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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貸款搞錯了方向

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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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ha社會創新學院 

編按:本文是「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創刊10年來被大學課堂上使用最多的10篇文章之一,原文標題為「Microfinance Misses Its Mark」。作者Aneel Karnani教授曾就讀於印度理工學院學士、印度管理學院MBA、哈佛大學博士。現任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副教授,專注於研究發展戰略、全球競爭、以及商業在社會中的角色。本文由「Aha社會創新學院」組織翻譯並做註釋。

英文原文:Microfinance Misses Its Mark


盡管小額貸款獲得了很多美贊,但是這種方式並未真正解決貧困問題,而一份穩定的工作卻可以。如果社會大眾真正想幫助那些最貧困的人,他們就應該停止投資小額貸款,而開始支持大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政府必須確保企業履行承諾,因為,僅僅依靠市場去解決是不夠的。


給窮人提供小額貸款是一種最新的消滅貧困的方法。像索羅斯(註一)和eBay的聯合創始人皮埃爾·奧米迪亞這類慈善家向小額貸款領域投資了數億美元。而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這類跨國的商業銀行也已經在建立小額貸款基金。甚至那些只有幾美元余錢的人們也開始關注小額貸款,他們打開小額貸款的網站,點擊鼠標,把錢借給厄瓜多爾的農民和多哥的汽車修理工。

熱衷於小額貸款的還不僅僅是慈善家、銀行和線上的個人資助者。聯合國將2005年定為「國際小額貸款年」,並且在其網站上說,小額貸款資金可以幫助微型創業者發展富有生機的業務,而這最終將回饋家庭並促進當地經濟的繁榮。2006年,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尤努斯(Muhammad Yunus)(註二)和他的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註三),並宣稱小額貸款是「一個有史以來在消除貧困問題上最有力的武器。」

正是因為人們的熱情,小額貸款機構已經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在過去10年,僅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一家就發放了40億美元的小額貸款,現在僅在孟加拉國就有700萬的小額借款者。國際小額貸款評級機構( Micro-Credit Ratings International)的印度辦公室負責人Sanjay Sinha聲稱:「2006年,印度的近1000家小額貸款機構和300個商業銀行共計向1750萬人提供了13億美元的貸款。」根據《2006年小額貸款運動狀況報告,註四》(the State of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Report 2006)報告,在全球,總共有3133家小額貸款機構向1億1千330萬名客戶提供了貸款。

人們對小額貸款熱情高漲,他們認為小額貸款能夠真正幫助到窮人。包括尤努斯在內的許多人都對小額貸款所發揮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尤努斯說:「到2030年,我們會幫助孟加拉全面實現脫貧的目標。」 《 2006年小額貸款運動狀況報告》( the State of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Report 2006)的表達稍微委婉,這份報告中指出:「小額貸款是解決全球貧困問題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但是根據筆者對宏觀經濟數據的分析顯示,雖然小額貸款獲得了一些非經濟形式的收益,但是它並沒有明顯地緩解貧困問題。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小額貸款讓處於底層的人們生活得更糟糕。在我看來,消除貧困的最好的方式不是大肆宣傳小額貸款,而應該是創造就業和提升生產者的生產力。

為了解釋為什麼與小額貸款相比,創造就業是消除貧困的更好的方法,讓我們來假設以下兩種情況:(1)一個小額貸款機構向500位婦女提供每人200美元的貸款,使她們每個人都可以購買一台紡織機並且創立她自己的微型紡織企業。(2)一個傳統的銀行向一位有經驗的創業者一次性提供10萬美金貸款,幫助她開設一家能雇佣500人的服裝生產企業。在第一種情況下,婦女必須賺取足夠的資金來償還他們高息的貸款,同時還要和同一個市場內的其他人競爭。而與之相比,服裝生產企業可以拓展經濟規模,使用現代的生產工藝和組織管理方法,使得企業主和工人一起致富。

正如上述兩種情形所展現的那樣,真正能消除貧困的方法應該是創造就業,提升生產力,而不是投資給小額貸款。但是,在詳細討論為什麼發達國家應該發展大型企業而非扶持微小企業之前,我們先來檢視一下小額貸款背後的理論依據。

小額貸款入門

在過去,窮人由於沒有抵押品無法從傳統的銀行獲取貸款,傳統銀行也不想承擔小額無抵押貸款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成本,而小額貸款這場運動改變了這一切,也給傳統銀行系統帶來災難性的打擊。對於窮人來說,小額貸款,改變了他們的生存現狀。舉個例子,一個女裁縫如果有錢購買一台縫紉機,那麼她織衣的速度會比手工制作的速度大大提高,收入也可能增加,因此,這樣說的話,小額貸款可以幫助窮人擺脫貧窮。

小額貸款通過創新性的契約實踐和組織形式來減少借貸的風險,例如將貸款借給一組人而非單獨一個人。一些小額貸款機構除了為他們提供貸款之外,還提供教育、培訓、健康護理和其他社會服務。一般來說,這些機構是非營利性的,或者機構投資人更關心窮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而非機構的盈利。其中一些大型的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初衷的小額金融機構包括,國際機遇(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OI,註五)、國際社會援助基金會(Finca International,註六)、安信永(Accion International,註七)、荷蘭小額貸款機構(Oikocredit,註八)(全球最大的私人小額貸款金融機構)和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

和非營利機構相比,商業銀行通常提供的小額貸款服務僅限於金融服務,而沒有教育,社會服務等。印度尼西亞的人民銀行(Bank Rakyat),厄爾多瓦的皮欽查銀行(Bank Pichincha),和巴西的聯合銀行(Unibanco)都直接為貧窮客戶提供貸款。一些大型的商業銀行,像印度的印度工業信貸銀行(ICIC),不直接發放小額貸款給用戶,而是通過與小額貸款機構合作的方式來借款給這些用戶。

非營利性的小額貸款機構的另一個創新之處在於它們將女性定為目標受眾。例如在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97%的客戶是女性,因為尤努斯覺得「女性有更長遠的目標,並且她們更迫切要改變她們的生活」。另一方面,「男人對金錢更麻木」,女性更擅用錢財。跡像也確實顯示,當女性拿到小額貸款後,她們將錢更多地用在提高家庭的健康、安全和福利上。

小額貸款一個很重要的賣點在於它主張賦予女性更多自主權。研究顯示小額貸款提高了婦女在家中的話語權,提高了其在社區內的地位,她們開始關注社會和政治議題,自尊和自我價值也得到了提升。但是小額貸款其自身無法擺脫根深蒂固的男權觀念,一些女性雖然可以獲得貸款,但是卻無法支配這筆資金,生意的收入也無法掌管。所以總的來說,小額貸款確實賦予了女性一些權力,但也僅僅是那些非經濟形式的一些權益。

小額貸款的失敗之處

盡管圍繞小額貸款的各種討論聲音非常多,但是很少是關於它的影響力的。一項關於小額貸款的最全面的研究得到這樣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相比於貧困線以下的人,貧困線以上的人獲得了更多的好處。因為收入越高的人,越願意承擔風險,例如將錢投資在在最有可能增加收入的新技術上。相反,窮人則傾向於保守型的貸款以維持現狀,而很少引進新技術、購買硬件設備或雇佣勞動力。

據Basix(一家印度農村金融機構)的首席Vijay Mahajan觀察,小額貸款有時候甚至減少了那些最底層的窮人的現金流。他覺得小額貸款給那些最底層的窮人帶來的似乎更多是壞處而不是好處。一個原因可能是小額貸款機構的利率更高。Acleda(一家專門從事小額貸款的柬埔寨商業銀行),月利率達2%~4.5%。還有一些小額貸款機構收取的費用更高,按照年利率推算的話,將近30%~60%(註九)。小額貸款的推崇者說,這個比率雖然很高,但是依然遠低於那些非正規放貸者收取的利率。但是,如果窮人賺取的利潤要低於他們花費的成本,那麼他們只會因為小額貸款變得更加貧困而不是更富有。

小額貸款想要資助窮人通過創立自己的企業而致富,但這些窮人創立的企業本身其實問題多多。從字面上理解,一個小額貸款的客戶是一個企業家:她籌集資本,管理業務,將賺的錢帶回家。但是「企業家」是那些發達國家中的英雄,他們通常很有遠見,可以將新的主意轉換成成功的商業模式。盡管一些小額貸款的客戶也開創了有遠見的業務,但大多數仍在生存線上掙扎。他們通常沒有專業的技能,所以不得不和其他的貧困的個體戶一起在最低級的業務上競爭。他們大多沒有雇人,只有極少的資產,並且業務規模很小、效率低下、收入微薄。換句話說,大多數的微型企業規模都很小而且大多是失敗的——和聯合國宣傳的「微型企業將快速成長,最終成為蓬勃發展的經濟體」相反。

這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大多數人是沒有技能、眼光、創造力並且缺乏創業所需要的恆心。即便是發達國家的那些受過高等教育、享受金融服務支持的人,他們中的90%也是雇員,而不是企業家。

小額貸款的現實是,它沒有承諾中的那麼吸引人。即便是像《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這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註十)的堅定擁護者,也開始承認說「有那麼一些研究證明小額貸款是有益的,但它並不如宣傳的那樣好。」

脫貧,靠的是就業,而不是小額貸款

小額貸款無疑是個崇高的理念,也是真正的創新,它帶給客戶積極影響,尤其影響了婦女的非經濟權力。它還幫助窮人應對周期性危機或意外災難,增加他們的抗風險能力。但關鍵問題是,小額貸款是否真的有助於消除貧困?而在這一方面,它做的遠遠不夠。

       

中國,越南,韓國的貧困人口近年來顯著減少,盡管那裡幾乎沒有小額貸款。另一方面,盡管小額貸款大量湧入孟加拉,玻利維亞和印度尼西亞,但那些地方的貧困問題依舊嚴重。

事實上,大多數小額貸款客戶不是主動去選擇當微型企業的企業家的。如果可能,他們更願意到工廠工作,領取一份合理的報酬。「窮人企業家」這個稱呼太過浪漫,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註十一)對這些人的描述更合適:「自營工人(own-account workers)。」

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支付合理的工資,這才是消除貧困的最好方式。國際勞工組織指出:「沒有什麼比就業更能有效地扶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就業是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之間的一個關鍵環節。有酬勞的生產工作可以確保窮人也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再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印度和非洲地區這些年的扶貧和創造就業的不同模式,這些國家中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貧困人口。它們奉行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迄今為止的結果也大不相同。

在中國,工人是一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群體。同時,近幾十年來的貧困人口比例顯著下降。而在同一時期的非洲,工人本來就很少且不斷萎縮,貧困率維持不變。印度介於前兩者之間:工人的數量增長了一些,貧困人口縮減了一點。

在這些國家,許多人有工作卻仍然掙扎在貧困線上,成了「窮忙族」。一個人是否貧窮,取決於TA的收入、家庭成員的數量及家庭成員的收入。生產力提高,工資隨之上漲,人們便有機會擺脫貧困。這就是為什麼就業機會永遠不嫌多。當然這些國家還需要不斷采用新技術,提升管理水平和專業化程度,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面,印度的表現很平庸,非洲則令人沮喪。對印度來說,原因之一是企業規模太小,平均企業規模不到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十分之一。過分強調小額貸款和創立小微企業,只會使這個問題進一步惡化。

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政府同時投資小微企業和大型企業是可能的。但政府應該優先采用有較高回報的發展路徑。阿馬爾拜德(Amar Bhide,註十二)和卡爾·施拉姆(Carl Schramm,註十三)在《華爾街日報》中寫道:「脆弱國家的政府只有這麼多的政治資本和能力,因此,按照一定的准則發展至關重要。」

政府的責任

扶貧不能僅僅用經濟學的術語來定義,它同時需要提出和解決一系列更深遠的需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註十四),曾雄辯地說道:發展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斷讓人民享受到真正自由的過程。」社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由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而這些自由還能夠帶來個人收入的增長。諸如公共安全,基礎教育,公共衛生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服務的發展孕育了這些自由,提高了窮人的生產力和就業能力,從而也增加了他們的收入和福利。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聲稱加強公共設施和服務建設是他們的職責。然而,他們很少能夠很好地兌現承諾。來看看印度的情況:經濟正快速增長,股票市場正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印度各公司正向國外擴張,並且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正是最好的時代。

和這樣的美好景像截然不同的是印度的另一面:79%的人口每天依靠不到2美元生存,39%的成年人是文盲,31%的農村家庭和9%的城市家庭無法獲得干淨安全的飲用水,81%的農村家庭和19%的城市家庭沒有廁所,10%的男孩和25%的女孩無法上小學,49%的孩子體重過輕,9%的孩子在5歲前夭折,每年40萬個孩子被痢疾奪去生命。

印度私人部門的繁盛背後是政府的徹底失敗,並且印度的窮人成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富人能從私營企業購買服務,中產階級是有限的公共服務的主要受益人,而窮人幾乎沒有任何途徑獲得公共服務,也支付不起私人部門提供的服務所需的高昂費用。例如,有錢人的孩子上私立學校,中產階段的孩子能上私立或者公立學校,而窮人的孩子一般上不起學,或者去教學質量較差的公立學校。

市場不是萬能的  

印度不是政府失職的個例,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印度一樣缺乏有力的公共部門。因此,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與政府管控相比,市場本身能夠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小額貸款能夠廣泛流傳的原因之一:小額貸款是基於市場調節的消除貧困的方法。

然而,即使是那些支持利用市場去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們,也不會要求政府完全退出。提出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 system,註十五)的已故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註十六),也並不希望政府完全退出教育這個領域。從代際公平(註十七)的角度來看,政府必須提供基礎教育。另外,在市場失靈時,政府也必須提供相應的服務。在一些領域,比如需要很大規模才能實現規模經濟的領域和自然壟斷領域(如自來水),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領域(如公共衛生),市場調節作用會失靈。在上述領域,市場調節可以作為政府管控的補充,卻不能取代其地位。例如,一個地區雖然有私營自來水公司,然而,政府部門必須對其價格進行監管,以確保窮人也能夠承擔得起。

商業思想大師普哈拉(C.K. Prahalad,註十八)說:「如果一個地方連下水道和飲用水都沒有,我們是不是也不應該讓那裡的窮人購買電視和手機?」寫到孟買的貧民窟時,他認為:窮人承認,自來水的獲取並非一個 「實際選擇」,所以他們會將收入用於他們現在就可以得到的東西和那些可以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的東西。這就開啟了一個新的市場,他同時呼吁私營企業通過向「金字塔底層」(bottom of the pyramid,BOP,註十九)的窮人售賣商品而賺取可觀的利潤。

然而「金字塔底層」理論掩蓋了一個現實問題:為什麼貧民要接受他們不能獲得自來水這個事實?即使他們已經接受了這個悲觀的現實,我們為什麼要接受?相反,我們更應該強調政府在此方面的失敗,並努力試圖去改變。而這一過程中,給貧民發言權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印度的私營部門一片繁榮景像,工商業界、官僚、政治家以及媒體都在忙著道喜。誠然,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擁有了手機。但是,留在大家腦海中的印度印像不是這些用上了手機的人,而是那些因為沒有公共廁所而隨處大小便的人們。即使在印度的商業中心孟買,隨處大小便的人也占了50%。私營部門的成功確實值得祝賀,而另一方面,可能更應該帶著憤怒去譴責政府在提供基礎服務方面的無能。

總的來說,應建議政府、工商業界以及民間團體重新分配其各自的資源與精力,將重點從小額貸款轉向支持大型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在中國、韓國、台灣以及其他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正是這樣的做法在有效地消除著貧困現像。與此同時,他們應當提供一些旨在提高貧民就業能力與生產力的基礎服務,否則,他們將永遠無法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


註一:索羅斯:喬治·索羅斯,本名是索羅斯·捷爾吉,是匈牙利出生的美國籍猶太裔商人,著名的貨幣投機家,股票投資者和政治行動主義分子,用金融市場來實驗自身的哲學理念。1997年,索羅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經理開始大量拋售泰銖,泰國彙市場立刻波濤洶湧、動蕩不寧,並波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引起97亞洲金融風暴。但同時,他又是一個慈善家、哲學家,他曾獲得的代頓和平獎,是根據1995年簽署的旨在結束波黑內戰的代頓和平協議而命名的。僅在2000年,索羅斯旗下的援助波黑基金會就為波黑的教育、衛生、社會發展等領域投入了近5億美元的資金,還把2萬5千美元獎金捐獻給波黑的重建事業。他還將自己的錢,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用於貧困學生的上學問題。

註二:尤努斯:孟加拉國銀行家、經濟學家,教授,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為經濟學教授,尤納斯發展了「小額貸款」和「小額金融」的理論和實踐,創建了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給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貸款。2006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授予他與孟加拉國鄉村銀行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他們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尤努斯也曾獲得過包括世界糧食獎在內的多個國際榮譽。

註三:格萊珉銀行:1983年,尤努斯正式成立了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格萊珉銀行被稱為「窮人銀行」,因為它打破了窮人被視為「金融界不可接觸者」(因窮人無法提供貸款擔保或抵押)的規則。但事實上,格萊珉銀行不是一家慈善機構,而是一家自主運營、自負盈虧的金融企業。在過去30多年間,這家銀行機構從最初微不足道的27美元,發展成為總資產超過15億美元、2500多家分支機構的龐大金融集團。這些年來,這家以消除貧困為最高宗旨的金融機構已幫助超過400萬人成功脫離貧困線。2009年格萊珉銀行實現收入20.98億美元,淨利潤538萬美元。

註四:《2006年小額貸款運動狀況報告

註五:國際機遇組織:國際機遇組織是一個有30多年歷史,致力於幫助小生意人得到融資提供擔保,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國際性組織,從1971年創立以來已經在世界上26個國家開展工作,客戶超過40萬。2003年2月初在安徽合肥登記注冊為外商企業,到6月份,6名已經接受了2個多月培訓的信貸員開始了小額貸款擔保的市場發展工作。

註六:國際社會救援基金會

註七:安信永(Accion International)

註八:荷蘭小額貸款機構(Oikocredit)

註九:小額貸款利率情況相關鏈接:

新浪上海《小科普:銀行小額貸款利率知多少?》:就在中國人民銀行最近頻頻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的同時,各大銀行小額貸款利率也開始大步上浮。記者從銀行方面了解到,目前小額貸款利率大多在央行基准利率之上,不少銀行的上浮幅度維持在10%~30%。

註十: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蘇形式,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際經濟政策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國際用語上,新自由主義是指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在國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支持利用經濟、外交壓力或是軍事介入等段來擴展國際國市場,達成自由貿易和國際性分工的目的。新自由主義支持透過國際組織與條約(如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對它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新自由主義支持私有化,反對由國家直接干預和生產(如凱恩斯主義)。為增進公司效率,新自由主義反對最低工資、勞工集體談判權等政策。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認為這會妨礙民主制度。

註十一: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是一個以國際勞工標准處理有關勞工問題的聯合國專門機構,總部設在瑞士的日內瓦。它的秘書處被世界各地的人稱為國際勞工局。該組織曾在196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註十二:阿馬爾拜德(Amar Bhide):塔夫茨大學國際商業專業的教授,《資本主義和社會》(Capitalism and Society)的編輯,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會員。

註十三:卡爾·施拉姆(Carl Schramm):美國經濟學家、企業家、考夫曼基金會(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前主席和CEO,被稱為「全球創業教父」。

註十四:阿瑪蒂亞·森: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准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論述,1998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被稱為關注最底層人的經濟學家。

註十五:教育券制度:教育券是政府發行的教育債券憑證,面向那些就讀於私立學校的學生的家長,家長可以憑借教育債券抵消一部分的學費。在沒有這項制度前,那些在私立學校讀書的學生家長仍然要為公立學校交稅,這樣一來,他們其實同時資助了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教育券制度旨在通過債券抵消學費的方法,讓家長和孩子有更多機會選擇適合他們的學校。但這項制度的反對者們認為,不管是誰,都應該在發展公共教育方面承擔相同的責任,而這些制度的推出可能會影響公立教育的籌資和發展。

註十六: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復雜性等範疇的貢獻,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註十七:代際公平:代際公平是可持續經濟學強調的一個資源配置概念。傳統經濟學注重在狹小的時空中配置資源,其發展方式是靠消耗現有的自然資源維持的。它的後果是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被破壞,維持人類生存的長期經濟發展沒有保障。現在,經濟學家提倡將代內公平拓展到代際公平,要求人類在發展經濟時對自己的後代負責,多考慮後代的生存和發展,注意資源配置時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保護,把對單純物質財富的追求和滿足轉變為對人的全面發展的追求,在經濟發展中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的經濟發展構成危害。

註十八:普哈拉(C.K. Prahalad):密西根商學院的企業管理教授,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歐洲知名管理學院 INSEAD 及印度管理學院客座教授,被譽為全球最先進的策略思想家之一。

註十九:金字塔底層:BOP的英文全稱為「Bottom of the pyramid」,即(經濟)金字塔的底層。根據財富和收入能力,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富人,擁有大量獲取高額收入的機會;超過40億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龐大人口群體,生活在金字塔的底層。C.K.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在他的著作 《金字塔底層的財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裡提出了一項非常簡單卻極其革命性的主張:不要再把貧困群體看作受害者或社會負擔,而要把他們視為有活力、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和有價值的消費者,一個嶄新的機會之門就將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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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司好創益/不只賣餐 綠蔬投入生命教育

201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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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記者陳怡臻(2014年10月6日)

位於公館商圈的綠蔬社會企業與其他自助餐店氛圍不同,是一家素食餐廳,看起來卻更像咖啡廳。店內採光以的大片落地窗為主,窗外除了精緻的園藝設計,還有公益團體的活動展示,可以看見店家經營店鋪的用心。

綠蔬社企店長黃國華說,綠蔬並不是個有機蔬果販售平台,團隊只是想透過實體店面,一方面提供弱勢工作者就業機會,也讓外食者有機會攝取健康食材,所以店內寄賣的商品,也多半以零食為主。

(綠蔬是素食餐廳,看起來卻像咖啡廳。圖片來源)

投入公益活動超過18年的黃國華分析,「弱勢族群除了就業需求,更需要透過教育建立自信心」。綠蔬想從孩子的教育做起,從小培養人文藝術基礎,讓小餐廳發揮大功能,提供就業機會,也會將營收回饋至遲緩兒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

綠蔬社企位於公館,消費族群涵蓋學生、上班族及老年人,也因此綠蔬除了聘僱弱勢、提供小農上架機會外,每天也會提供愛心餐盒,讓周邊獨居老人領取。
黃國華說,時常遇見就讀台大、師大優秀的孩子,年紀輕輕就成為意見領袖,卻不懂怎麼面對成功背後的失落;身心不夠成熟的情況下,面對掌聲的同時,內心會更焦慮、慌亂,反而更容易用情緒性的行為引發關注,發生更多令人遺憾的社會問題。

(綠蔬素食餐廳創辦人黃國華。圖片來源

「這些孩子太早成功,卻不夠成熟」,黃國華說,台灣社會應正視這個問題,建立輔導機制、幫助學生面對生命課題,這就是綠蔬想未來扮演的角色-公益教育平台。

他表示,近期已著手規劃相關講座,針對大學生、社會新鮮人,提供生涯發展和生命教育的系列課程。在收費部分,綠蔬社企也認為,免費講座不易被重視,綠蔬相信,有企圖心的年輕人,一定願意付出小額費用及一個下午的時間,探索生命的課題。

圖片來源

全文轉載自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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