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座城，長年風調雨順、豐衣足食，大人買樂透必定中獎，小孩打GAME一定過關。怪哉，天底下豈有此等好事？
原來關鍵在於，城的地窖裡關著一位小女孩。小女孩並沒有犯錯，但是只要關著她，別理會她的哀號哭泣，城裡的人就可以繼續幸福美滿。反之，一旦放出無辜被關的小女孩，這座城就會恢復常態，偶爾天災人禍，樂透未必中獎、打GAME未必過關。
城裡的人該怎麼辦？應該放出小女孩而犧牲自己的幸福，還是關著小女孩繼續自己的快樂？難以抉擇。
這當然是一個比喻，來自哈佛教授桑德斯（Michael Sandel）的大作《正義》這本書。我覺得故事裡的角色，很像台灣社會與東南亞社福移工，而我們這些城裡人，也面臨同樣的道德抉擇。
社福外勞每日工時14小時、半數全年無休、17年沒調薪
當前的台灣，約有21萬名社福外勞，她們絕大多數是女性，照顧台灣的老幼病殘。
為數21萬的她們，雖然生活與工作在台灣，雖然台灣訂有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雖然勞基法將每日工作八小時與基本工資訂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但是，這些都與她們無關。
在很久很久以前，大約2007年左右，她們和勞基法還有一點點關係，那時她們的每月薪資，名義上符合勞基法的最低基本工資，15840元。後來基本工資調漲，政府為了避免得罪廣大的社福外勞雇主，所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將她們的薪資與勞基法脫鉤。至於她們普遍工時過長、休假不正常的狀況，政府則是兩隻眼睛都閉上。根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資料，台灣的社福外勞每日平均工時14小時，半數全年無休。（http://ppt.cc/Suhr）
今年（2014年）六月中，改制後的勞動部傳出要調整她們的薪資，要讓她們七天有一天休假，以符合勞基法。這個遲來的正義，合情合理合法，只不過想讓她們在以人情味著稱的台灣，享有「最低標準」的勞動條件。
各大媒體並不直接反對，不過倒是有志一同，不訪問21萬個她們的看法，而是訪問了想當然爾反對的一方，雇主。「台南的徐姓雇主說，她不是不願讓外勞休假，但她前兩名外勞都是休假後一去不復返。」（聯合晚報：雇主：外勞休假，誰來代班？）。嗚呼哀哉，這麼差的勞動條件，憑甚麼指望人家要乖乖回來呢？
同人不同命？同工不同酬？
也罷，台灣的媒體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只訪問台灣人，情有可原。不過，這樣的民眾反應和報導方向，真的是站在台灣的立場嗎？繼續將社福外勞的勞動條件壓在勞基法的標準之下，真的對台灣好嗎？我很懷疑。
凡事有利有弊。如果維持現狀，省錢是最大的好處，無需贅言。至於壞處是甚麼？我也站在台灣的立場，說說維持現狀對台灣有哪些不好。
首先，維持現狀，意味著我們認可同人不同命、投胎最重要。「她們」雖然在台灣工作，仍是外國人，不是「我們」，所以領低於台灣法律規定的薪資，不能和我們一樣按時休假，理所當然，沒有關係。那，我們還能指責有人含著金湯匙靠爸選市長嗎？還能嘲笑董事長的無能子嗣妄想接班的醜態嗎？
其次，維持現狀，意味著我們認可同工不同酬，而本勞也持續缺乏競爭力。試想，聘請一位台籍家事幫傭的費用，可以同時聘請三位家事外勞，誰還要聘用本國人呢？
第三，維持現狀，也就是持續證明勞基法形同虛設，我們默許政府不需依法行政。風險在於，今天是她們被排除在勞基法之外，明天是誰？一個解決之道，是明確宣示「非中華民國國籍者不適用勞基法」。甚至更極端一點，乾脆廢了勞基法，回到叢林法則。
當「海外工作」的主角換人
台灣常常被欺負，很多事情我們都不能決定。例如，能不能叫對岸的飛彈轉向、能不能去釣魚台釣魚、能不能拒吃美國牛肉、能不能去聯合國參一腳，通通操之不在我。
難得在社福外勞調薪與否、休假與否的題目上，台灣有幾乎百分之百的決定權。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大從國家，小至公司，都不是為了追求正義而構成的組織，道德也有遠近親疏之別，而政策總是有利有弊，總有人要吃點虧。而在這個議題上，我們是公民，她們不是，我們可以投票，她們不行，所以結果很清楚，我們要省錢，她們得繼續工作，不但不該向上調薪，還應該向下調薪，反正她們還是願意來工作，就算犧牲一些情理法，也是莫可奈何。
回到最初的故事。如果我們這些城裡人，最終仍然決定把無辜女孩繼續關在暗無天日的地窖，以保有自己的富足安樂，那麼，下回要是我們自己不幸成了那位小女孩，被當作成就他人富足安樂的犧牲品，也就只好認命了。
同樣的，如果下回台灣的子弟在海外打工被剝削，與當地人同工不同酬，我們也千萬別抱怨。如果下回我們自己在辦公室裡被欺負、被踐踏、被犧牲，也只能惦惦承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