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梁玉芳(2014年8月1日)
報章、網路上的悼念文章無數,彷如明星隕落。令人驚懼的,不只是它驟然夭亡,創辦人一則貼文就宣告結業;更是它消失的方式,兩年之內廣邀各方寫手創作累積的犀利好文,一瞬之間,灰飛煙滅,與權力者唱過的反調,如同不曾存在。
即使近日已有支持者自發以各種方式要讓「類主場」媒體續命,但是,即便文章回貼了,言論自由是否也能回魂?
對香港人來說,「主場之死」宣告的是這個城市的自由開放正在流逝;在政治挾商業壓力下,失去治理主場的媒體還能存活幾時?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岔出議題是:以「社會企業」為號召的媒體,能不能在商業機制下找到生路,安然存活?
這兩個議題,都值得一水之隔、面臨相似威脅的台灣思索。
從社會企業「以商業手法,達成社會理想」簡單定義來看,每個新聞媒體若尊重自身作為社會公器的價值,那麼「每個銷售新聞的媒體都該是社會企業」,利潤是生存的手段,不該是最大目的;守護民主、監督政府才是。
但影響力卻未化為收益。主場告別信中說,「創辦至今,每月從未達收支平衡」;在政治管束愈見緊縮的香港,「從生意角度,主場新聞實在看不到曙光」。是否被抽廣告,答案是:「從未落,何來抽?」多麼苦澀。
為了做「值得看」的新聞,近年國內外出現各式「提供新聞報導的社會企業」的創新方案,打破傳統經營方式,為新聞價值尋出路。包括:眾多記者組成「新聞合作社」,撰寫深度報導於不同媒體刊載,以分攤採訪成本並增加影響力。
此外,「群眾募資」成為新聞搖籃。由記者向大眾提案,募得採訪資金,募款多寡可視為讀者對調查報導主題的信任投票。也帶有「機構消失、新聞與記者仍在」的意味。
政治力緊掐媒體經營咽喉,是香港的悲哀。至於台灣,堅持理想的媒體與新聞人必須找出新的商業模式以實踐使命,生意做得下去,良心才能存活。
全文轉載自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