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選舉的季節，許多候選人紛紛祭出「拼經濟」這個口號。身為純種經濟系出身的我曾經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台灣四小龍也是最讓人驕傲的經濟奇蹟。但是，受了公共政策學院一年多以來的薰陶，接觸了很多更批判性的思考之後，我不禁反問自己：到底拼經濟是不是台灣現今最重要的一件事？到底拼經濟的本質是什麼？是讓富著恆富、貧著恆貧？是開放市場自由化？是補貼竹科企業讓台灣產業競爭力更強？
我的疑問是：經濟成長的本身是拉大貧富差距的話，這樣算是正義的社會嗎？經濟不斷成長的背後我們得到了量的成長，但是質的快樂呢？
針對這些問題，我今天想來談一下快樂經濟學。關於快樂經濟學，我不太確定要怎麼下一個定義，基本上這是一門使用快樂做為衡量社會福利的學科，以彌補傳統總體經濟指標的不足，而衡量的方式是結合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的方法，所以才命名為快樂經濟學。至於傳統的經濟學衡量社會福利的方式使用的是財富，最陽春的指的就是國民生產毛額（GDP）進而看出經濟成長了多少，這正是我們政治人物在拼的數字。會產生快樂經濟學是因為很多人發現，西方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變的越來越富裕，人也越活越久，但是人好像沒有因此變的比較快樂，所以有人就使用快樂指數作為衡量國家的發展和政策，看看到底哪些因素會影響人民的快樂，提出以”讓人民變的更快樂”來做為政策的宗旨和目標。
聽起來很抽象，那到底實際上要怎麼衡量運作呢？簡單介紹一下，這樣的研究多半是透過家戶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大樣本的資料，而關於快樂指數其實問的問題很簡單，就是問受訪者覺得自己的生活整體來說有多快樂多滿足，然後給他自己從最不快樂是１到非常快樂是７來選擇分數，訪問時盡量不加以解釋快樂的定義，讓受訪者覺得幾分就是幾分。之後才問一些基本資料的問題，比方說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狀態等。有人會覺得，那這樣可以知道什麼，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都不一樣？其實就是因為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都不一樣，我們才要蒐集足夠具代表性的樣本，用一些經濟統計的方式分析到底不同國家或不同的種族和政策之下，怎樣的因素會影響人們快樂與否。（細部的問題，比方說很多變數之間會互相有關係等之類的都是使用統計的方法可以解決，在此就不詳述）
而從快樂經濟學的研究發現，財富和快樂程度大抵來說是有正相關沒錯，但是在某些社會或群體裡收入的成長卻不是讓人快樂的充份條件，研究中發現到有一群十分奇怪的人，他們的收入在整個社會是中上，他們的快樂指數卻相對的低，這群人我們叫他們煩惱的成功者（frustrated achiever），經過進一步研究分析後發現這樣的情形多半存在於社會貧富差距很大的社會，特別是生活水準很高的大城市裡，這些人的所得在繁榮的大城市裡是所得相對低一些的人，但是絕對比很多非洲國家的平均要高。而在競爭激烈同時缺乏安全福利政策的社會裡，導致他們對工作的穩定度存在高度不確定性，這些人覺得社會的階級流動像一攤死水，含著金湯匙出身就可以做王子、含著蚵仔麵線出身的以後就幫家裡賣麵線，即使賣麵線也能得到不錯的收入。這樣的情形，如果使用傳統的經濟學去衡量福利的時候是不會發現的，因為社會階級的流動性和人民對未來的期望是沒辦法從GDP的成長與否看出來的。
當然，這樣的學科招致很多批評，因為衡量的東西很抽象，加上文化種族因素的影響使得跨國的比較有偏頗（比方說某些種族的人天性就比較快樂）。還有被批評的一點就是，在十分貧窮的社會裡，不保持樂觀是很難生存的，所以心理 學中人們有一種自然的適應性（adaptation）去適應自己生存的環境，那難道我們就不重視非洲那些快樂的窮人的問題了嗎？還是我們應該把社會的資源分配給一心只想和富翁比較財富的Frustrated Achiever。這樣抽象的快樂研究可以提供實際的政策參考嗎？
我同意這樣的研究有很多問題與爭議性，但是我不同意因為這些問題快樂經濟學就不具有重要性與參考性。首先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到底政策領導人要帶領國家走向怎樣的社會？如果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希望人民更快樂，那快樂經濟學就不會沒用，只是我們要怎麼去適當解讀或小心參考這樣的數字背後的問題與涵義罷了。因為社會和人的本身，本來就很複雜，快樂經濟所存在的衡量問題和偏頗性，所有傳統經濟的變數也都有，而跨國性比較的問題不管使用哪個總體變數也都有偏差，但是我們還是用得很開心。所以我想快樂經濟學可以提供當地執政者一個目標和省思，到底應該要讓人民走向怎樣的社會才是快樂的。
所以說，要拼經濟嗎？我想沒有人會說不要，但是拼經濟絕對不是讓整個社會更美好的充要條件。財富分配、失業問題、財稅政策、社會福利都是拼經濟背後更重要的質的提升，而政府的目的不就是要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嗎？不然所有的東西都私營化、自由化就好了，這應該是經濟學裡能達到最高效率的方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