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造言

創意造言

張立健,歐盟伊拉斯謨計畫全球研究碩士生,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研究助理。曾參與於盧森堡的亞歐基金青年領袖高峰會 (ASEFYLS 2015) ,亦曾在維也納學習替代經濟及貨幣夏季課程 (Alternative Economics and Monetary Systems) 。寄望未來的社會變革源於當下的責任經濟、消費良心、共同參與和自主改造。本欄憑眺趨勢,知識轉移,中西混雜,創意造言。

專欄文章

6篇)
  • MBQ 把當代設計融入傳統文化,讓羅姆人成為有尊嚴的「手作職人」、不再四處流浪

    MBQ 把當代設計融入傳統文化,讓羅姆人成為有尊嚴的「手作職人」、不再四處流浪

    文、圖:張立健
    羅姆(Roma) 族群就是漢語中的吉卜賽人(但英語 Gypsies 一詞語帶歧視),從公元 8 世紀起,羅姆人從印度西北移民往波斯和亞美尼亞,他們所用的羅姆語(Romani)便從此地借用。他們流徒千年,散居於歐洲各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一如台灣的原住民、大陸的少數民族以及流散  全球的國際移民(diaspora),容易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斥,亦面對身份危機。
    文化同化論 (cultural assimilation)意指少數民族慢慢失去自身文化特色,逐漸被主流社會同化的過程,其背後的邏輯認為少數民族有需要融入主流社會。Shalom Almond 拍攝的紀錄片《The Love Market》中描述在中越邊境,那些經不起冷嘲熱諷的蒙族女子,改穿越南主流的京族服裝,打算遠離家鄉,從此告別舊俗。難道現代化就是一條單程路?
    在文化、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面等各方壓力下,許多少數民族被迫離開文化根源地,投奔大都會,但當躋身成移民之後,不但可能面臨文化失傳、忘卻傳統等問題,也容易遭受社會的排擠。

    永遠的邊緣人:羅姆人的困局

    在羅馬尼亞,羅姆人受盡排斥與歧視,例如常見媒體批評他們很懶惰,甚至出現「羅姆人被視為一種階級,更被視為(外來)種族」的現象(the Roma are treated as a class, but regarded as a race),顯示羅姆人不僅被看作較次等的社會階級,更被主流社會排斥,認為「非我族類」,羅姆一詞已成為嚴重的標籤。
    尤其冷戰結束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羅姆人的處境如同步入嚴冬。由於無法適應勞動新常態,他們長期失業甚至落入貧困。上世紀 90年代,經過民族同化政策 (assimilation policy)、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 和市場淘汰傳統職業等等,當時羅姆人近乎全部失業,更墜入低下階級。

    社企的嘗試:用品牌行銷翻轉現狀

    於 2011 年夏天,MesteshukarButiQ (MBQ)在布加勒斯特 (Burcharest)成立,旨在重新評估、設計與銷售傳統的羅姆工藝品。作為羅馬尼亞社會經濟企業網絡的傘下社企,這個品牌確實為羅姆工藝帶來了新的視野,並將當代設計融入傳統產品中。
    起初面臨的問題是產品素質參差不齊,性價比差,使得銷售成績並不好。由於羅姆人早已習慣於共產主義社會的計畫經濟,由國家統一採購、轉售到支付,靈活性不夠,因此剛開始有點追不上現代化的步伐。
    畢業於行銷學的 Andrei M Georgescu,因國際學生組織 AISEC 而認識羅姆文化,繼而打算參與協助羅姆人,便於2013年起接手MBQ。
    Andrei 認為羅姆人的手作應走向市場主導,因此他邀請設計師重新設計產品,為羅姆手作品尋覓新定位。由於傳統手作產品市場,目光只集中於展覽市場,MBQ 決定轉向主流市場以及其他如家居用品、室內設計等商品。同時也改良藝術設計,另闢高價的珠寶市場。
    MBQ 計畫以當代設計重新包裝羅姆的傳統文化,造就能被當代市埸所接受的產品,並將產品拍照,填上內容介紹,設立官方網站行銷與銷售。這些新措施使 MBQ 贏得 ERSTE  銀行基金會的比賽,其後更獲該基金會邀請,一起推廣羅姆文化。
    目前 MBQ 主要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設有實體店,並利用歐盟的便利進行跨國行銷。Andrei 更逐步建立起羅姆人互助聯盟,獲得商業機構的贊助,媒合社企、互助組織、歐盟和策展人,共同為羅姆人張羅展覽經費及組織出訪,並參與維也納設計週(Vienna Design Week) 等歐洲各國展覽活動,在國際市場上推廣與行銷羅姆文化。
    目前的運作模式為由 MBQ 重新設計商品,委託羅姆職人製作,並由MBQ 代為販售。產品包括服裝、首飾、傢俱和廚具等,並成功支持了約 50 位羅姆人就業,讓他們不再漂泊,能有尊嚴地就地工作、就地取材、保留傳統工藝並改善生計。

    開創藍海經濟,為羅姆人建立自給自足的系統

    據說早在中世紀,羅姆工匠便於羅馬尼亞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尤其他們佔據了當時農業化的時機,成為工具和家居用品必然的製造者,羅姆族的手藝更被認為是「渾然天成的行業公會」(natural guild)。MBQ 之舉便是以羅姆傳統精華,重振他們當今經濟。
    如同金偉燦、莫伯尼所著《藍海策略》所言,MBQ 將當代設計融入傳統工藝,找到了羅姆手作商品的「藍海」:第一、重新設計提升手作市場價值;第二、從小眾藝術到大眾零售;第三、上網推廣設店;第四、接受企業責任機構贊助;第五、走進歐盟內 20 多國的國際社會。
    透過社會企業、商業基金及文化創意的努力,MBQ 為羅姆人建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助其維持生計、延續傳統、安身立命,並藉著傳統文化的保留與開新,重新包裝羅姆傳統手工業,以族群文化特色以及符合中產階級的價格和品質,成功吸引歐洲顧客,創造獨具特色的藍海經濟。
    參考資料
    • MeşteshukarButiQ.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mbq.ro/ (accessed on 2017 Aug 01).
    • 金偉燦、莫伯尼。2015年。《藍海策略》。臺北:天下文化。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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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享經濟風行多年,政府思維與制度跟上了嗎?從近期歐盟研究報告,看歐洲協同經濟的一課

    共享經濟風行多年,政府思維與制度跟上了嗎?從近期歐盟研究報告,看歐洲協同經濟的一課

    圖、文:張立健
    互聯網加社交媒體普及,移動通訊設備日新月異,新時代已經開始,經濟從此不一樣。
    近年高舉「我的就是你的」(what is mine is yours)的分享型消費,坐上互聯網創業的高鐵列車,如協奏曲般一呼百應。
    當共享已成為經濟新常態,許多挑戰亦一一浮現。例如Airbnb曾經在新加坡停業、在各國仍有違法之嫌,CouchSurfing的用戶和提供者涉風化案,Uber在亞歐各地屢見抵制和抗議,Kickstarter 的製成品間或不符投資者預期,網民和監管機構對P2P網路金融反應不一。
    除了禁止和聲討之外,此時此刻的各地政府躊躇未決,正在等待改革的契機。到底共享經濟經營者是否該擁有法定地位?當「消費者」與「提供者」角色不清,應如何執行勞動法規?如何保護消費者權益?這股經濟新動力會墜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管治陷阱嗎?
    歐洲聯盟2016年發表一份題為「協同經濟的歐洲議程」(An European Agenda for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的研究報告,梳理出共享經濟的特徵及因應的政策建議,點亮了改革的第一哩路。這預示未來歐洲的立法尺度和監管範圍,將決定共享經濟在當地的走向,影響乃至海內外公私機構的決策。

    重新定義「協同經濟」

    歐盟的報告指出,「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點對點經濟」 (peer-to-peer economy)或「需求經濟」(demand economy)等,這些概念目前都含混不清。
    歐盟表示,「協同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 是更廣泛的概念,包含一切和對等協作者(peers)交易的商業模式,它可以是營利或非營利的交易,主要由協同平台促進的即時產品或服務的開放市場。
    「協同經濟平台」(collaborative economy platforms) 則是協同經濟的基石。它是讓人們交易的網上工具,其中的交易服務多數不會涉及所有權的轉換。
    舉例而言,來自美國的Taskrabbit,就以網站平台媒合自由勞動者與居家用戶,為用戶解決家居雜務,而來自法國的Blablacar,則類似Uber,以APP媒合乘客與長途車空位,提供共乘服務。這種平台本身並不直接服務或售貨,只提供用戶和提供者的媒合與連繫,就屬於協同經濟平台。
    繼續用交響樂來比喻的話,「協同經濟平台」就是舞台,「協同經濟參與者」就是手持不同樂器的樂師,一起合作演奏以「共享」為主調的交響樂。
    這種新型經濟活動雖小,但崛起迅速、未可限量。其應運而生的企業涵蓋許多領域,佔歐洲市場分額最高的是租房、客運、家政、技術和金融服務。它的特點有二:從擁有到分享(from owning to sharing);由「產消合一者」 (the 'prosumer') 帶領。

    從擁有到分享:現存法規已不適用

    協同經濟的第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共享貨品及服務。一般的經營模式都會轉換貨品的擁有權,協同經濟則以租賃或借用為主。透過對等網絡平台 (P2P platform)或企業,獲取共乘、共住或共享特定的財貨及服務,可說是告別崇尚「擁有」的消費時代。
    但問題來了,現存法律條文僅適用於單一所有權的交易行為,協同經濟揭示了制度暫時無法回應的漏洞。當共乘的車子發生交通意外,誰承擔責任?房子在房貸期間可以出租、或未經房東同意分租出去嗎?顯然在共享經濟趨勢下,某些法規需重審及訂正,亦需鼓勵商界重定抵押或保險等等的條款。

    產消合一:僱員制度的終結?

    協同經濟的第二個主要特徵,就是產消合一。當消費者同時也提供產品,提供者亦間或消費,模糊了製造商與消費者的身份,亦打破了個人與企業的譜與線。
    假若每個人都可以在平等公開的網絡平台上,找到一份業餘兼差,這將釋放及善用大量閒置的人力和物資。紐約大學商學院 Arun Sundararajan 教授更預言未來會是「僱員制度的終結」(the end of employment),因為個人與個人、個人與企業之間的工作關係,在共享型經濟下將會徹底改變。

    歐盟的平衡政策方向:一放一收

    由於協同經濟的多元性,歐盟建議不應以「一刀切」的管理辦法,來回應自網上平台到勞動市場的轉變。他們打算一手寬一手緊,既不過度保護現有經營者,亦不會妄顧「協同經濟」的成果。
    放寬的是,歐盟鼓勵成員國用現行市場監督制度,以保留協同經濟的活力。例如針對空間共享,歐盟不傾向對短期房屋租賃要求官方授權。對於近年來爭議較大的共乘服務,歐盟則認為應建議審查交通車輛,但放寬租賃車市場的准入制度。此外,歐盟也正尋求成員國的共識,創立對網絡經濟活動統一的稅政,既方便經營又免於行政失效,目前正探討只徵收增值稅(Value-Added Tax)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歐盟也鼓勵協同經濟的自理機制。除了傳統的「企業對消費者」(bussines-to-consumer)的雙向關係外,協同經濟還包括新型的「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to-consumer)對等關係。由於歐盟暫時沒有具體法律適用於這種新的關係型態,他們鼓勵提高如「品質保證標籤」等線上信任機制(online trust mechanism)的成效,避免消費者因不誠聲明或不公貨款而承受惡果。
    收緊的是,歐洲當局將建立門檻區隔專業和業餘經營者,並制定勞動和商業模式的指引。為保障勞工權益,歐盟建議用從屬性(subordination)、勞動性質和報酬為原則,鑑別志工、自僱和僱員3種關係,並依法執行。
    此外,這些政策傾向管理協同經濟活動 (activities),而不監管載體(platforms)。也就是說,將來歐盟不會取締那些以互聯網及應用程式為主的交易平台,而是監督平台所媒合的經濟活動,取締荒腔走板的行為,讓「協同經濟平台」和產消合一者能較長遠地合作下去。
    如同Alex Stephany 於《共享經濟時代》對政府法規的提議:「適度是最重要的關鍵」。上述歐盟對「協同經濟」一放一收的政策方向,可望避免過度管制或過度放任的後果,也許能為其他國家帶來啟發,制定更彈性的管制政策。
    適度地規管並非洪水猛獸,目的是讓政府及商界共同將共享型消費納入正軌,讓協同分擔、同儕互信和網路創業等共享經濟活動得以繼續走下去。
    核稿編輯:金靖恩
    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張立健,歐盟伊拉斯謨計劃全球研究碩士生,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研究助理。曾參與於盧森堡的亞歐基金青年領袖高峰會 (ASEFYLS 2015) ,亦曾在維也納學習替代經濟及貨幣夏季課程 (Alternative Economics and Monetar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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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矛盾廚房」專賣有政治衝突國家的菜肴:用食物打破文化隔閡與偏見

    美國「矛盾廚房」專賣有政治衝突國家的菜肴:用食物打破文化隔閡與偏見

    文:張立健/圖:Conflict Kitchen臉書
    大都市聚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不同國族、宗教習俗、身心障礙、年齡性別、教育水平、階級和性向的羣體。
    然而都市環境善於把真相掩蓋,使大眾社會看不到、不理解、也無法與不同背景的人士和睦共處。弱勢羣體,如臺北車站外和高雄愛河旁的露宿者,只能屈居於縫隙中。大部份處於邊緣的人要面對歧視、貧窮和自悲等內外交煎的壓力,像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主角小明,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潛藏的社會破洞會自然好起來嗎?政府、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能否對症下藥?還是打算繼續河水不犯井水,一再醞釀「社會液化」(註一)的危機?
    美國匹茲堡市中的「矛盾廚房」 (Conflict Kitchen),亦譯作「衝突廚房」,自2010年起他們專門提供與美國有衝突國家的菜肴,促進顧客展開跨國族、多元文化和社會階層的交流。在提供平等的交流空間和正確資訊下,以宴饗拉近人際距離,以溝通化解矛盾。

    食物是媒介

    矛盾廚房的合伙人之一Dawn Weleski曾於今年香港 Make A Difference 創不同年會上說到:「食物是個『引誘』人們,進入我們計畫的媒介。」
    矛盾廚房的出現,源於匹茲堡當地經濟環境的改變。匹茲堡市曾湧現大量空置商鋪,Dawn Weleski和Jon Rubin 兩人看準時機,合作經營各種非營利計畫,而矛盾廚房的前身,則是他倆合作經營賣鬆餅的咖啡館。
    後來,他們打算提供多元選擇給匹茲堡市的居民,售賣來自委內瑞拉和伊朗等異國美饌。七年間,他們從只有一個窗口的外賣小販,成長為能夠運營餐廳、舉辦數百人活動的餐飲業者,甚至擁有跨國合作的經驗,並曾烹調過阿富汗、伊朗、巴勒斯坦、北韓、委內瑞拉和古巴的食物。
    矛盾廚房亦透過食物提供一個讓當地居民開眼界的空間。讓大家坦誠自己對異國文化的無知,以及因無知帶來的偏見,最終有助化解針對外族的仇恨犯罪 (hate crime)。

    不「止於食物」的創新餐廳

    矛盾廚房意圖突破這個文化局限。在異國情調的包裝下,他們提供印刷資訊、現場視訊和文化體驗活動等,來鼓勵顧客接觸他國人民及文化。
    除了烹調食物,矛盾廚房身兼藝術設計和書刊出版的角色。餐廳提供的紙品印滿外交、文化和政治論述的資料,例如訪問在美國的伊朗移民,以及身在伊朗的當地人對美國的看法。讓顧客在品味食物的同時,也參與文化和討論政治。
    矛盾廚房製造一個線上線下同步的空間(simultaneous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他們使用 Skype 現場轉播,邀請兩國人,經網路跨洲共餐,甚至讓網路兩邊的參加者吃著同樣的菜餚。
    矛盾廚房店內的服務員不只傳菜,他們更傳遞跨文化溝通。他們亦曾僱用員工以外語溝通,刺激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適區(comfort zone),增進對別國文化的理解。
    此外,矛盾廚房更利用角色扮演,增加食客的國際知識。他們的職員曾扮演美國總統Barack Obama和時任委內瑞拉總統Hugo Chavez,以收集民眾對該國該人的想法。活動中更把收集來的意見編成演辭,於餐廳旁的廣場內發表「國情咨文」式的演說。

    用飲食建立關係

    矛盾廚房不只靠異國食物吸引顧客,更刻意製造餐廳的矛盾氣氛,來鼓勵化解社會矛盾。他們讓排隊等候的顧客在提供正確資訊下,討論、反思釐清真相與謊言,從而拋開歧見。
    除了讓餐館員工和顧客討論熱點話題之外,矛盾廚房也舉辦座談會。他們曾舉辦「兩韓座談會」,供應朝鮮和韓國的食物。他們甚至曾讓身在美國的兩韓人民首次面對面交流,不囿於政治與文化的故見,更讓大家一起打破鴻溝,找出共同之處。透過同桌之誼,從不溝通、不信任,到認識和融化隔閡。
    因此Dawn Weleski認為矛盾廚房的成功關鍵是締造關係,「食物表面上是我們的媒介…但更真實的媒介是人與人之間建立的關係。」

    構建共融社會的盛宴

    與其說矛盾廚房創新,不如說它喚起人類靈魂深處對食物的記憶。早在文明以前,茹毛飲血的原始人便習慣分享獵物果子。及後的火爐邊的歌舞宴會,各式餐桌文化,從拜祖祭祀到和親建交,亦反映人類歷史中食物對社會融合的功能。
    中華文化著重飲食促進和諧,從「和」字是「口中有禾」可見一斑。這種伙食換取平安順興的傳統道理,令我們既講究食材陰陽五行調和,亦重視宴席連繫姻親倫理。上有國宴酒禮、下有婚宴團年,大快朵頤代替干戈,有助減少不和、爭執或暴力相向的風險。
    可是這傳統失落在現代社會生活。都市人習慣到快餐店按著手機狼吞虎咽,又常常獨自吃便當、杯麵充飢,甚至有人在城市不見天日下饔飱不繼。這製造了人間幾許,寂寞的軀殼、不安的心靈和憤怒的念頭。
    正如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冀劍制指出:吃是一種享受、一種社交、一種審美、一種活著的喜悅,矛盾廚房提供不同階層的人共饗食物、互相認識、分享生活和結交朋友的空間。這樣拉近不同羣體的食物創新,化餐桌為社會實驗室,建立共融的契機。
    讓不同羣體透過食物,先認識、經交流、再聯繫,可望成為未來社會共融的參考模式。或許創設社企餐廳其路漫漫,大家可從經常說的「加雙筷子」做起。
    註一:「社會液化」是「土壤液化」的類比,「土壤液化」原指當外力來臨如地震時,破壞水土平衡,是樓房倒塌及人命傷亡的潛勢危機。「社會液化」則類比為社會變遷如經濟衰退時,衝擊社會秩序和結構,造成如集體暴力、自殺或其他社會潛勢危機。
    參考資料: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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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顛覆未來的十種空間:維也納藝術雙年展「2051」系列

    顛覆未來的十種空間:維也納藝術雙年展「2051」系列

    文:張立健
    人人皆期望擁有安全和溫暖的環境,可以安居、工作、進修和消遣。但理想中的宜居家園或創業天地,只可仰賴地產商開發和政府政策安排嗎?當全球財富愈趨集中,跨國企業及過度消費製造大量污染及勞工剝削。面對人口老齡化,社區設施和城市設計亟待更新。同時電子機械和智能建築正步步佔據生活空間,人際關係會朝向更功利、更疏離嗎?

    一、2051年的智慧城市生活(2051: Smart Life in the City)

    維也納曾經成為邁向二十世紀現代文明的先鋒,這鼓衝勁直到今天,從城市規劃、公共交通、建築設計和文化活動中有跡可尋。
    維市的變革精神可見於「變革的理念:2015年維也納藝術雙年展」的簡介中擲地有聲的一句:「我們的信念就是在維也納建立新的、有條理和獨特的雙年展。其重點在人,在於給時代變革定下高於一切的:方向!」。維市雙年展,由維也納當代藝術博物館(Austrian Museum of Applied Arts / Contemporary Art)主辦,以建築為經,以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為緯,利用跨界別技術和跨學科知識,回應當代社會問題和「數位文明」(digital modernity)的時代挑戰,找尋新的替代方案。
    雙年展當中最矚目的是「2051年維也納智慧城市生活」。博物館內展覽外,展期在市內樹立這十種創新空間,舉辦各式活動,邀請參展人士擔當智慧公民(smart citizens),為居住環境負責、參與城市規劃,設計出一個可持續的群體生活。

    二、顛覆未來的十種空間

    這十種場域分別探討城市生活中款待、金錢、工作、購物、交通、參與、飲食、住房、娛樂和醫療的概念,並提供樣版(prototypes)供民眾體驗。 1. 旅館(the hotel):
    旅館除了款待旅客外,還有什麼用處?維市內的革新者,成立了一間為難民提供工作和住宿的旅店,既款待旅客,亦成為屬於難民匯聚文化、工作和生活的空間。維也納過去十年接待的過夜旅客升了六成,平均每年1350萬人次。但在旅遊業興旺的同時,維市也吸引不少移民和難民。自去年起,市內的非營利機構設立一家旅店,為難民提供工作及住宿。他們主張來自旅遊款待業的利潤,應用於改善難民生活處境。根據這種社會價值觀,該旅館給予難民文化、工作及住宿的空間。
    2. 銀行(the bank):
    由於眼花撩亂的金融投機導致信貸危機,大眾卻要承受惡果,令人們對銀行信任日減。對此,展覽中提出了「道德銀行」的構想,只為共善(common good)項目融資,避免實體經濟的商品和服務以外的金融。道德銀行在此代表一個可持續的替代模式,杜絕缺乏經濟基礎的金融交易,並認為像借錢消費和投資推廣消費主義的企業是不值得融資的(not creditworthy),這些活動只會進一步破壞環境、剥削人權和工人權益。相反地,道德銀行會透過融資支持生態農場、可再生能源、資源效益改善、公益、社區參與和教育文化項目,以及專注環保、住屋和社會事業的企業。其利率將根據信用評估和公眾利益評估衡量。
    3. 工作坊(the factory):
    維也納市定立2015年是步行年,故參展的藝術家打算設計一雙屬於未來的鞋子。維也納有一間名為Kunstkanal的製鞋工作坊,在設計新鞋子的同時,也嘗試改變製造業的刻版工序。試圖以這種市區的小製造工場,來取代全球化勞工剥削的單一生產模式。Kunstkanal工作坊將以傳統工藝為基礎,引入3D 立體打印和激光切割等生產技術,結合兩者來製造產品。這種試驗不但是新的生產模式,更革新現在的勞動方式。其重點在於個人生產、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和鼓勵創新。
    4. 商場(the shopping mall):
    市區裡那些千篇一律的購物商廈,鼓吹消費最大化,然而這種思維模式已經與時代脫節。策展人為了鼓勵商場的公益定位和社會意義,甚至設計出「非消費」空間,讓大眾閑聊、靜坐和朋友聚會。展覽不僅向遊客和本地人展示「垂死」的商場消費模式,也以民族誌手法紀錄及研究,尋找取代「消費主義聖殿」(temple of consumerism)的選擇。
    5. 街道(the street):
    策展人設計出1比1的空間,擺設在維市街道上,呈現在科技創新和社會變遷下的未來街道。這些臨時介入的擺設,使得居民面臨公共空間的改變,也挑戰了他們利用空間的方式,而研究者則會紀錄他們的反應和反饋。這個實驗將會啟示通往未來城市的方向。他們展示街道作為交通和生活空間的未來,把展覽作為展現和再現的場所,亦作為遇見和溝通的場合。這種裝置是微觀都市主義的體現,讓大家先觀察,後討論,並收集與會者的反應和意見作為研究。
    6. 學校(the school):
    未來的學校模式將會是開明學校(openschool),沒有教室、固定地點、教案設計,甚至沒有教師和學生。策展人奉行雲端教室(flying classroom)的理念,鼓勵當地民眾和全球互聯網社區參與,匯合集體智慧為學習的槓桿,讓所有人動手設計教育。群眾學堂(crowducation)則是另一種開放性學習的實驗。其宗旨為「開放比知識具份量,志向比證書更重要,識字被高估──關係才是一切。」在此理念下,知識被理解成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教育不可以是賺錢的工具。
    7. 開放空間(the open space):
    根據調查,維也納市民有近半數的市民擁有移民背景,但缺乏一個讓各族平等和共同參與的空間。主辦者設計出流動廚房(mobile market kitchen),作為一個臨時的城市開放空間及流動實驗室,並在雙年展期間的周末到社區中展出。讓各個移民不論宗教、文化和價值觀,一起收成、準備、烹飪和享用素食餐點,共同建立一個以故事、討論和計畫為主體的集體生活空間。
    8. 住宅(the home):
    雙年展也提供空間體驗,利用靈活的設計平面圖(flexible floor plans),將私人住宅改造為半公共空間,不用實體牆壁來區隔,而是借流動的家具來界定室內空間和功能。這種多元的設計能適應種種生活狀況,而且這些新單位已經有居民入伙。這種新住宅思維,鼓勵用住家參與設計,而非經過任何權威來決定室內設計。這種辦法尤其適用於租住房,租約期滿不必大費周章來裝潢,而且人人自主。
    9. 競技場(the stadium):
    這個展覽落戶在維市內充斥賭場和博彩業的小區,以遊戲化手法,為當地居民減少賭業帶來的惡果。有異於崇尚娛樂的傳統遊戲,它為玩家提供體驗各種政治、公共衛生和生態環境等社會議題的機會。在遊戲中,參與者不但能學會換位思考,也能進一步尋求解決方案、改變社會。
    10. 醫院(the hospital):
    根據歐盟委員會預測,2050年歐洲15至64歲人士的佔比,將會和65歲或以上人士的佔比相同。面對人口急速老化,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健康文化,改變大眾生活習慣及適應老齡化社會。展覽嘗試描述現實和理想中的未來,以電影訴說醫療保健的替代方案。例如在街頭巷尾的藥房,將可擔當未來推動公共衛生的接洽點。這些新日常模式、新飲食習慣、新保健用品和新生活態度,雖然來自於小說式幻想,卻也勾畫出未來,拓展不同價值。

    三、我們想生活在怎樣的未來?

    正如2010年上海世博的主題「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二十一世紀將是屬於城市的世紀。維也納藝術雙年展的「2051年」更進一步回答,面對時代問題,我們想生活在怎樣的未來?面對數位文明的挑戰,維也納藝術雙年展透過10種創新給我們明確解答—未來的變革來自於責任經濟、消費良心、共同參與和自主改造。
    在數位化時代,人人皆可以借科技改善生活、提升體驗和各行各業的商業創新。這些創造新生活的策略,讓我們憑眺將來城市生活的不同選擇,而且有些具啟發性的願景,不僅僅是「離地」的構想,有好些點子已經於世界各地萌芽。希望憑這四大原則,人人利用創意,築起未來家園,活出新方法,一起面對這個時代的挑戰。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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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只政黨輪替,經濟價值也該輪替!奧地利提倡「改良版」資產負債表,翻轉超過300家企業

    不只政黨輪替,經濟價值也該輪替!奧地利提倡「改良版」資產負債表,翻轉超過300家企業

    文、圖:張立健
    經濟與危機,如影隨形,人人自危。國家財殫力盡又難保就業,企業增長乏力卻四面楚歌,個人壯志難酬亦悵然若失。
    針對今日經濟危機的另類方案,上至經濟分配,下至歸居田園,比比皆是。將來會繼續紙醉金迷,還是轉向後成長 (post-growth) 經濟?我們又如何決環境污染、經濟失衡和社會不公的問題?
    奧地利的共善經濟運動 (The Economy for the Common Good)自2010年建立,對國民收入總量、公司審計和貨幣制度提出改革建議。
    目前已有超過300間企業實行其所推行的「共善資產負債表」,並在20個歐美國家建立分會,該計畫發起人之一 Christian Felber 去年更獲邀到歐洲議會 (The European Parliament)介紹其機構和理念,將來有機會在整個歐洲聯盟中實行。

    經濟病了

    在2015年Christian Felber出版的《Change Everything》 書中提到,金融危機實非單一事件,更大的挑戰是其意義、價值及民主的崩壞。經濟與社會之間存在矛盾,我們彷彿追求經濟利益就要放棄互信。難道人生營營役役追求的就只有錢,僅此而已?
    經濟病了,我們似乎別無選擇,只好逆來順受,但在 Christian Felber和夥伴們的構想中,「要把這種病治好,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價值』輪替」,就是以共善 (common good)取代利潤 (profit)。當大家追求共同的利益,而非個人的自私自利,「這種病自然就會好」。
    據 Christian Felber 所言,經濟活動的總旨實為共善。經濟成功不應再以錢為指標,而是通過使用價值 (use value)為目的。換言之,放棄尋求貨幣收益 (monetary return)和投資回報,轉向尋覓非金錢的回報,如滿意度、生活質素和公益意義。

    共善的新審計制度

    共善經濟運動計畫明言:「金錢回報乃手段,不是目標 (financial profits would thus become a means rather than a goal)。」
    今天我們容許企業保留盈餘,以償還債務,並利用其有餘之財再投資,不管種種對社會有益還是有害。可是,留給員工的回報卻少之又少,更遑論惠及他人。
    共善運動計畫創辦人認為,企業不應把餘下的利潤用來投資金融市場、進行敵意收購、支付非僱員的股東利息(非創辦人),或是捐獻政黨。
    他認為在共善經濟運動下,由於金錢回報只是達致共善的手段之一,企業不再需要盲目地做大、做強和做「最賺錢的」,不必為擊敗對手費盡心力。企業不用怕被併購,不用再追求併購他人,反而較能保持其均衡規模(optimal size)。
    故此在共善運動計畫下,企業不必追求經濟增長。相反,企業營運者可以善用資源來傳播知識、改善技術、培訓員工,以及改良訂單和提供免息貸款,與此同時他們會得益於亮麗的「共善資產負債表」。
    這些經濟活動非但不會導致企業增加成本支出,反而能互惠互利。當企業愈來愈重視團結 (solidarity),形成互惠互利的共同體,雙贏的經濟制度將成可能。
    但這種構想俯拾皆是,他們又如何達致共善經濟的理想?
    共善經濟運動計畫設計了一套獨創的公司評鑑制度,不以金錢為計算單位,而是評量公司對個人尊嚴(human dignity)、協作和團結(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生態可持續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和民主協調及透明決策(democratic co-determination and transparency)的表現。
    根據此五大原則,他們制定了17個共善指標來評核企業,開創了一套「共善資產負債表」(Common Good Balance Sheet),目前在歐洲超過300家企業實踐。
    計畫中現時以錢計量的財務報表,將來只會是輔助審核公司的工具之一。反過來,共善經濟運動會為良好的共善經濟表現的企業,爭取種種優勢,包括稅務優惠、低息貸款和在競爭政府採購或公共研究計劃時享有優先權。
    藉此希望可以幫助那些合乎公義和環保的企業,以扭轉他們生產成本較高和競爭力比其他企業較低的狀況,讓良心企業能立足於市場中繼續貢獻社會。
    共善經濟運動下,企業自私自利和過度理性化的經營方式將不合時宜。由於遊戲規則改變,企業會轉而擁抱社會責任、同理心和共同決策,帶來可持續的社會效益。對企業的激勵機制逆轉後,企業間互相支持與合作會獲得獎勵,它們將以共善和合作為先,而非爭名逐利。

    新版審計制度 也可以評量整個國家

    根據共善運動計畫的構想,所有企業都應使用共善資產負債表。推而廣之,國家層面亦可用同樣的原則計算所有活動的共善總值(Common Good Product)。
    一國的共善總值之高低,反映其國民經濟社會對公益的貢獻。對公益愈好,其評核結果愈好,反之亦然。
    進一步而言,在Christian Felber和夥伴們的藍圖中,追求共善經濟運動計畫將會超越國界。他建議歐洲聯盟能夠建立新的貿易標準,就是以顧客評鑑為本的共善資產負債表來評核公司,並支援盟內國家的共善經濟交流。他們希望長遠能在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機制下建立共善貿易區(Common Good Zone),讓共善可望成為全球的簿記單位(global unit of account)。
    從宏觀看,國民經濟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可以換為共善總值;對中觀的企業來說,財務報表將會換成共善資產負債表;那麼個人呢?

    經濟病了,但病的不只是企業

    假如經濟病了,那生病的不只是企業,亦在國家與個人。共善運動的核心價值是尊嚴、團結、可持續發展、公正和民主,同時尊重成就人際關係如信任、同理心、欣賞、合作和分享。而且根據他們的洞見,完滿的關係能使人開心並帶來無窮的動力。這些將成為新的個人成功指標。
    如果衡量成功與否並非由財務回報來計算,而是道德和共善,將來貸款審核以至其他服務,也應以個人對共善的貢獻度為考量工具。教育系統亦需要改變,課綱內容必須基於共善的理念,從小培養個人價值觀,讓人人實踐和傳達共善。讓人們學習同理心,理解共善價值,鼓勵非暴力溝通、民主和藝術。
    此外,共善經濟計劃將推動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例如,民主共享(democratic commons)、民主銀行(democratic bank)和地區經濟議會(regional economic parliaments)等等,這將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的新型經濟組織。就像其他企業,它亦會以共善和民主為原則。讓教育、醫療、社會服務、交通、能源和通訊等等基本服務由公民所有,而非政府和商人。Christian Felber 揚言這些自下而上、人人參與的民主辦法,讓民眾集體討論及產生新的想法和制度選擇,他認為這將會奠定人類首次的經濟民主化。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經濟病了,共善經濟運動提供其中一個治好的方法。在這個來自歐洲的理想國中,經濟以共善為本質,合乎環境保護原則實行,人們團結地合作起來,達成共善目標。
    當經濟增長不再,可望在新經濟下,個人和企業取得生態平衡、達致社會公義和可持續的發展。如此共善的意義,正是北京清華大學劉瑜教授的名篇所說:「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既然未來,是未知,不如想想在琳瑯滿目的另類方案中,你可以找出有用的來實踐,為自己、為社會,籌劃未來,積極求變。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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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何歐洲投銀每年資助1千億台幣,最後只創造2萬多個工作機會?」亞歐青年高峰會  為就業議題發聲

    「為何歐洲投銀每年資助1千億台幣,最後只創造2萬多個工作機會?」亞歐青年高峰會 為就業議題發聲

    文、圖:張立健
    社會經濟形勢變化與地緣政治的新常態下,青年就業成了歐亞大陸近年熱議的焦點。除了引起各國青年躁動和對政商界的指責外,更關鍵的,是整個地區的技術創新、經濟可持續性和社會發展。
    然而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學界教授能否提供適切的良方,以改善經濟、促進貿易和平衡各方利益?
    是否依靠新興的初創業家和社會企業,來吸收人才、培養勞動力和創造工作機會?非政府組織及跨國平台又應否界入?
    再者,作為青年的我們如何為自己發聲、籌謀以及實踐?
    今年11月初在盧森堡舉行的亞歐基金青年領袖高峰會(ASEF Young Leaders Summit),集合一百位來自51個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成員國家的青年,針對「創業與青年就業」交流、商討並共同草擬呼籲書(Call for Action)。
    我們就歐亞青年的創業精神、氛圍和合作達成共識,並於第十二次歐亞外長會議(ASEM Foreign Minister Meeting 12)內提交及宣讀青年建議。

    一、歐盟與歐洲投資銀行的嘗試

    正如歐洲投資銀行(以下簡稱歐投行)數碼經濟與教育部高級經濟師Rien Wagenvoort博士所言,
    青年失業是不可癒合的傷痕,因為研究指出:青年每多失業一個月,其終身預期收入會跌1%;換言之,失業一年可能引致其個人總收入減少10%。
    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資料,於2009年至2014年間,歐洲25歲以下失業人士一直徘徊在五分之一至四分一。於2015年,青年失業率從最嚴重的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到葡萄牙等地,更達50%與30%之間不等。
    針對嚴峻的青年就業問題,歐投行於2013年起推動 「技能與就業——為青年投資」(Skills and Jobs: Investing for Youth),志在為歐洲年輕一代提供就業機會。歐投行每年分別注資30億歐羅於培養技能 (Investing in skills)和創設工作(Investing in jobs)兩大項目,合計投資每年約2,000億新臺幣。
    培養工作技能方面,主要是針對學校基建、職業培訓和學生借貸與實習,冀望以教育和培訓以助青年成功進入職場。創設工作機會方面,僱用、培訓及聘任年輕人的中小型企業,可獲得歐投行的融資。

    二、審視青年就業計畫

    然而根據歐洲投資銀行委託ECORYS 的調查,回顧計畫中的創設工作項目,直至2014年底資助了80萬個職位,計畫僅額外創造了2萬6千份新工作。
    在歐投行總部的會議上,雖沒有提及歐投行每年近1,000億新臺幣的間接經濟成果,但以直接創造職位論,結果令人難以信服。
    首先,2萬多份新工作相對於歐洲近千萬名青年或當中約數百萬失業人士而言,實為杯水車薪。更令人遺憾的是,青年就業計畫資助的公司及工作職位無法留住員工(no retention of employees),換言之,新職位只在借貸期間曇花一現,無法達到歐投行定下中長期的投資目的及解決結構性失業的構思。
    除此之外,計畫中的創設工作項目原意是為無法獲得融資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提供貸款,因為小型企業則更願意僱用及培訓年輕職員,可謂一石兩鳥。可是根據ECORYS調查結果,僅有四分一受訪公司會用歐投行的借貸來增聘員工,而且規模愈大的公司,愈傾向於利用該筆資金來擴充工作團隊。將來計畫下選擇資金供應對象時,在魚與熊掌之間,實在難以定論。

    三、青年就業之難

    盧森堡國的教育、兒童及青年部長兼高等教育及研究部長Claude Meisch先生指出,歐洲聯盟2013年起推行的保障青年(Youth Guarantee)計畫,為歐洲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提供培訓、實習或學徒機會。但他亦坦言:「失業統計數據顯示,我們遠遠未能解決歐洲青年失業問題。」
    從前文提到的ECORYS評估歐投行就業計畫的調查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解答。
    先是該調查結果指出中小企無法僱用年輕人,最主要的三個原因是生意不足、勞動法規太嚴和青年就業缺乏技術與應有行為。另外,受訪企業認為最有效鼓勵招聘青年的政策,為減少青年勞動成本和法規,以及改善公司營運資金。
    歐洲學生聯盟(European Students’ Union)(以下簡稱歐學盟)也認為提升歐洲畢業生就業力(employability)有助改善失業。歐學盟的代表指出,就業力包括學科專業、方法和個人能力三個面向,以輔助個人的職場成功。就業力除了讓畢業生更容易獲得工作機會及發展個人事業外,也可幫助建立自己的生意,以及個人的終身學習。
    歐學盟以學生身份提出新的角度去理解就業情況,建議整個歐洲學制應針對具就業力作改革。
    歐學盟代表提出,主導歐洲教育改革的博洛尼亞進程(Bologna process)是整個問題的切入點,尤其金融危機以來政府不斷削減高等教育經費。他們認為要加強教育與就業力之間的聯繫,包括教授可轉移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和主動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等。
    雖然這些政策建議將會面對來自教育界、公共機構和商界的壓力,歐學盟表示會維護學生利益,於歐盟的機制下積極爭取改革。

    四、青年看自主創業

    針對以上種種,亞歐青年在高峰會結束前,共同撰寫了一份呼籲書,歐亞各國政府應加強創業教育和培育技能,以促進青年就業。我們認為政府創造有利創業及就業的環境最重要,建議為年輕人提供連結(connectivity)、能力(capability)和文化(culture)的政策,讓他們貢獻自我,服務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我們呼籲歐亞國家合作建立給企業家的平台,讓他們進行網絡和實體的訊息聯繫、觀念交流、資源互享。這個平台期望聯結更廣大的社群,把公民、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商人聯合起來,推動可持續發展,達致社會和經濟並進的願景。還有,政府支援網路及跨境交流,提升市場流通、資金供應和人力資源。
    我們建議把創業教育列為終身學習的其中一環。創業技能包括市場調查、品牌定位、創意、領導和百折不撓的精神等等,這些不僅可用於商業競爭,我們也可以於人生不同階段善用來求職、求學以及一切團體協作。
    這些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可賴於歐亞各國政府提供的優質的實習機會和創業輔導(mentorship)計畫,為新生代的創業者打下基礎。以及透過教育與商業機構合作的活動,由培訓、講座到模擬商業比賽。
    我們寄望一個具創業精神的文化,感染個人。一如其他社會文化,需要建立環境氛圍,歐亞各國成員積極培養創造力,可帶來文化改變的轉機。
    公私營機構可以透過表彰固有企業內的改革或新創企業的活動,樹立典範,建立獎勵機制。尤其社會企業具有企業使命和社會目標,可鼓勵私企的社會責任,亦可促進非牟利活動的積極性。

    五、商討,決策,做!

    我們的目標一致,支持歐亞青年就業。我們相信在全球化和工業轉移背景下,以及新常態的無窮變化,致令青年就業問題,必須與歐亞各地的官方、公民社會和私人企業持續對話。
    由於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與跨領域和國界的博弈,我們還認識到鼓勵青年創業,不是解決就業的唯一解決方案。作為青年,我們相信針對青年建立關係、培養創造能力和譜出新文化,會塑造歐洲與亞洲優秀的新一代。
    讓我引用青年代表呼籲各國官員的最後一句作結:
    青年創業與消除失業除了需要3Cs的連結(connectivity)、能力(capability)和文化(culture)之外,還要3Ds,就是:商討(discuss),決策(decide),做 (do)!
    作者簡介:張立健,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研究助理。今年曾參與於盧森堡的亞歐基金青年領袖高峰會 (ASEFYLS 2015) ,早前在維也納學習替代經濟及貨幣夏季課程 (Alternative Economics and Monetary Systems)。
    核稿編輯:金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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