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Nike學習 從傾聽到跨界合作
5月中旬,一場名爲《Open Data HK make01》的活動在Good Lab舉行。是次活動的參加者來自民間、企業界以及政府,大家在一個周末的時間裏共同創造可以解決某個社會問題的原型,再展示給所有人看,獲得他人的意見和反饋,同時不斷改進其設計。
這樣的事情也許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爲我們以往的觀念是:「官民商」三方的聲音基本是彼此獨立,互相也不樂意去聆聽對方的聲音。但正因爲缺乏聆聽,我們才遇到了很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無一不是因爲缺乏耐心的聆聽而導致的。

從傾聽到跨界合作

上世紀90年代初,Nike是一家備受關注的公司,不是因爲它的球鞋做得好,而是在於當時媒體報道了Nike的生產過程有如血汗工廠的故事。
時光扭轉。Nike今天已成爲商業可持續發展領域的一位領先實踐者,他們意識到,假如還是按照舊的那一套、依靠消耗大量資源以及廉價勞動力的商業模式運作,肯定無法持續下去,必須尋找新的思路。
Nike公司有一個願景,就是到2050年,公司產品的生產可以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把在生產過程中用到的水重新處理,成為社區可用的水源。Nike並不希望只由他們「獨家」這麼做,他們明白真正能夠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人才可能不在公司內部,而是散佈全球各地。於是,他們設計了一個叫GreenXchange 的項目,將他們公司擁有的各種工廠、供應鏈數據以及他們研發的專利成果,以創意共享(Creativecommons)協議形式公開發佈,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幫助他們早日找到解決之道。
不少化學、資訊科技人士看到這一項目之後,都表示很感興趣,而且積極參與其中。
顯然,這一次Nike是在用心聆聽,他們願意走出自己公司的邊界,邀請來自其他公司以及其他領域的人士,共同尋找解決方案。在這個案例裏,我們看到了跨界合作的蹤影,更看到了其無限潛力。

謙卑的心態是跨界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基礎

國外不乏商業、政府以及民間三個界別的跨界合作,共同解決社會問題的例子。曾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的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 Joseph Nye 最近更提出了 tri-sector athletes 的概念,意謂新世代的領導者需要具備政府、商界以及公民社會的視野。麥肯錫顧問公司全球董事總經理Dominic Barton則發表了一篇題爲《21世紀領導力》的文章,提及跨界合作之意義——商界要走出辦公室,與政府和民間人士多溝通;同樣地,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參與者也應當走出自己所在機構的迴音壁,參與跨領域的對話。《哈佛商業評論》、《史丹福社會創新評論》等具影響力的刊物也曾多次刊登相關文章,講述其重要意義。但是在香港以及內地,三方合作的例子還不是很多。原因何在?
本文開首就有提及,就是因為大家有各自的遊戲規則和圈子,對圈子以外的世界完全沒有興趣。
不過,即使是 Nike 這樣的大公司,也有單靠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一個社會問題,單靠企業、政府或者公民社會當中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找到有深刻影響的解決方案。
當 Nike 誠心向社會發出共同解決這些問題的邀請時,多元人才會從社會各個角落裏走出來。又例如,若政府將涉及民生的各種數據以開放格式和方式發佈,各界人士都能從中獲益,他們可能以這些數據做出方便市民的app,也可用數據做更精準的社會學定量研究,哪怕是政府本身,也會因爲開放數據的政策,使大家更方便查閱,大大節省成本。
跨界合作、三方合作,需要謙卑和包容的心態。跨界合作的起點,正是藉助別人的眼睛,讓自己看得更清晰,並意識到原來自己有盲點,也有看得不清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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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

    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

    黃英琦一直致力倡議和推動社會創新、創意教育和文化發展。她在十四年前創立非牟利團體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六年前創辦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為香港首所推動創意教育的高中;四年前創辦 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www.mad.asia),推動創意和創新,促進年青人帶動社會的正面改變。 黃英琦更於12年九月成立The Good Lab好單位(www.goodlab.hk),這是香港首個具備社會使命的共享工作空間,孕育來自各界的社會創業家和創革者,推動社會創新,減低貧富差距。 黃英琦積極參與公職和社會活動,曾任民選市政局議員、灣仔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現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委員、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樹仁大學校董會成員及香港設計中心董事等。 她曾為《東方日報》和《明報》專欄作者超過十年,現為《AM730》的專欄作者,也是香港電台《Back Chat》時事節目及《新自由風》的主持,後者為黃英琦創立的網上電台。 黃英琦為美國加州布蒙拿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教育碩士、嶺南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