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鬼門開的月份裡，我們談得不是鬼怪、是死亡。所有的好兄弟也曾經是人，你害怕死亡嗎？人生的終點可能突然造訪，也可能是緩慢地到來，每個人最終都要面對生命的結束。在離世之前，我們如何更健康地面對死亡？如何留下更好的世界？本月專題，跟著社企流一起樂看生死。
關於我們遇見死亡的那件事
社企流／文：Jenny Yeh
「死亡，只是一個過程，就像是睡著一樣，等待下次醒來的時刻。」作為台灣第一位特殊現場清理師的盧拉拉，大學念的是生死學，7 年多前他從禮儀師轉行，進入特殊現場清理。面對生死，他在意的並非死亡本身，而是人們是如何生活、如何迎接死亡到來，他說：「人走了就是走了，怎麼活才是最重要的。」
見過各種死亡現場，看盡人世百態、人情冷暖的盧拉拉，印象最深的案例是一位來自南部的北漂青年，身為家庭經濟支柱的他，後來罹患思覺失調症，因兩個月未繳納房租才被房東發現輕生家中。盧拉拉在協助清理遺屋時，遇到他的家人時，只是輕輕地問了一句：「他還剩下多少錢？」這讓盧拉拉不禁深思社會關係為什麼會變得如此疏遠、薄弱，家人存在的意義僅止於給予彼此經濟上的支持嗎？
在疫情嚴重時，盧拉拉接到朋友的請託，希望他能送物資給一位剛出院的長者。當他將物資送到去長者家中時，據盧拉拉轉述，「那房子是狹長型的頂樓加蓋，雖略挑高，但僅靠著風扇維持室內通風，屋外的涼風反而更為舒適。」踏入屋內才發現，原來除了一對臥病在床的父母，還有一個 40 多歲、患有智能障礙的孩子，「他們僅靠著低收入戶維持現在的生活，彷彿只是在『等待死亡來臨』。在他們面前，我看到什麼叫做人間地獄，而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事？」看見這些社會邊緣的個案，使他對生與死有了更多的思索。
死亡現場裡，遇見孤獨
「以前在做殯葬業的時候，大部分的案例以老人家居多；但開始做清潔行業時，才發現其實大部分的亡者年紀多半落在 40-65 歲之間的中壯年人口。」在遺屋現場，盧拉拉看到許多居住環境堪憂。「這個時代裡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需養育，在經濟負擔沈重下，無法好好審視自己身體出了哪些狀況，其中也包含心理健康。」盧拉拉坦言，這群人往往是整個社會的支柱，但也是被排除在社會福利、社會關注之外的一群人。
對於「孤獨死」的定義，有兩種不同見解，多數認為是獨居者鮮少與家人、外界接觸，獨自在家過世後，經過一段時間才被發現；然而，部分社會學者則認為，當一個人在生活中與他人失去連結，不一定是實際意義上的獨居，也可能是心靈上的情感連結，最終導致個人孤單地迎接死亡，這也是孤獨死。
「我認為孤獨死，是一個人孤獨的迎接死亡來臨。」盧拉拉表示，當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斷裂在疫情過後更加嚴重。疫情期間，零接觸的生活已經逐漸被所有人熟悉，就連年長者也能掌握不麻煩、不打擾別人的生活方式，但這同時意味著失去與他人之間的聯繫。當一個人失去與他人之間聯繫的機會後，久而久之，人會覺得不聯繫是一種正常情況，發生什麼事其實沒有人會知道。
缺乏人與人的連結，那些漏接的社福網
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數據， 截至 2023 年底，全台平均每戶人口數僅剩 2.53 人；一人家戶新增至 332 萬 3 千 808 戶，占比高達 35.9%，高齡、少子化的衝擊下，台灣獨居者越來越多，10 年來增加近百萬戶，各縣市列冊關懷總人數也在短短 10 年增加 140 多萬人。
這對於人力本就吃緊的社工來說，更是難以負荷。「從源頭探起，低薪是從事社工工作人數少最大問題之一，加上每位社工需要處理大量個案，無法顧及每個人。」盧拉拉坦言，很多時候，經常看見許多老人家的門口貼了許多關懷通知，或是有些送餐服務只將便當放置於門口，事實上並未真正了解、關注到被關懷者的實際需求，使得社福單位工作往往流於形式、缺乏實質的關懷與追蹤，而這些問題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福利資源的不足。
「要改變現狀不能只關注成效、報表，容易陷入資料造價的泥淖，蒙蔽了真正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很好，但實際上問題根本都沒有解決。」盧拉拉認為，應深入剖析每個個案、讓社工與被助者之間形成強而有力的緊密關係，且讓社工有更多系統性的支持，「從根本上改變才能逐步重獲新生，讓社福真正發揮作用。」
成立一間能帶來改變的社會企業——友洗社創
受到 COVIDE-19 疫情影響，盧拉拉發現不單是孤獨死的人數越來越多，且無家者的人數也不斷攀升。「如果我能幫助一位無家者，就能減少一個需要在街頭流浪的個案。」從社會角落拉回一個需要幫助的人，不僅對個人、也對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2022 年盧拉拉與林立青一同創辦了「友洗社創」，培訓弱勢者從事清潔工作，盼以清潔、整理工作出發，回應孤獨死、無家者的問題。
「我對於無家者並沒有什麼同情心，我覺得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並不需要特別同情。」盧拉拉坦言，無家者其實是一群有工作能力的人，但就他們在社會上相對弱勢的情況下，需要為他們找到一份具有市場競爭力且不可取代的工作。
昂貴的洗滌器材、須具專業且繁重的洗滌工作，入行門檻相對高，讓這項工作具備了不可替代性；友洗社創不僅進行地板、牆面清洗，也為承接垃圾屋、死亡現場等特殊地點的清洗工作，「無論學歷如何，需要的是專業的技術能力，只要掌握這項技術，不愁沒有工作，也能讓無家者順利回歸社會。」
友洗社創也與芒草心、逆風劇團等 NPO 組織合作，轉介有意願或正在找尋工作的個案，提供相關的工作技能培訓，包含油漆、洗地、洗車等整理工作，並媒合、引薦他們到友善店家裡工作。按部就班的專業培訓，直到讓無家者們獨立完成簡單任務，並慢慢培養他們的能力與信心，最終他們會發現自己在這社會中能有一席之地。盧拉拉期望讓他們在工作裡體會勞動的重要性，並在訓練過程裡逐漸明白每一次任務執行中，自己的角色和工作應該做什麼。
社企與協會雙軌進行，讓想做得事情變得更大
除了友洗社創，林立青與盧拉拉等人也成立「台北市攸惜關懷協會」。盧拉拉坦言，「以友洗社創來說，本質仍然是企業，只是以社會福利服務為前提進行運作，最終仍是需要營收，才能讓企業不斷經營下去。」因台灣社會普遍認為這些社會福利、公益事項的工作應是免費提供，並排斥付費。「但藉由協會，透過捐款、社會資源、政府單位協助等來支持這些工作項目，可以更好地讓我們服務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
付費不是從中牟利，而是讓社會服務可以持續下去，我們希望透過友洗社創讓更多人理解這些服務背後的價值與必要，逐步改變大家的看法，讓大眾認識到付費服務也是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
台北市攸惜關懷協會的服務內容與友洗社創大致相同，以清理現場來說，多半協助處理的個案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如孤獨死、囤積症等，這些個案往往不在社會福利的適用範圍內。藉由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其他社福單位引薦攸惜關懷協會。盧拉拉表示，「我們的目的在於協助這些恢復乾淨的基本生活條件，在讓相關社福單位介入，進一步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如果認真區分友洗社創與台北市攸惜關懷協會哪裡不同？盧拉拉會說，「我和立青的出發點有些不同。立青希望每個無家者都可以過得很好；我則希望以『家』為單位來幫助他們。因此協會的目標也是從以家庭出發，期望幫助每個家庭都可以過得更好。」他認為，唯有解決家庭內部問題，如囤積症導致夫妻不和、孩子因家中環境髒亂拒絕回家等，透過溝通、整理和陪伴，幫助這些家庭重新凝聚起來、建立彼此間緊密情感；而無家者在參與這項工作的同時，也能在過程中獲得自信，並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與他人間的連結。
我們所做的不僅僅只是收拾垃圾、清潔環境，而是重建一個家的過程。改變的不只個人，而是家中所有成員。
從整理出發，找到生與死之間的和解
「我們的工作不僅是清理，更重要的是找到並保留那些能更聯繫過往回憶的物品，這些物品在死者與生者間具有維繫情感的重要作用，甚至可能是死者與生者之間和解的關鍵。」盧拉拉看過太多現場裡的憤怒與不滿，這些可能來自家庭中的家暴、離婚等原因，藉由這些找到關鍵的遺物，不僅是對往生者寬恕，也是對未亡人內心的一種療癒。
從禮儀師到特殊現場清理，再到創立社會創新組織，盧拉拉從死亡開始，看見生命的意義；從整理出發，重新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核稿編輯：李沂霖
社企流／文：Jenny Yeh
「當我看到第一具遺體時，我的想像是：他生前在做什麼、是什麼原因讓他躺在這裡？」許伊妃談起當初創辦「和光里 HEKALI 」的初心，「在我工作的場合理，經常看見很多人在靈柩旁，尋找一個答案，一個往生者給不出的答案。」是什麼樣原因，讓這些「對不起」、「謝謝你」、「我愛你」的話語，無法日常生活裡被說出口？為什麼我們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在喪禮上和家人好好說再見？甚至有些人在喪禮上也無法好好道別。
抱著這些疑惑，許伊妃決定離開台灣到日本進修，「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是要帶一個技術回來，而是尋找一個答案，看看鄰近國家如何透過他們生活態度和面對死亡的心境，才能將葬禮濃縮成一個簡而美的儀式。」
和光里的「美葬」，是指一場簡潔而又美好的告別，而非昂貴、奢華的裝飾。許伊妃認為，「美」的價值來自主觀意義的賦予，是符合家屬與當事人對葬禮的想像、需求，是能反映他們生活中的痕跡和態度，才是「美葬」的意義。
搭乘前往天堂班機，走完最後一趟人生旅程
有別於傳統葬儀社給人的莊嚴肅穆、沈重黯淡的想像。踏入和光里明亮、寬敞的空間，以純白色調為基底，但仔細空間裡每個的小地方就能發現許多宗教儀式中會使用到的用具，如拜拜用的筊杯、喪禮跪拜用的草蓆等。形式上，也與傳統葬儀社不同，當案件量額滿，和光里暫停新的申請，許伊妃形容，和光里就像一家航空公司，當乘客額滿，就會關閉登機門。在這裡，送行者也被稱作為「天堂服務員」。
透過和光學苑的培訓，天堂空服員除了安撫家屬，更要未雨綢繆規劃安排生前的生活方式，「我們像是一個陪伴臨終者到人生最後的生活教練。」許伊妃說，學苑成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培育專業的殯葬人員，更像是訓練一批「很專業的家屬」，以高度的同理心，深刻地感受家屬當下的悲痛，並在最需要的時候，提供即時且溫暖的支持。
談起和光里的名字，許伊妃說「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而「里」則是行政區域下最小的組成單位，「以『里』作為結尾，有點像是基督徒受洗一般，耶穌說：『一人受洗、全家得救』的概念。」和光里作為一個最小群體的組成單位，從一個人到一群人，逐步影響人們重新理解生命與葬禮的意義。
和光里所服務的乘客有 80％-90％，來自生前準備的里民。「對於任何人，我們都希望在他離開前，能提早做準備。」正因如此，才讓和光里既像串起人與人之間的緊密情感聯繫的「里」；當里民們離開後，又如航空公司一般， 協助他們搭乘人生最後一趟的班機。
讓我們有機會將死亡，再練習一次
「有些的想念，其實不是想念，而是從未面對、從未忘卻。」許伊妃說，許多人因為來不及說出心裡的話，對於先離去的對方，內心充滿巨大的懊悔，甚至將悲傷轉為憤怒。傳統上，將葬禮視為最後彌補的機會，但這都太遲了，棺材旁說再多，等不到一句回應、沒有機會獲得任何關係的和解。所以，許伊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提前練習「死亡」。
大多數和光里的里民，會帶著家人們一起來體驗生前告別式，「哭過之後還能笑，這樣的人生多難得。」讓家人們在棺材旁釋放情感、讓臨終者有機會安慰家人，在永別前，傾訴彼此心中的情感，也讓人們不再那麼害怕、畏懼死亡。
「有許多人來到這裡，是想與當時沒有好好說再見的人重新連結。」許伊妃提到，參與生前告別式體驗中有 70% 的參與者是有憂鬱症。過程中，有 50 分鐘與諮商心理師的單獨晤談，其中如送行者、孟婆等角色也都是具有證照的諮商心理師。透過諮商師引導參與者，重新連結過往的經驗、釋放情感，改變對生命和死亡的看法。「我們希望，當他們走出和光里這扇門後，會開啟一個新的生活模式。」在死亡裡重生，為自己找到一個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透過記憶保存，讓人生最後沒有遺憾
「最後被留下來的東西，往往最珍貴。」在生前告別式體驗中的「記憶保存」，在諮詢師的引導下，參與者透過影像的形式有機會將那些未曾說出口、來不及說，或是有著不好過往回憶，都可以在和光里創造的安全環境裡說出來。「在人的一生結束之前，一定要走得透徹自在、輕鬆步伐要夠輕盈。」許伊妃表示，和光里的里民每一年都有更新自己影像的機會，在更新前也必須先完成上一份影像中的期待、待消除的遺憾，才有機會更新。
許伊妃分享遇過最溫暖的案例，來自一位母親的告白。生前告別式體驗中被問到，「人生到了最後，你最大的遺憾是什麼？」她說：「沒有讓我的女兒知道，媽媽一直很愛她。年輕時，沒有積極爭取監護權，如果還有機會，一定會好好告訴女兒，媽媽真的很愛你。」這位母親，過去因害怕孩子的拒絕而放棄機會。
結束體驗後，許伊妃告訴她，「不用害怕被拒絕，請不要帶著這個遺憾離開。」於是，她開始積極爭取探視小孩的機會。幾個月後，許伊妃收到她的來信說，現在如願見到女兒，也重新修復母女關係。
向死而生的生命，從死亡裡學習
「和光里，更像是一個教人怎麼活著的地方。」許伊妃說，「終活」是日本人對於死亡態度，是到達生命終點前所做的準備活動；她重新釋義為「終於教會自己怎麼活」，不論是否生病、身體健康如何，我們離死亡的距離有多遠，沒有人知道，「向死而生的生命，與死亡相處反而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每一天。」希望從不同方式理解每一位來到和光里的里民、一起從死亡裡學習生命。
核稿編輯：李沂霖
社企流／文：蘇郁晴
遺物整理師安妮永遠不會忘記幾年前媽媽從生病到離世的那段時間。
當時原本在念研究所的她，因為要照顧生病的媽媽而休學，母女倆也多了過去沒有的談心時間、感情比過往更好。只是沒多久，媽媽便離開了，安妮沒有太多時間難過，得馬上通知親友、整理住院用品、處理後事。
一切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但媽媽留下的遺物實在太大量。安妮後來又花了一、兩年獨自整理完，每一次的整理都讓她再次想起過往回憶與媽媽不在的事實，次次撕開她好不容易才結了痂的傷口。「如果當時有人陪我一起整理、聽我說媽媽的故事，或許過程不會那麼難過。」
後來，她成為整理師，專注於遺物整理。「遺物整理的過程是與逝者的最後一次對話，每件遺物都能拼湊出逝者生前的生活樣貌，家屬看了一定會難過，必須有人在旁陪伴。整理的不只是物品，還是人心。」安妮將那段整理媽媽遺物的心境，同理在每一位家屬身上。
遺物整理怎麼進行？如何判斷該捨該留？
遺物整理與一般居家整理有什麼不同呢？安妮分享，當他們抵達整理空間時，除了先和家屬打招呼外，也會特別與逝者說明來意：「你好，我們是整理師，受家屬委託來整理祢的房間，把它整理好，讓家人可以住得舒服。」
整理師通常會從逝者衣櫥開始整理，因為衣服最容易判斷去留。不管是否要留，都需摺好、分類好，針對要捐出的衣物，整理師也會建議捐贈單位。最重要的是整理師一邊整理、一邊傾聽家屬分享的逝者生前故事，從工作、興趣、朋友，陪家屬聊聊美好回憶。最後，安妮會在整理好的櫃子上擦拭檀香或檜木的噴霧，表示櫃子已完成淨化、可以重新使用。
面對大量遺物，整理師該怎麼判斷哪些是可留作紀念、哪些又該捨棄？安妮分享 2 個重點：「第一，它是否是逝者的重要里程碑，如證件、獎盃；第二，它是否與家人有緊密的連結。」有位女教授曾找安妮協助整理丈夫的遺物，當她抵達現場後，發現委託人已丟棄近 8 成物品，原來她認為遺物就該丟掉，只是剩下的 2 成她捨不得丟。後來，安妮陪著她、聽她一一講述每件遺物背後的故事，當委託人拿起一隻泡澡用的玩具鴨、講起與丈夫在蜜月旅行的飯店水池旁購買的回憶時，「我告訴她：『妳知道妳剛剛的眼神充滿愛心嗎？』可以連結到開心的故事，你應該留著這樣的物品才對。」
安妮建議，遺物應該要很具代表性，且體積盡量不要太大，最好以電子化取代紙張，除了不佔據太多空間、也減少家屬睹物思情的悲傷。
整理師不只整理空間，也整理對逝者的思念
有著 5 年的遺物整理經驗的安妮，經常碰到家屬無法面對親人離開的事實，捨不得移動逝者生前物品、甚至不敢踏入逝者房間。「其實家屬都知道多數逝者物品放在那用不到，而且每每看到都會難過。」但有了整理師陪伴整理與傾聽，同時也協助整理家屬對逝者的掛念，繼續過自己的人生。
令安妮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件是，接到委託人要將房子賣掉，於是請來安妮的團隊協助整理婆婆的遺物。過去的經驗告訴安妮，整理過程家屬也會參與其中，但在整理過程中，委託人一直藉機暫離現場，面對遺物的去留也總能快速抉擇。安妮原以為委託人只想盡快處理這件事，但沒想到整理結束、房間清空後，委託人卻哭著向他們道謝：「自己一直不敢踏入房間，但有了你們的幫忙，房子終於能如願交到下一個人手中。」
另一次的經驗也讓她十分難忘，協助委託人整理與朋友一同租屋的房間。到了現場，安妮發現整間房子堆滿瓶罐、有著不明液體，甚至長蟲，看起來已許久無人居住。整理過程，委託人一派輕鬆自然地向她述說朋友的故事，直到安妮將個人重要文件交到委託人手中，卻發現委託人突如其來的情緒崩潰，這才發現其實委託人正是房東本人，而所謂的朋友其實是委託人的兄弟。
原本存放逝者遺物的空間，透過遺物整理讓空間再利用，也讓家屬理清自己與逝者的關係與情感，安放對逝者的記憶，不讓那些原本乘載美好的遺物最終成為折騰生者的束縛。
重啟新生活、減輕家人負擔的「老前整理」
許多人的家裡堆滿從小到大的衣服、用品、紀念品等，長年累積許多已不再用到的物品，到了年老才開始整理時，已經沒有力氣移動那些陳年舊物。相較遺物整理，安妮認為「老前整理」是更該推行的概念。
同樣面臨超高齡化社會問題的日本相當盛行「老前整理」提倡，人應該在變老、沒有力氣之前，就做好個人物品整理，不但給自己舒服的生活空間，也能減輕家人日後處理遺物時的心理負擔。
「老前整理就像是按下鍵盤上的 F5 重新整理快捷鍵。」安妮建議可在 60-70 歲屆齡退休、仍有體力的時候進行老前整理，留下從年輕到現在最具代表性的部份物品，如獎盃、跟家人的重要回憶等紀念品，其餘就可以考慮趁早捐出、轉售、或傳承給有意接收的親友們。「在台灣，許多長輩認為退休意味等待老去，但在日本，他們透過整理重新開啟自己下一階段的樂活人生。」
「一般整理也可以是視為老前整理，不一定要等到真的變老才開始做。」安妮分享，之前有位 30 多歲的女醫師，在發現自己得到乳癌後，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透過整理開啟自己的嶄新人生。
以遺物整理精神經營極簡生活
幾年前整理媽媽遺物的經驗，還帶給安妮另一個體悟。當時禮儀師請他們為媽媽準備常穿的幾套衣物一起入棺，讓她意識到人們生前擁有那麼多東西，走後卻只能帶走一棺材的量。從此，她開始追求「物品體積最小化」的極簡生活。
購物時，她凡事用遺物整理的方式回推自己需要什麼。首先判斷自己是否用得完，無法用的話誰確定能接手；若用不完且無人能接手，她便選擇體積最小的那一個，方便日後能帶走。
安妮連離開那天的個人遺物去向也規劃好了，「我目前的衣服只有 12 件，全部入棺都還有空間。我也跟老公說好，除非是很有價值或具代表性的物品可留下紀念我，否則其餘物品一律不准留。」親身經歷過逝者家屬心情的她，不願最愛的家人未來因為整理遺物，久久無法從悲傷情緒中走出，這是她留給最親愛家人的溫柔。
核稿編輯：葉于甄
社企流／編譯：蘇郁晴
死亡，被許多人視為不吉利且敏感的禁忌話題。大家多避而不談，也因為如此，當所愛家人病重、臨終前，其他家屬總來不及確認病人希望如何度過、還有哪些心願，最後病人只能在痛苦又漫長的治療過程中，在醫院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根據專注研究全球健康狀況的美國非營利組織 The 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 統計，2019 年起「善終」（Dying Well）躍升為人們最重視的健康趨勢，直到疫情爆發的 2020 年仍是如此。他們將 Dying Well 訂為全民健康運動，透過舉辦講座、收集資源，提倡人們應自在地與親友討論死亡與臨終議題，才有機會在符合個人意願的情況劃下生命的句點，也能更認識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透過共享晚餐，與親友輕鬆聊聊死亡
在美國，Dying Well 運動早已開始發酵。2013 年 Michael Hebb 和 Scott Macklin 在華盛頓開設一門名為「讓我們共享晚餐，聊聊死亡」（Let’s Have Dinner and Talk About Death）的課程，邀請大家聊聊對死亡的想法與恐懼。
Hebb 分享提倡談論死亡的起心動念：「根據調查顯示，有 75% 的美國人希望能在自己家中自然死亡，但現實是只有 25% 的美國人達成心願。」他意識到正是因為人們避談死亡，才沒有機會好好規劃如何善終。
後來，他創辦非營利組織「死亡晚餐」（Death Over Dinner），鼓勵人們邀請親友透過共享美食，藉由談論死亡向家人表達重要的情感，也讓親友們理解、分享彼此的焦慮，並且一同制定未來的死亡計畫。曾有經營餐廳經驗的 Hebb 認為，共享餐點創造溫暖和與人連結的氛圍，比較容易談論難以啟齒的話題。
除了了解親友對於臨終的想法，談論死亡還有其他益處，「選擇面對死亡和無常的人通常能更有意識的生活。因為他們正視生命的有限，所以在時間規劃、與人相處上都能做出更明智的決定。」積極推動「死亡杜拉——臨終陪伴員」（death doula）的 Henry Fersko-Weiss 說。
全球舉辦逾 10 萬場死亡晚餐，讓死亡不再是禁忌話題
Hebb 創建死亡晚餐網站，使用者可以根據談話目的，從裡頭選擇相關素材供與會者閱讀與討論。內容可能包括臨終前的願望、重病時是否會希望放棄積極治療、最想和誰說哪些話等。2020 年，他還推出醫療版的死亡晚餐網站供臨床醫生使用，希望他們可以帶著病人與其家屬開放且真實地談論死亡。
目前全球已舉辦超過 10 萬場死亡晚餐，這個網站逐步受到國際重視，接連出現澳洲版、猶太版等不同文化與職業的版本。曾參與死亡晚餐的 Jennifer 分享：「這個活動真的有助我正視臨終與死亡議題。」
Hebb 也分享，曾參與晚餐的一名男性本來與父母關係非常不好、超過 10 年沒聯絡，但活動後，他意識到自己需要與年邁的爸爸聊聊他的心願，最後他們重新開始聯繫，參與者也依爸媽所願為他們安排入住養老院。「如果沒有這場晚餐對話，這一切不會發生。」
不過最令 Hebb 感到振奮的是，美國死亡識能（death literacy）逐漸提升，意即有越來越多美國人得以獲取、理解及使用「末期和瀕死照護相關資訊」的知識與能力。
提升全民死亡識能，讓人人都能好好善終
這幾年台灣也積極提升民眾的死亡識能。政策上，2019 年《病人自主權利法》正式上路，保障病人的知情、決策與選擇權，同時也確保病人在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時，他的善終意願能獲得法律保障、並確實執行。
在民間則有一群心理藝術工作者合作開辦「死亡體驗工作坊」，引導民眾透過貼近死亡以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他們邀請一組組參與者分別扮演「陪伴者」與「死亡體驗者」的角色，從更換壽衣、撰寫遺書到入棺、送別，親身體驗告別與離世的感受。
不避諱談論善終與死亡，除了有助家屬了解親人的真實願望、達成醫病關係的和諧，同時也能將如何結束生命的選擇權交給親人、減輕家屬面對此狀況的愧疚與不知所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3 良好健康與福祉提倡各年齡層的人都應該享有健康、且能追求個人福利與幸福的權利，當全民都能在自己生病或臨終前掌握自己的病況、自主選擇與計劃接下來的日子，不啻為一種對於健康生命的實踐，在最符合個人期望、且能有時間妥善準備下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哩路。
參考資料
- SDG 3｜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United Nation）
- Death Over Dinner launched in Australia（Palliative Care）
核稿編輯：葉于甄
社企流／文：Jenny Yeh
8 月整體運勢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曾在 2019 年估計，未來幾年內全球將出現死亡高峰期，到了 2030 年，死亡人數將會從 2015 年 5600 萬人上升到 7000 萬人。造成全球出現死亡高峰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死於心臟病、罹癌病人增加；其次則為人類因醫療技術進步延長壽命，高齡化帶來老年「死亡延遲」問題，聯合國預測， 2048 年全球每年死亡總人數將接近 9000 萬人。
「人類的生命經驗中有一個非常核心和基本的部分，是來自於我們對死亡的恐懼。」美國文化人類學家 Ernest Becker 曾在《The Denial of Death》書中以精神分析為論軸闡述，死亡深深影響著我們在行為表達、信仰、價值觀與感受的關鍵因素。而美國臨床心理醫師 Rachel E. Menzies 曾提及，「人類作為世界上是唯一真正意識到『死亡』，並沉思死亡意義的生物。」從考古學中也發現，人類一直被死亡焦慮所困擾，在面對死亡焦慮時，啟動內在否認的機制。但我們閉口不談死亡，我們的焦慮就不在了嗎？
宜注意心情上的負面情緒
讓陌生的死亡變得積極又健康
美國非營利組織 The 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 研究總監 Beth McGroarty 在《2019 年全球健康趨勢》中提到，當我們滔滔不絕地討論健康對我們影響時，同時反映出這個社會對於死亡的焦慮，以至於很多時候我們無法討論死亡的話題。
英國臨終關懷醫生 Kathryn Mannix 在臨床經驗中發現，「很多時候人們不知道如何談論死亡，索性隻字不提，但結果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往往顯得不知所措，當我們不知道死亡到底多近、多遠，這最後的結果呈現的是一片悲傷、憂慮和絶望的景象；我們應該打破死亡的禁忌，展開關於死亡的坦誠對話。」
「定期思考死亡，可以讓我們減少恐懼、並過上更真實、有意義的生活，從中獲取更多快樂。」在《2019 年全球健康趨勢》中，眾多醫師、健康專家一致提及。解決死亡焦慮的最好辦法，就是讓死亡從陌生變得熟悉，我們可以對死亡有更多不同的想像。例如從日常生活裡與家人談論死亡，或是來一場死亡體驗、試著寫出人生最後一天告別的話語等，和家人、好友一起積極、正向地面對死亡。（同場加映：如果今天就是人生的最後一天，你想說什麼呢？網友架平台，讓民眾練習告別）
宜採取的永續行動
接受死亡的現實，讓健康不再只有美好生活的想像
國際間有不少單位積極鼓勵大眾，應正向、健康地看待死亡，如全球健康研究所提出「Dying Well」行動，便持續促進全球人民關於死亡、臨終和悲傷的對話。究竟該怎麼做？社企流整理了在我們離世之前，能做的 5 件事供大家參考：
- 來一場關於死亡的對話：用正向的心態，在輕鬆的氛圍中，練習向人生告別。例如，參與死亡咖啡館（Death Cafe），在開放的場合中，寫下想留給親友的話、以及預立醫療遺囑。或是與親友共進一頓「死亡晚餐」，在放鬆的時刻裡，與親密家人自己死亡的決定、告訴你愛的人當他離開時會有多想念他，甚至修補彼此的關係。
- 辦一場死者也能參加的葬禮：生前葬禮（living funerals）或稱生前告別式，是為仍然在世的人，舉辦一場模擬葬禮，這就像一場大型的送行派對，讓臨終者與親人有機會一起悲傷、一起歡樂，互訴那些原本還未來得及說出口的事情，充滿溫馨、感激之情。
- 認識「死亡杜拉」：在面對自己、或親友臨終之際，想必是生命中最艱難的時期，在美國，興起一股聘雇死亡杜拉（Death Doula）的風潮，陪伴臨終者走生命的最後一哩路。死亡杜拉為非營利機構國際臨終陪伴協會（The International End of Life Doula Association），提供的臨終陪伴服務，其角色是作為臨終陪伴者，提供臨終者與家屬情感上的支持與協助，以更好、更正向的方式擁抱死亡。
- 做一口自己喜歡的棺材：想要什麼風格的棺材，就自己動手做。在紐西蘭掀起一股「葬禮革命」，Katie Williams 在 2010 年創立 The Coffin Club，鼓勵人們開始學習製作自己的棺材，掌握自己想要的臨終方式，也坦率地討論、面對死亡。（同場加映：自己的棺材自己做！紐西蘭「棺材俱樂部」將避而不談的死亡議題，化為自在創作的溫暖社群）
- 選擇較永續的埋葬方式，留下更好的世界：隨著永續意識抬頭，葬禮也有更多友善環境的選擇，除了較耳熟能詳的樹葬、花葬，現在還有「礁葬」——美國 Reef Ball 基金會的「永恆的珊瑚礁」（ Eternal Reefs）計畫，結合殯葬與保育，將骨灰融入環保水泥混合物，放入海底為海洋生物創造新的棲息地。又如荷蘭新創 Loop Biotech 發明的「蘑菇棺材」，45 天就能被土壤中的生物分解，回歸自然也能成為植物的養分。
近年，在台灣對於死亡的想像，也開始有所不同。除了有政策上制定《病人自主權利法》，推廣「善終」理念，也由整理師在整理遺物的過程中，安撫了家屬的心。此次專題，將談到和光里創新的葬禮模式，從練習死亡、認識死亡，讓終活能深植在每個人心裡，也將跟著友洗社創與無家者一起清理遺屋時，發現社會角落的孤獨死問題。
當我們認識死亡、思考死亡的同時，也能認知到生命的意義或許不在於長短，而是我們如何持續地影響自己、以及其他生命。
參考資料：
-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3 A visual summary（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Dying Well（Global Wellness Summit）
- Dying well initiative（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
- Death Anxiety, Loss, and Grief in the Time of COVID-19（Cambridge University）
- 死亡真相：「死亡可能沒有你想象的那樣可怕」（BBC 中文網）
核稿編輯：李沂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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