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現場：都市農樂園
專欄文章
（5篇）【柏林現場】「消費帶來改變」只是產業界的催眠，食安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德國Foodwatch創辦人專訪
文：劉致昕／圖：FoodWatch
每每遇到食安風暴，人們的結論都會傾向鼓吹「消費者的力量」，而這力量，大部份被認定為用消費來發揮，也就是台灣人所說的「用新台幣讓它下架！」
有趣的是，該下架的，為什麼無法下架呢？為什麼被考驗的是消費者，需要睜大眼、需要去上食育課程，才有辦法（貌似）保護自己的安全，避免吃進不當的食物呢？
一路從企業界、國際NGO到綠色和平，博得最終以Foodwatch來完成他對改變世界的使命。過去十三年來他們以科學研究、調查報導、媒體票選、街頭活動等，推動食物相關法規與執行，從德國走向荷蘭、法國，近來在香港也註冊了辦公室。社企流與他的對談中提到了他心中的「公式」、食物產業的問題、以及他對所有想要改變世界的青年之建議。
以下為對談原文：
社企流（以下簡稱問）：食物出了很多的問題，Foodwatch是以什麼樣的角色存在？使命是？
博得（以下簡稱答）：在歐洲食物市場的現況，從2002開始，針對健康跟生產資訊的真實，我們有很好的食品法，但在現實中，執行時並沒有真正保護到消費者，政治人物反應很慢，企業的遊說對政策的影響很大，民主赤字讓民意跟政策的差距很大，我們想要扮演一個造勢、宣傳的角色，讓這個差距減小，也讓管制、政策更接近食品市場的現況。
我們已經做了十三年了，在荷蘭、法國都有辦公室，香港也註冊了，我們希望對政策、行政體制上造成改變，現在的法規落實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還是差一截，我們希望能夠讓它真正的發揮效果。
問：成效如你預期嗎？怎麼建立你們的公信力？
答：當然不容易！但有時讓事情比較簡單的是「我們有很多的食安醜聞」。戴奧辛啊，蛋、肉、牛奶、起士啊，在在證明政府的執行力跟效率都不夠好，或者是誤導消費者的資訊竟然是合法的，像是黑森林火腿的標籤其實不夠誠實，那原料豬肉其實可能來自台灣、紐西蘭（笑），只在黑森林煙燻。還有很多例子，都證明對健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還不夠好。
問：經驗豐富的你，面對廣大的議題、有限的資源，你如何確保你的戰鬥策略？
答：必須先選定題目，找具急迫性、容易跟大眾溝通的、可能改善的、具象徵性的，然後推出宣傳活動，傳達過程中強調食品市場對消費者保護的不足。接著透過媒體，公開刊登我們的研究，透過網路，與政治人物、與國會議員對話。然後如果在媒體間造成迴響，就會對行政當局造成輿論壓力，如果我們夠幸運的話，就能對法規造成改變，但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食品產業比我們強上太多了。
問：那怎麼辦？
答：該怎麼辦？繼續戰鬥！真的，你需要耐性，改變需要時間。除非你能先取得一或兩個食品廠商願意合作，那你造成改變的時間可能會快一些。
通常對於一個公共議題會先需要一個公開的辯論，我們不可能期待他一夜之間就有改變出現，大食品廠的新作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立場變化，但我們一步步的造成改變。
但公司都痛恨高標準的規範，可以的話，誰也不想當第一個（改變的）。
我們必須創造衝突，比較容易產生公共的辯論，你需要衝突。衝突如何產生呢？指名道姓跟讓他感到羞愧（naming and shaming） 。
讓它成為一個大家都想確認的事實，事情才會被看見、看清楚。通常，他們的形象都是很好的，有社會責任啊什麼的，所以要給他們一個reality check。
問：但消費者通常不太喜歡聽到壞消息，只當烏鴉，很不容易。
答：所以我們要告訴消費者他們面臨的真實情況，讓他們知道他們缺少的真實資訊，讓他們知道他們在市場中其實是沒有力量的。也讓他們看到相較之下產業界所擁有的影響力。
有消費者會很支持我們，覺得我們在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有一些則是覺得他們自己判斷即可。
問：在台灣的例子是，媒體、研究單位、政府、產業，沒有人有公信力了，這裏呢？
答：在德國做的調查，你覺得誰為你的食安權益把關最多？食品品牌在最後一名，接下來是政府，NＧＯ是最高的。他們相信我們沒有私人利益，相信委員們沒有隱藏，確保了透明性，他們相信我們的研究是獨立進行的，也相信我們沒有隱藏的意圖。而且我們的財報都是公開的，每一歐元的來源、去向都看得見。
問：你們跟別的NGO有不一樣嗎？
答：我們最成功的，也跟一般人最不一樣的，是我們告訴、證明給眾人看，要改變食品產業的問題，不只能夠仰賴消費者的行為改變，還可以靠政治上的活動。消費者可以用連署支持我們的政治活動，但他們沒辦法改變整體食品市場的環境，因為消費者沒辦法直接改變法規。而那被視為消費者力量的極限。
當我們剛創立的時候，還有一種說法是食安問題是消費者行為造成的。但那就是狗屁（bullshit）！
問：但在義大利人們說「 vote with your fork」？
答：錯，因為我沒辦法知道食物裡面有沒有戴奧辛，我要怎麼投？
便宜不應該就代表品質低啊，貴也不代表好，標籤都沒透明，就不能投，就是狗屁，產業最喜歡這麼說，說一切都是消費者造成的，我很不喜歡這樣。把食物的品質做好，就是公司的責任。 我們就是要讓消費者記得，食物市場，就是一個政治性的東西。
善用食安醜聞，他們就會看見了，看到政府的失效，他們無法預防、無法排除，看到產業的回應，他們會知道業界對產品的失責 。只要大眾輿論有了共識，政治人物都是非常理性的，他們也非常聰明，如果我們跟他們聯絡，他們都說，「好，你先創造群眾壓力，然後我們會起身，跟產業要求，但如果沒有大眾對我們的支持，我們沒辦法有所作為。」
我們不是要打仗不是要贏，但要創造一個氣氛，證明民意都在你後面，於是政治人物就能做些什麼。
要贏很困難，那是政黨的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如果我們追求的只是要打敗誰，那長期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問：目前社會的反應如何？你們未來會調整定位或策略嗎？
答：我們擁有3萬4千位忠實的贊助會員，60歐元每年，就夠了。我們要一般人都能加入我們。有人想付更多當然好（笑）。個人跟基金會都有。平均四十歲左右，大部份都是對政治有關注的中產階級。
我們還是會繼續走下去，跟別人不一樣，追求食安我們不想只告訴人們應該吃什麼，但我們想要的是改變食品市場。非常專心的做這件事，專心是很重要的。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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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現場】他做的盒子，讓你家陽台一次滿足三種願望：搶救蜜蜂、強化都市生態、還能自產蜂蜜15公斤！
文：劉致昕／圖： Johannes Weber
「台灣也一樣吧？都市人養寵物無非就是狗啊、貓啊，」站在柏林市區十字山區的公寓天台，偉伯（Johannes Weber）看著我問，「以後就多一個新選擇了，蜜蜂！」
他兩手一攤，拿起一罐蜂蜜對我笑，蜂蜜的瓶身上寫著「產地：我家陽台」
社企流在柏林見識了用農園更新都市的「農樂園」，也看見校園裡怎麼養出新一代的消費者，但眼前的這位，卻說都市人的陽台就是基地，可以掀起一場搶救蜜蜂的生態革命。
靠的，就是他手中捧的「盒子」，一座迷你蜂巢。
盒子的出現，一開始是為了滿足偉伯自身的需求。
來自蜂農家庭的偉伯十年前搬進柏林， 在房子的後院開闢花園，種植番茄、小黃瓜，沒有忘記家中「傳統」的他，當然也開始養起蜜蜂。
「結果就是被房東發現了，叫我移走，」他苦笑。住了幾年的房子因為養蜂而被迫搬遷，新家沒有後院，只有一個陽台，還有搞頭嗎？
四年前偉伯開始實驗，以「盒子」的形式在陽台養蜂。第一年他造了十個盒子送給朋友，從不同空間、蜜蜂的行為，修正盒子的構造。第二年他建立網站試著賣盒子（BienenBox），沒想到十五個全數售出。第三年，他決定利用群眾募資 將盒子推向群眾。 「我們想要宣告世界，陽台也是可以做點事的！」偉伯說的有自信，但當時的他其實很沒把握，都市人能不能接受陽台養蜂不確定，更別提鄰居萬一發現，不是蜜蜂消失就是自己走人。
其實城市養蜂，救的是人類
既然這麼不確定，為什麼硬要在城市裡推行蜂盒呢？柏林光是蜂農就有六七百人，偉伯如果喜歡養蜂，也能回到家鄉和祖父一起打拼，為什麼要把都市人當作目標客戶？。
「當然，這樣做難上很多，但也有趣很多！」偉伯說，「拯救蜜蜂其實是保護人類自己，而城市是最適合打這場仗的場域。」
全球三分之一的作物、全歐洲四分之三的蔬果都靠蜜蜂授粉， 但蜜蜂數量從1990年代之後就快速下降，受到單一物種大規模農業、殺蟲劑使用、瓦蟎在七零年代的威脅等因素，蜜蜂的未來岌岌可危。
在鄉村，既有蜂農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在不同區域養蜂，但蜜蜂只能在方圓六公里內的區域工作，越來越大的城市區域變成了蜜蜂的空城，沒有牠們為植物傳遞花粉，也為都市生態帶來威脅。
蜜蜂需要更多的棲地，都市生態需要更多的植物，而像偉伯一樣想要養蜂的都市人，只有一座陽台。「於是我把這些需求、問題綜合起來，強迫自己在陽台上的試驗一定要成功，」蹲了兩年，偉伯想的不過這麼單純。最終的蜂盒長一點一公尺，但寬從三點五公分到三十五公分都行，端看用戶陽台的大小。
其實都市裡的蜂，產量更高
蜂盒的戰略意義是以游擊戰的方式復興都市空間，把陽台當作基地，雖然蜂巢規模小，但若能每六公里的同心圓內都有幾戶小型蜂農，擴大蜜蜂生活場域的同時也讓植物授粉更順利。
「而且，城市的多樣性其實比鄉村更有優勢，」偉伯說，一般的大型蜂農在鄉村養蜂，當地的植物物種因著自然條件生長，物種較為一致。一旦開花季節過了，蜂農還得在不同區間移動蜂巢、築花蜜而居。但城市中的植物以人工種植為主，多樣性反而比自然田野高，「不用移蜂巢，而且平均產量還比較多！」一個一公尺長的蜂盒，一年就能產出十五公斤的蜂蜜，以市價來算等於是一萬五千元台幣。
因此，當一個售價兩百五十歐元（近台幣八千七百元）的蜂盒登上募資平台，每年花二十個小時就能換得自家產的十五公斤蜂蜜，還加上實體課程、線上社群的隨時交流，線上線下的整合服務吸引近百萬台幣的贊助支持，另外還收到三百五十個蜂盒的訂單。熬了兩年的創業計畫，也讓偉伯成立StadtBienen公司後得到綠色科技獎的肯定。
「來，嚐一口這座城市的味道！」
最後，他補充了一個以都市養蜂創業的原因。
「我相信，都市人都會渴求貼近大自然，」他眼中看見的商機，是我們來到柏林後在每個食農創新中聽見的觀察，也是每一次讓我們心想「台灣有這個多好」的原因。
他打開手中那罐產自他家陽台的蜂蜜，抹上了麵包拿給我，「來，嚐一口這座城市的味道！」
那是他說的人與城市、自然的連結，每個地方的植物形塑不同的風味，於是從舌尖就能體驗城市中的生態，蜂蜜的量、味道都反映當地的情況。而偉伯相信，都市中需要這道連結的人會越來越多，他只需要將蜂盒設計得越簡單、彈性、貼近需求就好。
「以後，全德國的城市說不定是你從沒想過的樣子。」站在陽台上我們看向柏林的天際線，一旁蜂盒內熱鬧的很。是啊，為什麼不呢？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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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現場】這片大型都市空地 不蓋大樓、百貨和蚊子館，現在它是一座七十萬人享受的「農樂園」
文、圖：劉致昕
從Moritzplatz地鐵站走上來，大圓環的一角是柏林最大的藝術百貨，一整棟建築藏著在地文創品牌、是近來的文創熱點。另一角，新開的旅館招牌光鮮亮麗、遊客絡繹不絕。聞名全球的co-working space Betahaus隔著一條街相望，高級家電、汽車、網路巨擘都在裡頭找人才。
七年前的這裏，其實只有一片荒蕪。
離柏林圍牆兩百公尺左右，這裏是廢棄、貧窮、被工業污染的地方。戰爭摧毀了一切，圍牆隔絕了生活。這片地戰後六十年了還長不出生氣。
如今，這一區仍然是柏林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也出現了柏林房價最大漲幅。
我跟著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夫妻走，他們走向了圓環另一角，小女孩認出了那個門，她跳下車，爸爸哭笑不得的叫聲中她自己跑了進去，我跟著進去卻迅速的在有如迷宮般的植栽間跟丟了女孩。
Prinzessinnengarten根本是座植物園！十五座籃球場大的地方，柏林人用超過五百種植物佔領了它。它也像是酒吧，在樹下、吊床旁邊，人們坐著喝在地釀的啤酒。它還是上班族中午吃飯的地方，不太一樣的是蔬菜都是這裡種的或者柏林小農現採載來的。當然，它還是座音樂廳、小小圖書館、跳蚤市場、腳踏車修理站、堆肥學校、社區活動中心、養蜂教室⋯⋯等。
於是你可以理解，這座農場為什麼每年吸引超過七十萬個都市人鑽進這座森林。於是我們開始想，有一座農園的都市生活，會是怎樣？
「其實一開始我們只是想著，有沒有可能創造一個以未來為導向的城市生活型態？」Prinzessinnengarten創辦人克勞森（Marco Clausen）說。2009年開始至今，這裏已成為英國衛報口中「全球十大都市農場創新」的神秘基地。跟著他，我們一探究竟。
未來都市生活？
他口中的未來，其實來自古巴。創始團隊在一次的古巴行中看見人們在城市裡仍然進行農耕，人跟土地的關係沒斷，都市生活跟綠色交雜，解決城市中的擁擠也種出想吃的東西，柏林行不行？
他們找了這片地。當時的柏林百廢待舉，兩德統一後的經濟遇上危機，柏林更因房地產崩盤，舉了大筆債蓋房子的市政府走向破產。「當時好多空地，人們可以盡情地利用，不用什麼錢，政府也包容的看大家玩出新的可能性，」他回憶那個不需要太多錢，卻擁有滿滿文化的時代。
他們找到現在的Prinzessinnengarten，一個附近完全沒有商業活動的地段，「戰前，這裏可是百貨公司、購物大街哎，」克勞森說，戰爭時百貨公司炸毀，接著東西德隔著柏林圍牆迎來六十年的冷凍。破舊的地段住著城市裡最弱勢的族群，土耳其以及各族裔的移民。
「不如用這塊地把人都連結起來吧？」他們心想。
從一座農園長出的社群
一整片六千平方公尺的Prinzessinnengarten幾乎全開放，只要找的到地方坐下來，任何人都能使用。「我們希望讓它盡量是免費的，」克勞森說，保持開放，「像是一座平台一樣，各種對都市生活的實驗都可以在這發生。」
2009年實驗至今，每年四月到十月是天氣允許的營業時段，Prinzessinnengarten每一週有兩次園藝教室、每個月一次re-use工作坊，每天十一點到晚上十一點的酒吧跟小農餐廳是獲利來源，其他還有烹飪課、蜜蜂養殖、廚餘工作坊、Maker社群的活動、在地社區自發的課程等。
週末到訪常常可以看見不同的表演，音樂、朗讀、舞台劇。週間，校外教學的學生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有。他們試著將人帶回來，而人真的回來了。
「我們發現，他們是一群另類的（alternative）中產階級，而且每天來的都超過十個國籍。」
我看著星期一午後，在樹下坐著喝地方自釀啤酒、吃小農沙拉，走時還順便為自己植物澆水的人們，換個場景，他們大概就是台北咖啡館、小農市集裡的那些。
克勞森補充，二十到四十歲，喜歡手作、自然，對好食材的追求以及高環保意識，有小孩的特別有消費意識。換句話說，這些人挑惕，但只要能找到能滿足他們的地方，他們將是高含金量的忠實顧客。
但隨著六年來的發展，柏林的國際化無庸置疑，以好食材、園藝、循環經濟為主體，不同文化的中產階級跟學生在此交流，Prinzessinnengarten成為創意階級最愛的去處之一，多元的發展引來包括華爾街日報、德國明鏡週刊、國家地理雜誌等超過百家媒體報導。
「農樂園」社區，引來資金覬覦
中產階級湧入的結果，讓社區重生、地價上漲，差點就此迎來終點。
在2012，柏林經濟開始有起色之後，國際資金在金融危機之後湧入德國，市政府急著想收回Prinzessinnengarten，「當然，他們想讓這塊地私有化，就讓出最高價的得標，這樣拿最多錢啊，」克勞森回憶當時的絕望。就跟所有遇到資金探詢的政府一樣，背著債的柏林市政府當然沒有二心，只向著交易。
這座農園中長出的社群派上用場。連署快速的展開，利用網路、用群眾募資，不管是養蜂、種菜、Maker社群、獨立樂團甚至在這賣書的作家們，全都出動了！
一波怒氣在農園裡聚集，一波波對農樂園的渴望也集合了。連署期限內三萬的名字扎扎實實的一一收回。
市政府只能停下腳步，協商。到2018之前Prinzessinnengarten都暫時不會有事了。
像是現在與未來的對抗。Prinzessinnengarten成功的在城市中喚起了人們對環境的意識，人們也在此重新連結，重新與土壤互動，這裏鼓吹的循環經濟也幫助柏林邁向環保消費跟低碳發展，更別提那一堂堂的課所扮演的教育角色，你在城市中的哪裡可以看見五百種植物？甚至，十五座籃球場大的都市農園讓這裡夏天活生生比商業區低了三度。
「我們就像是樣本一樣，讓世界知道一座城市該怎麼長成可以好好生活的樣子，」
克勞森形容自身的價值，只能靠餐廳跟酒吧支持營運經費，但社會價值當然不只。全德國現在有一百五十座都市農園，都是參考Prinzessinnengarten的營運方式，而他們也正起草政策白皮書，希望政府在看近利的同時，別忘了人類未來生活所追求的價值。
一場用農園更新都市的革命正在進行，城市裡有什麼可能？農業，會不會與都市生活的未來共好？Prinzessinnengarten六年的故事或許已說明了一半，但人們能不能走出冷氣房擁抱另一種生活？ 答案還未揭曉，還等著每一個都市裡的人用行動回答，「農樂園」與百貨公司，你選哪一個呢？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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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現場】他把農業變成「服務業」，僅靠四個人力 實現都市人「半農半X」的小確幸
文、圖：劉致昕
我們在柏林最著名的購物區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見面。
坐上麥斯滿是蔬菜味的車，不到二十分鐘，到了一個超大「公園」，他打開柵欄、對我揮揮手，「進來吧！」
五個好大的「圓田」像是射飛鏢的標靶躺在地上，由內到外每一圈是至少一種作物，共八圈。整個圓又像Pizza一樣，切成25等分。每一等份代表一個家庭。
這裡是Bauerngarten的農園之一，五年之間，Bauerngarten在柏林近郊打造了共二十三個圓型田園，超過一千七百人的半農半X夢在這裡實現。
其實都市人要的小確幸，在田裡
假日上午，老夫妻、輪值的兒子們或者是一家四口，每一個圈內的「農學伴」們陸續來照顧田地，收成下一週要吃的鮮蔬。成為Bauerngarten的會員之後，只要每週來耕種兩個小時，一整年便能擁有四十五種自己種的新鮮蔬果。
他們共用農具、自動灑水系統，每個人走進來都先看麥斯留下來的指示，就像高中生走進教室一樣，家庭間討論彼此的「成績」，一起整土、一起幫忙互相照顧。
「現在的人，尤其是都市裡的人，都感覺不到跟土地、跟人的連結。」
麥斯說，不了解吃的食物哪裡來，小孩甚至沒看過田地，都市中吹起對好食物的追求。學農的麥斯想起農村的家鄉生活，再看見都市生活的缺乏，似乎，「下田」正是都市人需要的解方？
為什麼農園必須是圓的？
Bauerngarten提供了這個解方，每年收取三百九十歐元作為年費，差不多就是會員拿到的農作市價總值。從秋天開始申請加入，冬天開始上工作坊，會員學習基本的農作技能，與每一圈的會員討論想要種的菜、時間序等，接著由Bauerngarten團隊準備一切材料。每年五月開始，四十五種蔬果按照會員的想法一批批種植，Bauerngarten團隊負責日常的除草、澆水、環境照顧，除此之外，從播種、施肥到收成，都由會員自己負責。
「他們怎麼會有時間？」我好奇的問，「每週如果連兩個小時都沒有，我也真的不想管了」麥斯笑說。
他每週至少巡視各座農園一次，看到每一處的狀況都直接拍照上傳網站，不管是該收成了、該施肥了或者該停止偷懶了，透過網路，會員都能收到麥斯的指示，「我有時候會故意拍一些『啊！快死掉了！』或者『誰家的孩子長得那麼快』的照片刺激大家。」
跟著麥斯一圈一圈走著，看著他一一拍照、看著每一家的成果發出嘖嘖聲，「現在你知道為什麼要是圓形了嗎？」他問。以圓形為農園的形狀，勢必在彼此之間留下閒置的空地，從商業角度出發圓形並不合理，特別是Bauerngarten的農地全都是租來的。
他帶著我從圓心出發，他推著除草機順著螺旋狀的田埂，一邊巡視一邊也完成除草。由地底下挖出的地下水源，更是透過自動偵測的灑水器以繞圈的方式澆水，三公頃的面積澆水不耗一個人力。
省力之外，圓形更代表著社群的建立。
以切Pizza的方式把一個圓切割成二十五塊，增加了每個會員彼此間互相影響跟互動的機會，「人難免有惰性，但是一旦有同儕壓力，總還是會認真一點的。」
以圓為單位的每一組，在網站上有自己的討論區，從「為什麼你的南瓜比我大？」到「我下週要出國，你可以幫我看著嗎？」會員們天天交換著農園的情報。
虛實整合之後 半農半Ｘ不是夢
「這個模式不是新的東西了，」麥斯說，十幾年前就有農人開放田地讓人租用共耕，但只有三名兼職員工以及麥斯自己的Bauerngarten，五年內能從四座發展到二十三座農園，靠的，是網路跟科技的進步。
灑水是自動的，而會員服務也利用了網路平台的社群效應。利用討論區減低許多溝通成本、增加會員互動，還有一步步的教學也仰賴實體與虛擬的搭配。麥斯打開放在農園一旁的公共工具箱，裡面放著每個人需要的有機肥，會員如果忘記了怎麼施肥，還可以選擇從網路重溫工作坊的內容，搭配眼前的工具箱使用。這些服務，都讓會員的成功率更高，提升成就感跟收成的量。
服務的滿意度加上口碑效應，Bauerngarten近幾年的會員續約率都保持在七到八成，目前五百七十五個家庭之外，還有兩百個會員申請在候補，「接下來想要往漢堡走，但要先找到人手」麥斯苦笑。
Bauerngarten的模式成功關鍵是位置與人才。 曾經的失敗經驗告訴他們離都市太遠就失去了客源，但要找到能夠善用科技又具備農業知識的人才，對此，麥斯有些著急，因為在他心裡，農村的未來始終是個責任。
讓農業走向服務業，串聯農村與都市兩方需求
麥斯從小在農村中長大，對農有興趣、又學農，我問他為什麼不回家？「那種一般的農業太無聊了，而且，沒有未來，」他對我滔滔不絕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的農業如何整體邁向工業化，進一步的對傳統農人造成挑戰，「現在你要開始一座可以競爭的農場，至少要準備四十五萬歐元，這遊戲我實在玩不起」麥斯說。
同時，面對大規模的機械式生產，麥斯爸爸代表的傳統生產者，普遍面對被收購、產能被整併、價格被控制，接著是人力老化的問題，若真的回去接班也將是硬仗一場。
從小想要從農、卻害怕從農，麥斯從柏林南邊開始拜訪了一百多名小農後，「我說我想要靠服務賺錢，我爸爸不是很能理解，」麥斯回憶。從都市人的需求、土地的閒置、老農的人力缺口中，Bauerngarten藉著科技加持，巧妙的創造了一個互補的合作模式，實現都市人的小確幸也為農人找到新的出路，如果說人們對好的食物只會越來越渴望，人們永遠都需要吃，「那這種服務應該很難被淘汰了，對吧？」麥斯說。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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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現場】這套課程讓孩子種菜、拔菜、賣菜通通自己來，不僅學校排隊搶著合作 連總理梅克爾都埋單
文、圖：劉致昕
跟著狂奔的小孩，我走進了柏林東南的一所小學，老師正大叫著。
「喂！不要踩到菜！」兩個十歲的男生跑來跳去，場景跟台灣沒什麼兩樣，只是他們剛剛跨過的是一排還在土裡的馬鈴薯。「萬一你踩壞了，那你要自己賣出去喔，」兩個男生停下來看著老師，高的那個抓了抓頭，旁邊的說「沒問題，我爸說只要我種的他都買！」語畢，兩人沿著田埂繼續狂奔。
老師邊搖頭邊走向我。「沒辦法，明天放假，他們都瘋了。」
你沒看錯，這裏是柏林市區小學裡的一畝田，負責種菜的是高中低年級組成的「農耕隊」，二十五種作物在不同時間收成，孩子們照顧了田裡的「孩子」之後，還得負責賣給家長、學校餐廳、附近的廚房，然後再以消費者的身份好好品嚐。
這不是什麼農村限定的扮家家酒遊戲，這是社會企業GemüseAckerdemie（後稱GA）的食農教育計畫。學校把大門打開，拿出1500到2500歐元不等的初始基金以及一片校地，讓GA來自己的學校裡開課，教學生，也教老師。
別以為這是個賠本的純公益計畫，每一個採用GA食農教育計畫的學校，不只是有完整的教材可用，還有GA提供的助教，每一季生產的蔬果收入，遠遠超過支撐每期耕作所需成本，幾年內打平初期投入不是問題。
計畫推出的第二年，德國就有跨四個邦、超過二十所學校聘請GA，甚至連在地的企業、幼稚園也都找上門來。「因為試過計畫的學校發現，孩子帶來的中餐蔬果都變多了，孩子會跟家長要求每天至少要一個蘋果！」GA的公共關係主任包曼（Susanne Ceron Baumann）笑著說。
農村來的博士生，如何改變整個社會？
GA的創辦人施密茲（Christoph Schmitz）是一位來自農業家庭的博士，從學生時代，他看著學校帶著學生來產地拜訪。但沾水式的「體驗」最多就是知道胡蘿蔔來自土裡。
「之前（食農教育）的做法沒有效益，兩三個小時沒辦法改變生命、消費選擇，沒有讓人真正知道植物的價值。」施密茲說，「能不能培養一個永續思考的消費者？」、「能不能用教育讓人更健康？」
他一邊寫自己的博士論文，一邊思考著家中田裡發生的事。
他攤開數據，告訴我為什麼這件事重要。在德國，每個人每年丟掉82公斤的食物，有44％的蔬果被丟掉。他認為人如果知道食物的價值，就不會浪費。
第二，六到十一歲的孩童，每日攝取的甜食飲料量是建議標準的218%，同時每日攝取的蔬果量卻是建議標準的40%以下。吃太少蔬果了，一個是不認識，一個是覺得不好玩。
把孩子帶回自然食物的生產鏈中，重新培養人跟土地、食物的關係。然後讓人活得更健康、吃得更好、更少浪費，這是施密茲為自己許下的目標。
在生下第一個孩子之後，他一邊帶孩子一邊打著學校的主意。
「然後他就跟他姊姊一起開始了，」包曼代替正在休第二次育嬰假的施密茲回答，2013，GA的商業模式就在他姊姊執教的學校開始測試。
做學校的「地下農務主任」
他們發現，學校有地、有意願、有學生，但老師們都太忙了。於是學術界出身的施密茲與農業教授、農人們合作，將學術知識與實務經驗化成整套教材，並且分成教師手冊以及學生習作。
接著，他們為合作學校提供三天的教師訓練，利用無法進行田野工作的冬天培養每一所學校的種子教師。氣候許可之後，為學校整地、處理種子，每個星期提供兩個小時的田野課程，由GA在每個區域的助教以及合作農人擔任。
「因為每個地區的自然條件都不同，所以每一週我們都會帶相對應的教材過去，」包曼說。
每一個環節的設計，GA都試著將門檻降低，讓對食農感到外行的學校，也能大膽的投入食農教育。同時，他們試著為學校加值。
首先是創造跨年齡的互動。「農耕隊」必須由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組成，讓學生培養跨年齡的社交技巧，練習團隊合作。第二，除了學生之間，GA也讓農耕成為父母、社區民眾與學校互動的方式。最直接的是蔬果的販售，當地孩子種的蔬果，新鮮、無毒，成為學校廚房、社區餐廳、家庭的首選。
過程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吃，」施密茲說。要食物賣到學校餐廳、家長或是任何一個廚房、餐廳，是為了確保孩子吃到自己種的蔬菜有多美味，並且在餐桌上跟父母分享種植的過程。
「其實當他們在試著賣出自己種的菜的時候，就已經從自己嘴裡一次一次說出種這個菜有多辛苦了，」包曼說，孩子因此深刻的體驗、了解並傳播好食物的得來不易。
「而直到他跟家人都吃進去的時刻，就完全了解了嘴中的這個味道，是多少時間、努力換來的，那就真正達成我們的目標了。」施密茲說。
從一間學校開始，挑戰整個世代
已是兩個孩子的爸，施密茲希望GA能走向全國，能夠改變整個世代。
GA的計畫去年接受第三方機構評量，證明學童大量改變飲食習慣，家長們也普遍表示受到孩子影響，認識更多蔬果，家中的消費跟飲食跟著改變。加上GA為每間學校創造的收入以及在地的互動，好生意跟好形象，讓學校之外的組織也開始提出合作邀約。從一間學校開始，今年年中已經突破二十個合作對象，明年瞄準六十間學校。
「我們的目標是讓GA的計畫納入正式課程之中，」包曼補充，弘大的願望不是癡人說夢，計畫推出的第二年就接連受到德國經濟部、農糧部的獎項肯定，資助第一階段的發展，去年六月，更得到德國總理梅克爾頒發社會創新類獎項，證明了他們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我們希望創造全新的一個世代，對食物生產熟悉，而且反映在他們的消費行為上」施密茲說。
而當每一篇關於食農議題、食安風暴的報導都強調消費者的關鍵影響時，GA直接從校園切入，將學校轉化成生產、培育、交易基地的模式，或許正是培養生力軍、解決食安風暴的聰明解方。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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