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責信賽門說

公益責信賽門說

余孟勳(Simon),木柵大學畢業不熱衷賺錢的finance major,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每年考績第一名卻離職跑去環島及志工。到鹿特丹唸MBA背包了十三國,學習從脈絡看人生。回台找了個不用加班的財務主管工作,跟老婆約會三次就結婚,二年生了二個可愛的女兒認真當宅爸。想要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改變世界,發起台灣公益責信協會,投入公益團體財務透明及治理能力基礎建設。擅長思考說話寫字解決問題及三國志。

專欄文章

12篇)
  • 塵爆捐款:如果我們在意的是未來

    塵爆捐款:如果我們在意的是未來

    文:余孟勳(Simon)
    彩粉趴的傷患這幾天與死神搏鬥,目前病危人數仍有 184 人。透過主流及社群媒體報導,公眾不捨的善意情緒高漲。除了各式各樣的集氣粉絲頁外,隨著事件的緊急處置逐漸收束進入第二階段,捐款與志工成為公眾與這個事件連結的直接方式。

    捐款是不是夠了?

    我們不妨來看點數字。
    根據報導指出,新北市八仙塵暴愛心專戶截至 7 月 2 日下午三點為止,總共募得約 5 億 7 千萬元,已經超出新北巿政府預募的 2 億元,而且超出不止一倍。而新北巿府預估的執行期限是到 2016 年 6 月,也就是說在這一年的期間它們評估 2 億元是合理的規模,那麼多出來的部份要用在那裡?
    或許有人覺得目前事態緊急先募再說,那麼不妨看一下募款計畫書:
     
    顯然這份計畫書應該還要有附件,不然一頁募 2 億就有點說不過去了。但可以思考的是,計畫書的附件(如果有的話)為何不一併公開呢?坦白說公告這樣的預算書參考價值很低,2 億的金額總有計算依據和框列項目,也可以讓捐款人更明白資金的預計用途捐得更放心。
    陽光基金會在 6 月 29 日開始啟動公益勸募,並在 7 月 2 日取得勸募許可,預計勸募 8 千萬元,預計執行期限為 2018 年 6 月。官方網站公益勸募管理系統公告的計畫書雖然說明資金預計運用的方向,但同樣很難看出資源預計如何配置及金額計算的依據。雖然捐款人未必有專業判斷資金運用計畫是否合理、未必捐款前會看這份計畫書,但很明顯在資訊公開或捐款人管理的部份可以做得更好。
     
    整起事件粗估每位傷患需 2 百萬元,總共大概需要 10 億元。新北巿府目前募得 5.7 億,加上八仙集團已出1億成立信託基金,未包含陽光基金會所募得的款項即已達 6.7 億,如果參考高雄氣爆案最後募得 45 億元(依據高巿府的經費運用報告)應可輕易達標,而且不是還要動支第二預備金的75億元嗎?目前實在看不出來公部門有必要再另外開一個捐款專戶(而且捐款最後還是要轉交新北巿府)。公益組織在同一事件各自勸募除了服務能量的問題,也可能是勸募的管道不同,但公部門這麼做就不免畫蛇添足了。但這也引發另一個問題:捐款究竟多少才夠?或者說,這個事件到底打算處理到什麼程度?
    依據楊泰興以經濟學角度分析,塵爆事件責任明確、屬於商業行為,若以公共募款補償受害者,將使向廠商索賠與對監督不周的政府究責壓力變小。如果我們進一步輔以賽局理論思考,大規模的捐款及政府補貼承接了風險及外部性成本,等於誘使廠商向不負責任的方向競爭-反正出事也沒什麼責任,何必投注成本加強安全呢?只需要完全的利潤導向即可。美國的巨型投資銀行大到不能倒、結果造成 2009 年金融體系近乎崩潰的殷鑑不遠,台灣層出不窮以頂新為代表的食安問題不也是一樣的情形?
    換個角度看,政府打算動用預備金甚至成立基金會(為什麼不用現存的賑災基金會任務編組,而要疊床架屋?)長期照護受害者,這近乎國賠的規模不等於承認這個事件是政府而非廠商的問題?聽起來也有幾分道理啦政府確實管制有問題。但政府補貼,或稱之為「移轉性支出」,本就是資源重分配的手段。
    如果從社會公平的觀點來看,大幅勸募及補助這些受害者一方面墊高了受助對象的期待(及未來可能的糾紛),另一方面短期動用預備金及政府主導以基金會長期投入恰恰代表了資源的排擠,一舉影響了短中長期的公共財政支出規劃,可能誘發其他團體(如其他事故燒傷受害者或弱勢者)的反彈。
    依據「公益觀察 2014」,災難捐款未必對捐款總額產生排擠,反而可能有補償效果。但在這個事件裡政府主觀調整資源分配,帶頭示範什麼叫做排擠效應,這是我們希望的嗎?或者說,我們的政府真正在意的是未來嗎?它們所擘畫的藍圖長什麼樣子?

    資訊揭露的空窗

    此外,依據公益勸募條例,政府機關除了急難不得對外勸募,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需將捐款運用情形呈報上級機關。也就是說,除非政府機關主動公開資訊(如高雄巿政府關於氣爆案的獨立網站,且募捐當時每日更新捐款徵信),否則捐款徵信或運用情形一般大眾是無法得知的,而且資訊恐怕也不具時效性,導致像台北巿政府轉捐九二一捐款餘款的爭議。
    公益組織原則上應在公開勸募前取得核准,唯有急難狀況可以在勸募開始後五日內補正申請、七日內主管機關需回覆准駁。也就是說,假設災難捐款的高峰是在災難後的幾天內,在這段時間的捐款是無法查證勸募字號(是否合法)、同時也沒有資金運用計畫書等文件(是否合理)可參考的。除了建議公益勸募管理系統以「申請中」或「已核准」等狀態標示並全數揭露申請勸募的案件、而不僅公告核准案件外,公益組織也可以主動公開申請勸募許可的文件含運用計畫等(但註明尚在申請中),以降低資訊的不對稱。
    或許有人認為「反正捐款人多半是衝動捐款又不會看」,但資訊揭露的價值在於公眾審閱帶來的監督效果,並增加互信。更何況資訊是否運用或如何運用是一回事,並不能免除資訊揭露的義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要揭露到什麼程度,例如公益勸募管理系統需不需要定期(如每天)或即時揭露募款情形,以避免嚴重的溢募情形(申報主管機關的預募金額應已經各單位評估自身能力及募款能量,因此溢募金額龐大是不是也代表弊端或浪擲的情形容易出現?)。依據衛福部的統計,八八風災當時溢募達 103 億元(約多出 67%),去年冰桶挑戰主管機關即擬研議訂定「喊停機制」。然而這項機制的發動方還是公益組織,為何不揭露資訊讓捐款人決定要不要踩剎車呢?
    最近在公益群眾募資平台 Red Turtle 看到一則有意思的案例這個公益組織列出如果溢募將依序支用的用途。也就是說如果已達預募金額,但捐款人仍認同這個組織,便可以在資訊充份的情況下決定要不要捐助,一方面防止弊端,另一方面也可消除雙方期待落差,免生後續糾紛

    公益捐款的競爭態勢位移?

    耐人尋味的是台灣的紅十字會及慈濟目前尚無明顯的勸募動作。紅十字會因不受公益勸募條例限制、不需申請勸募字號,因此時效性較佳,在幾次重大災害如尼泊爾震災及高雄氣爆案均很快發起勸募,甚至與電視台合辦募款晚會(對就是明星排排坐當接線生的節目)等。然而高雄氣爆案面對質疑聲浪,後來尼泊爾震災時更被網友攻擊甚至必須暫時關閉臉書專頁,紅十字會近年形象大傷,似乎半官方色彩身份的信任和募款優勢已不再。
    慈濟則向來募款能量極大。今年因內湖開發案牽動財務透明度不佳的疑慮、引起公眾非常廣泛的議論及批判,慈濟於尼泊爾震災選擇不對外公開募款而全數以會員捐款支應。身為台灣第一大的公益團體目前似乎選擇退到山門之內,更專注在內部組織的變革(或鬥爭?)之中,領導接班的議題也浮現枱面。
    如此說來,是否意味著台灣公益捐款的競爭態勢在悄悄改變?紅十字會與慈濟都是財務透明度遭到質疑,顯示捐款人的決策方式已有所轉變、對責信的要求更為提高。表面上看來是健康的發展,然而從〈批判紅十字會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幾件〉〈從慈濟看台灣公益組織的財務透明〉等討論之中不難發現,除了法制面的問題未獲解決、很難大幅翻轉公益組織透明度不佳的現況外,媒體不斷渲染擴散的指控或大眾的認知也未必全然正確,以下便是一例。

    法人登記財產不等於總資產

    這次塵爆事件和信醫院沒有收治任何傷患遭到大眾嚴詞批判。和信自外於災防體系的做法固然可受公評,但就事論事,媒體所刊出的這篇社論是對「法人登記財產」的不了解,而且一般大眾可能也不清楚。文中指稱「為何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的總資產自從 2007 年 9 月以來都是 8,539 萬元?」,其資料來自財團法人資料檢索,而這個檢索的原始資料來源是法院的登記查詢系統,這是財團/社團法人在法院登記的財產(以商業公司而言大概是「資本額」,但不完全等同),不等於總資產。
    目前法人在法院登記的財產是自願制,也就是登記多少就是多少。再者,法院登記財產原則上是不能隨意動支的,所以通常除了創設基金或捐款人指定永久限制用途,不然不會將所有資產予以登記,否則錢都不能用了。不是只有這個基金會如此,所有法人都一樣,例如查詢「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從 1994 年到現在登記財產都是 385 億元一毛沒變,說這是黨產總額你相信嗎?總之我是不信的。
    因此,法院登記查詢系統的登記財產無法反映法人團體的資產全貌,貿然拿來做分析明顯有問題。當初慈濟風暴有媒體拿這些資料做文章,其實沒有意義且不具比較性。真要分析應該要看財務報表(公益組織的官網、自律聯盟的網站,或參考醫改會的教學下載財團法人醫院財務報表等),或是請公部門主管機關 open data 才對。資料沒有用對解讀錯誤,討論就不容易聚焦,而且會失去質疑的正當性。

    可以做的事

    海嘯式的捐款(或捐血、做志工)只是曇花一現,然而這些燒傷病患需要長期的陪伴而不只是一時的愛心氾濫。例如在公益勸募條例規範底下,募款所得原則上必須在三年內支用完畢(可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這等於是以法律侷限了公益組織的視野。因此,定時定額長期協助深耕這個議題的公益組織,不僅可以讓組織的財務穩定易於中長期規劃,也可讓它們更加專注投入議題。
    此外,如果信得過捐款對象的專業及承擔責任的能力,不指定捐款用途能讓組織的運用更有彈性,同時也不必因為後勤行政成本(overhead cost)限制組織的發展或甚至要求社工薪資回捐,可以進一步提升整體公益組織專業性並改善工作環境。(延伸閱讀: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上)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下)
    除了捐款,長期關心燒燙傷朋友,或是調整自己對身有不便的朋友的眼光以具體行動支持,改善社會氛圍,或許有更多人可以受益。同時,公共安全、災難防救、醫護或警消的勞動權益、健保制度可能的崩壞、醫療糾紛、安寧照顧等,也都跟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多加理解並參與公共討論才能創造系統性的長久改變,不能每次都靠燃燒眾人熱血渡過難關然後感嘆「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卻忘了最大的風險也是人
    除了義和團式的集氣祈福高喊天佑台灣,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如果我們在意的是未來,理性辯證思考、堅定持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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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慈濟看台灣公益組織財務透明

    從慈濟看台灣公益組織財務透明

    文:余孟勳(Simon)
    慈濟內湖園區的風波在延燒,不免讓人想起先前高雄氣爆時的紅十字會爭議。還是要呼籲大家就事論事,特別是陳文良先生所寫的「公益組織專家:一窩蜂批評慈濟之前,先釐清流言蜚語吧!」已針對網路傳言多所釐清。此處除狗尾續貂補足數據資料之外,也分享關於宗教組織捐款的性質,以及公益組織透明度的一些觀察。至於「慈濟開發內湖對不對」或是「捐款應不應該這樣用」,就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了。

    沒有明顯排擠效應,反而有補償效果

    關於捐款有沒有排擠效應,或許有一份數據可以參考。我們曾針對「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裡78間資料較完整的會員團體(包含聯合聯募、自閉症基金會及醫改會等)所公告的財務報表進行統計,日本311大地震後的隔年,捐款還是持續成長,並沒有衰退回災難前的水準。
    或許有人會說,這現象也許只存在某些規模的組織。深入分析發現(以資產規模或年收入一億或三千萬為分界),大型機構雖然捐款在2012年降低,但較2010年還是大幅增加。更令人意外的是,中型及小型組織的成長力道更為強勁,成長率甚至高過災難發生當年。也就是說,這些組織的捐款沒有因為災難產生排擠,甚至可能把餅做大。換個角度看,捐款人常態性的捐款並不會因為突發事件而影響,甚至可能有「補償效果」存在(害怕中小型機構真的捐款被排擠),結果進一步將突發事件捐款轉化為常態性捐款(當然這份統計需要更細膩的研究及探討)。

    宗教組織與社福組織捐款不能完全替代

    宗教組織與一般社福組織本質不同,雖然這二者的界限有時很難劃清-許多宗教組織也投入各式社會議題(如基督教背景的世界展望會)或遊說政府接納自己的價值觀(如台灣的護家盟),但重點是捐款人的動機不同,因此不見得具有替代性。宗教組織捐款人多採做功德(merit)的觀點,自利的動機在順位上可能大於利他,而且該組織所提供的社群或社會資本平台才是募資的能量來源。捐給宗教組織的人,未必會因為其他因素將款項轉捐一般社福單位。而因為捐款不具完全的替代性,無法完全轉移,所以說宗教組織的捐款會明顯排擠其他社福組織恐怕不完全成立。
    當然,因為捐款動機不同,利害關係人對組織的「責信」要求也不同。宗教組織捐款人認為責信問題是該組織自己要去跟上天交代,因此捐款完後多半也不會過問。一般社福團體捐款人雖然也可能因為忙碌或看不懂報表等原因較被動,但心裡或許還是會存著疑問,「這捐款有沒有用到對的地方,產生對的改變?」後者比較接近「社會投資」的概念,因此這二種捐款人彼此針鋒相對很難對話,也正是目前社會上對宗教團體的批評恐怕對其影響甚微的原因。
    舉例來說,慈濟的精舍有時被批評過於華麗,但蓋精舍的錢,很可能是捐款人心甘情願樂捐的。公眾認為慈濟善款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公益團體使用公眾資源應該要對公眾交代,但捐款的人覺得很好啊沒問題啊我就是要它們拿來蓋精舍的,因此便造成不同的利害相關人之間的權力衝突。而不同利害相關人主要的區別就在「法制力」及「影響力」的部份,很明顯地捐款人在影響力上比一般公眾更直接,也因此宗教團體選擇擁抱信眾而不是公眾不令人意外,而且難以調和。

    慈濟佔八成台灣捐款是誇張了

    根據我們的粗估,台灣每年的慈善捐款規模目前大約537億元。好吧也許有人認為我們估得太粗略了,那麼原始的行政院主計處在2004年統計的規模是427億元(這也是最常被引用的說法,但這是十年前的數字了)。慈濟基金會依據其2013報表,收入總額約為98億元,因此陳文良認為慈濟大概頂多佔3成,不可能到8成,我認為這樣的說法還算合理。該文中所提到的各大公益組織的捐款規模,分別核對後與我們先前所做的統計相去不遠,有興趣的人不妨也可自行上各組織官網查閱。至於有的組織提供的財報即時性不足,完整度不夠,或是資料不易取得,就是另一個關於透明度的問題了。
    公益組織報表:

    透明度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台灣公益組織透明度不足,簡言之就是缺乏誘因、強制力及標準。誘因指的是捐款人的捐款決策並不與組織透明度相關,有的是做功德,有的是看名氣,「為什麼要公開?」。當然如果整體的透明度都不佳,確實很難從中挑出好的來,但如果捐款人的行為不改變,現況永遠都會如此。大家罵歸罵,捐款給宗教組織做功德的人還是照捐,搞不清楚零錢箱單位在做什麼就捐,名氣大有明星代言的就捐,對公益團體來說它們為什麼要資料透明?
    強制力指的是法制面「沒有規定要公開」。雖然公部門規定要繳交報表和會計師查帳,但沒有如美國規定公益團體「要公開」,因此沒有公開資訊並不代表違法,更不代表一定有弊端。自律聯盟雖然在努力,但畢竟是自發性的組織沒有強制力,效果可能有限。內政部的勸募平台也只規範勸募的專案,無法窺視組織的全貌。
    因為沒有規定要公開,當然沒有規定「要公開什麼」。不說別的,光是會計制度就沒有統一的範本,經過會計師查核的報表都已經五花八門的時候,要怎麼要求所有單位都繳出可靠又易讀的財務報告資訊?更不說「公開透明」只是達成組織宗旨的「必要但非充份條件」,資訊透明或許可以要求do the right thing,但卻不代表組織一定do the thing right。

    關心你的捐款

    我常拿無國界醫生組織當例子,邊講邊嘆氣。該組織年收入約400億台幣,提供的財務報告書長達近70頁,不僅有會計師查核簽證內容,還有管理用的分析。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讀到台灣的公益團體提供這樣水準的報告書,不管是業務或財務部份。公益責信協會日前完成電子書「公益觀察2014」,從全球風險及國際公益趨勢,試圖描繪台灣公益運作環境的脈絡、責信及透明度的現況,進而提出公益未來的幾種可能。我們努力以一些實體行動想創造改變,也邀請大家更深入關心社會議題以及捐款的組織,力量和聲音夠大才足以翻轉這樣長年的鄉愿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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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給他魚不如給他...蚊帳?

    給他魚不如給他...蚊帳?

    文:余孟勳(Simon)
    photo credit:Javier(CC BY-ND 2.0)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12年全球因瘧疾死亡的人數約為62.7萬人,90﹪以上發生在非洲,對孩童健康更是明顯的威脅。相較2002年,非洲這十年來瘧疾發生率下降31%,致死率顯著減少49%,除了藥物治療,最主要的疫病防治手段則出乎意料之外的簡單:蚊帳。
    更精確一點地說,「長效型的驅蟲蚊帳(long-lasting insecticide-treated net,“LLIN”)」附有殺蟲劑且耐用數年,生產及運輸成本合計起來不到US$10/個,因此被世界衛生組織或NothingButNets等機構視為防治瘧疾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徑。

    副作用

    慈善捐贈顧問機構Givewell的研究指出,目前瘧疾防治成效無法與單一措施直接連結,因此無法證明LLIN就是最大功臣。此外LLIN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
    • 病蚊出現抗藥性
    • 延遲人類對瘧疾出現免疫能力
    • 殺蟲劑造成過敏反應
    • 蚊帳資源分配不均
    • 無法結合商業部門
    最後一點指的是因為國際援助多,非洲當地居民期待這項資源是永久免費的,不願意花錢購買而使得企業無利可圖不願投入,而當地醫院也不見得有能力銷售多餘的蚊帳,因此配送通路無法開展。台大社會系陳東升教授說,
    「免費分發蚊帳給經濟不自主的民眾,對於那些無法免費領取的公民所產生的未預期後果,最後反而限制傳染病防治的整體效果。這就是有沒有考量到「使用者所處的脈絡或社會情境對個人行為、社群的影響。」(社企力,p.245)
    也就是說,在設計解決社會問題時,除了應思考為誰設計及其所處的脈絡及環境外,這樣的設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也應納入考量。LLIN的推廣除了前述的負面影響,非洲當地居民甚至懷疑它會造成不孕拒用或是拿來當足球網,使得其利用率無法推升。瘧疾問題能不能進一步改善暫不討論,但這個設計卻出現讓人有點意外的應用:捕魚。

    有魚吃比較要緊

    根據最近的報導,因LLIN免費且網目較一般漁網小,多個非洲國家漁民以此為工具捕魚提升效率,連孩童都下水在海邊捕撈。當地人表示他們太苦了想先填飽肚子再說,但大小魚通吃的結果就是海洋生物的多樣性出現隱憂(與台灣拒吃魩仔魚的活動是一樣的顧慮)、危害海洋生態,造成魚源枯竭。為了解決醫療衛生問題反而傷害了生態,恐怕提供援助者也始料未及。
    LLIN是否足以造成生態危機仍待商榷,但清楚的是人類基本需求沒有被滿足前,很難有其他誘因能與之相比。至少以這個狀況而言,生存的動機「要吃飽」比「不要被瘧蚊叮」來得重要。蚊帳如果不要被拿來捕魚,那麼就得先解決飢餓問題,而飢餓本身就是個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無法以獨立個別的型態存在,必然與許多層面牽扯糾纏。同樣地,在台灣的偏鄉教育失衡議題上,台大國企系李吉仁教授認為「多與當地經濟蕭條、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外配家庭有關,若欲提供補助教學,受助方必然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社企力,p.252)。因此也有看法認為光談教育、不談家庭或經濟問題不足以產生系統性的改變。

    問題的本質與動態

    我們都知道「給他魚不如給他釣竿教他釣魚」,但當受助對象說「用釣的太慢,拿蚊帳抓魚比較快,也不用你教」,該怎麼辦?
    雖然Bill Gates樂觀預測十五年後瘧疾將會消失且非洲糧食可自給自足,但社會問題盤根錯節互為因果正是其複雜難解的原因,況且人文及自然環境與時推移,問題的面貌隨之更替。而社會創新所產生的影響,也更進一步改變問題的樣態或增生新的挑戰,例如微型信貸衍生的掠奪性放款爭議,或是這個案例中LLIN被拿來抓魚而使得三重基線出現失衡偏斜。因此社會創新欲達成有效的影響需要持續演化並不斷辯證,以探究問題的本質並了解其動態,才能在不斷的迭代後找到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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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讀]《廿五元的奇蹟》—你的25元,他的奇蹟。

    [導讀]《廿五元的奇蹟》—你的25元,他的奇蹟。

    書名:25元的奇蹟:連結人與人之間夢想、希望、行動,一起扭轉命運的Kiva 作者:鮑伯.哈里斯 譯者:劉玉文、謝孟璇、方非比 出版社:好人出版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86-90173-0-5 出版地:台灣 本文刊登於NPOst
    文:余孟勳(Simon)
    塞拉耶佛、奈洛比、盧安達、柬埔寨和貝魯特,你想到什麼?
    「觀光客在異國裡所期待見到的、所相信的,以及旅途結束後所記憶的面貌,都不見得是該地的全貌,而一個地方真正的全貌,也許複雜難解、不夠迷人,不過至少它比較貼近真實、富有人性,當然,可能也脆弱得多。」(p.238)
    作者Bob Harris曾擔任「富比士旅行家」的頂級酒店評論家。見識過各種奢靡浮誇(包括一杯要價台幣20萬元的威士忌),他在杜拜的酒店一街之隔的建築工地、來自印度喀拉拉的移民勞工身上看到了判若雲泥的天堂與地獄,也回顧了自己的出身。這一切或許根本與個人的努力或條件無關,純粹就是命運大樂透開獎的時候夠不夠幸運而已。極大的反差讓作者陷入思考,為了確定有全面性的改革發生,又能用自己有限的財力和知識改善貧窮國家的偏遠區域經濟狀況,他的想法是:
    • 應該是長期的計畫,而不是只有短期救急。
    • 改善計畫要符合當地的需求和標準。
    • 兩造之間要能直接溝通,金錢的用途和流向要透明。
    成立在2005年的Kiva在這個時候正好映入他的眼簾,巧妙地結合了微型信貸Microfinance)及群眾募資Crowdfunding)的概念,運用網路的便利性和滲透力,以故事敘述的方式將在世界不同角落的貸款供給及需求個人連結起來,有效率地處理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作者於是探訪世界各地的貸款人,在不讓對方知道自己正是其借款人的情形下,以原本描繪浮華世界的生花妙筆刻畫世界底層的真實樣貌,陳述Kiva所帶來的故事。

    營運模式

    借款人在Kiva的網站可以依國家或貸款用途等條件篩選對象,直接閱讀貸款人的相關計畫及資料(例如玻利維亞的某農夫想借US$250買牲口)、產生情感連結,並可了解當地中介的微型信貸機構(“MFIs”),對於所借出的款項也可在Kiva網站查詢狀態及還款比率等資訊,以決定無息借款金額(以美金25元為單位)。其資訊透明度高且易讀,如需更詳盡資料也可再深入連結查詢。
    Kiva在這個流程中的角色重點是審核並評鑑許多國家當地的MFIs,依其自訂的七大項目予以詳加評等及分類,並持續地派員到現地訪視。Kiva本身是非營利組織(註1),靠的是大型企業贊助(如Visa)及小額捐款運作,並不從借貸流程中獲利(註2)。
    MFIs針對當地貸款申請人予以審查並提供財務及創業輔導等,並由貸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支持MFIs的運作。其運作的型態仍有細微差異,比方說部份只提供貸款不提供輔導,或是設定貸款利率上限如15%(也就是確保MFIs不因追求利潤而偏離初衷)等。因為Kiva的認證使得這些區域型的MFIs可以接觸到更大的資金巿場,而Kiva也可利用其募資力量陪伴(或驅使)MFIs發展更加健全、深化貸款人對這個系統的信任。
    做為中介機構,Kiva因其在虛擬及實體世界的努力,得以創造公益圈的良性循環。
    「當你把所有權交給人們,真誠的傾聽、調整並重視他們的想法,那麼你得到的忠誠和口碑,是你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p.80)。

    發展

    為了讓窮困的人能試著實現自立的夢想,微型貸款的條件設計必須符合客戶需求,例如季節性收入的手工藝者可按時節還款等。創業或財務輔導也不可或缺,否則對減緩貧窮不但沒有幫上忙,更加劇貧困者的風險。此外,發展中國家基礎建設因科技迅速發展而跳躍成長,在固定電話線路還沒完全普及的狀況下,手機通訊和無線網路早已普及。肯亞即發展出已開發國家可能都還沒有的行動銀行,憑手機簡訊即可儲蓄、提款或轉帳,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微型信貸的爭議

    波士尼亞的貸款人要求作者一定要詳實調查陳述微型貸款的黑暗面,而作者的結論是:
    「其實微型貸款的黑暗面,就是整個銀行界的黑暗面。」(p.135)
    書中所提到的問題歸納如下:
    • 公部門
    • 缺乏中央管理的信用審核機構,MFIs很難審查借款人的償債能力
    • 政府的公權力不彰或政局不穩定,缺乏基本的規範或保障機制
    • 既得利益者
    • 地下金融如高利貸業者不歡迎,甚至以暴力脅迫信貸員放棄貸款
    • 減緩貧窮所需的人權和透明度,在專制政權幾乎沒有討論空間
    • 金融機構
    • 放款機構本身只以營利為目的無限度擴張放款,不重視客戶教育及風險控管,造成超貸及超借(註4)
    • 有利可圖吸引微型金融機構及投機資金惡性競爭
    • 商業模式
    • 無法有效率地經銷產品、發展不同且具互補性的生意,一窩蜂地複製相同模式
    • 要打造完整的經濟體系,還是需要過渡系統轉化到完整的金融體系
    • 只重視短期利益,例如花卉農場的殺蟲劑及廢棄物造成水源污染
    • 對國際貿易的依賴使得中產階級相對脆弱
    微型信貸的概念從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創辦格拉明鄉村銀行,並於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已發展近40年。反思的聲音一直沒有間斷,但從2010年外界質疑聲浪開始升高,甚至針對尤努斯個人而來(註3),其關鍵是尤努斯的學生維克蘭‧亞古拉將私有投機資金引入微型貸款巿場,追求獲利而超貸的結果是引發大規模自殺潮。印度政府於是立法限制微型貸款銀行的放款門檻,打擊微型貸款巿場。
    此外,尤努斯本人投入母國孟加拉政治,主張全民監督、扶貧和婦女賦權等,與主流政治權貴明顯杆格。當局利用技術性的退休年齡問題要求尤努斯離開格拉明銀行,並利用媒體煽動仇視輿論削弱其影響力,微型貸款和它的代表人物名聲因此持續低迷。或許早期對於微型貸款的研究確實不夠嚴謹,但值得思考的是,真正的問題應該是人類的私慾而不是工具本身。

    聆聽

    命運大樂透的結果在我們一出生就公佈了,很多條件都不是操之在我,
    「我們自己最多能做主的,就是對待他人的方式,以及表現於外的行為舉止。我是個誠實的人嗎?我會去關心別人嗎?這才決定「我」是個什麼樣的人。」(p.128)
    Kiva給了我們一個網路時代參與別人人生的機會。過去對慈善的想象以捐款為主,借款則性質不同,不只給了受助對象釣魚竿、讓受助對象必須負起責任,也是對在辛苦境域裡,不管是經歴過慘絕人圜的大屠殺或是永無止境的戰爭陰霾,仍然努力前進的人們的必要尊重。
    造成貧窮的原因很多,例如戰爭、天災、資源耗竭、腐敗政權等,因此高頌微型信貸或Kiva是解決貧窮唯一途徑不免言過其實,減緩貧窮可能還是要從多方面著手,包括改善基礎建設、教育、制度透明化等。但貧窮的一大主因就是貧窮本身的循環,至少微型信貸或Kiva給了窮人翻身的機會,例如賺錢讓孩子受教育。
    「我們不需要把艱困環境裡的好人的形象浪漫化,這對事情一點幫助都沒有。我們所需要做的,不過就是用心地聆聽。」(p.92)
    除了動人的故事外,不管是想理解Kiva運作的脈絡、或是想從這樣的社會創新尋找靈感,本書都提供了相當中肯的觀察及深刻的思考。幽默近人的筆調以及富知識性的註解和譯註,加添了閱讀過程的樂趣。
    微型信貸的優缺點討論雖然還可以更深入,但這樣的框架應已涵蓋了大部。此外,書中提到貸款人商業模式的單一,例如MFIs採取限制同一區域貸款人開設零售商店數量的措施,扶助模式的中後段轉型或對台灣公益團體或社會企業有所啟發。當然也可以不用想那麼多,只需要知道:美金25元或許對我們是無關痛癢的小錢,卻可能是別人開啟奇蹟的鑰匙。
    註1:Kiva在公益評等機構Charity Navigator的評分情形
    註2:在Kiva刷信用卡結帳前,系統會建議另外捐助放款金額的15%給Kiva,但可依主觀意願調整增減。關於為何建議捐款給Kiva平台的說明
    註3:尤努斯的英文版維基百科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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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下)

    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下)

    文:余孟勳(Simon)
    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Stand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SSIR)在The Nonprofit Starvation Cycle裡提到,根據一份印地安那大學的研究(針對22000份國稅局報表,深入剖析1500個個案年收入達十萬美金的非營利組織)常見的後勤行政投資不足問題有:電腦系統無法運作、工作人員無法獲得其職務所需技能的教育訓練,還有聽來有點荒謬的,傢俱太老舊以致於沒人想清理老舊傢俱。而根據Bridgespan訪問100名非營利組織執行長,有56%卻說要繼續削減後勤行政支出。

    非營利組織飢餓循環

    這篇評論認為對後勤行政投資不足會造成惡性循環,也就是它標題指稱的「非營利組織飢餓循環」(Nonprofit Starvation Cycle)。第一步開始於捐款人對非營利組織的誤解,特別是經營非營利組織所需的成本;第二步則是非營利組織為滿足這樣的誤解而感到經營壓力;第三步非營利組織採取二個方式回應:後勤行政支出減少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及在財務報表上低報支出。這樣的投資不足以及支出低報,坐實了捐款人的誤解並加以延續,於是非營利組織逐漸陷入飢餓窘境。
    除了該文上述的因素,公益組織認為自己應該「非營利」而不願與捐款人溝通需要,或是對未來捐款充滿不安全感而持續壓低開支,像是吝於給予組織工作人員合理薪資而且更正當化「剝削」勞動力,造成與營利企業薪資差距過大,專業技能者不願投入或是過度依賴志工,並且降低工作人員技能升級的意願。更大範圍來看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投入此部門的人力持續不足或甚至下降,對社會長久發展絕非好事。
    要阻止這樣的惡性循環,SSIR該文認為最有效也最關鍵在於第一步,也就是消除捐款人的迷思,這也是Charity Navigator等機構推動Overhead Myth運動的原因。Dan Pallotta在TED的演說「我們對慈善的思想是完全錯誤(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arity is dead wrong)」即明確有力地指出,太多非營利組織被讚賞如何少開支,而不是它們做了什麼。如果非營利組織是要解決問題,怎麼可能沒有後勤行政支出?

    負責任的捐款

    對捐款人而言,我們要負起捐款人的責任,透過透明度(transparency)、治理(governance)、領導(leadership)和成果(results)等多面向做捐款決策,不要再以做功德的心態餵養公益組織,或是以單一指標評價任何組織。

    高效率的組織

    對公益組織而言,NPQ的文章New Study: Low Nonprofit Overhead Does Not = Greater Efficiency指出,真正的問題不是低開支,而是需要高效率。
    如果我們回到財務比率上來看投資報酬率output/input,要提高這個比率不只是單純提高output或降低input,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是output與input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就是效率。同樣支出1元,但可以獲得更好的成果,而不是把1元砍成0元,連成果也一起砍了。這個也是台灣公益組織可以思考的點,管理和流程上的效率提升,自然能帶來好的結果,而且通常沒有副作用,讓組織的責信更名副其實。
    後勤行政支出定義與討論請參考「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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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上)

    後勤行政費用是浪費還是投資?(上)

    文:余孟勳(Simon)
    2013年美國慈善機構評鑑的三大巨頭,Charity NavigatorGuidestarBBB Wise Giving Alliance共同發起了一項名為Overhead Myth的運動。這項行動是以專業評鑑機構的角度,希望破除大家以後勤行政費用("Overhead")衡量公益組織績效的迷思。

    是浪費?

    後勤行政費用,或稱之為「間接成本」,是相對於專案服務的「直接成本」概念,一般可再區分為「募款費用」(例如募款人員的薪資,廣告文宣支出等)以及「管理費用」(例如會計人員的薪資,辦公室租金和水電費等)。
    後勤行政費用衡量公益組織績效主要引用自營利企業概念,投資報酬率等於報酬除以成本,也就是產出除以投入output/input。output可以代入財務報酬,或是社會影響力等;input則可以是全部成本,或是管銷成本。理論上這個投資報酬率應該愈高愈好,也就是說分母(總成本或管銷成本)應該愈低愈好。
    再者,管銷成本率也是常用的評估指標,其計算方式是以管銷成本除以全部成本,也就是這些後勤支援的費用佔全部費用的比例。理論上這個比率愈低愈好,因為管銷成本與直接服務沒有相關。
    此外,捐款人對於明確的專案勸募比較容易被打動,也容易跟議題產生連結。因此總是希望捐款能直接運用在受助對象或議題上,Kiva能夠以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方式結合小額信貸,其成功因素之一即為將受助對象與借款人直接聯結。但換個角度說,一般人常認為後勤行政成本是不必要的浪費,是沒有效益的支出而不是投資。台灣的公益捐款,例如先前的319鄉鎮兒童藝術工程,就出現各鄉鎮認募金額踴躍但後勤行政支出大幅赤字的尷尬情況。如果捐款人指定用途,公益組織有錢做專案卻沒錢營運不足為奇。

    是投資?

    英國衛報引用GivewellGiving Evidence的研究指出,在2011年,在其專業領域被認為是高效益的慈善團體,平均多花費11.5%的行政成本。相反地,那些沒有被推薦為有效益的慈善團體,則比平均支出少了10.8%。2008及2009年也呈現類似的結果。
    GiveWell對慈善機構進行評等,並建議有哪些值得捐款的組織。雖然機構的成本效益是推薦的標準之一,但Givewell也表示:「由於成本效益的估計有很多限制,在舉薦慈善機構時,我們對估算出的成本效益只給予有限的權重」。
    Charity Navigator等三機構在致美國捐款人公開信裡提到:
    我們希望您注意到評估非營利組織表現的其他因素:透明度(transparency)、治理(governance)、領導(leadership)和成果(results)。......這並不是指後勤行政費用在評估公益組織責信時不重要。......對於詐欺和財務管理不善,這可以是一個提供訊息的指標。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專注於此而沒有考慮到其他狀況和組織績效,將會弊多於利。 事實上,許多慈善機構應該花更多的後勤行政支出,包括對慈善機構進行投資以增進工作效能,例如投資在培訓、規劃、評估和內部系統,以及他們努力籌集資金,使得計畫能夠順利進行。這些費用讓一個慈善機構能夠維持(如同一個家庭必須支付電費)或改善本身(一個家庭可能投資在大學學費)。

    財務比率以管窺天

    以財務比率來衡量公益組織的績效,主要的問題有:
    一、以財務比率評斷公益組織不免有失公允,而且背離公益組織之所以存在的脈絡。
    如何量化公益組織的output?社會影響力?跟常見的valuation model一樣包含太多的估計和假設及主觀判斷,於是易於量化比較的財務比率反而成為判斷組織良窳的主要標準。然而公益組織與營利企業的差別正是它二重底線(baseline)的性質,既要財務上能持續經營,又要產生社會影響,不能單純只看財務面的表現。
    二、過猶不及,反而對直接服務帶來傷害。
    為了財務比率,只好壓低input,特別是後勤行政成本。比方說會計人員都以志工擔任,造成人員流動性高、作業穩定性低,或是只能處理日常作業無法提供更深入的預算或專案成本分析,對組織來說都是相對短視的做法(會計人員的問題另專文討論)。這就像是為了節能減碳,晚上只點蠟燭給孩子寫功課。
    三、財務比率沒有絕對標準。
    公益組織的規模及服務性質差異大,收入來源組成不同,甚至財務報表表達在台灣並無統一標準,比較時要格外謹慎。此外,實務上在申請補助或呈報主管機關時,公益組織為了存活會用一些手法調節財務報表,這也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陰暗面
    後勤行政支出縮減對公益組織造成的惡性循環,請參考「後勤行政支出是浪費還是投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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