評獎和資助越來越多,媒體和政府的關注度也日益增高,正是因為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認證標准,更多的機構才有更大的可能性從不同渠道獲得不同類型的支持,也在客觀上鼓勵了社會企業領域更多的嘗試。當然,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有濫竽充數之輩欺世盜名之徒,渾水摸魚不當得利。但是我們盡可放寬了心,因為任何行業的發展都會經歷這樣泥沙俱下的過程,無足多慮。隨著行業發展的深入,自然會大浪淘沙,激濁揚清。

仔細看看那些提倡社企認證的機構,他們的訴求往往是為了在認證之後獨享更多的資源,特別是政府在稅收上的優惠和資金上的支持。然而,一家社企如果非如此而不能生存的話,它的業務模式的可持續性便是非常可疑的。這樣的機構又有什麼理由動用公帑去支持呢?這樣的機構又真的能叫做社會企業嗎?

另有一些機構,提倡社企認證更多的是出於對自我身份的真心辯白。在一個「公益-商業」二元對立仍十分顯著的國度,這種辯白完全可以理解。不過要提醒這些機構的是,別只看到認證的收益,卻忽略了認證的成本。最簡單的,認證通常都需要機構提供很多信息,甚至是向公眾透明公開。對此,你做好准備了嗎?

第三點,現階段對社企認證的倡議似乎存在著一個盲點:認證的主體默認了是政府,相應的也就默認了認證帶來的唯一好處就是政府的支持。有鑒於不少機構希望推動認證的初始動因是為了獲得政府的直接資金、稅收等支持,而政府推動認證的初始動因則往往是為了推動某些特定領域的發展,存在這樣的盲點完全可以理解。但社企認證並非社企立法,並非只有政府才可以進行,有公信力的民間機構一樣可以,甚至還可以允許多種認證標准同時存在。

要知道,任何認證標准都遵循著「實用主義」的原則,總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的,體現了對現在和未來的社會企業發揮怎樣的功能的期待以及需要給予它們怎樣的支持的判定。英國的情況是最好的例子。目前英國存在五種社會企業的標准,分別是:英國政府貿易與工業部在2002年給出的社會企業定義、SE Mark的認證標准、SEUK在2013年1月新推出的社會企業「徽章(Badge)」標准、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在2012年12月為社會投資人推薦的標准和蘇格蘭的社會企業認證機構Senscot的標准。這些標准的內容側重和各自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英國社會企業部門的發達程度,也充分體現了制定有共識的社會企業標准的難度。

目前中國的社企領域顯然還沒有一家機構具有足以進行認證的能力和公信力——假如它有意願的話,事實上,整個行業往往連一些基本的共識都暫付闕如。上面筆者曾提到過認為中國目前的社會企業不會超過500家,而筆者曾很多次地聽到有人回應說中國的社會企業多達數萬家,乃至幾十萬家,那些福利企業難道不都是標准的社會企業嘛!好吧,縱然這些企業都真的是為了實現社會效益(其實未必,但那是另一個話題了),可社會企業的標准卻不是只有實現社會效益這一條啊!看來,與其現在就去推出巨細無遺的社企認證標准,不如在大量的探索實踐中先就社會企業的根本特征逐漸形成共識。而現階段政府對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所能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也並不在於通過認證來給與被認證的機構直接的支持,而在於幫助在社會上培育一種廣泛的社會創業家精神,以及對於社會創新和社會創業理念與實踐的普及。

最後一點,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假設真的有了一個認證(顯然,這個認證最有可能是由政府制定的),那麼最有可能獲益的會是誰?但凡對中國的公益圈和國情有所了解的,恐怕都不難回答這個問題。而這個答案是我們推動社企認證所期望的結果嗎?

總而言之,判定社會企業的是它的本質——以商業的手段更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它的身份。社會企業與其說是一種實體形式,不如說是一種「精神狀態」(state of mind)。在這種精神狀態尚未充分發育之時,社企認證應該緩行。

社會企業如何挑戰當代奴隸現象

編譯:吳銘崧

時至今日,世界上仍有將近三千萬人處於被奴役的狀態,這些諸如童工、強迫勞動與人口販運等種種現象,都是當代依然存在著的奴隸形式。為了打擊這些不法的當代奴隸行為,英國政府在 2013 年底通過一個草案,試圖加強人權保護,但草案內容僅揭示政府將與企業合作、確保企業的勞動力及其來源並無助長不法奴隸行為,卻未清楚說明實際做法,以及企業和慈善組織應扮演的角色。另外像是受害者保護制度的不完善,也是人們批評的重點。

除此之外,缺乏預防措施也是這個法案不受信任的原因。「除非能夠真正杜絕問題的根源,不然一切都只是治標不治本」,公益組織 Not For Sale 的共同創辦人 David Batstone 解釋:「舉例來說,在我們幫助過的個案中,有 95% 的受害者於遭受人口販運的當下都沒有工作,這個問題不單單只是修個法就可以解決的。」他認為經濟弱勢與奴隸制度息息相關,而欲實現理想必須借助社會企業的力量,因為要對抗這類非法事業,就要從改變商業模式著手。解決弱勢族群的經濟問題,透過一系列完整的支持,例如提供教育訓練、職能輔導以及創造工作機會等方式,才能真正帶來實質的改變。

David Batstone 創立 Not For Sale 平台的目的,正是為了培育那些以活化弱勢社群為目標的新創事業,來達成終結奴隸現象和人口販運的使命。REBBL 就是一個他們協助上市的案例,這是一種藥草滋補飲料,產品原料從祕魯境內的亞馬遜原住民社群取得,部分收益捐助給 Not For Sale,他們再轉投資當地的經濟及公共建設,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質、避免其受經濟誘惑而落入不合理奴役合約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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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maly Mam Foundation 則是另一個致力於解決相同問題的組織,只是他們特別關注女童與年輕婦女這些人口販運和性奴役的高風險受害族群。他們在 2013 年與雅詩蘭黛和 AFESIP Cambodia 合作,於柬埔寨暹粒市開設了一間美容沙龍,提供販運受害者教育以及職業訓練,甚至幫助她們爭取小額貸款以成立自己的事業。常務理事 Gina Reiss-Wilchins 表示,這個計畫讓弱勢者有了自給自足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對壓迫和人口販運說「不」,也給了對抗奴隸制度的人們一劑強心針。他們希望這可以成為一個供其他企業或組織參考的榜樣,特別是製造業或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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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會企業藉由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教育訓練等方式,為奴隸制度的受害者以及潛在高危險群建立相對穩定的生活,讓他們在社會與經濟能力上獨立,不再輕易受欺騙、引誘而掉進當代奴隸制度的圈套,這或許正是人們所期盼的、能夠持續創造改變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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