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台灣水庫的蓄水量創下歷史新低，全台大規模限水；今年兩波豪雨的降水量卻創下歷史新高，各地大規模淹水。當氣候變得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應該如何因應？面對未來各種不可預測的衝擊，城市需要具備足夠的「韌性」。跟著社企流探索未來都市發展重要的課題，一起打造能與各種變動共存的「韌性城市」！
打造韌性城市
社企流／金靖恩
在聖經《創世紀》中，記錄了一場世紀大豪雨：「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40 晝夜降大雨在地上。」除了挪亞一家和方舟裡的生物之外，這場天降洪水把世間一切罪惡、人類和百獸盡數淹沒，整個世界變成汪洋大海。
對許多人而言，挪亞方舟可能只是一段傳說，然而一場因暴雨而來的洪水卻在不久前的台灣真實上演。
今年 6 月初鋒面籠罩台灣，大雨像瀑布一般傾瀉而下，雖然沒有下滿 40 晝夜，驚人的雨量卻已讓半個北台灣泡在水裡；土石流頻傳、道路地基被掏空、數座橋樑被沖毀…而配有優良防洪排水系統的首都也多處淹大水，連日暴雨對各地造成的影響，超過人們的預期，更超過許多城市防洪工程的負載。
無獨有偶，兩週後台灣又迎來連續一星期的第二波豪雨，而離台灣不遠的印度、孟加拉和尼泊爾等地，今年雨季所造成的水患也已導致超過 1200 人死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上個月在美國肆虐的哈維颶風也為南德州帶來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水災。
聯合國人居署指出，全球所有的城市都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其中 80% 的城市在面對地震時顯得脆弱，60% 則面臨著風災水患與海嘯等威脅。當這個世界的氣候變得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是否也具備足夠的「韌性」來因應？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盧沛文則進一步將韌性分為兩種面相來探討： 城市在面對不確定衝擊時（例如天災、經濟衰退、恐攻事件及能源危機）具有的「容受力」及「回復力」——容受力指的是城市在面對衝擊時，讓災情最小化的能力，回復力則代表城市受到衝擊後恢復生活秩序、達到新平衡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態學韌性的概念中，如颱風淹水、地震等環境變動其實是城市系統的正常動態現象，因此要提升城市韌性，重要的不是去抵抗或是控制這些變動，而是去「因應」變動，並在經歷一次次的衝擊後不斷學習、重組與再生，蛻變為能與變動共存的城市。
以荷蘭的水患管理經驗為例，荷蘭大部分的領土是由河流沖積而成的廣大三角洲，且有一部分的國土位於海平面之下，注定了其與水對抗的歷史情節。然而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水患，使荷蘭人認知到高大的堤防並非想像中般固若金湯，如果地理環境與愈趨極端的氣候條件使得洪水無可避免，那麼與其想盡辦法興建可能永遠都不夠高的堤防，不如試著「與水共存」，讓洪水不至於釀成災難。
當然，城市需要因應的變動並不侷限於急性的天災（Acute Shocks），也包含高齡化、犯罪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等慢性變動（Chronic Stresses），涵蓋了環境、社會、經濟等面向，因此城市在訂定韌性策略時，需要更全方面的考量。
以台灣社會為例，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的我們，未來青年人肩上的負擔將愈趨沉重，但高齡照護所需要投入的時間與金錢，並非單一家庭就能輕易承擔，還需要家庭之外的共同協作機制來提供有力的外援，提升社會中的個體因應超高齡衝擊的韌性。經濟層面亦然，現今全球市場高度連動，牽一髮動全身，若回顧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即可發現這場滔天巨浪雖然源自美國，最後卻波及全球，遠在上萬公里之外的台灣也無可倖免。我們需要一套獨立於全球財富網絡的在地貨幣系統，提升地方經濟的韌性，保護地方市場免於遭受全球經濟的衝擊。
地震、風災與水患、全球景氣波動、能源危機等衝擊，在過去一、二十年間對台灣人而言愈來愈有實感，今年 6 月接連兩次的豪雨成災，以及 8 月全台 17 個縣市無預警的大規模停電，也在在提醒我們未來天災與大環境的變動可能會愈趨頻繁、劇烈和無法預期，建立韌性城市已經不只是一種新思維、一股國際趨勢，更是台灣城市刻不容緩的議題。
如同廖桂賢教授所言：「複雜的問題無法用簡單的手段來解決」，整個城市是一個持續變動的複雜系統，傳統單點式補救或與自然對抗的思維已然行不通，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們需要打造的不是更堅固的防災工程，而是一個具有韌性的城市——在面對衝擊時能降低災情，並在災後迅速地調適與恢復，重建一個更具韌性的家園。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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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日前公布「2017 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澳洲墨爾本連續第 7 年登上榜首，台北則位居第 60 名。成就一座宜居城市的條件有哪些？而要從宜居城市 upgrade 到「韌性城市」，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交大建築所龔書章所長與台北市政府產發局林崇傑局長，將一起攜手描繪他們宜居又韌性的城市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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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2 / 12篇）Photo Credit: Rotterdam Climate Initiative
社企流／黃思敏
當美國總統川普矢口否認全球暖化的危機、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更表示巴黎協議對美國經濟發展不利時，位於歐洲大陸北陲的荷蘭——這個全國約 1/4 的土地低於海平面、面對極端氣候首當其衝的國家，早已用行動證明：氣候變遷不一定會拖垮經濟，而是一個能改變、讓國家與城市更有韌性的契機。
荷蘭大部分的領土是由馬士河（Meuse）、須耳德河（IJssel）及流經歐洲 5 個國家的萊茵河（Rhine）等 3 條河流沖積而成的廣大三角洲所構成，也因大部分的國土都位在海平面之下，而注定了其與水對抗的歷史情節。然而自 19 世紀以來，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水患不斷震驚著這個以「與水爭地」聞名於世的國家。
「我們不能再築更高的堤防了，否則我們將會被關在一座 10 公尺高的牆內。」荷蘭資深政策顧問 Harold van Waveren 表示。
「與水爭地」創造了不可一世的繁榮，卻也埋下了後患
在歷史上，堤防與風車是荷蘭人與水爭地的重要工具， 前者能阻擋洪水流至墾地，後者則是協助排水的利器，這兩者構成了獨特的荷蘭地景結構，也深深地影響了城鎮的發展。
隨著築堤與排水技術的進步，荷蘭的主要城市也從不易受洪災侵襲的沿岸高地（如：奈梅亨，Nijmegen），轉移至海岸與河口三角洲這些原本不利於居住卻極具經濟潛力的區域（如：鹿特丹，Rotterdam）。
時至 19 世紀末，荷蘭為了解決當時最大的問題：糧食自給率，開發利於機械化耕作的土地成為國家首要的目標。1933 年完工的荷蘭南海大堤「亞斯浪大堤」（Afsluitdijk）成了當時最具象徵的標的物，其所封閉的南海環形城市區域，提供了廣達 1650 平方公里現代農業發展所需的土地，約占荷蘭國土的 4%。這個計畫成功地將農業、經濟與城市規劃集於一體，成為當時世界上的典範。
然而，有著大堤保護、高達 1 萬年防洪頻率（註二）的環型城市區域，卻不若想像中有著不怕淹水的保障。1953 年荷蘭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水患，北海大潮結合因融雪而暴漲的河水，摧毀了南荷蘭區域的堤防，造成將近 2 千人喪生，而 1993 年及 1995 年在馬士河連續發生的 2 次嚴重水患，更造成了沿岸逾 25 萬居民被迫緊急疏散。
1990 年代的水患如同暮鼓晨鐘，讓荷蘭人驚覺過去被認為相當先進的水利工程，其實都是對土地及河川的不當人為使用，而這些「人為」的因素，甚至有可能是引發「天然」災害的元兇。
「堤防、攔河堰、水壩、水泥護岸等防洪工程的發展僅建立在單純的科學計算考量，在水災成因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不『天然』的今天，已經無法達到工程師所算計的安全保障，卻反而成為加重、甚至引發水患的元凶之一。」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現任教於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廖桂賢教授於專文中指出。
此外，水利工程對水域環境、生態的破壞早已成為嚴重的跨國議題，不但終止了河口潮汐的變動，使水域的水質惡化，並且徹底改變了潮間帶的生態環境，甚至阻斷了鮭魚迴游的路線。
不再與自然為敵，與水共存從「還地於河」開始
面對已然失靈的傳統治水策略，荷蘭人開始轉換思維，不再將洪水視為猛獸，而是將長期以來「對抗」水災為主的思維轉變為「與水共存」（Working Together with Water）。
洪水不該被視為需要人為抵擋的災禍，而是一種能與人共存的「自然變動」；唯有與洪水共存，並恢復河川原本就具有的蓄洪能力，才能化解人與自然之間越來越嚴重的衝突，並減輕衝突帶來的災難。這種新型態的「自然防洪」（Natural Flood Defense，註三）思維，不只改變了荷蘭所有的水利計畫，更將帶動全世界朝新的水患管理方向前進。
自 2008 年開始，荷蘭中央層級的三角洲委員會（Delta Commission）開始於萊茵河流域執行「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計畫。
不同於傳統的治水方針，「還地於河」並非強調增加堤防高度或強度，而是將提防往後遷移，把原先佈滿農田與住宅的洪泛平原還給河流，回復洪泛平原原有的蓄洪功能。整個計畫完成後，將在萊茵河沿岸超過 30 個區段創造更多的行水空間，增加河川的最大容許流量至 16000 立方公尺／秒（m³／sec），遠大於歷史上曾出現的最大逕流量 15000 立方公尺／秒（m³／sec），如此將使萊茵河流域能容受更多水量。
「沒有任何人為工程可以保證人類又要居住在洪水（洪泛）平原，又可以免於水患。唯有自然河川本身才有可能『馴服』自己的洪水。將原有的洪水平原還給河川，回復河川原本就具有的蓄洪能力，才是解決水患威脅的治本之道。」廖桂賢教授指出。
還地於河不僅恢復了萊茵河的蓄洪功能，也還原了河岸的自然生態，讓土壤與植物取代住宅和農田，同時復育多樣物種並淨化水質。此外，也將減少地表人為活動對地層造成的壓力，恢復下游地區地下水的挹注，以減緩地層下陷。
如何能不怕水淹？鹿特丹與洪水共享空間
還地於河計畫主要實行於郊區的中上游河段，大規模地將土地及空間還給河水，但對於地勢低窪、人口密集、寸土寸金的河口三角洲都會區，如鹿特丹而言，顯然不適用相同的策略。
「不論是經濟上或環境上，鹿特丹皆位處於全荷蘭最脆弱的地方。當海水倒灌或河水暴漲，我們只能撤離 15% 的民眾，因此撤離不在選項之內。我們沒得選，只能學習如何與水共存。」鹿特丹的市長 Ahmed Aboutaleb 表示。
如同現今許多大城市，鹿特丹市由密集的建築物和大面積不透水的鋪面組成，若未來面臨更密集的雨季，市區將沒有條件和多餘空間吸收更極端的降水。
因此，鹿特丹的水利計畫勢必要善用既有空間來容納更多的水，打破以往單一功能的水利工程，改為建造城市中複合式、多功能的「水空間」，如：水廣場（Water Square）、擁有蓄水功能的 Museumpark 地下停車場等，在都市中保留淹水的空間，以提高城市的洪水承載力與適應性。
由荷蘭景觀建築事務所 De Urbanisten 設計，於 2013 年完工的「倍恩特姆廣場」（Waterplein Benthemplein），就是全世界第一個將都市空間結合防洪系統的水廣場。
這座廣場由 3 個大小不一的水盆組成，總量可達 170 萬公升（相當於 8500 個浴缸的容量）。晴天時這裡是鹿特丹居民休閒的遊憩場，雨天就成為都市的滯洪池，雨水能暫時儲存於水廣場，不立即排入下水道系統，以降低排水系統過載和都市水患的可能性。
水廣場同時解決了雨季儲水問題並提升居住品質，是顧及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與都市規劃的經典設計。水廣場的成功經驗也成為各國爭相學習的案例，並獲得 2013 年荷蘭國家水資源創意獎及 2014 年國際綠色科技特別獎。
位於河口三角洲的鹿特丹，上有雨水環伺，下有海水在側。市中心能以水空間承接從天而降的大量雨水；然而，與海比鄰而居的港口地區，卻隨時可能被不斷上升的海平面淹沒。因此，鹿特丹計畫在 2040 年以前建設漂浮市區，將包含 1 萬 3 千戶「氣候不侵」（Climate Proof，註四）的屋子，其中 1200 戶將建在水面上。
「很大一部分的荷蘭是在提防之外的，除非建物能漂浮，否則那些地方不可能發展。」鹿特丹漂浮展亭（Rotterdam Drijvend Paviljoen）設計的總工程師 Hans Baggerman 表示。
漂浮建築是荷蘭人打造永續港口城市的解方之一，開發漂浮建築不需要整地、開挖與打地基，更不用填海造陸，可以保留原始的水岸環境。如此一來，建築開發不僅不用破壞生態、與水爭地，更能使建物適應不斷上升的水位，隨之漂浮移動，不因環境變動而受到侵襲。
目前荷蘭已經有數十個水上社區，其中 IJburg 住宅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漂浮住宅區，後來更有荷蘭新創打造漂浮農場、漂浮樹林（Floating Wood）等，帶動了漂浮建築的新商機。
無論是提升都市洪水承載力的水廣場，還是因應海平面上升而建設的漂浮市區，鹿特丹致力打造一座愈來愈氣候不侵的城市，期許將氣候變遷對城市所帶來的衝擊降到最低。
「與水共存」是荷蘭全民的生活方式
然而，要打造一座韌性城市，不只需要由政府主導的大型水患管理計畫，社會大眾的韌性意識和實際參與也需要到位。唯有加強在地社區、人民對所處環境的認識，以及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能力，才能讓市民不怕淹水。
如同鹿特丹首席氣候官員 Arnoud Molenaar 所言，「讓城市透過設計更加耐水，不只是建造一堆堤防和水壩而已，更要打造一種生活方式。」
在加強民眾意識方面，北極融冰的惡化狀況、氣候變遷如何影響全球等議題總是出現在當地報紙的頭版，荷蘭政府更提供一套免費的 APP，讓居民可以透過 GPS 定位，隨時了解自己位於海平面以下幾公尺。此外，荷蘭小學生必須在畢業前學會穿著鞋子與衣服游泳，這對當地人而言就像學騎腳踏車一樣理所當然。
在生活落實方面，荷蘭政府則是從小處著手，透過宣導民眾移除庭院中不透水的水泥地磚、推行屋頂綠化運動等，讓城市中的土壤與綠地能發揮海綿功能，幫助吸收更多的雨水。
「韌性城市不是『不淹水』，而是『不怕水淹』，從高抗洪、低韌性，邁向低抗洪、高韌性。」
如同廖桂賢教授所強調的，荷蘭一路從抗洪到與洪水共存，邁向韌性，將氣候變遷的危機視為轉變的契機，積極打造更永續、氣候不侵的城市，擁抱更多的水進入城市中，成為居民生活、工作、經濟的一部份。
註一：總長約 3500 公里的水壩中，有 800 公里在洪水暴漲時是低於水位的。（來源：Wikivisually）
註二：荷蘭整體的國土防洪計畫訂定了 1 萬年的防洪頻率標準，來保護這個荷蘭這個極端重要也極端脆弱的區域，以每人平均餘命 75 年計算，1 萬年的防洪頻率換算為每人遇到水災的機率為 0.75%，超過這個標準的水災將會造成 450 萬人口的生命威脅以及 3 千億歐元的財產損失。（來源：鍾振坤，2011）
註三：相對於過去人為治水、工程防洪的觀念，「自然防洪」是藉由復育河川水文、地形、生態的方式來提高洪水平原的蓄洪量以及河道的排水量，以將低洪水氾濫的風險。此外，保護河川免於被水泥化或被工程整治而的喪失其珍貴的自然功能，也是自然防洪的主要工作之一。（來源：廖桂賢教授專文）
註四：氣候不侵是指一個（城市）系統能在氣候變化下，阻擋和吸收因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相關壓力與變動，以持續正常運作。（來源：台大開放式課程）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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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黃思敏
「我們現在應該要站在 5 英呎深的積雪上，然而我們腳下卻踩著乾枯的大地。人民必須了解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時代——前所未見的乾旱，人們替庭院草皮澆水的小確幸將成為過去式。我們必須採取過去不曾使用的（節水）行動，而我們目前的努力，顯然還不夠。」加州州長 Jerry Brown 表示。
加州經過連續 4 年乾旱的累積，加上 2014 年冬天的降雪太少，使乾旱至 2015 年時到達危機的零界點。面對近 120 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乾旱，加州州長 Jerry Brown 於 2015 年 4 月發布加州史上第一個限水令，要求各大城市減少 25% 的都市用水量。
在長達 21 個月（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的限水期間，政府減少城市公園、中央機關的用水，並在媒體上倡導節約用水觀念和免費提供相關課程。民眾則響應節水，主動減少淋浴時間、盡量少澆或不澆草坪等，使 2015 年的都市民生用水顯著地減少了 24%，顯示民眾對政府帶頭的節水要求相當重視。
特別的是，面對近史上最嚴重的乾旱，加州的經濟、社會並沒有大幅受到殃及，無水可用的窘境也沒有降臨在大部分市民的生活中。然而，加州能在這次乾旱交出亮眼的成績單，並非一蹴可幾，更不是一次性的限水令就可以達成的。
歷史上的乾旱，使加州覺醒改變
加州位於美國西部沿海，是美國第三大州，人口及 GDP 皆居全美之冠，但其年均降水量卻僅有 580 毫米（約為世界平均的 2/3 ，台灣的 1/5 ）。加州的水源主要來自於北加州的山區融雪（共佔約 70% 的降水量），而人口卻集中於南加州，在水源本就稀少且與人口分布不對稱的情況下，近年來因氣溫上升，降雪減少，使加州的水資源供給更加緊繃。
為了在天乾物燥的氣候環境下生存，加州歷史上的每一次乾旱都成了寶貴的經驗，逐漸改變全民的用水思維及水利設施，使加州變得更加耐旱、有韌性。
1976 年至 1977 年發生的嚴重乾旱，被形容為「暮鼓晨鐘」（Wake-up Call），使政府意識到節水的重要性，開始定下新的用水標準，例如：馬桶每次沖水的水量從 5 至 7 加侖，改為不得使用超過 3.5 加侖的水，而在 1987 至 1992 的乾旱後，更減少至 1 加侖；浴室、廚房和公共廁所中的水龍頭，每分鐘則分別不能使用超過 1.2、1.8 和 0.5 加侖的水。
這些用水標準搭配政府的節水補助計畫，使採納新用水標準的房子大幅減少了「水足跡」（Water Footprint，註一），是使加州整體家戶用水下降的關鍵。
1987 年至 1992 年長達 6 年的乾旱，則促使政府將水源的調度、節水等原先被視為缺水時期的「短期應變措施」，轉變為城市水資源管理「長期計畫」中的基本元素；甚至以往被認為成本高昂又不實際的廢水回收，也開始受到重視。
度過乾旱危機靠的不是更多的水庫，而是節水的生活方式
長年的乾旱改變了全民的用水思維及策略，亦讓加州意識到大型水利設施的發展已到達瓶頸。
過去加州政府為了解決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於 1990 年代完成「加州北水南調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調水工程。從水源較豐沛的北加州引水至人口稠密的南加州，年調水量近 50 億立方公尺，且目前加州共有超過 1400 座水壩及 1300 座水庫。
「所有適合建造水壩的地點都已經被使用了，如果選民還認為他們可以從新的水壩取得足夠的水，那他們就是糊塗了。」河流之友（Friends of the River）的政策主任 Ron Stork 表示。
隨著氣候變遷，加州連續乾旱後突然暴雨的氣候模式也變本加厲。加州居民不能期待用更多的大型水利設施填補無盡的需求，而是需要更多元、具有彈性的水資源管理策略，並將節水從短期的乾旱應變措施，變成一種永續的生活方式。
「乾旱是加州人的宿命，今年（2017）的降水非常豐沛，但是我們沒有時間放鬆、以為我們已經安然度過危機。」加州大學地理系的榮譽主席 John Muir 表示。
也許民眾會質疑：「乾旱不是結束了嗎？我們不能回到『正常』用水嗎？」加州資深水利官員 Lester Snow 表示，他不喜歡乾旱「會結束」的想法，因為這將使人們放鬆警惕，回到不節約的用水習慣。2017 年的降水相當豐沛，但這不代表危機已經解除，而是像剛過沒多久的嚴重乾旱一樣，皆應證了 20 年以來科學家對人們提出的警告：氣候變遷只會造成更極端的乾旱與降雨。
有鑑於此，加州政府於 2016 年底通過了一項行政命令草案「讓節水成為一種生活方式」（Making Water Conservation a Way of Life）。比起開發新的水源，如：建水庫、抽取地下水，節水和提升用水效率是最經濟實惠、對環境友善、又能滿足用水需求的方式。這項計畫亦已獲得加州工商組織、水資源機構、環境公益團體及非營利組織的認同。
其中具體可行的 3 大策略包含：找出並修補管線的漏水處、減少戶外灌溉用水（如：在庭院中用耐旱的植物取代草坪），以及節約家戶用水。培養全體民眾節水的生活方式，才能提升整座城市的節水效率，同時降低水源供給的壓力。當用水需求下降，便能節省開發水源所消耗的資源，以及過度抽取地下水等環境成本。而平時建立的節水習慣及意識，更將讓民眾有能力去適應未來的乾旱。
「這項計畫融會貫通了加州在經歷乾旱時期所展現的創新與創造力，讓節水成為未來生活的一部份。這將會為加州的用水帶來永久的改變，使加州準備好面對未知的挑戰。」加州水資源部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DWR）的執行長 Mark Cowin 表示。
落實「節流」，止住每年 1 兆加侖悄悄漏掉的水
有效的控管民生用水是節水的關鍵之一，然而，若民眾對於自己的用水習慣和家庭的漏水狀況一無所知，政府的節水政策也難以獲得成效。
根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的調查， 美國單一家戶每年平均因漏水而浪費掉超過 1 萬加侖的水，相當於一個庭園泳池的水量。常見的漏水處包含馬桶的止水閥、水龍頭等，而光是 1 個漏水馬桶，每個月就可能流失多達 7 千加侖的水。
讓人遺憾的是，大部分的家庭漏水其實都很容易維修，但因著人為的疏忽，使得無數珍貴的水資源在被使用之前就因漏水而流失，美國每年更因家庭漏水而損失高達 1 兆加侖的水，相當於 1100 萬戶的用水量。
在過去，加州大部分的家戶普遍使用傳統的機械類比水表，仰賴抄表員讀取度數，然而平均 2 個月才抄表一次，讓政府及民眾無法及時掌握用水、漏水的狀況。
舊金山政府意識到傳統水表無法幫助用戶即時偵測、檢修漏水問題，抄表的頻率更遠遠跟不上水資源悄悄流失的速度。因此，當 2009 年舊金山的傳統水表壽終正寢時，政府便全面替市民（近 18 萬用戶）以比傳統水表貴 1 倍的價格更換「智慧水表」（Smart Water Meters），成為全美先例。
「我們把握住機會，不僅只是將水表汰舊換新，更提升技術，讓水表能自動讀取用水數據。」舊金山公共事業委員會（San Francisco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的 Suzanne Gautier 表示。
現在，智慧水表不再仰賴 2 個月一次的抄表，每數小時便能自動更新、回報一次用水數據，讓用戶、水公司能能立即偵測到管線漏水，並派員檢修，以避免水資源平白流失。
此外，智慧水表所提供的大數據，更能進一步分析用戶的用水習慣，並挖掘出節水的施力點，例如：能精確計算將一棟大樓全面升級為節水廁所可省下多少水，以推廣更多建物使用節水廁所。整座城市透過智慧水表，便能有效整合龐雜的民生用水系統打造「智慧水網」，在缺水的時刻即時掌握各區的用水狀況，調配水資源，使城市的用水更有保障。
根據 2015 的統計數據，在智慧水表的幫助下，舊金山每人每天用水量僅 170 公升，相較之下加州其他大城市，如洛杉磯則是 261 公升。而與台灣相比，據經濟部水利署統計，台灣每人每日用水量平均為 274 公升，台北市則高達 375 公升，超過舊金山用水量的 2 倍。
努力「開源」：讓家庭廢水成為新的水源
當節水成為生活方式、乾淨的水源不再因漏水而流失，加州的「節流」措施確保了有限的水資源能被利用在刀口上。然而，面對快速成長的人口與用水需求，在大型水利設施的開發已達飽和的狀況下，加州人必須透過新一輪的水利革命「開源」，未來的新水源將不會是水壩、水庫，而是從排水口流出的廢水。
加州前水利局局長 Lester Snow 表示：「我們每年把 4890 億立方公尺的廢水排入海中，而乾旱使我們注意到這件事。」
舊金山於 2015 年通過了一項推動新建物施行廢水回收的法案，要求平面面積超過 702 坪的大型新建物必須建立灰水（Greywater，註二）、雨水等廢水回收系統。
從浴缸、洗滌機和水槽所蒐集到的灰水，其實是城市中最豐沛的在地水資源，而包括灰水等過去被視為污水、從排水系統中流失的水資源，也將被重新利用，成為一種新的「水源」。
這些由大樓回收的廢水雖然不能作為飲用水，卻能使用於馬桶沖水、灌溉等非飲用水的用途。將飲用水與非飲用水的來源分流，不再競爭乾淨水源，便能使所有水源發揮最適當的運用。專家指出，在地廢水回收系統將使家戶省水最高達 25%，商用大樓更可高達 75%，累積起來相當可觀，能增加社區水資源使用的彈性。
政府也以身作則，例如掌管水利、供水的「舊金山公共設施委員會」（San Francisco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的新大樓，便率先採用一套廢水回收系統，每天回收 5 千加侖的廢水，而大樓中的馬桶用水也 100% 來自回收廢水；此外，大樓外的植栽則成為天然的濾水系統，每年能過濾、儲存超過 25 萬加侖的雨水，並用於灌溉等，使其比相同規模的建物省下了 60% 的水。
除了都市中的民生用水外，回收後的廢水更可使用於農業灌溉。加州身為美國的農業大州（全美超過半數的蔬果皆於加州生產），約有 40% 的水用於農耕，以往灌溉用水大多取自地下水和地表逕流等乾淨水源，然而每逢乾旱，為了維持農業產值的成長，超抽地下水的狀況往往破壞了水源環境及郊區居民用水的權益。
洛杉磯的一間新創公司「Inland Empire Utilities Agency（簡稱 IEUA）」，近年來便利用其出色的污水再生系統，每天回收處理超過 5 千萬加侖的廢水，用於農耕灌溉和工業用水，並回補至地下蓄水層。
廢水回收系統不僅成為城市中的新水源，更填補了郊區農業用水的缺口，未來更將有潛力幫助人口密集的加州南部減少對北部水源的依賴，逐漸成為一個「水源獨立」的區域。
下一次乾旱，要更加把水用好用滿
對加州人而言，雪水、雨水、廢水等沒有分別，都是珍貴的水資源。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與乾旱的命運，加州人不再對大自然伸手索求更多的水，而是重新利用過往被廢棄的水源，並著手保護、復原既有的水源環境。
加州政府於 2014 年通過一項保存地下水的法案：任何社區抽取的地下水量都不得超越能補充回去的量（自然降水或人為填充皆可）。這使加州從過去對地下水幾乎毫無管制，躍身變為全美國的典範。
加州能安然度過近年大旱，其所展現的耐旱與韌性，背後是幾十年來的經驗累積所帶來的覺醒和改變。從政府帶頭執行節水措施、提升民眾的節水意識、最終改變民眾用水的習慣與態度，近年更積極發展廢水回收，重複利用手邊的水資源，為下一次乾旱做好準備。
反觀台灣，雖然具有世界平均 2.5 倍的豐富降雨量，但因地狹人稠、降雨分配不均，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僅為世界平均值的 1/5，可說是「多雨的缺水國」。在人為建設方面，台灣水庫的大量淤積、河川的汙染、自來水的管線滲漏等問題更使台灣的水資源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在「水」到用時方恨少之前，台灣也許能借鏡加州，讓節水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與態度，並突破舊有的水利思維，利用多元的途徑開源節流，打造更永續、有韌性的水資源管理策略。
註一：水足跡是一種衡量用水的指標，為人類各種活動對水資源的佔用，提供了明確的時空資訊。（來源：世界水資源日）
註二：灰水為建物中除了廁所排放的廢水和糞尿以外污水，如：家用浴缸、淋浴、洗手池和廚房洗滌槽等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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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李沂霖
2017 年 8 月 15 日盛夏午後，人人埋首於上班及上課之際，全台傳出多處無預警停電的消息，17 個縣市出現大規模停電，比例超過台灣總用戶的一半，共計造成數億元的損失。這場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肇因於短短的 2 分鐘——台灣中油工作人員更換設備不慎，未先將電動閥門調為手動模式就直接施工，使得天然氣供氣管線的安全裝置偵測到異常而切斷天然氣供應 2 分鐘，導致全島最大天然氣電廠、佔全台備轉容量 10% 的大潭發電廠 6 部機組全部停擺。
這起意外暴露了台灣的電力尖峰用量吃緊，「電就是不夠用了還要反核？」意外發生後，不少質疑「非核家園」政策不切實際的怨聲四起，而總統蔡英文當天則在臉書上作出回應：「現在政府推動分散式的綠能發電，就是要避免單一電廠事故就影響全國供電。我們的政策方向不會改變，今天的事件只會讓我們的決心更堅定。」
核電並非缺電的解方，而廢核之路也需顧及各個面向，或許在這次停電事件之後，應該思考的不是重啟核電，而是如何能更有效地做到能源轉型，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在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
做為全球第一個淘汰核能發電的國家，德國如今成為能源轉型的經典代表，40 幾年來，一步步走向非核家園並非一蹴可幾。
從反核到能源自主——太陽能之都弗萊堡
時間回到 1970 年代的德國，世代高唱「捍衛自己吧，站出來反抗」，當時有數萬人佔據德國南方小鎮菲爾（Wyhl） 的核電廠預定地，展開德國最早的反核運動，可謂開啟人民反核意識的萌芽階段。
在 1979 年，美國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核電廠反應爐心熔毀，此時大眾開始意識到核能的危險，德國反核人士驟增；接著 1986 年，烏克蘭車諾比（Chernobyl）核電廠爆炸事件震驚全球，讓德國人民對於「和平利用核能」徹底失去信心 ，促使政府開始重視核能的發展，進而建立了環境部；到了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德國反核的情緒已達最高峰，梅克爾政府不僅立即關閉 7 座 1980 年以前營運的核電廠，同年 5 月更做出分階段廢除核能之決議，目標於 2022 年關閉所有核電廠，成為全球第一個淘汰核能發電的國家，同時，更訂定了長期計畫，致力發展再生能源。
梅克爾發表此宣言並非空畫大餅，德國再生能源產業及地區型實踐多年來已逐漸發展成熟，弗萊堡（Freiburg）從 70 年代反核至今，成功發展為「太陽能之都」即為在地實踐的典範。
1970 年代的反核運動，為德國再生能源發展揭開序幕，而在多年抗爭活動後，反核者勝利，菲爾的核電廠最終未被建成，並於 1975 年成為了核電廠保留區。有趣的是，當初核能的預定地，如今搖身變為全球的太陽能之都——就在那座未被建成的核電廠旁，一個名為弗萊堡的城市，成了梅克爾口中發展永續能源方案可行性的最佳證明。
「我認為弗萊堡進階到太陽能應用之都有三個階段。第一是 1970 年代初的石油危機，讓大家體認到石油是有限的。其次是反核成功後，弗萊堡人民積極尋找替代能源。第三是民眾願意嘗試分散式的再生能源供應方式。」弗萊堡副市長吉達．史達契（Gerda Stuchlik）在弗萊堡太陽能導覽手冊（Freiburg Solar Energy Guide）中提及。
伴隨廢核家園的訴求，弗萊堡居民不只是上街頭抗爭，更展開另一項全民運動——在自家裝設太陽能設備。
弗萊堡位於德國南端，陽光燦爛，享有充足的日照，因此在反核之後，弗萊堡即積極展開太陽能源開發工作。首先從制定政策開始，引進技術團隊與人才：1981 年，德國最大、也是歐洲最大的太陽能研究機構（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System ，簡稱 ISE）落腳弗萊堡；1994 年更吸引全球最大的國際太陽能協會（International Solar Energy Society，簡稱 ISES）來此設立總部，為弗萊堡太陽能應用打了一劑強心針。
在專業的技術及資源入駐後，接著便從教育與政策著手，讓居民認識並了解太陽能相關知識，並設定獎勵政策鼓勵民眾響應，進而建立由全民參與的太陽能社區。
從政策面來看，弗萊堡政府採取優惠獎勵方案，以高於平均 90％的價格收購太陽能，所有願意在自家屋頂上裝設太陽能設備的居民，即可獲得 10 年或 20 年不等的 3% 到 4% 低息貸款，補助相關設備與施工成本，除此之外，更可擁有 20 年內保證收購太陽能的優惠電價措施。在地方政府輔導以及金融機構優惠貸款的激勵之下，成功驅使居民陸續仿效及參與，太陽能因此得到迅速的發展。
弗萊堡居民裝置太陽能設備後，達到個人與城市能源自主的雙贏：多餘的電力可賣給政府，併到城市供電系統並從中獲利；同時也能讓城市擺脫對傳統能源的依賴，達成能源的自給自足，有助於增加城市韌性，在面對未來能源危機等變動時，將能有效降低衝擊。
除了先天的日照優勢、政府的獎勵政策和太陽能科技產業的進駐，弗萊堡能夠獲得「太陽能之都」、「永續之都」之美稱，最重要的，其實是靠居民的支持。
「充足的陽光只是基本條件，更重要的是，弗萊堡居民願意捨棄核能、石化能源之勇氣，這才是弗萊堡領先之原因。」 ISE 公關經理施奈德（Karin Schneider）如此說道。
居民參與是關鍵：弗萊堡最著名的永續社區——弗班（Vauban）
居民積極的參與，搭配政府政策的執行，雙管齊下在弗萊堡打造出許多各具特色的太陽能永續社區，其中最著名的即是弗班（Vauban）社區。
在由當地居民所組成的「弗班論壇」（Vauban Forum）運作下，有意參與社區決策與規劃的民眾都有機會將自己的想法納入討論。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雖然還是由政府制訂大方向的目標和永續標準，但街道劃設、建築設計、公共設施等細部規劃，則是交由弗班論壇討論，民眾可以將自己對於住家和公共空間的構想傳達出來，而不是直接交由設計師和工程公司去決定。
在全民 20 多年來的努力下，如今弗班社區成為全弗萊堡太陽能屋頂戶數最多的聚落，不僅達到能源的自給自足，也十分注重「低耗能」的方針。在交通方面，居民徹底實施「無車社區」以及「零容忍停車政策」等規範，善用單車及大眾運輸工具；在建設方面，則致力將社區內的建築物更新為省能建築，目前已有上百戶達到極低耗能標準的「被動式能源住宅」（Passive House），由於在屋內裝設優異的保溫隔熱性能和高效率的熱回收系統，僅需很少的能源即可維持舒適的室內環境，不需主動提供暖氣或冷氣，藉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弗班是目前歐洲被動式能源住宅密度最高的地區，令弗班的社區總體耗能達德國平均值 30 %以下。
台灣日照不輸弗班，成為下一個弗萊堡指日可待
許多人認為弗萊堡得天獨厚，一年擁有 1800 個小時的日照時間，是成為太陽能源之都的關鍵，但其實這不比台灣南部高達 2200 小時的日照時數。同樣推行能源永續，台灣應如何成為下一個太陽能之都？
從弗萊堡的成功經驗啟發，要推動能源轉型，從技術、法規、政策、基礎建設到公民參與的意願，缺一不可。
台灣身為全球第二大太陽能板生產國，擁有強大的半導體與光電產業基礎，發展技術上不是問題；從政策面來看，今年台灣通過了電業法的修法，分割台電、引入綠能發電業與售電業，促成電業市場自由競爭，大大鼓勵綠電發展。此外，自 2010 年實施太陽能光電收購以來，因太陽光電模組成本逐年降低，每年的躉購費率也會隨之調降，而今鑑於政府致力於推展太陽光電，今年的躉購費率僅微幅調降，並首度實施「高效能加成」——採用高效太陽能模組者，可享 6% 躉購費率加成，為近 8 年首見。在 815 停電事件之後，政府更積極著手區域電網的建置，台灣步步發展再生能源，前景大有可為，然而，除了以良好的政策預備對綠能友善的大環境，如何促進全民的參與更是關鍵。
「台灣可以做得比弗萊堡還要好！」在日照量豐沛的高雄，長年致力推廣綠能城市的市議員吳益政信心滿滿地說道。以高雄為例，強烈的日照是發展屋頂太陽能的絕佳優勢，若能如弗萊堡一般，讓人人在屋頂裝設太陽能板蔚為風潮，或許有助於形成完整的太陽能產業聚落，帶動在地太陽能產業發展。
吳益政表示，在高雄縣市合併的那一年（2010 年）曾統計，高雄的透天厝大概 23 萬戶，其中超過 8 成都有屋頂加蓋的問題。因應台灣南部炎熱及多雨的氣候特色，多數民眾會在頂樓加蓋鐵皮，作為隔熱或避免屋頂淹水導致漏水之用。若是鼓勵這些屋頂加蓋架設太陽能板，並給予『違建合法化』的誘因，是不是就能解決長期以來的違建問題，也可以達到綠能城市的目標？
裝設太陽能板既能申請補助，又能讓違建就地合法，然而看似如此優惠的政策，卻未能引起民眾的積極參與。原來，依建築法規定，頂樓加蓋鐵皮不能形成「四面封閉」的空間，意即若是純粹在鐵皮「屋棚」加裝太陽能板可以就地合法；但若是鐵皮「屋」增設太陽能板，則仍屬違法。因此，對於多數並非單純加蓋一個鐵皮屋棚，而是作為陽台、甚至房間等處於「灰色地帶」的居民而言，這個方案無法形成足夠的吸引力，自然參與的意願就不高。
吳益政直言，建築法應該與時俱進：「『不能四面封閉』這項限制，其實是考量到容積違建以及逃生安全疑慮等問題，前者可透過購買容積解決；後者，則可以建立活動式圍牆，如拉門、落地窗等方式因應。」畢竟台灣多數人還是住在舊房子之中，法規推行需具備足夠的彈性與誘因，才能吸引民眾在既定的環境中做出改變。
在同樣充足的陽光照拂下，弗萊堡由於民眾願意捨棄核能和石化能源的決心，搭配專業技術、合適的政策與補助，終於成功推動整個城市的能源轉型；在高雄經驗中，則看見要帶起全民裝設太陽能板的風氣，除了具有足夠誘因的政策之外，尚需配套的法規制度與建設，以降低民眾參與的門檻，並提供選擇的彈性，解決目前「擁有屋頂的居民不願意參與，有意願的民眾卻因沒有屋頂而只好作罷」的問題。
「如果有一個平台可以讓民眾提供屋頂，並且讓人們共同出資、共同擁有一座太陽能電廠，更共同受益，這樣不是可以簡化參與的流程，大大降低參與門檻了嗎？」於 2016 年上線的新創公司「陽光伏特家」，提供了民眾參與能源轉型的新選擇。
陽光伏特家認為參與太陽能建置，不一定要自己擁有屋頂或事先準備一大筆資金，而是人人都可以參與的投資，因此，他們將太陽能板「逐片」募集資金。以平台中第一個專案「台南擔仔一號」為例，總共分割為 44 片，每片最低價格 15,600 元起，每個人皆可依自身情況投資，並透過售電回饋，拿到持續 20 年 6% 至 8% 的內部報酬。
「我們希望能源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名詞，而是可以與社會建立關係；我們希望能源不再只是少數人的話題，而是成為多數人的行動。」執行長馮嘯儒表示。
除了陽光伏特家的媒合模式，如今全球也有各種新創發展出多元的能源轉型方案，例如歐洲便有超過 2 千個綠能合作社，提供民眾更多參與管道和選擇彈性。期許未來能如馮嘯儒所言，「我們相信很快會有這麼一天，一個個屋頂都能透過全民參與的方式來開始生產綠電，一步步地達到能源轉型、環境永續。」或許如同吳益政所堅信地一般，台灣成為下一個弗萊堡、甚至超越弗萊堡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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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在地經濟比喻為一個口袋，那麼在地經濟就像一個「有漏洞」的口袋，錢財入袋後馬上又被花在城鎮以外的商店，在外部市場流通 ，口袋中的錢就消失了，這就是法定貨幣的本質。「社區貨幣」則是一種新型態的貨幣，不會從口袋中掉出，而是能留在社區中循環，使得「肥水不落外人田」，將財富保留在當地社區。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國透過貿易、投資、與人員的密切往來，已形成休戚與共、福禍同當的緊密關係，當全球經濟出現問題、發生危機時，地方經濟便會與之連動，連帶遭受衝擊。
回顧 2008 年的金融海嘯，這場滔天巨浪雖源自於美國，最後卻波及全球。以台灣為例，經濟成長大部分依靠出口至已開發國家，故當身為全球經濟龍頭的美國經濟衰退、消費力下降時，也嚴重影響台灣進出口貿易，出口總值創下 7 年來最大的減幅紀錄。同時，當出口衰退，更進而導致工廠倒閉和企業裁員，如台灣電子業曾在 2008 至 2009 年期間大幅裁員、放無薪假，金融危機橫掃全球，無一倖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1970 至 2010 年全世界一共發生了 425 次系統性危機，與 208 次的貨幣危機，危機發生的頻率遠超出我們想像，我們需要一套獨立於全球財富網絡之外的在地貨幣系統，保護地方市場免於遭受全球經濟衝擊。
《找尋明天的答案》一書則提及，「我們已經打造了貨幣的全球單一化」，各國透過所創造的單一貨幣，就好比一座單一物種的冷杉林，假使有天某種疾病爆發，整座森林很容易就被吞噬殆盡；若森林中還有橡樹、樺樹等其他多元植物同時生長，不同物種間能抵抗外力的程度也不同，那麼這個生態系統將會具備更佳的恢復力——發行「社區貨幣」即是增添了單一貨幣制的多樣性，讓城市在面對經濟變動時，能有較良好的恢復力。
社區貨幣並非要取代法定貨幣，而是擔任補充貨幣的角色，屬於「互助型信用貨幣」，以社會信用為基礎，源於參與交易者的勞動付出，也因為沒有利息，人們取得社區貨幣的目的通常是直接換取相應的商品和服務，一般不會儲存起來，這也保證了社區貨幣良好的流動性。
以宏觀面而言，社區貨幣可以提升在地經濟的獨立性，使之擺脫資本主義的掌控，不易受全球景氣的牽連；以微觀面來看，社區貨幣則能促進個人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讓許多在主流機制中不被重視、沒有市場價值的小型勞務或商品，能在社區交易中產生價值，透過嶄新的交易模式，擺脫主流金錢遊戲中所隱藏的功利和剝削。
宏觀面：提升社區經濟獨立性，不易受全球景氣牽連——英國布里斯托磅、托特尼斯磅
當城市、鄉鎮或社區使用自行發行的社區貨幣來進行在地貨品或服務交易，並將社區貨幣的使用範圍限制於社區內，如此持有貨幣的居民自然會尋求在地消費，進而促進在地產業的發展，使財富「留在口袋之中」。
因此，無論這些貨幣在社區內如何流通，交易行為所產生的價值都將回饋到在地居民本身，一旦社區有了一定的金錢基礎，即可擴展在地經濟的多樣性，當居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所需都可以在社區內被滿足，自然就不需依賴外部市場交易，如此社區便不易受到全球景氣牽連，提升了地方經濟的恢復力。
根據《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顛COOP踏查報告》，英國布里斯托磅（Bristol Pound）共同創辦人 Chris 直言：「想擺脫被資本主義蠶食鯨吞的命運，要從自己的貨幣開始。」
英國布里斯托磅於 2012 年於布里斯托市正式發行，其核心宗旨是鼓勵居民持貨幣於在地消費、改善地方經濟，首要目標即為支持在地、非連鎖的獨立商家，以維持地方經濟的多樣性。由於布里斯托磅僅限在市區中使用，便能「鎖定」地方商貿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不是任由地方經濟收益通過英鎊流入全國、全世界，進入國際金融貿易循環。
「貨幣是一種促成對話的工具，當金錢流入在地店家，透過消費連結了在地人群和社區，這就是布里斯托磅的價值。」另一位創辦人 Graham 表示。
布里斯托磅除了紙幣，還推行了電子支付系統，方便現代人使用手機付費。發行後 3 個月內便獲得 300 間店家響應，根據官網統計，至今已有近 800 間商家參與，包含餐廳、服飾店、珠寶店、飯店、電影院、書店等等，越來越多在地商店及企業接受布里斯托磅，甚至連當地的市政稅、商業稅也接受布里斯托磅來支付；部分公司更提供以布里斯托幣支付薪資或分紅的選擇，而市長 George Ferguson 則乾脆將自己的薪資（5 萬 1 千英鎊）全數以布里斯托磅支領。
「布里斯托磅是一個真正流通的貨幣，目前已竭盡所能地涵蓋食衣住行各方面。」Graham 談到，「我們嘗試在食、衣、住、行上都找到對應的企業，鼓勵也方便大家使用布里斯托磅。」
現在所有布里斯托的居民都可以使用布里斯托磅，「我們掌控自己的錢，而非由金錢來掌控我們。」
同樣在英國，早於布里斯托之前，另一個小鎮托特尼斯（TOTNES）在 2006 年發起「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運動，其中就包含了「托特尼斯磅」（Totnes Pound）的發行，為英國最早推行社區貨幣的地區。
托特尼斯推行轉型城鎮的契機，是因著氣候變遷與石油危機等衝擊，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環境等居民生活要件，促使居民開始思考社區該如何提升地方恢復力、強化城市的韌性，才能禁得起環境衝擊的考驗，其中社區貨幣的推行，就是轉型運動中的重要策略之一。
當 2008 年國際石油價格飛漲、英鎊急遽貶值而導致英國許多城鎮蕭條與沒落，托特尼斯憑藉著社區貨幣的使用，將經濟效益留在城鎮中持續循環，保護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避免讓社區淹沒在全球經濟洪流中，也使托特尼斯的居民能持續享有相對穩定的生活品質。
微觀面：促進個人「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美國綺色佳小時券、墨西哥 Tláloc
對整個社區而言，社區貨幣畫出有別於主流經濟的藍圖，跳脫資本主義的框架，為在地經濟鎖住財富並發展經濟多樣性；對個人而言，社區貨幣的價值則在於讓以往難以進入主流市場的交易得到實現。
例如受條件限制、在社會中找不到合適職業而賦閒在家、生活困難的人，便有機會透過社區貨幣成為「產消合一者」（Prosumer，結合 Consumer 及 Producer），靠自己的雙手或智慧創造價值，並因此擁有消費資格——意即每個人都有機會以才能換才能、以服務換服務，實現經濟互助，滿足「各盡其能、各取所需」之可能，同時也能促進閒置勞動力的運用。
以美國紐約州首創的社區貨幣「綺色佳小時券」（HOUR）為例，1980 年代，綺色佳小鎮受到經濟衰退的衝擊，在 1991 年決定創立他們自己的貨幣，以幫助那些經濟出現問題的人。綺色佳的社區貨幣以「HOUR」命名，目的在於提醒人們錢財來自於他人所付出的時間、技能及體力，回歸勞動價值的核心。
舉例來說，若有人因加班而請隔壁退休的鄰居幫忙接小孩下課，對方花了 3 個小時提供服務，將可收到 3 單位的綺色佳小時券，並能拿著這些小時券在社區內購買晚餐、或是請其他鄰居幫忙修水管。這樣一來，綺色佳小時券的交易不僅能促使閒置的人力得到充分利用，也能讓貨幣的價值回饋到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綺色佳所處的湯普金斯縣（Tompkins County）平均時薪為 10 美元，因此綺色佳小時券的設定為：一單位的小時券 ＝ 工作時間一小時 ＝ 10 元美金，此舉保障了當地勞動力的最低報酬——以當地的有機農夫薪資為例，工作一小時便能得到一單位的小時券，也就是 10 元美金，高於許多地區的農民報酬。不過綺色佳小時券雖然為最低時薪設定了「下限」，但並無設定「上限」，因此同樣付出一個小時，牙醫、律師等原本就高於平均薪資的工作，還是保有索取更多小時券的彈性。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提供才能或物品交易，在正規的貨幣世界，這樣的人即會遭受市場機制淘汰，而在墨西哥，一個名為「Tláloc」的組織發行同名的社區貨幣 Tláloc，則十分重視每個人的價值，旨在幫助每個會員皆有交易的機會。
Tláloc 採會員制的方式，以便確實掌握每位參與者的交易訊息，並從中給予最好的協助。他們每個月固定舉辦聚會，也會帶著會員去參與其他組織的會議，擴大人與人接觸、交流的機會，挖掘彼此的長處，進而增加交易的可能。
在使用 Tláloc 時，則依生產者的原料取得方式而有彈性支付的空間，例如生產有機起司的老闆在現實生活中仍需使用墨西哥的法定貨幣（披索）購買生產原料，在估算下，他只能接受 5% 的社區貨幣作為交易媒介；但像按摩師傅的生產工具是自己的雙手，不需購買生產原料，則可接受 100% 的 Tláloc 作為服務交易。
綜上所述，推行社區貨幣的目的並非使沒錢的人得到錢，而是透過新的交易方式替使用者排除生產或交易的困難，重新連結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惠精神，進而跳脫金錢遊戲中的功利與剝削，回歸以人為本的價值。
如此一來，當世界經濟崩盤時，由個人乃至社區都能具有良好的容受力與恢復力，由下而上達到整個社區甚至城市的韌性。
社區貨幣永續推行關鍵：居民的支持、規模化與多樣性
不只國際上興起使用社區貨幣的風潮，在台灣新店半山腰上，花園新城也曾推行過社區貨幣，是台灣社區貨幣的先驅。發起者賴吉仁夫妻與江慧儀夫婦，號召社區居民共同成立「花錢幫」，以互助的精神出發，讓提供服務者拿到社區貨幣「花幣」作為回饋，在下一次需要幫忙時也能利用花幣請他人協助。
「社區貨幣的特色是，就算沒有新台幣，但只要願意付出時間、提供服務，還是可以獲得報酬，取得生活的能力，有了社區貨幣， 就可以在社區中跟別人交換其他的服務，如果完全靠新台幣，一旦沒有工作，就沒有消費的能力。」
江慧儀清楚地描繪推行社區貨幣的理想及抱負，「並非要讓每個人都脫離主流經濟，而是提供他們另一個選擇。」雖然之後花幣因發起人搬離社區而中止，江慧儀仍十分肯定社區貨幣的益處，更在新的社區中醞釀著下一波社區貨幣的推行。
回顧花錢幫的經驗，江慧儀歸納出社區貨幣運作的兩大要點：首先，需要「一群人數足夠且深感興趣的人」，讓社區貨幣成為共識，靠大家的力量維繫；再來就是要有「多樣化的參與者」。江慧儀說明，當初在花園新城，社區內都是文教工作者居多，同質性很高，「但是生活的需求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比如說修補衣服、洗水塔、倒垃圾等等，很多需求無法在社區中被滿足，導致交易的選擇自然就比較少、媒合度較低。」
社區貨幣要穩定運作，居民的參與、規模化和多樣性缺一不可，例如英國的布里斯托磅即是以城市為層級來發展，且積極擴展在地商業的多樣性。
布里斯托磅推行者之一的西雅蘭・夢秋（Ciaran Mundy）表示，「為了讓它有效運作，我們必須設定一個規模夠大的層級，並讓所有我們生活所需的商品與服務能夠被涵蓋進來：食物、電器、交通...也必須要有一群互相信任並且信念相同的人們參與其中。」
雖然各國發起的社區貨幣，因其所在地之文化、習慣的不同而存在運作模式的差異，但相同的是，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下，社區貨幣與一般貨幣做出區隔，將財富與消費力留在社區，進而擴展社區經濟多樣性，最終提升在地經濟的獨立性；而對社區中的個體而言，社區貨幣也透過左鄰右舍的互助互惠，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各盡其能、各取所需，使社區在全球經濟衝擊之下仍有機會站穩腳步，不會覆沒其中。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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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找尋明天的答案》（Cyril Dion 著，林詠心 譯，2017 年出版）
- 《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顛COOP踏查報告》（陳怡樺著，201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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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新台幣，但你知道什麼是「社區貨幣」嗎？在地經濟就像一個有漏洞的口袋，錢財入袋後馬上又被花在城鎮以外的商店，在外部市場流通 ，口袋中的錢就消失了...但社區貨幣卻能讓「肥水不落外人田」，把財富保留在當地社區，不易受全球景氣牽連。看看英國托特尼斯小鎮、台灣花園新城的社區貨幣實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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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郭潔鈴
每到中午時分，上班中的月雲就會匆匆結束手邊事務、騎上機車趕往某處。她不是被指派出公差，也不是兼了第二份工，而是需為年邁的母親送午餐。
頂著夏日的艷陽，騎車來回 40 分鐘的路程，月雲仍不辭辛勞地奔波。因為媽媽年紀大了，行動不方便，還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站著就會暈，前陣子甚至在家門口跌倒，摔得頭破血流。
帶著滿頭大汗，月雲將午餐送達媽媽手中，才沒聊幾句，又得趕回工作岡位。「她都來一下就走了。」媽媽稍稍埋怨道，女兒中午停留的時間太短暫，下午沒人陪伴時只能「給電視看」，但媽媽其實心裡更擔心女兒疲於奔命，沒有時間好好照顧自己。
上述情境是許多青壯年子女生活的縮影，家庭照顧者往往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頻繁地進行角色切換，壓力大得喘不過氣，「久病無孝子」成為許多子女說不出口的無奈。
過去鄰里之間關係緊密，住在附近的居民見面總是熱情關心，「吃飽了沒？」、「媽媽身體有比較好嗎？」，街頭巷尾隨意站在路邊寒暄，或聚在大樹下，閒聊柴米油鹽醬醋茶。
然而此情此景，在當今社會已十分少見。現代人們大多關起房門，變成一座孤島，無意間將許多援助向外推。倘若親人需要照顧，多半由單一家庭承擔，若被照顧者未獲得家庭成員或社福機構的協助，往往會掉出社會的保護網，造成如獨居老人因無人陪伴而生病或死亡等憾事發生。
不僅如此，台灣預計在 10 年內邁入「超高齡」社會（註一），未來單一家庭的負擔恐怕更加沉重。根據內政部統計，今年 2 月底扶老比已升至 18.18 人，代表每 100 位 15 歲至 64 歲的青壯年人口就須扶養 18 位老人，今年扶老比更首度超過扶幼比，代表台灣已轉型成扶老為主、扶幼為輔的社會，老人安養問題不得不解決。
隨著整體社會結構與風氣的轉變，個人要如何面對進入超高齡社會後的衝擊？「1 根筷子易折斷，10 根筷子硬如鐵」，當個人的力量難以承擔時，動員整個社區、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因應共同的衝擊，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串起每份力量的社會網絡，加強社會韌性
高齡照護所需投入的時間與金錢，非單一家庭可輕易承擔，社會制度應隨人口結構變化調整，以因應高齡族群所需的長期照護與難以預期的緊急狀況。
在制度性的長照與個體家庭照護之間，需要多元的共同協作機制，為制度與個體間的漏洞補位，以提升社會中的個體因應超高齡社會衝擊的韌性。
社會韌性代表社會中的每一份子承受、吸收、解決與調適威脅與災害的能力，也就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衝擊的力量。美國東北大學政治學教授、多年研究公民社會如何因應災難的 Daniel P. Aldrich 指出，要建立韌性，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資產，包含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助、集體行動與參與等價值，而具有豐富社會資本的社區，其承受衝擊與維繫基本運作的能力也較強。
要累積社會資本，則需透過強健的社會網絡來串連。社會網絡就像是一張安全網，透過人與人的連結、互信與互助，網住社區中需要幫助的人，讓他們有重新從谷底反彈的能力。然而，隨著現代家庭與社區結構的改變，人們逐漸缺乏義務與認同感，人際關係漸漸淡化，有助於累積社會資本的信任關係也隨之式微。
在社會信任逐漸消失的背景之下，時間銀行應運而生，試圖將社會協作的概念整合進「可兌現」的人力資源庫：讓「舉手之勞」成為另類的存款。時間銀行的核心思想為「共同貢獻」（Co-Production），當社會中的人和資源都透過時間銀行串連起來、互助精神被完整發揮時，每人皆能貢獻己力、共同承擔責任，互相補位，提升社會面對衝擊的能力。
5 大核心元素，打造時間銀行
古人云，時間如白駒過隙，一去不復返；現代的時間銀行卻可以將時間「存」起來，透過「存取」時數和「提領」服務 2 大步驟，個人提供服務後可以將時數紀錄下來，待之後有需要時，再依自身需求請他人提供相同時數的服務。
這樣的機制可以鼓勵鄰里走出家門，讓人將家庭之中習以為常的服務，例如孫子陪祖父母聊天、爸爸幫阿嬤修燈泡等等，也對左鄰右舍提供，使服務的對象從家庭擴大至社區、甚至全國，進一步把人際網絡串連起來。
1. 資產：每個人都有能與他人分享的價值。 2. 尊重：尊重人們現有的價值。 3. 互助互惠：互助行為讓受助者與施助者都能出一份力，並將「我如何幫助你」的思維轉換成「你也會幫別人嗎」，擴大助人的影響力。 4. 社會網絡：一個緊密的社群是由共同貢獻、建立信任與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所形成的，而時間銀行透過彼此幫助，可以加強上述的行為。 5. 重新定義「工作」：認可對社會有益、但很難創造經濟價值的工作，並重新賦予它價值，像是建立緊密家庭、復興社區和促進社會正義等貢獻。
時間銀行透過上述 5 大元素所建立的互助互利機制，便能深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起綿密的社會網絡，讓社會在面對高齡化時變得更有韌性，筷子不再應聲而斷。
日本「照護門票」：尊重每個人的價值，翻轉長者被照顧的印象
比台灣更早面臨高齡化社會的日本，早在 1970 年代就出現了類似時間銀行的組織。當時全球發生石油危機，日本經濟也難逃一劫，於是缺乏經費的日本政府便鼓勵民間成立互助團體。在這樣的背景下，水島照子於大阪成立「勞力銀行」，推廣服務一小時可得到代幣回饋的概念，奠定時間銀行的基礎。
到了 1990 年代，當時日本的法務大臣堀田力相當認同水島照子推行的制度，於是退休後成立 SAWAYAKA 福祉財團，成立「照護門票」系統，推廣 20 多年以來，在日本曾有高達 600 個以上的分部，營運者包括在地社區、地方政府或非營利組織，是日本規模最大、也最具多樣性的時間銀行體系。
這套講求個人與個人之間（Person to Person）服務交換的照護門票系統，採取會員制，以「時分券」做為服務交換的媒介，會員提供服務後，即可獲得相應時數的時分券。
令人意外的是，在照護門票系統中，活躍提供服務的會員主要是 60 歲至 70 歲以上的老人。對此照護門票的顧問、老人學專家林真由美表示：「我希望打破老人是社會負擔的刻板印象，」照護門票特別體現了時間銀行強調的「資產」與「尊重」兩大元素，相信並努力發揮長者志工的價值，讓他們跳脫被照顧的角色。
東京全家照顧協會理事長鈴木絹英表示，事實上，日本並非所有的長者都只能坐等支援，有一半以上仍然身體健康，是潛在的人力資源，而讓不認識的長者彼此互助，雙方的身心靈皆能獲得滿足。
從情緒層面來看，長者彼此陪伴與交談，可以穩定雙方的心靈；從身體健康層面來看，精神免疫學的理論認為，每個人的免疫力與對疾病的抵抗力跟其情緒密切相關，情緒轉好，免疫力也可能跟著提升；從心靈層面來看，從受助者變成施助者，對長者來說則是重新找回自身價值與尊嚴的過程。
舉例而言，在大阪有位年歲已高、但身體仍十分硬朗的岡部爺爺，每個月中午都會帶著妻子外出，而 2 位年屆 70 多歲的銀髮族攜手出門，不是要去含飴弄孫，或是去醫院例行檢查，而是去拜訪失智的八木奶奶。
其實雙方並非故友，而是同為照護門票系統的一員，由八木奶奶提領時數，換取岡部夫妻的探視服務，而對岡部爺爺來說，陪伴八木奶奶不只是提供服務而已，這段經驗更是另一種學習。由於妻子也患有輕度失智症，岡部爺爺希望自己照顧八木奶奶的經驗，未來能運用在妻子身上，並用儲存的時數換給妻子更完善的照顧服務。
近年來各國的長照皆強調降低長者的失能率，打造一個「成功老化」的社會。若長者皆能像岡部夫妻一樣走出家門，與其他長者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彼此互相關心，進而建立社會資本，最後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高齡化帶來的衝擊也能降低許多。
弘道「互助連線」串聯各地據點，建立互助互惠的社會網絡
日本的照護門票系統普及全國各地，取得巨大成功，是各地欲實施時間銀行時爭相參考的經典案例。在 20 多年前，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弘道）的創辦人郭東曜也察覺到時間銀行的互助價值，赴日參訪後回台創立「志工人力時間銀行」，將此概念引進剛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
「志工人力時間銀行」創辦之初，旨在鼓勵民眾加入各鄉鎮的志工站，一同服務老人，並以累積服務時數作為志工的激勵機制，未來志工自己或遠方的親人有需要時也可以提領服務。
然而這項措施執行 10 多年後，卻僅有 11 筆提領數，主要原因為志工站不夠密集，志工即使想提領服務給遠地親人，也時常遇到親人所在地沒有志工站的窘境。
因此弘道於 2009 年推出改版後的「全國互助連線中心」，避免志工提領不到服務的情況再度發生。互助連線簡化了原先繁雜的行政手續，更積極募集互助據點，自 2009 年至今，據點已從 30 個增至 100 個，希望透過更綿密的社會網絡，「讓球不再漏接」。
在當今子女外出工作、無法陪在父母身邊的時代，互助連線能做到「易子而孝」，跨越親緣跟地緣限制。
例如有位志工本身住在台中，但母親卻遠在高雄前金的安養機構，於是她透過互助連線體系，請另一位志工每兩週去探望媽媽一次。一年多之後母親過世，2 位志工分別以「提領服務者」和「給予服務者」的身份在告別式上相見，一同緬懷已逝的長者。
負責互助連線的李幸娟專員表示，這種情緒就像是「我沒有辦法自己孝敬媽媽，可是很感謝有你在，替我照顧她。」 當志工就近服務他人的長輩時，知道自己家鄉的長輩也有其他志工協助看顧，這在台灣高齡化社會是一個理想的互助方式。
弘道互助連線的價值，在於將全國的據點與據點之間串聯，並落實了時間銀行「你幫我，我幫你」的互助互惠元素，使彼此所建立的信任和情誼可持續擴散，進而形成有機、強健的社會網絡。
現任紅十字會志工的心理學者 Bahar Azizi 在參與志願服務時觀察到，來自不同生活背景、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們，卻能因著服務活動而建立緊密的關係，這是志願服務對他們的影響。她更進一步指出，志願服務能建立友誼、拓展人脈、向彼此學習與提高自信，這些都是加強社會韌性的要素。
因此，時間銀行作為志願服務的一種體現，重要的不是制度本身如何運作，而是建立人與人之間互助的習慣，培養志願服務精神。
李幸娟表示：「如果人跟人之間養成互助習慣，我們就不會太過依賴外在需要用錢買到的服務，因為在鄰里之間我們就互相照顧得很好。」
當全民皆養成互助習慣，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時，便能形成強韌的社會網絡，提升整體社會的韌性，在未來共同面對社會的一切衝擊。
註一：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 7 % 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 14 % 是「高齡社會」，若達 20 % 則稱為「超高齡社會」。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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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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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一句經典的諺語「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其實，打造一個韌性的社會也需要整個城市／社區的力量。強健的社會網絡就像是一張安全網，透過人與人的連結、互信與互助，網住社會中的每一份子，共同協作面對各種衝擊。夢想騎士及芒草心協會幫助失依青年及無家者找到歸屬及尊嚴，把人際網絡串連起來，成為強化社會資本的一份子，一起來聽聽他們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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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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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黃思敏
「要冷靜地、適當地感到恐懼。」面對未來可能到來的強震，這並不是來自專家學者的警示，而是日本政府的官方宣示。
日本和台灣同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都是地震頻繁的國家。雖然日本國土僅佔了全球土地的 0.25%，但地震的頻率卻相當高。根據日本政府統計，從 2004 年至 2013 年之間，全球超過 6 級的強震中，日本就佔了 18.5 %，換句話說，世界上將近每 5 次強震中就有 1 次發生在日本週邊。
日本「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公布，未來 30 年內，日本將有高達 70% 的機率發生芮氏規模 8 至 9 之大地震，且臨海國土可能會遭受高達 30 公尺以上的海嘯侵襲。以日本首都東京所在的關東地區來說，統計顯示該區平均在 200 年至 400 年間，會發生一次規模 8 以上的地震。
關東地區的人口密集，是產業發展的重鎮，許多全球最值錢的供應鏈都位於此。根據日本內閣府的數據，一旦發生規模超過 7.3 的強震，將可能造成超過 2 萬 3 千人死亡、7 萬 2 千人受困、 61 萬棟大樓倒塌，以及 47 兆日圓的經濟損失。
雖然日本關東地區已有近 200 年沒有被強震侵襲，但這段時間的平靜，也許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危機。面對即將來襲的強震，日本政府早已嚴陣以待，更制定了「國家韌性基本計畫」（The Fundamental Plan for National Resilience）「面對可能到來的災害威脅，我們不應抱著鴕鳥心態，而是要正面迎擊。國家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即是要在大型災害發生時，確保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以及國家經濟。」
日本從過去強震中的經驗學習，將創痛化為重生的力量，從災前減災、災時應變到災後復原，逐步發展完善的災害管理體系和韌性策略，是台灣借鏡的最好對象。
關東大地震：震醒日本防災意識，硬體、軟體雙管齊下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是日本近史上最嚴重的地震，對當時少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的東京造成極大的災情。震災造成大量磚造、木造的房屋倒塌；此外，地震伴隨而來的火災更在密集的木造建物間延燒了 3 天，在缺乏避難空間的狀況下，造成逾 10 萬人喪生，其中因火災而死亡的人數則高達了 83%。
自此，日本的防災策略開始以「災前減災」為導向，預先根據災害可能帶來的衝擊進行準備，以降低災害發生時對生命財產安全及居住環境的衝擊。
這次地震讓日本意識到傳統建築物的構造與密集度，使城市難以抵抗地震、火勢等衝擊，釀成災害。因此，政府立刻於隔年修正了「市街地建築物法」，規定新建築物必須經得起震度 5 級左右的地震，著手利用工程手段使建物耐震、防火。此外，政府更在人口、建物密集的都市中，適度留白以設置避難空地。
此次震災除了讓日本警覺到建物耐震度等「硬體」方面的不足外，更體認到整個社會在「軟體」方面，未設有健全的防災分工系統，人民的防災與自救能力不足，而國家的韌性無法單由政府的力量建立，需從個人、地方到中央分工協力達成。在過去，日本防災組織缺乏整合，使災害的救援、應變及重建皆缺乏效率，社會接受災害衝擊的恢復能力低落。
為了健全國家防災分工系統，日本於 1961 年制定了《災害對策基本法》，構成完整的防災規劃體系，明確規範不同層級的防災責任與義務，解決過去防災行政層級多頭馬車的問題，讓災害發生時各層級能迅速地各司其職。在此分工下，國家層級應致力於「減災」，透過水土保持措施、改善都市的防災構造等，降低災害發生的機率及衝擊；地方及個人層級則著重於「耐災」，地方必須建立居民自發性的防災組織，每個國民更須強化遇災時的自我保護能力，因為當災害發生時，確保社區的救援活動及個人的應變能力是生命存續的關鍵。
為了提升人民的防災能力，日本從 1960 年開始，將 9 月 1 日訂為國家的「防災日」。這一天除了紀念關東大地震外，更是全國總動員，由上到下積極地進行防災演練，此時的政府與人民深知：平時的防災演練，將是下一次震災來臨時能生存的關鍵。
阪神大地震：災後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家園，更是防災的生活方式
如果說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讓政府初步意識到建築耐震標準與人民防災演練的重要性，那麼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可說是驗收了關東大地震後減災策略的成果，並讓政府決定延續和深化這些策略。
關東大地震後建立的新建物耐震標準與平時的防災演練，在後來的阪神大地震時，完全派上用場。當時符合耐震標準的新建物幾乎完好無缺，此外，約 6 千人死亡、4 萬人受傷的傷亡狀況也遠小於關東大地震，而令人驚豔的是，有超過 7 成的救援是在專業救援人員到達之前便已完成，「自助：互助：公助」的比例是 7：2：1。
阪神大地震的傷亡者多為住在建於 1960 年代前舊屋中的老人，災後因房屋受創而必須住到組合屋的災民則高達 32 萬人。當時倒塌釀災的幾乎都是不符合新建物耐震標準的老舊房屋，因此日本於 1995 年制定「耐震改修促進法」，針對既有舊建物進行評估、改修與耐震化。此外，政府更提高建物的耐震標準至能夠抵抗 7 級以上的強震，2006 年政府更修改耐震法，以「15 年達成 90% 建築物的耐震化」做為目標，開始進行一連串制度面的規畫及措施。
除了多數老舊房屋被震毀外，阪神大地震災後也導致了 10 萬人遷離災區（當時神戶總人口超過 100 萬人），人口的外移使在地社區的重建與經濟復原更加困難。因此，政府更制定了為期 10 年的「神戶復興計畫」（Kobe Revival Plan, KRP），除了透過短期的基本災後硬體工程重建災區外，更規劃長期的社區復興策略，培養在地居民永續的社會韌性。
計畫前 5 年，政府著重於短期社區建物及災民生活的重建，於災後 2 年內修好道路、鐵路等公共建設，並在 4 年內蓋好逾 4 萬棟住屋，快速地恢復在地生活及經濟的命脈。
而在計畫的後 5 年，政府不只是重建，更以社區為單位復興神戶的社會，以建立在地社區的韌性。在日本，社區的核心通常圍繞著小學發展，當天災發生時，小學更常是重要的避難中心，因此政府以小學為中心，規劃了 183 個防災福利社區（Disaster Prevention and Welfare Communities, DWCs），目的是強化地區組織及民眾的災害應變能力。為了提高運作效率，政府將防災活動與地區的福祉活動結合，透過社區既有的社會福利組織及其人際網絡，展開災害防救相關的宣導、教育與訓練，並進行防災與救災計畫的研擬，藉此強化地區組織及民眾的災害應變能力，讓整個社區的人際網絡能在災害發生時，迅速動員並進行應變和救災工作。
神戶的災後復興刻意以「社區」為單位執行，並讓災民親身參與復興社區的過程，為得是讓居民發揮自助、互助大於公助的精神。由於地震發生時，災區對外的通訊和交通都可能被中斷，使政府難以即時瞭解災區的情況，而外部救難人員也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夠進入災區，因此在第一時間，喚起每個人自助與社區互助的意識，是黃金救援期間的關鍵。如此一來，即使震災切斷一切外援使社區成為孤島，居民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自救。
此外，讓災民投入社區的復興，不僅有助於個人從災害的創傷中復原，更有助於在地居民「傳承」阪神大地震中累積的寶貴經驗，打造比災前更有應變能力、面對災害更有韌性的社會。
這項為期 10 年的神戶復興計畫，將震災的危機化為城市改變的轉機，透過硬體工程與長期的社區重建，將災區復興成為更安全且能夠自救的防災社區，使神戶在災後的 10 年內人口即回升為原有的數量。
東日本大地震：在強震中站穩後，更要嚴防隨之而來的「複合式災害」
在阪神大地震後，日本的地層運動開始變得活躍，2000 年至 2007 年間日本郊區如登半島、新潟縣等陸續發生超過 7 級的地震，所幸皆未有嚴重災情。然而，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區域發生了震驚全球的 9 級強震，造成日本本州島往東位移 2.4 公尺，引發高達 40.5 公尺的海嘯，海嘯更破壞了設立於海岸邊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使一號機發生爆炸，輻射外洩，導致半徑 20 公里內的居民緊急撤離。
值得慶幸的是，此次「東日本大地震」（Tohoku Disaster）被地震震毀的房屋極其少，紐約時報指出：「日本嚴格的建築規範和地震預警系統，以及平時的避難演習，使日本成為了世界上面對震災準備得最好的國家，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然而，再縝密的災前準備仍非堅不可摧，過去以單一災害——地震為導向的防災、減災策略，促使日本對地震做了相當充足的準備，但在面對超乎預期、由地震進一步引發的海嘯、核災等「複合式災害」時，依然脆弱不堪。
此次結合地震、海嘯、核災三合一的複合式災害，被視為「發生機率低、衝擊強度大」的災難，使日本深受重創，更震驚了國際社會。地震所引起的海嘯、核災等災情遠大於地震本身。海嘯嚴重地打擊了東北地區的主要產業，如礦工業、水產業、農業及觀光業等；而福島核電廠的爆炸除了導致和污染的蔓延外，也造成國家的供電量不足，東京政府更首度實施分區「輪流限電」，使 1300 萬居民受到限電影響無法正常生活，亦使許多產業停擺。
此次震災所引發的海嘯，使日本更加重視海嘯災害的預防。政府於 2014 年將每年的 11 月 5 日訂為國家「海嘯防災日」（津波防災の日）。此外，在災後的土地規劃使用與災後社經復原方面，政府則將沿海地區的漁村居民遷至高地居住，更在沿海築提防（Sea Wall），規定沿海地區僅供商用，亦為沿海工作者制定緊急撤離計畫。然而，災民遷村、築海提等措施皆僅是「單點式」的防災手段，撤離家園後的災民該何以為繼，至今仍是難解的問題。
此次震災除了讓日本注意到過去忽視的海嘯威脅、核電廠的安全性等表層問題外，亦揭露了國家能源政策，及災區人口高齡化、韌性低落等更深層的問題。
此次海嘯所造成的核災，使日本國內的反核運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整個國家過度依賴核能的問題也無所遁形。核災促使政府研擬「革新的能源・環境戰略」計畫，明確提出「2030 年代實現零核電」的目標，努力邁向低碳、安全、安心的都市；然而這項計畫也面臨電業界、產業界的反彈，顯示國家能源安全與經濟的兩難。
即使散佈於災區域的輻射污染物質已陸續被清除，且災區的輻射標準亦陸續通過嚴格的歐盟檢定；然而，最困難的仍是讓災民有信心回到家鄉安居樂業。
根據日本政府復興廳統計，東日本大地震災後 6 年以來住在臨時避難所的災民由 47 萬降到 15 萬人。然而，這些災民大多移居他處，並沒有回去家鄉。此外，災區既存的人口高齡化問題，更於災後加劇，且根據統計，福島、宮城、岩手縣 2016 年的生育率都創下史上新低。
高齡化與人口流失，使扮演災後復原重要角色的年輕世代太過單薄，災區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源來執行關鍵復原工程、復興在地經濟，讓災區重建與發展缺乏韌性。雖然區域組織皆非常努力地進行復原計畫，然而許多計畫卻因為人力不足而延宕執行，使災後復興之路更加漫長。
東日本大震災，使日本這個防災大國再次付出代價，由地震所引起的複合式災害也帶給全球一個震撼教育，並讓政府意識到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雖然眼前的重建之路仍然艱困，卻也是日本邁入韌性的必經之路。
防災沒有鬆懈的一天，日本全員防災中
東日本大地震讓尚未對大型複合式災害做出充足準備的日本，在環境、社會及經濟上損失重大。除了於災後透過重建亡羊補牢，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對隨時可能襲來的震災做好準備，日本更將國家的韌性發展列入國家韌性基本法，把「國家在遭受災害衝擊時仍能持續運作，且損失降至最低」設為目標，並以落實災前的減災策略、建立災時的耐災社會，以及調適災後的恢復能力為原則，發展國家韌性的長遠政策。
然而，即使日本逐漸走出近年震災的傷痛，並擁有越來越縝密、安全、嚴陣以備的國家防災體系，等在前頭的災害卻可能會更加極端，防災的準備不能有鬆懈的一天。唯有由下而上地讓災害意識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才能真正提升人民的防災與災時應變能力。
因此，日本政府頻繁地公開地震預測資訊，每年更新未來 30 年震源發生大規模地震的機率。這一切警示並非為了擾民或製造社會不安的作為，而是要讓人民習於正視身處的災害課題，進而認同防災的生活方式。
除了積極預警未來的災害外， 歷史上的地震，與災民承受的戒慎恐懼和傷痛，也不該隨著時間與世代被淡忘。為此，除了一年一度國定防災日的提醒外，日本更將防災教育視為理所當然的學習，積極為學校體系的防災教育奠基，從小學開始落實教材如：「地震及海嘯學校防災手冊」（学校防災マニュアル（地震・津波））。藉由學校教育的訓練，讓孩子們擁有對於地震等所衍生的災害、防範具備正確的知識及準確的判斷力，培養下一代克服災害及降低傷害的活用能力。
除了讓全民在平時擁有強烈的災害意識外，當災害來臨時，所有人更必須有能力自助、互助，甚至與專業救難人員合作賑災。阪神大地震時超過 130 萬名志工投入防災的經驗，讓日本順勢堆動防災志工的培訓，將每年 1 月 17 日制定為「防災志工日」，更於 1 月 15 日至 1 月 21 日舉辦為期 1 週的「防災志工週」，期間舉行各式各樣的課程、展覽、研討會、講座等活動，為的是讓人們在擁有防災技能後，面對未知的災害將不再只有恐懼，而是擁有能保護自己和他人的自信與能力。
面對災害的衝擊，日本社會的韌性經由防災意識的培養已逐漸提高，而政治、經濟面的韌性亦不容忽視。日本政府已由過去的經驗意識到，強震的威脅使得國家機關、重要的經濟產業鏈隨時有淪陷的風險，因此近年來擬定「政府持續運作計畫」 (Operation Continuity Plan, OCP)，與「企業災後持續營運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BCP) ，期許政府、企業及整個社會能在災害發生時，不會崩解而仍能持續穩定地運作，以打造整個國家的韌性，更為日本建立可靠的國際形象。
面對地震之國的宿命，日本並沒有怨天尤人，整個國家亦非生來就具有防災韌性，而是靠著親身經歷的災害而逐漸建立。唯有從環境、社會、經濟等面向，全面培養日本面對災害的韌性，才能讓日本像其傳統工藝品「不倒翁」一樣堅毅不拔，被災害衝擊後依然能迅速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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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參加過很多社區小旅行，但你有幫社區做過體檢嗎？由明興社區帶領大家組成韌性社區體檢小隊，從屋頂的儲水撲滿到地上的排水孔通通不放過，讓你一窺韌性社區的小秘密。還有防災社區的自救互救小百科，教你如何去除生活中的危險因子，及災害來臨時要怎麼自救保平安！活動當日還會招待大家一碗清涼豆花，解解秋老虎帶來的熱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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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李沂霖
夜晚熟睡之際，雨勢又急又猛，連房子都在顫抖，有如天崩地裂之感，驚醒的村民向窗外一看，泥流與巨石傾瀉而來，下一秒近 60 戶人家，來不及奔逃，覆沒於碎石屋瓦之下。
這是今年 6 月發生在四川新磨村的悲劇，鄢健民提的雲淡風輕，眼神卻滿是擔憂，「幾個月前在中國發生的滅村事件是完全無預警的。大家對自己所處的周遭環境不認識、不知道哪裡會有災害，這是最危險的。」
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暴雨、颱風、地震等所謂的「天災」越來越不可預期，也無可避免，若我們能及早了解居住地的環境狀況與災害潛勢，在平時就做好準備，並在面對災害時有良好的應變及恢復能力，便能降低災害帶來的影響，並於災後快速重組生活機能及秩序。
社區作為面對災害的最前線，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發展成能與災害共存、且具備韌性的「防災社區」。身為台灣早期防災社區的推行者之一，鄢健民在文山區明興里擔任里長至今將近 10 年，積極將明興社區發展為具有韌性的防災社區。
根據 Foster（2006）研究指出，一個擁有韌性的防災社區，應具備因應災害管理 4 大階段的能力 ——「減災」（Risk Reduction）、「準備」（Readiness） 、「回應」（Response）與「恢復」（Recovery）。
災前的「減災」和「準備」能力，意指社區有能力降低災害發生的機率，並於災前做好防範措施。而第一步，就是透過環境與災害教育，讓居民深入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了解各種災害對社區的影響，並發起生態保育等相關行動，預先移除社區內的致災因子，以達「減災」的目標。
在認識環境之後，社區也需進一步擬定災害防範計畫，在平時規劃防救災組織、繪製疏散地圖、巡視易發生災害地點、儲備民生物資、進行防災演練等，做好面對災害的「準備」措施。
若於災前做好準備，面對災害時便能有良好的災時「回應」能力，也就是讓社區有能力承受災害衝擊並降低損失。社區可以透過平時規劃好的疏散路線，引導民眾至避難中心，並迅速建立好災時的生活系統，包含醫療、照顧、救災物資分配等，讓外界救援尚未進入社區之前，社區本身即擁有良好的應變能力，居民能夠自救互救，降低災害所帶來的影響。
最後則是災後的「恢復」能力，強調社區在災後能迅速恢復秩序、重建與持續發展 ，分為短期與長期兩大層面。短期工作包含災民安置、生活復原、心理復健、公共設施與維生系統的恢復等；長期工作則指住宅重建、產業振興、都市基礎建設重建與強化（道路、橋樑）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恢復指的並非「回到社區原本的狀態」，而是指社區應著重於「優於以往、更永續的發展」。若是重建重點只在於恢復到與之前相同的狀態，就只是複製了當初不夠韌性、脆弱的硬體環境及經濟社會活動，因此，長期而言需要從整體的環境、社會、經濟著手，重新打造更永續、更韌性的社區。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對災害管理所下的定義，上述減災、準備、應變及復原 4 個階段互成一種循環——當社區在平時做好減災和準備工作，萬一發生災害時，即可在第一時間有效地做出應變並降低災情，而災後恢復工作若能做好，也就能達成平時減災的功效。
都會型防災社區——台北明興社區：減災與準備，強化社區韌性
台北文山區的明興里位處山坡地，里長鄢健民長期推行防災社區，特別著重於災前的「準備」及「減災」措施。在準備層面，首要之務就是進行社區內的環境探勘。他與台北市大地工程處合作，在社區內裝設監測器，鄢健民說明：
「監測器就像是在大地上裝設『體檢』的儀器，隨時告訴我們狀況，如此才不會讓我們暴露在不確定的風險中。」透過公開的環境資訊，讓民眾即時了解自己居住的環境。
提升民眾對周遭環境的認識只是第一步，依據環境勘查的結果，明興社區進一步標示出容易發生災害的區域，由居民組成的志工隊定期監測，並增強坡地安全的巡守。此外，也根據勘查結果繪製出災時的疏散地圖，並動員居民進行反覆演練，當災害來臨時民眾便能清楚地依疏散路線避難。
鄢健民表示，明興社區在準備階段致力打造出「防災友善的環境」，他預先設想了災時的情況，「當災害發生時，首先需要疏散及救災，而疏散與救災是相反的方向，都會區巷道狹窄，需要足夠的空間，面對災害時才有良好的動線可以順利進行。」為解決社區內道路空間不足的問題，鄢健民花了 6 年時間將社區內的巷弄劃為單邊停車，回應疏散及救災的需求，為災時所需做好準備。
此外，明興社區也體認到，光為災害來臨時做準備是不夠的，更要在平時就盡力移除致災因子，以更積極的作為從事「減災」工作，才能降低災害發生的機率。「隨著氣候變遷，降雨情形跟以前不一樣了，」鄢健民表示，如今台北市的降雨量與降水強度皆增強，加上都市發展快速，地表多被不透水層所覆蓋，使得地表徑流量增加，也就提高了淹水的風險，因此在氣候變遷的調適上就必須有更積極的作為。
為降低未來大雨可能釀災的危機，鄢健民運用「海綿」概念應對，以讓社區擁有吸水和排水的彈性，來進行社區內的硬體設施改造。例如將老舊的軍方房舍翻修為生態教育館，在屋頂上設置大型水槽，雨水便能順著屋瓦流進水槽中貯存，達到水撲滿的功效；館外的庭院則鋪上碎石取代水泥，可讓雨水透過縫隙滲到地底下。
另外，社區內還有一段「海綿道路」，由同時具備引導水流、儲水、降溫、降低空汙和生態永續等功能的「JW 生態工法」所鋪成。與一般不透水的水泥鋪面不同，這項新工法能讓雨水不至於在路面漫流成災，而是經由導水管流到碎石層和原始土壤層，回補地下水，降低水旱災發生。
改善社區內的硬體設備並不難，但為使減災工作更全面，明興社區回溯根本，從生態保育著手。鄢健民表示，長久以來人類都以自身利益為考量，過度開發、消耗資源，最終破壞了自然界的平衡，雖然以社區之力能做的有限，但北面依山的明興里，依然保有一處生態園區，與原生物種共存共榮，平時也成了生態教育的最佳場所。
除此之外，明興社區也以「氣候調適」為目標，與文山社區大學合作開設課程，帶領居民共同學習並實踐生態保育及溪流維護等項目，而範圍更擴及整個文山區，共同改造地區面貌。透過適當的保育與規劃，文山區的行水區域平時成了民眾交流、生態教育的場域，颱洪來臨時則可發揮紓解水流的功效，而當生態維護與水土保持做好，自然能降低暴雨成災的可能。
防災社區除了提升民眾對環境的認識、營造防災友善的環境及移除致災因子之外，鄢健民認為，最重要的是經營「人」，「培養社區的韌性應如有機體一般，讓分子間有著很好的互動。」
平時在明興里辦公處，都有志工來幫忙煮飯，提供弱勢送餐服務，接觸需要幫助的人，而這些看似與防災無關的行為，除了可建立居民彼此的信任之外，也有助於社區搜集資訊並建立清單——了解哪些人需要幫助、他們在什麼地方、如何提供服務等，透過社區的賦能（Empowerment），也就是藉由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讓居民獲得掌控自身相關事務的力量，建立一個可以互信互助的防災社區。
鄢健民進一步說明，防災其實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做起，像是在里民辦公室廚房中，志工平日煮飯都使用快速爐以及瓦斯桶，保有可移動性；防災演練時則模擬無消防車與救護車等平時就沒有外力支援的情形，以增強民眾自救與互救的能力。
明興社區目前致力於「減災」與「準備」階段，從環境改善及居民教育著手，營造全體社區的防災能力。鄢健民相信，在災前做足準備，當未來面對災害時，社區同時也能具備良好的回應力與恢復力。
萌芽於震後的防災社區——南投龍眼林社區：回應與恢復，重建一個更好的家園
台灣另一個防災社區的經典案例，是南投的龍眼林社區。位處南投中寮鄉北邊，龍眼林社區以龍安村為核心涵蓋 7 個村落（清水村、內城村、龍安村、龍岩村、爽文村、永芳村、永和村），因地形影響，「北邊 7 村」遺世獨立，形成了共同的生活圈。在 921 大地震之後， 由於災後重建計畫多以北邊 7 村為服務範圍，逐漸加深了北邊 7 村成為社區共同體的意識，啟發龍眼林社區共同營造與發展防災社區的契機。
時間回到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強震來襲，村內房屋應聲而倒，當時龍安村的村長廖振益急於救災，連褲子都來不及換就衝出門，號召村民共同搶救受困民眾。身為村長，廖振益熟知村民們的居家環境，因此大幅增加當晚救援行動的效率，順利將被困於瓦礫下的居民們一一救出。雖受損的房屋多達 211 戶，不幸罹難的人數為 7 人。
倉皇出逃的居民，面對餘震頻頻，即便家屋未倒也不敢回家，紛紛聚集於龍安宮前，清晨時分搜救行動告一段落，廖振益立即借來大鍋、瓦斯爐和白米，就地於廟埕前開伙，提供熱食讓居民用餐。當時，龍安宮成了第一個公共伙食站，而後各地民眾也主動成立伙食站共 8 處，由熱心的義工輪流煮食，共同渡過災時難關。
在外界救援尚未抵達之前，龍安村展現了面對災害的「回應」能力，迅速規劃應變措施，建立賑災中心、公共伙食站以及 3 處臨時安置場，村內 100 多位村民更主動加入義工行列，不僅協助初步的環境整理、居民安置，還經由廣播系統不時向居民精神喊話、互相鼓勵，有效地在災時回應民生問題以及心理需求。
一週後，龍安村邁入「恢復」階段，進一步成立了「社區重建推動委員會」，以龍安村為起點，開始規劃龍眼林社區整體的長期重建，分為空間重建、社會重建，以及產業（經濟）重建 3 大層面。
屬農村型態的龍眼林社區，居民多以老人為主，因此在思考空間重建時，就以人口老化為考量進行社區公共空間的規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公共廚房」，延伸災時成立的公共伙食站概念，繼續為長輩供餐。
廖振益表示，公共廚房源於災時居民自發湧出的公共意識（共同煮食），為社區發展規劃中所策劃的第一個公共空間。
此舉不僅是把震碎的屋瓦重新蓋起來，更因居民意識到社區固有的老化問題，進而重建一個別於以往的公共空間，形成災前所沒有的供餐文化，並逐步發展為送餐服務，為不方便前往公共廚房的長輩送餐，範圍從一開始的龍安村，直到現在擴展為整個中寮鄉。
社會與產業重建也緊扣著人口老化問題，考量到老農民的生產力有限，原以一級產業為主的龍眼林社區面臨轉型的抉擇。因此為提升家鄉的重建能量，社會重建將重點放在社區教育，以「老芽發新葉」為核心，開設電腦班、英文班、民宿經營班等多元課程，提供居民學習新技能的機會，如學習農產品行銷包裝、建立網路銷售平台等，讓原本老化的地區長出新的生命力，使居民逐漸有能力建立在地農業品牌、發展第三級產業，帶動社區休閒觀光農業的發展。
透過上述空間、社會與產業 3 個階段的恢復行動，中寮鄉被震垮的北邊 7 村不只是恢復了家園，更以解決社區根本問題為重建核心，建立了更緊密的支持網絡，改善人口老化所引發的問題，並促成產業轉型，有助於社區日後更長遠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形成更具韌性的龍眼林社區。
由下而上，打造一個能與災害共存的防災社區
由明興社區和龍眼林社區的經驗可知，推動一個具備韌性的防災社區，應考慮到完整的災害管理 4 階段，並從環境、社會、經濟面著手進行整體社區營造，打造出更宜居、永續的居住環境。而要讓上述理想實踐，則需要社區自主與民眾參與，以及專家和政府的協助，促成者、參與者、專業者缺一不可。
防災社區的實踐並沒有固定公式，需因應各社區條件、背景及需求的差異而著重於不同的層面。身為推動防災社區的先鋒，當鄢健民被問及對其他社區的推行建議時，毫不猶豫地表示：「做就對了！」他笑答，「關鍵就是找到願意參與的人，其他都是技術層面，沒有太大的困難。」
鄢健民認為，防災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就從你我身旁的巷弄做起，藉由達到社區韌性，進而建立整座城市的韌性，他期許未來能有越來越多防災社區出現，「一個社區做好沒有用，希望大家能夠積沙成塔，同心為環境改變，才能營造共好、有韌性的生活環境。」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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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參加過很多社區小旅行，但你有幫社區做過體檢嗎？由明興社區帶領大家組成韌性社區體檢小隊，從屋頂的儲水撲滿到地上的排水孔通通不放過，讓你一窺韌性社區的小秘密。還有防災社區的自救互救小百科，教你如何去除生活中的危險因子，及災害來臨時要怎麼自救保平安！活動當日還會招待大家一碗清涼豆花，解解秋老虎帶來的熱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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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郭潔鈴
今年一月的某個晴朗夜晚，一群人聚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市某地的庭院裡，在閃爍的小燈泡之下，有馬戲團正為孩子們表演，大夥聚在營火旁閒聊，一同共享溫暖的食物；DJ 播放著電子樂，還有現場演出的敘利亞與非洲音樂。這幅情景就像任何普通的派對，只是這場派對的地點，在半年前竟是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監獄 Bijlmerbajes。
荷蘭地狹人稠，過去 2 年卻已接納逾 9 萬名難民，該如何安置這些難民成為相當棘手的問題。正巧荷蘭犯罪率下降，多處監獄沒有犯人入住，變成閒置空間，於是難民庇護中心（the Central Agency for the Reception of Asylum Seekers，簡稱 COA ）便與致力活化閒置空間的非營利組織 LOLA 合作，將荷蘭最大的監獄 Bijlmerbajes 改造成 2 個部分，一部分為難民中心 Wenckebachweg ，另一部分則是為難民打造的文創中心 Lola Lik。
將監獄改造成難民中心，供難民吃住無虞，是可以理解的措施，但是為何會在難民中心一旁增設文創中心呢？
生存以上，生活未滿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渴望被滿足的事物分為 5 個層級，從最基本至最高階，分別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與自我實現等需求。當低階的生存需求被滿足後，人們自然會產生更高階的生活需求。
駐紮於荒郊野外的難民營與擁擠的難民收容中心，雖然滿足了難民短期安置的生存需求，卻忽略了他們的人權與生活品質。
教宗方濟各曾針對難民營做出批判，他表示：「在人滿為患的難民營裡，國際協定似乎比人權更重要。」
此外，主要從敘利亞、伊拉克而來的難民，在短時間內大量地湧入歐洲，使得當地居民對於這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的新移民產生抗拒心理，將其視為「外來侵入者」。根據聯合國 2016 年的調查，荷蘭、德國、瑞典、義大利、希臘等 10 個國家中，認為難民會使區域內的恐怖主義盛行的平均比率高達 59%、認為難民是國家主要威脅的平均比率也過半，達到 51%。
當一個人被貼上難民的標籤，代表會被視為受助者、外來者，甚至是危險份子。然而人們往往忽略了難民在經歷國家動亂、四處逃亡之前，在家鄉原本也應過著無異於一般人的生活，有溫暖的家、安定的工作、與健全的人際互動。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將難民在社會中受到歧視與隔離的原因，歸因至 3 個面向：經濟面、社會面與政治面。
在經濟面上，難民一詞經常與貧民窟、窮人集中聚集的地區產生連結，為了扭轉此印象，應促進難民的就業與教育，使其能自力更生，進而進入當地的勞動市場。
社會面上，目前進入歐洲的難民，大多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敘利亞、阿富汗等中東地區，與查德、索馬利亞等非洲地區。宗教、語言及文化的不同，使歐洲當地居民對新移民產生戒備之心，如欲消弭兩者之間的隔閡，需透過團體之間的活動，建立雙方的信任與凝聚力。
政治面上，難民往往居住於不對外開放的難民中心，被過度保護、缺少公民參與的機會，要讓難民真正成為社會的一份子，最終目標應賦予其公民權，讓他們擁有投票、發聲的權力。
要從社會隔離（Segregation）轉變為社會兼容（Inclusion），應先從經濟面著手，培養難民的生活技能，使其有自助能力，不需仰賴社會救助；接著由社會面切入，拉近難民與當地居民的距離，促進雙方的理解與信任；最終透過取得公民參與的機會，難民才能真正融入社會，停止漂泊、落地生根。
活用難民潛能，從受助者變成自助者
一向對難民議題相對友好的荷蘭，為了因應難民危機，其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政府針對已擁有居留權的難民提出「The Amsterdam Approach」方針，Approach 一詞帶有雙關意涵，既表示一種方法，也代表接近、靠近阿姆斯特丹當地社會的意思。
The Amsterdam Approach 分別從經濟與社會面著手，透過將難民導向工作、教育甚至創業等增進經濟自主的措施，以及促進難民與當地居民交流的連結活動，達成讓難民在新的國度安身立命的目標。
從廢棄監獄改造而來的 Lola Lik ，正是阿姆斯特丹執行 The Amsterdam Approach 的重要行動之一。Lola Lik 的發言人 Arjan Rietveld 表示：「在這裡，我們想讓難民像在家鄉一般舒適自在。」
在監獄外牆漆上鮮豔的顏色、內部規劃多樣化辦公與交誼空間的 Lola Lik，以 2 種方法幫助難民融入社會：一為人才培力，藉由提供免費工作空間，讓多家企業進駐，並要求進駐的企業必須給予難民技能培訓課程，以活用難民潛能。二為創造難民與當地居民自然交流的機會，像是露天電影院、食物分享等聯誼活動，促進雙方的互動。
在 Lola Lik 的一角、曾是監獄洗衣房的地方，進駐了一間致力使難民適才適所的社會企業，Refugee Company。它在 Lola Lik 進行了多項增進難民工作技能的計畫，包括提供專業裁縫機，讓老裁縫師製作 T 恤；成立一個絹布印刷工作室，讓難民學習製作有圖案的 T 恤跟帽 T ；以及建立一個咖啡吧，幫助難民考取證照，成為專業咖啡師。
受惠的難民之一是來自敘利亞的 Galeb，在將近 60 歲時抵達阿姆斯特丹這個全然陌生的社會，且只會說阿拉伯語。這樣的背景乍看之下或許很難找到工作，但是 Refugee Company 發現 Galeb 在家鄉其實是有多年經驗的專業西裝裁縫師，於是替他取得裁縫機、在網路上販賣他製作的西裝，使 Galeb 的才能被充分發揮，他也重新找回自信。
特別的是，餐廳創辦人 Jay 本身也是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曾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經營多家餐廳，透過在 Lola Lik 認識到的人脈，了解當地法規與文化特性後，Jay 成功於阿姆斯特丹創業，未來計畫幫助更多難民發展自己的食物生意。
讓難民與居民自然交流，消除刻板印象
從上空俯瞰 Lola Lik ，在四面環繞的建築中央，有塊寬敞的空地與半月形的草坪，可作為愜意享受陽光、與人互動交流的地方，也是舉辦活動的最佳場所。
「電影是讓社會產生變化的工具，」太陽能行動電影院的創辦人之一 Maartje Piersma 表示，「與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看電影，可以改變你們之間的環境氛圍，並與身旁的觀眾建立連結。」
因此太陽能行動電影院致力於電影的普及，將少見的電影帶進不尋常的地方，2016 年冬天就曾巡迴全荷蘭的難民中心，甚至遠赴南美洲與西撒哈拉的難民營。
歷經一個冬天的巡迴演出後，行動電影院的創辦人們開始思考，如何讓這項行動更永續。他們試著尋找能每周舉辦一次電影之夜的場所，而 Lola Lik 與難民中心的地理易達性、對本地居民開放的態度，以及從監獄改造而來的特殊亮點，使 Lola Lik 成為他們的首選。
「Gezellig！」這是當荷蘭人感到舒適、自在時，常常使用的形容詞，也是 Lola Lik 舉辦電影之夜時，從阿姆斯特丹當地居民身上經常得到的反饋。涼風習習，電影開演，新移民與在地人在電影屏幕下，消弭了彼此的分界。
塑造雙贏的兼容社會
「許多來到 Lola Lik 的當地居民，都對這裡發生的事感到有趣及新奇，」Arjan 表示，「我們正試著透過交流活動，打造一個社會兼容、可以容納不同族群的都市，這對社會來說有益無害。」
難民對社會造成的威脅，事實上是社會任其發生的。著有《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繪本的幸佳慧寫道：「戰爭、移動工作、政治迫害等因素，都會造成無國籍的流浪人口，如果沒有人幫助、正視他們的困境，這些人從出生的搖籃到死去的墓地，就得在黑暗中摸索爬行。」
在無盡的黑暗中摸索的難民，不僅沒有得到協助，甚至不斷被拒之門外。過去歐洲各國對難民的態度，多半是互踢皮球，人權觀察組織歐洲與中亞地區主管 Benjamin Ward 表示：「歐盟國家對難民的斷裂、互相推諉的處理方式，已經使難民問題從一個管制上的挑戰轉化為全面的政治危機。」
難民因無法見容於社會，於是偷竊、搶劫、恐怖攻擊等社會案件，不間斷地發生於歐洲各國；而這些難民潮帶來的衝擊，更使社會恐慌、國家經濟負擔加重，形成雙輸局面。
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了不一樣的做法——塑造一個雙贏的社會，將難民從受助者的角色扭轉成自助者，活用難民潛能，助他們進入當地的就業市場，不僅降低難民因貧窮、社會疏離而犯罪的動機，也讓老化中的阿姆斯特丹社會，獲得有價值的年輕勞動力。
遺憾的是，Lola Lik 僅做為閒置監獄 Bijlmerbajes 的短期解方，當監獄需另做他用時，Lola Lik 也會一同消失。對此 Arjan 表示樂觀，因為即使監獄被拆除，未來若出現新的閒置空間， LOLA 仍會妥善運用該空間，將它改造成促進社會兼容的場域。
「不將難民視為威脅，而是潛在的人力資源」，唯有徹底轉換思維，了解並接納社會裡的新成員，才能逐步創建一個兼容的社會，營造沒有歧視、公平的環境，讓所有人都能成為社會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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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一句經典的諺語「養育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其實，打造一個韌性的社會也需要整個城市／社區的力量。強健的社會網絡就像是一張安全網，透過人與人的連結、互信與互助，網住社會中的每一份子，共同協作面對各種衝擊。夢想騎士及芒草心協會幫助失依青年及無家者找到歸屬及尊嚴，把人際網絡串連起來，成為強化社會資本的一份子，一起來聽聽他們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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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夜的大雨一直下，暴漲的溪水無情地沖刷河岸邊房子的地基，一夕之間，整排房子被河水吞噬，居民無暇收拾行囊，只能呆坐在地，看著自己的家園消失。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過境，3 天內在台灣中南部下了近 2500 公釐的雨，這數字相當於台灣一年的平均降雨量。而位於台東太麻里溪近出海口處的嘉蘭村，是受八八風災重創的部落之一，颱風過境後 60 多戶房屋全毀，當地居民瞬間成了無依無靠的災民。
「見招拆招」的重建思維，無法因應災害常態化
莫拉克颱風雖已過境多年，但在近年來極端氣候的影響下，天災發生的規模只會不斷擴大，頻率也將大幅升高。
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統計顯示，極端強降雨颱風的發生頻率在過去 10 年明顯增加，1970 年至 1999 年的 30 年間，平均 3 至 4 年發生一次，但是 2000 年以後卻增至每年發生一次。面對災害的「常態化」，災後重建應具備韌性思維，強化社區面臨衝擊後重新恢復的能力。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院士安德魯．佐里在《恢復力》一書中，將恢復力定義為「一種讓個人、社會或系統，在面臨巨大的環境變化時，維持核心使命與完整性的能力。」
而多年研究韌性理論、現任教於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的廖桂賢教授更進一步表示：「韌性理論著重的並非「回復」（Recovery），而是城市「重組」（Reorganization）的能力，強調重新恢復城市生活秩序的能力，而不在乎是否恢復災難之前的相同狀態。」
由於災區的原始狀態，就是會發生災害的脆弱環境，因此災後重建不應只著重於迅速回復至與災前相同的樣貌，或只是急著把倒下的房子蓋起來，而是要提升災民重建社區生活秩序的能力，協力建構一個更有調適能力的社會體系。
然而，目前台灣的災後重建行動，普遍仍採取講求快速的單點式補救措施，僅以災民的短期需求為主，當災區需要糧食，便加速物資的配給；當災民需要房子住，就以快速搭蓋房子為優先。
災後重建常見的組合屋，便是快速重建思維下的優先選擇，組合屋往往只滿足了遮風避雨的短期需求，卻沒有考慮房屋與文化、社會、經濟的連帶關係，無法幫助居民建立起恢復生活秩序的能力，更無助於災後重建中社區韌性的建構。
美國合格專業災害管理人員及規劃師、銘傳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王价巨於專文中指出：「災後短時間內，救災及補助的議題會蓋過實際上受災者的狀況及需求，資金、捐款和其他支援煙火式的湧入受災地區，只滿足看得到的修復。」
這種快速、單點式的補救措施，如同煙火在夜空中曇花一現，只解決短期需求，卻忽略了災民長期生活以及整體社區結構的重建，使得人們持續停留在等待救援的階段，難以凝聚社區共識和重新站起來的力量。而要凝聚這股力量，需要先讓民眾從「災民」的身分過渡至擁有自助能力的「居民」，孕育自身復甦的能力。
災後重建，不只是把倒下的房子蓋起來
嘉蘭村的重建過程有些不一樣，當時剛經歷八八風災的嘉蘭村災民，並沒有選擇災後重建中常見的組合屋，而是以另一種房屋型態——「中繼屋」做為遷至永久屋前的短期安置措施。
為了兼顧興建成本與居住的舒適性，設計中繼屋的建築師謝英俊，以輕鋼構系統為房屋骨幹，建築內層用木板、石膏板等可吸水材質，外層則用沙子、竹子等在地材料，更加強牆體厚度，使房屋能隔熱隔音。這樣的設計使中繼屋不僅適合人居，還可降低成本。然而除了提升居住品質，中繼屋對災民帶來的影響，其實比想像中深遠。
中繼屋的構想不只是滿足災民「有房子住」的單點需求，更進一步考量居民在生活、社會文化和經濟面上的需求，是從「點」擴及到「面」的思維轉變。
從社會面來看，「人沒有事情做就會出問題，」謝英俊觀察到許多災民在失去家園、甚至失去工作後，缺乏生活重心，在創傷下失去了前進的動力。
長年研究災區重建、任教於中央警察大學的李宗勳教授也表示，讓災民成為災害防救的主體，共同參與重建工作，不只是恢復安身居所，更是復甦生命品質的過程。「因為他們所經歷的痛苦的深度、生活的高度是能夠相融的，儘管外來的專家有其專業，災民仍應是重建的主人。」
因此謝英俊提倡「與居民互為主體性」，透過協力造屋，讓災民親身參與房子的重建，藉由勞動平復心情、獲得成就感，進而幫助他們更快跳脫坐等救援的角色，在造屋的過程中凝聚重建的共識並強化社會網絡。
從經濟面來看，當時負責為嘉蘭村籌款的世界展望會，提出「以工代賑」的獎勵措施，每日提供 8 百元工資給協力造屋的居民，化解他們一夕之間失業的手足無措之感。村民在學會建築技術後，更能因此習得一技之長，甚至開啟了不一樣的職涯發展機會。
例如 921 大地震後，在謝英俊團隊第一次參與重建的伊達邵部落，結束重建工作的居民不僅蓋了自己的家園，更進一步成立「達文營造」工班，多年來持續與謝英俊團隊一同為災區重建出力，嘉蘭村重建時更有 10 位伊達邵工班的成員前來指導嘉蘭村民蓋房子；無獨有偶，嘉蘭村民重建結束後也成立營造工班「黑群企業社」，四處支援台東與屏東各地的災後重建工作。
從文化面來看，嘉蘭村人口多由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原住民組成，擁有「前院即客廳」的傳統文化。嘉蘭村民宋仙璋表示，過去每家都有戶外涼棚（taəta），它是族人串門子、群聚聊天、吃大鍋飯的生活空間，也是小孩們嬉戲、睡覺的快樂天地。
因此建築團隊在設計中繼屋時，特別加長門前雨遮，使居民能保有過往的生活習慣，此舉不僅維繫了家庭親情，也凝聚了家族部落的向心力。
中繼屋興建的地點亦是如此，謝英俊表示：「原住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要將他們遷移到其他地方重新適應，不太容易。」因此中繼屋的選址，就在嘉蘭村隔壁的正興部落集中興建，以保持原住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
就環境面而言，中繼屋也結合了綠建築的思維。由於生產水泥會耗費相當龐大的能源，卻無法妥善回收，因此建築團隊在蓋中繼屋時便堅持降低水泥的使用量。
根據地球公民基金會報導，水泥是非常高耗能、高耗水、高汙染的產業，然而付出如此大的環境成本，水泥硬化後卻只能使用一次，十分沒有效益。當拆房子產生的水泥廢棄物因無法回收而被肆意丟棄時，還會對環境造成二次傷害。
因此中繼屋除了打地基使用的混擬土之外，其餘 90% 的建材皆能回收使用。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採用天然的建材建造外牆，以八八風災後的嘉蘭村中繼屋為例，外牆使用沙子，不僅環保也可降低成本，拆遷時外牆即能「塵歸塵、土歸土」，沙子直接丟回土中，不會造成汙染。
災後不只要重建，更要走向預防
嘉蘭村的短期重建工作，突破了以往單點式補救的思維，使災民既能安身，也能立命，一步步恢復災前的生活。
然而長期而言，要讓城市具有韌性，打破「災害 - 癱瘓 - 回復 - 災害」的循環，需要做的不只是讓災區「回復原狀」而已。
由於災前脆弱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原本就是容易發生災害的情況，若只是回復成原來的樣子，當颱風、地震等環境變動再次發生時，城市仍會癱瘓。
近年來氣候變遷就像一台失速的列車，帶領人類前往無法預測的方向，颱風、暴雨過境後的災情頻傳，有些災區甚至重複受創，顯示了過往的重建經驗與硬體防災工程已不足以因應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的環境變動，既有的重建思維勢必需要轉變。
當災害發生，揭示了原有社區結構的脆弱之後，漫長的重建之路需要更具前瞻性與全面性的規劃，全方位地調整環境、社會、經濟結構，將社區重組成可以與環境變動「共存」的樣貌，才能真正提升韌性，為下一次的颱風和暴雨做好準備。
災後重建應從重建走向預防，從脆弱邁向健全，將社會改造成能與環境和平相處的樣貌，打破重複受創的循環，打造更有韌性的家園。
核稿編輯：金靖恩
顧問諮詢：眼底城事
（本文為社企流與眼底城事合作之專題文章，歡迎分享文章網址，禁止全文轉載至其他介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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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日前公布「2017 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澳洲墨爾本連續第 7 年登上榜首，台北則位居第 60 名。成就一座宜居城市的條件有哪些？而要從宜居城市 upgrade 到「韌性城市」，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交大建築所龔書章所長與台北市政府產發局林崇傑局長，將一起攜手描繪他們宜居又韌性的城市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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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流／李沂霖
都市叢林中，水泥砌成一棟棟樓，樓中有人，因人聚集群居而謂之城。城市由建築與居民所組成，若站在開發商的角度，建築在韌性城市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忠泰）的執行長李彥良笑答：「身為開發商，我們要蓋的不只是房子，而是建立一個『可能性』，一個能讓人去交流、互動的可能性。」
訪談期間，李彥良多次提及「可能性」三個字，指的是，建築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應是成為一個空間、平台，讓人得以進入，進而產生交流與連結的可能。
「我們要做的不只是蓋房築樓，還要創造更宜居的生活。」
從老城區著手，建立在地與人之間的關係
李彥良認為一座韌性的城市，應是多元、開放、友善的城市。而要使一座城市具備這 3 項特徵，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城市中的人。
當人與所在地建立起連結與歸屬感，將能吸引人們投入關注和資源去經營與所在地之間的關係、打造與地區的共享價值，而透過居民的共同參與，也能強化所在地的自主性及永續性，成為邁向韌性城市的基礎。
今年甫開幕的「新富町文化市場」位於萬華，是忠泰最新打造、盼能為人們與城市「建立關係」的平台，將日治時期留下的「新富町食料品小賣市場」整修改造為一個新興的開放空間。
李彥良表示，城市中老舊、閒置的空間，往往因為相對雜亂或是易成治安死角疑慮等因素而變成「負面」的空間，如成熟的果實啃食殆盡後剩下的果核，沒有用處、失去價值，因此忠泰推出「都市果核計畫」積極介入這些空間，「我們翻轉這些負面的空間，讓它們可以被人們接納、喜愛進而去親近，如此一來，建築本身的文化價值得以重新彰顯、人與人之間也能夠在此交流親近，建立關係。」
對李彥良來說，城市、建築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在於互相建立關係。《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作者珍．雅各（Jane Jacobs）曾提及：「無趣、沒有活力的城市，事實是因為自身埋藏了走向毀滅的種子。……而活力、多樣、緊湊的城市，具備了處理問題的充足能力，因此保有不斷再生的種子。」
新富町文化市場的出現，為萬華注入了交流的可能性。
「很多人可能對日本的熟悉勝過於萬華」李彥良感嘆，大多數人對於萬華的印象可能僅僅只有龍山寺，缺乏多元的想像，「不要讓一個地方像孤島一樣。」
要如何改善這樣的情形、使城市變得更加活力而多元？此時開發商的責任就在於營造一個交流的空間，「對我們來說，不單單只是蓋起一棟建築，更是讓建築內的活動得以發生。」空間誕生了，創意、交流也進來了，越來越多人被吸引而來，走入這個原本不熟悉的地區，才促成了人與城市關係的建立。
「要談韌性城市，我認為首要之務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認同，若城市中的人彼此疏離——你是你、我是我，那麼城市就沒有韌性的可能性，唯有彼此間互相幫助，城市的韌性才有可能提升。」
「HOME 2025 ：想家計畫」建築應思考更長遠的未來
都市果核計畫為城市與城市中的居民建立交流的空間，而忠泰的另一項計畫「HOME 2025： 想家計畫」則為建築業與研發產業之間開啟了對話機會。
此項計畫媒合 29 組設計與建築專業者及 20 家中堅企業組成合作團隊，歷經近 2 年的研究籌備，以創意構想結合研發產業，針對台灣所面對的各種社會、經濟、環境議題，探索未來的居住型態。
「我們作為一個城市開發者，對於城市開發的想像與作為，不該只是單純從傳統的技術面，或一般認知的美學角度去探討，而是去思考更長遠的未來的可能性。」
HOME 2025：想家計畫搭起建築業與其他產業的橋樑，創造可以對話的平台，李彥良提到：「其實台灣有很強的產業基礎，但可能因為缺乏與建築業交流的機會，導致產業有技術但不知道如何應用；而建築設計者不知道有這些技術，當然也就不知道這些可以對他的設計產生什麼可能性。」
舉例而言，當時其中一間參展的產業為混凝土的業者，一般人對於混凝土的既定想像大都是具備堅固、不透水的特性，但實際上混凝土的發展已超乎預期，不僅可以浮在水面上，也具備高透水性以及高透光性的性能。而經由此次交流的機會，建築業者與混凝土業者共同腦力激盪出可不斷推動、捏塑的混凝土牆，勾勒出未來用混凝土建成的空間，將可依居民的需求任意塑型、變動的樣態，若能成真，那現代人所擁有的生活空間將具有更高的可塑性，也更有彈性應對未來環境與氣候的變化。
這看似是建築產業技術面的開發、探討，實質上則是更深入地從技術面切入，因應時代變遷、環境變動等議題，開啟對未來生活樣貌的想像。李彥良表示：「城市由建築與人所組成，建築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也有很多事情做不到，最重要的，還是身處其中的人。」他一再強調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的重要，「讓不了解的雙方有互相理解的可能」，建築在其中則扮演著創造空間、製造交流機會的角色。
李彥良認為，邁向韌性城市，是一連串「思考、學習、行動、改善」的過程，HOME 2025：想家計畫就是希望去彰顯這樣的進程，思考更長遠的未來，並能有所行動。
訪談尾聲，李彥良描繪心目中韌性城市的樣貌逐漸清晰——強調人與城市的關係，開發商不單單只是把一棟建築或空間建立起來，更是去建立在建築內交流、連結的能量，「以往談建築，不外乎是緊扣品質與美學來談，而現在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兩者兼顧之後，去經營建築物之內『人』的關係。」
「開發商應該去經營一個良善的都市關係。」何謂良善的都市關係？李彥良接著說道：「比如整個忠泰園區，我們不去築起高牆，限定範圍說這裡就是只有我們可以享受的區域，而是把圍牆都拿掉，把公共藝術帶進來，讓周遭居民都可享受到這個空間，來到這個區域的人可以看到彼此、進而產生互動。我們認為開發商應該要去建立這種可以互相認識交流的可能性。」
當人與人、人與空間有更多交流機會，便能建立起歸屬感，願意共同為所處的城市付出努力、打造共享價值，讓居民與城市產生緊密連結，如此便是實踐韌性的關鍵。
步出忠泰大樓外，矗立市民大道旁的是一個巨大的雪人公共藝術，那天雖下著不小的雨，撐傘經過的人皆放慢了腳步，為雪人而駐足，往來的行人彼此微笑點頭，此情此景，即體現了李彥良方才所說開放、友善的空間之貌。韌性城市雖然是龐大而複雜的城市議題，但其實也是再簡單不過的，與你我相關的城事。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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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新台幣，但你知道什麼是「社區貨幣」嗎？在地經濟就像一個有漏洞的口袋，錢財入袋後馬上又被花在城鎮以外的商店，在外部市場流通 ，口袋中的錢就消失了...但社區貨幣卻能讓「肥水不落外人田」，把財富保留在當地社區，不易受全球景氣牽連。看看英國托特尼斯小鎮、台灣花園新城的社區貨幣實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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