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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業,用創新屯墾新疆域

201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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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都需要市場、資金、團隊,還有一樣因素,就是創意。歐巴馬的「社會創新基金」,卡麥隆的「大社會銀行」,都讓具有顛覆性、原創性的社會創意能夠驗證可行性,敞開公共服務的大門。杜拉克和韓第早已大聲疾呼:非營利的經濟活動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

2000年結識一位在矽谷知名創投公司任職的青年俊秀凱玲,幾年後有一天她從德州送來一封電郵,告訴我她剛辭去華爾街薪資優渥的工作,決定在休士頓落腳,開始她的「社會創業」。又過了幾年,凱玲邀請我參加一次特別的聚會,與十幾位剛從監獄釋放的更生人共聚一堂,披薩加可樂,輕鬆地聯誼,見證她社會創業的成績。

原來當年凱玲訪問休士頓監獄,聽說出獄的犯人,兩年之內再次犯罪的回籠率竟高達50%,因為他們在監獄蹲得太久,出獄後親友關係失聯或避不相見,原有的謀生技能早已與快速變遷的社會脫節(例如許多人沒用過手機、筆電),走投無路,只好重拾起昔日的勾當,結果再蹈法網。

患不均?來點社會創新

凱玲目睹這個問題,不僅動了惻隱之心,還劍及履及,辭了工作,動用她在金融界的人脈,成立了基金會。基金會到監獄開課,指導即將開釋的受刑人撰寫創業計畫書,傳授基本的商業概念,結業前還舉辦創業計畫書大賽,邀請創投家擔任裁判。受刑人獲釋後,凱玲想方設法安排小額貸款或投資,並且組織更生人校友會,定期聚會,就算沒了親戚朋友,還有過去「同窗」彼此打氣。

經過幾年的運作,基金會輔導的更生人回籠比率低於10%,許多人真正得到再生。這樣的成果,讓不少監獄主動找上基金會,請求提供相同的輔導,政府補助經費和民間捐款也源源而來,幾年間,她的基金會已經有二、三十位員工,一年好幾百萬美元的經費。凱玲的夢,結合她的專業,幫助了上千位可能再次墮落的社會邊緣人。

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都需要市場、資金、團隊,但是還有一樣大家常忽略的因素,就是創意。資本主義當道的時代,創新的焦點完全集中在私有部門, 目標是如何創造更多的財富,使之不至於「患寡」;至於經濟活動的另外一支重要任務——如何適當地分配財富,避免「患不均」,變成政府部門的專屬義務,演變成稅負或社會福利之屬的政策問題。但是跟政府部門談創新,就好像期望大象學會翻觔斗。還好近年著名MBA學府紛紛推出「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ing)或「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的課程,而且普遍受到學生的歡迎——要教翻觔斗,還是教大象背上的猴子比較容易。

大政府轉向大社會

有人分析西方民主國家提供社會福利的歷史,大約可以分成四個不同的階段。二十世紀初,英美政府幾乎不參與任何社會福利工作,所有的負擔落在家庭和民間慈善組織肩上;一九二九年大蕭條後,英美擴大政府職能,政府當起大家長,直接提供各種扶貧、救濟、失業、養老等等福利方案,民間的功能反倒逐漸式微;第三個階段裡,政府和民間形成承包關係,政府把許多在第二階段中拉攬上身的責任外包給民間單位執行,以增加效率,減少政府開支,卻沒有改善社會福利的積極野心;這種消極態度,在美國歐巴馬和英國卡麥隆上台後有所突破,因此可以稱為第四階段的開始。

歐巴馬於2009年編列五千萬美元預算,成立「社會創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 SIF),金額雖低,願景卻很遠大。它就像一般創業基金裡的種子基金一樣,提供小量資金,讓具有顛覆性、原創性的社會創意能夠驗證可行性,成功了,再放大規模,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受益。如2010年7月時SIF宣布獎助名單,共有十一個基金會獲得從兩百萬到千萬美元不等的資金補助,它們所提供的社會福利工作包括弱勢家庭青少年就學就業輔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和財務規劃,經濟落後地區的脫貧計畫等。這些百花齊放的創新點子,在受到法令或立法程序五花大綁、死氣沉沉的政府部門裡,根本不可能出現。

2010年5月當上英國首相的卡麥隆,7月就宣布成立「大社會銀行」(Big Society Bank),號稱動用四億英鎊,敞開公共服務的大門,結合民間慈善組織和社會企業,引進豐沛澎湃的社會創新能量,打造一個全民參與的大社會。大社會,正是從前大政府的對照,它是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共同創造的社會願景。

其實早自二、三十年前起,美國管理學泰斗彼得.杜拉克和英國管理大師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就已經大聲疾呼:非營利的經濟活動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杜拉克認為應該將非營利組織的生產力提高三倍,韓第也鼓勵思考新的組織結構,以迎接未來日益重要的非營利組織經濟。他們兩人在大西洋兩岸著書、撰文、演講、成立基金會,提倡非營利活動的音量並不亞於他們早年對營利活動的關注,時代潮流的發展也正面呼應他們的遠見。

由於民主選舉民粹當道,政治人物只好用政策買票,現存的社會福利一項不能少,新的政策一件一件加上去,稅賦一分錢不能增加,政府部門還必須越小越好,結果自然導致政府及整個社會向民間尋找資源,以應付日益龐雜的社會福利需要。資料顯示,美國民間非營利部門已經占GDP的7%,高於4.7%的國防預算,而且不斷持續成長。

公正、永續、社會全員共享

究竟什麼樣的創新可以稱為社會創新?它和一般的創新有何不同?史丹佛大學出版的《社會創新評論》(Social Innovation Review)季刊對社會創新做出以下的定義:「社會創新提出一種新穎的方法來解決某項社會問題,這個方法跟舊的方法相比,更有功效,效率更高,既公正又能夠永續,而且它產生的價值由社會全員共享,而非由少數個人獨占。」

社會創新的成果雖然以軟性的服務為主,但是也不乏以硬體創新做為致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y)的案例,例如麻省理工學院主導的「一童一筆電」(One Child One Laptop)計畫, 還有許多為貧困落後地區設計的飲水設備、衛生器材,甚至醫藥,都牽涉到實體的創新。社會創新並不排斥獲取利潤,但是利潤是為了能夠永續經營,或者擴大服務對象, 而不是為了少數的投資人或經營者。

最有名、貢獻最為卓著的社會創新,應該是「微型貸款」(microfinance)。孟加拉人尤努斯(Muhammad Yunus)博士創辦鄉村銀行(Grameen Bank),三十年間貸出接近十億美元, 讓數千萬既無抵押擔保也無信用額度的低收入戶,能夠得到小量現金,從事起碼的營生,脫離無止境的貧窮夢魘。鄉村銀行的成功讓許多商業銀行看到窮人市場這塊大餅, 紛紛推出各種類似的貸款方案,但是最大的差別是,鄉村銀行以利潤養組織和客戶,商業銀行則期望更高的利潤以報答股東,因此貸款利率較高,偏離了微型貸款服務社會的原始宗旨。

1960年甘迺迪在總統大選前發表成立「和平志願團」(Peace Corps)的政見,五十年來超過二十萬以上的美國年輕人足跡踏遍世界各個角落,從事各種志願工作,為美國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這可以說是美國政府主導社會創新的一個成功案例,但也可能是最後一個。

今天全世界民主國家背負龐大的財政赤字,卻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考驗,人口高齡化, 財富兩極分配,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居高不下,再加上不做就太遲的環保問題,簡直是千頭萬緒,政府資源卻捉襟見肘,唯一的出路是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創業的環境,鼓勵民間部門參與,釋放社會創新的能量。有創意的創業者,也多了一個選擇,開公司賺大錢不必是唯一的選項。

全文摘自遠流出版《錫蘭式的邂逅:我在創意之都矽谷的近距離觀察》第三部新管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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