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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談影響力,不談ROI

201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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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之後,企業社會責任CSR逐漸排上了各公司董事會的議程,引起許多投資者的反思:投資的目的在追求資本利得之外,是否也應該考慮社會責任?

美國和台灣資本市場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美國以法人投資機構為主,而台灣散戶佔股市8成以上,雖然兩者逐利的目的為一,投資行為卻大不相同。美國許多法人投資者將社會責任列為選股條件,甚至成立各種社會責任投資基金,有的明確表態不投資菸酒、武器製造、賭場等,有的專注於環保、綠能或潔淨科技等領域。經過20年的發展,社會責任基金已佔全美國基金總資產額的11%,並且還在持續成長。而在台灣的散戶投資人因為以個人價值取向為主導,少見將社會責任列為選股的考慮因素。

正如社會企業不同於施行CSR的一般企業,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是一種新的投資觀念,與上述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不盡相同,其細微但重要的差別在於,後者以社會責任為手段,賺錢為目的,前者卻以賺錢為手段,社會責任為目的。

雖然最近社會企業在台灣受到許多關注,然而各種觀念、實務、制度仍在起步階段。在推動社會企業的整體生態環境中,還有幾個關節需要打通。首先是台灣迫切需要原生型、多樣化的社會創新,其次是公益公司的立法(請參見本人7月17日公益公司vs. 私益公司一文),而更重要的可能是計算影響力而非ROI的投資風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追求社會價值的影響力資金,空有再多的愛心或創意也無法落實成為企業。

介於捐獻與投資之間

任何運作良好、永續經營的企業本來就能為社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影響力投資特別注重對社會或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依據麥克阿瑟基金會服務、掌管3億美元基金的Debra Schwartz的經驗,她用5個P來匯總影響力投資對社會企業的貢獻。

  • Price –影響力投資基金可以接受較低的投資報酬率
  • Pledge –社會企業向銀行貸款時,影響力投資基金願意提供擔保
  • Position –影響力投資基金提供貸款給社會企業時,願意接受較低的還款順位
  • Patience –可以接受較長的投資退場時間
  • Purpose –任務導向,依企業需要而提供富有彈性的投資或借款方式

因此從本質來說,影響力投資是一種介於捐獻和普通投資之間的投資行為。雖然美國也有許多影響力基金號稱投資報酬率不比一般投資遜色,但如果影響力投資遵從5P原則,風險較一般性的基金為大,報酬不見得較高,平均ROI自然較低。

難道真有投資者願意犧牲ROI嗎?我們不妨回問,為什麼不呢?一個人只要有捐獻的習慣,為什麼他不能接受ROI雖然較低,卻有捐款效果,能產生社會效益的投資機會?

更何況跟捐獻相較,影響力投資人有機會可以回收本金,循環使用,投入下一個社會企業。同時捐獻給人授人以魚的印象,影響力投資則彷彿授人以網,使初創的社會企業在進入經營常軌後便可以自力更生,不必持續倚賴資本挹注。

投資較捐獻更有影響力

一般現代人若經濟上略有餘裕,基本上多數都會一面積極理財,進行傳統投資,追求最大的投資報酬,一面也熱心捐獻,雖然整體財富的ROI因而降低,但精神層面的滿足也是一種無形的報酬。

以下用一個極度簡化的例子來說明影響力投資如何可能左右現代人對投資與捐獻之間的分配。

假設某人有100萬美金可用資金,他將95萬元投入常見的一般性投資,每年有10%的ROI,另外5%無償捐獻給各公益組織,平均下來他每年的ROI將為4.5%。

假設影響力投資也是一個選項,他也許會將捐獻的金額降低為4%,另外投資4%在追求影響力的項目,其餘92%繼續投入傳統投資。傳統投資的ROI仍然是10%,影響力投資的ROI較低,只有5%,結果在這些假設條件下,他每年的ROI將會是5.4%。投入公益的金額增加了,ROI卻不見得降低。

這個例子裡ROI高低多少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原來他只有5%的公益預算,透過影響力投資,他可能將預算擴大為8%或更高,換句話說,他對社會公益的貢獻(也就是影響力)從5%增加到8%。如果這個人代表社會多數人,便多出60%的資金流入社會公益領域,這是何等可觀的力量。

台灣以愛心充沛聞名國際,遇有緊急災難時捐獻向來不落人後,發展社會企業的遠景令人期待。上述的三個關鍵環節:創意、制度、資金,在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的進程中,缺則事倍功半,全則事半功倍。而影響力投資要能普遍,不只需要開發觀念,制定相關制度,更重要的是有心、有能力人士的自覺,以行動參與,最後才能蔚為風氣。

MaD 2014 活動側記(一)

201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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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全會是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辦的一個面向亞洲地區的年輕人的創新交流活動。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題,回應當下不同的議題。

今年MaD的主題是『第五方向』,借用MaD召集人Ada Wong的話來講,就是:

從「缺乏想像,有太多的劃地爲牢;缺乏行動力,有太多的抱怨;缺乏同理心,有太多的自私;還有那要不得的旁觀者心態;認爲改變不關我的事」

走向「有公平正義,自由民主;有大同大愛,尊重差異;有珍惜資源,重視共享;支持你們創不同……的地方」。

週五晚的開幕典禮邀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作爲主禮嘉賓,並且邀請了十多位MaDees參與了一個即興的開幕舞蹈演出(據說他們當中有一半是在演出開始之前半個小時才見面)。


更具社會公義的 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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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John Bird說話風趣,經常手舞足蹈

首先登臺演講的是《Big Issue》雜誌創辦人John Bird。他這次沒有講太多關於《Big Issue》的故事,相反,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富人是怎麼變富的?」

答案:因爲我們都去買富人生產的東西。

那如何逆轉這一趨勢?

答案:搭建一個更具社會關懷的貿易平臺,使得窮人可以有辦法通過貿易賺取合法合理的收入。

換言之,我們需要一個更具社會關懷的 amazon.com

並且其實已經有不少人在做這樣的努力了,像Bodyshop創辦人Anita Roddick就是因爲去哥倫比亞旅行,見到了當地的窮人,而想到可以通過幫他們賣東西而開始了她的這一事業。

總結的時候,John Bird說了一句:「這個社會有太多問題了,但與此同時,這個社會也有太多解決方案了。我們需要的是讓這兩者之間可以產生對話。」


除了模仿西方以外,亞洲的發展道路是否可以有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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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Pankaj Mishra不緊不慢的道出他對西方化的發展道路的擔憂

過去幾十年,亞洲國家相繼脫離了歐美的殖民統治而成爲獨立主權國家。但是,在Pankaj Mishra看來,大多數亞洲國家目前依然還處在歐美那種發展思維的框框裏。

但是,事實表明,歐美那套社會發展的道路是伴隨着極其高昂的社會以及環境代價的,假如亞洲20幾億人都走那樣的發展模式的話,這個地球恐怕無法承受。

因此,Pankaj嘗試提出一個問題:亞洲是否可以有亞洲的發展路徑和思維


向鄉民學習 重構人際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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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謝英俊在經歷了921地震之後開始反思他的建築實踐

謝英俊是臺灣著名的建築師,他自己早年曾參與了不少都市裏的建築項目,得過不少獎項,但他直到經歷了1999年的臺灣921地震並且參與災後重建,才開始對自己的建築實踐進行反思。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謝英俊就致力於「人道建築」的實踐。

謝英俊在演講中提到,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讓人們有一個感覺,就是大部分的建築都是發生在城市裏。但事實上,中國過去三十年先蓋的房子有四分之三都是在農村蓋出來的。而且最爲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農村的房子很多不是就地取材,或者採用古老的因地制宜的建築方法,而是把城市蓋房的辦法直接搬過來,結果很多房子就變得冬冷夏熱,而且抗震能力極差。在汶川地震期間倒塌的諸多房子就是例證。

但與此同時,謝英俊發現,其實鄉民(或者說農民)古老的建築辦法是更能適應本地氣候和風格的,只是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味的追求西方化,反而將我們自己最好的東西給丟掉了。於是謝英俊帶同不同地方的鄉民,通過自己動手蓋房子,重新把那些丟棄了的知識撿回來。


「不務正業」的流行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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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手黃耀明坦言,他讀書的時候也經常「不務正業」。

明哥身份眾多,他是人山人海的明哥,是大愛同盟的明哥,但他今次擔任 MaD 講者,用的身份是「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長」。

文藝復興基金會開宗明義說:文化繁榮的基礎,是自由表達和獨立創作。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藝創作,是公民社會和文化公民權的重要基礎。

自 2012 年成立以來,文藝復興基金會籌辦了音樂節,電影節,還有夏令營,以啟蒙和開放的跨界交流拓展獨立創作空間。2013年暑假,基金會舉辦了六日五夜夏令營,明哥大部分時間都留在營地,與年青人交談,聽他們 jam 歌,看他們的演出直至深夜。之後,數十位年青營友繼續創作,向明哥提交「我地」創作計劃書。

在今年的MaD開幕演講裏,明哥說起去年由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我地」夏令營時,不禁感嘆說,那個夏天,他彷彿回到了少年時期,看着一班年輕人,在很多的一週裏,創作了詩歌、音樂、舞蹈等文藝作品,非常感動。

其實明哥演講最核心的要旨是,假如你是年輕人,就努力去嘗試不同的東西吧,多問「爲什麼不」,因爲生活是沒有所謂正確答案的。

全文轉載自The Good Lab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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